争鸣 | 关于“保守左翼”，中外左派在编辑部吵起来了？

编者按

在2026年1月26日，307编辑部刊发了一篇原刊于美国左翼杂志《航天员 (cosmonaut) 》的来稿翻译文章，题为《经济左翼+社会保守？打破“保守左翼”的迷思》(原标题为《“信仰、家庭与老百姓”：反对 “老左”》)。这篇文章驳斥了一个当下的热门观点：也就是，呼吁左翼接纳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者。例如，在互联网上，有许多人主张左派与保守男权、皇汉合流;甚至有人主张，底层工人天然保守，采取进步立场就是脱离人民群众;左翼要赢得工人阶级支持，就必须拥抱民族、家庭、宗教等传统价值。

这篇文章对如上观点进行了驳斥，重点论证了作者为什么认为“工人阶级本质保守”是一个伪命题。在文章刊发后，令人惊喜的是，一位中文读者将自己的感想与质疑直接致信给了《宇航员》杂志的编辑部，并且得到了发表。信中提及了他对于移民、性少数等问题以及文化战争的思考，他问道：左翼的诸多进步主义观点在文化战争的格局下，是否本质上只是一种道德约束？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篇中国来信得到了回应。路易斯・托莱多，一位来自于葡萄牙，活动于某南欧共产党的青年活动家回应了上文的问题。在路易斯看来，政治主体(是否应当趋向保守)的塑造，本质是政治想象带来的。而一旦政治想象脱离了真正的政治化工人与实践，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现实误判。此外，文章也指出，如果不分析欧洲与中东、北非之间的帝国主义剥削关系，也很难在移民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

307编辑部在此将两封国际左翼间的交流信件原文刊出，不做任何观点上的偏移与评价。希望可以促进读者间的交流。

论《“信仰、家庭与老百姓”：反对 “老左”》一文中原则与策略的断层

2026年1月31日

一名中国大学生写给唐纳德・帕金森的回应

尊敬的帕金森先生：

我是一名中国大学生，近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叁零柒计划」，拜读了您的文章《“信仰、家庭与老百姓”：反对“老左”》的中文翻译。首先，请允许我对您文章中展现的理论勇气致以由衷的敬意。您对波兰尼 “双向运动” 理论的批判，为我理解当代西方政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是您通过分析，揭示出新保守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稳定机制，而非其对立面。

但作为一名中国左翼青年读者，我在您的理论勇气与理论的政治落地之间，感受到了某种张力，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疑问，希望能与您展开探讨。

理论勇气与策略转化

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废除父权制、构建国际主义共同体的激进图景。但当西方工人直面移民竞争、社群瓦解与身份危机时，他们本能地抓住民族、宗教与家庭作为防御性的身份依托，这绝非单纯的 “虚假意识”，而是他们在新自由主义废墟中采取的理性生存策略。如果左翼无法回应这种切身的焦虑，只诉诸对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的道德呼吁，是否会在无意间将这些工人推向右翼民粹主义?这其中，“应然” 与 “实然” 之间，似乎仍存在一道亟待弥合的断层。

移民政策的帝国主义维度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您对移民问题的论述。您将人口迁徙视为跨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自然过程，但在帝国主义核心国家，移民政策往往被资产阶级用作 “分而治之” 的工具：一方面用廉价劳动力压低本土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刻意制造 “本土工人 vs 移民” 的对立，以此转移阶级仇恨。资产阶级所宣扬的 “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只具备表面上的开放性，其根本目的始终是维护既有的剥削体系。

我的疑问是：左翼如何在坚守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与这种虚伪的多元文化主义彻底划清界限？我们如何在保障移民合法权利的同时，不让本土工人产生被背叛的感受？在我看来，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平衡，或许是当下西方左翼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

文化战争的双重困局

再谈性少数群体平权与女权议题。当性别解放被新自由主义收编为 “彩虹资本主义”——即企业通过多元化的表面表演掩盖其剥削本质，而传统工人又将这些议题视为精英文化资本对自身的强加时，仅反对保守倒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同时批判身份政治的商品化。否则，左翼要么被自由派彻底收编，要么就会被工人阶级斥为脱离现实的道德说教。在此，左翼似乎陷入了 “两面不讨好” 的困境，这一困局是否存在破解之道？

关于理论框架的一点思考

我注意到，您在文中刻意回避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术语(比如 “机会主义”“工人贵族”)，反而使用了 “老左” 这一相对温和的标签。我理解这或许是为了便于与当代西方网络左翼展开对话，但我不禁思考：倘若采用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将这类左翼界定为 “工人运动内部资产阶级影响的代理人”，或是借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该理论制定了对传统社会形态进行改良、而非立即废除的策略——是否能提供更清晰的理论界定，以及更具可操作性的过渡方案?

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文化方针，或许能为我们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参照，让我们既能坚守核心原则，又能具备策略上的灵活性。当然，我深知在差异巨大的历史语境之间移植理论存在诸多困难，以上仅为我不成熟的初步思考。

关于语言的阶级属性

请允许我冒昧地提出一点看法：您的文章中充斥着 “权威因果性”（编者注：原文该词用于描述宗教因素）、“宗族性习惯力量”（编者注：原文该词用于描述部分工人的保守倾向） 等学术术语。这或许正是西方左翼结构性困境的缩影：理论的生产者来自学术界内部的专业-管理阶级（PMC），而非一线的工会组织者。当理论文本无法被普通工人读懂时，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沦为您所批判的对象——来自专业-管理阶级的道德说教？

来自中国实践的若干参照

请允许我结合中国的实践谈几点看法，或许能为您提供一些别样的视角。

在国际主义共同体的构建上，中国的实践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在日常状态下，抽象的国际主义理想往往很难跨越国界动员群众。回望历史，中国人民之所以接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理念与 “第三世界团结” 的主张，并非通过理论灌输，而是源于共同经历的具体危机 —— 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与反法西斯同盟并肩作战，还是冷战时期在帝国主义封锁下与亚非拉国家相互支援。这些结构性的外部压力（战争威胁、经济封锁、共同的敌人），暂时消解了 “民族 - 他者” 的二元对立，让跨国团结从抽象的原则，转化为生存的必需。

尤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国际主义实践（如抗美援朝战争、援非建设），始终与民族解放的切身实践紧密绑定，而非凌驾于其上。这也意味着：国际主义共同体的构建，或许同样需要结构性的外部冲击（气候灾难、全球经济危机、战争）来打破既有的身份边界，且必须建立在各国共同的生存危机之上，而非仅凭理论说服。

在世俗化与宗教复兴的议题上，中国的实践展现出复杂的辩证关系。1949 年至 1978 年间，国家通过集就业、住房、福利于一体的单位制，以及激进的无神论政策，建立了替代传统宗族与宗教结构的新型社群形态。然而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瓦解、资本主义市场化不断深化，普及教育、城镇化与初步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替代了传统宗族与宗教的部分功能；但与此同时，当资本主义摧毁了传统结构，却未能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时，宗教复兴的现象随之出现，包括地下基督教会、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再度兴起。这恰恰印证了：当市场逻辑将个体原子化，却未能提供替代性的社群依托时，人们便会转向宗教，将其作为 “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

这一实践经验表明：传统结构的消解，需要物质层面的替代方案（教育机会、替代家庭赡养的社会保障、替代宗族互助的城市公共服务），而非仅凭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但与此同时，如果左翼无法提供比宗教更坚实的社群替代方案，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可能催生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些经验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土地革命、强国家能力），未必适用于西方，但它们或许能够说明：激进的变革需要物质层面的替代方案，而非仅凭道德立场。

结语

以上是一名中国大学生读者的几点初步思考。我深知，来自外部的观察难免存在误读的风险，但或许这种距离感，也能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我十分期待您的回复。

顺颂时祺

一名中国大学生

共产主义的战略，还是永无止境的尾巴主义*？—— 致一名中国大学生的回信

2026年2月12日

路易斯・托莱多（Luis Toledo）针对一名中国大学生《论 <“信仰、家庭与老百姓”：反对 “老左”> 一文中原则与策略的断层》来信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我以一名葡萄牙青年的身份写下这封信。长期以来，我深度参与了近期那封回应唐纳德・帕金森（Donald Parkinson）《信仰、家庭与老百姓：反对 “老左”》（Faith, Family and Folk: Against the Trad Left）的来信所讨论的各类论争。我投身政治活动所处的背景，是南欧一个规模较大、活跃度较高的共产党，该党在群众层面采纳了来信中提出的诸多主张。事实上，在葡萄牙，信中提出的部分立场，比如对 “文化战争” 和专业-管理阶级（PMC）的看法——正是由党内右翼提出的。

数年前，我曾是葡萄牙共产主义青年团（Portuguese Communist Youth）内部一个（相当非正式）派别的成员，该派别曾公开谴责党内的跨性别恐惧症问题。尽管我不会在此直接讨论性少数群体与女权政治，但我们不得不针对这类论证逻辑做了充分的应对准备。为了厘清党在性别政治上的失责，我们不得不回溯并研究共产主义论争的诸多谱系——从共产化理论（communization）、工人主义（operaismo），到法国共产党（PCF）与意大利共产党（PCI）内部的讨论，再到葡萄牙共产党（PCP）主要异见人士弗朗西斯科・马丁斯・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Martins Rodrigues）的经典文本——这项工作既推动我们走向激进化，也极具教育意义。与之相反，在我看来，来信中呈现的这类立场，是通过吸纳并合理化右翼议程形成的，而非经由左翼内部的战略分析与论争得出。[1] 当然，我将要讨论的诸多欧洲现状，也或多或少直接适用于美国。

来信中仅将移民问题分析为资产阶级 “分而治之” 的工具。然而，这种对西方移民政治运作逻辑的看法存在严重偏差——即便不去看极右翼，也能看到一个深层的种族主义结构。这个结构同时塑造着该地区的移民制度和劳动过程。例如，在葡萄牙这个远比美国贫穷的国家，大量中间派人物都在宣扬极具反移民色彩的立场。今年1月，时任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总书记佩德罗・努诺・桑托斯（Pedro Nuno Santos），就为一套以 “我们的生活方式” 为核心的 “负责任的移民战略” 辩护。一个月后，该国最大私营企业索纳伊集团（Sonae）旗下主流大报的一名主编，主张推行丹麦式的移民政策（即各类限制性移民措施），以此遏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情况已经十分清晰：或许西方工人阶级内部的沙文主义确实是一种 “理性的生存策略”，但这些工人绝非被左翼政党抛弃的群体。去年12月，葡萄牙两大主要工会联合会组织了一场针对反劳工法案的总罢工，却没有任何一个工会以同等力度介入，支持移民工人组织起来反对政府提出的反移民法案。那么，既然西方境内已有庞大的移民工人群体正在高度政治化，且其行动往往处于工会与选举政治的框架之外，我们为何要去尾随右翼工人？我们对待本土工人的方式，为何必须是无视移民群体，而非在实际斗争中搭建联系与同盟？相较于移民工人的存在本身，种族主义难道不是劳工团结更大的障碍吗？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非人化，并在为右翼的移民论调正名吗？

帝国主义议题

那种认为移民是被鼓励涌入的——无论是通过吸纳廉价劳动力，还是借助多元文化政策——的观点，实际上非常令人费解。尤其是考虑到欧洲边境政策每年造成的大规模死亡。欧洲资产阶级是否支持移民，本身就是阶级内部竞争的议题，立场会随工业部门、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各不相同；但相较于全球生产结构与国家间体系已被深度种族化这一事实，这一点终究是次要的。

无论各国具体政策如何，欧盟始终与中东、北非国家签订了限制移民的协议，这些协议进而演变为与地区民兵组织的非正式同盟。过去数十年间，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Frontex）已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支欧洲常备军，配备以色列制造的无人机与监控技术，在地中海执行管控任务，也由此将这片海域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而且，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经济政策，欧盟对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的整体态度，始终是致贫、掠夺与剥削，例如欧盟土地消耗的相关数据就极为触目惊心；更不用说在加沙种族灭绝期间，欧盟始终是以色列最大的商业伙伴。

国际主义政治难道不应该将这些状况作为制定战略的总体依据吗？欧盟的帝国主义结构，难道不是欧洲阶级形成的核心因素——具体而言，是催生民族工人贵族与不断衰落的中间阶层的核心因素吗？在我看来，正是这一结构，让沙文主义成为了一种 “理性” 选择，而非抽象层面上，沙文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回应。

战略议题

总体而言，来信的核心问题在于方法论：错误的战略思维先于错误的分析。信中将以民族为边界定义的 “统一的工人阶级” 视为核心政治主体，其余所有论述都由此展开。这一点在对专业-管理阶级（PMC）的论述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将其与 “普通工人” 对立起来。信中将去政治化的工人视为优先主体，而政治化工人之间艰难却必要的讨论，则被降格到次要位置。这种观点与选举政治如出一辙：在这种逻辑里，“工人” 主要被视为需要用话术去争取的受众。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西方的工人阶级政治早已陷入混乱，我们根本不能将其当作所有政治唯一的起点。事实上，伊斯兰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等社会现象，已成为西方社会规训与暴力的主要形式；那么，我们为何要在战略上对其视而不见？性别与种族，难道不与当代的阶级形成深度绑定吗？作为政治组织与动员的依据，基于性别与种族的压迫，难道天生就比工会政治、反战运动更容易被自由派收编吗？

这种对阶级的 “统一化” 视角——我们也可以不客气地称之为 “身份主义” 视角——无视了阶级社会的实际中介环节，也因此让我们难以理解一线斗争中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在工会、租客工会，还是各类社会运动中，所有组织工作都面临着这些挑战。但在我看来，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阶级概念早已被西欧共产党等组织沿用，他们将其作为一种手段，把所有受薪阶层纳入一个宽泛的 “反垄断” 阵线之中。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不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演变，例如共产国际七大宣布的人民阵线战略，更是物质层面的演变。

这种被想象出来的工人阶级，与战后欧洲形成的工人阶级高度相似：被整合进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可以被量化、被治理的社会学群体。正如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所言：

若不考虑工人阶级的民族化与种族化，若不关注那些将享有社会权利的工人，与被视为“多余的、从属的”群体区隔开来的重重边界，我们就无法理解战后的 “福特制”（Fordist）契约。[2]

总而言之，我们从这些传统中继承的概念包袱，根本不足以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而在这项任务面前，人民阵线主义（popular-frontism）比所谓的身份政治要严重得多。如果我们想要将共产主义重塑为一种群众政治，就更应该聚焦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我们所处的民族国家内部那些尖锐对立的领域——在我看来，这些领域也指向了社会再生产的深层结构，指向了一个建立在大规模屠杀与系统性排斥之上的世界秩序与日常生活。回避围绕沙文主义产生的阶级内部冲突，只会意味着抛弃我们的移民与酷儿同志，最终延缓工人阶级成长为能够践行共产主义政治的主体的进程。而共产主义政治，需要极高水平的团结、分析能力与自我批评精神，这些都是开展社会转型所必需的对抗性斗争的根本前提。

解放与国际主义议题

我发现，上述诸多问题，都源于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及其与此前资本积累阶段的关系的误解。在那个阶段，工人阶级的保障与政治能力，“建立在被严格执行的性别劳动分工之上：女性被限制在低薪、不稳定的就业形式中，而福特制工人的工资标准，正是以维持家中妻儿的生计成本为依据制定的”。[3]在我看来，至少在西欧，这一时期的解放政治始终处于被收编、甚至彻底衰落的状态，进而催生了反国际主义的倾向——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是法国共产党（PCF）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

照此说来，新自由主义难道仅仅是为了瓦解工人阶级政治与福利国家的既有格局吗？这些既有的格局，难道真的对资本积累构成过如此大的威胁吗？还是说，其中另有隐情？因此，我非常认同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专门针对美国情况提出的观点：“只有当 20 世纪 60 年代的解放运动，开始挑战作为福利资本主义核心与基石的家庭工资制度的性别规范时，新自由主义与新社会保守主义的同盟才得以形成”。[4] 这一点至少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过去存在的与后来形成的各类社群、群众组织之间的差异；在诸多情况下，阶级斗争，恰恰与对抗我们所属的民族、宗教、父权制社群直接相关。

不过，我对来信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是持认同态度的，因为我们确实需要重构物质团结的形式，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得以蓬勃发展，而且我们显然无法仅凭简单的说服，就改变大部分民众的行为。但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些努力，为何要与对父权制、家庭、民族主义等问题的理论批判割裂开来。事实上，在我看来，这项事业绝对无法回避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激烈对抗：例如，我们应该关注洛杉矶（LA）、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移民维权运动，关注我们如今被关押在英国监狱中的、巴勒斯坦行动组织（Palestine Action）的英勇同志们。

在巴勒斯坦团结运动中，女性与酷儿同志们始终站在第一线，在幕后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保障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能获得食物与衣物。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承受着国家镇压的主要冲击，无时无刻不面对着西方过去数十年间搭建起来的反恐机器 —— 这台机器，也是如今跨境物质团结最主要的障碍，即便不是唯一的话。我们绝不能为了尾随基督教社群中的男性工人，就无视或边缘化这一事实。我相信，我们的视野远比这更为广阔。

路易斯・托莱多 (Luis Toledo)

作者脚注

[1] 平心而论，我也觉得以 “一名中国大学生” 署名的做法令人费解，很容易被读者群体中的特定沙文主义者利用，但我不会在此过多展开。

[2] 阿尔贝托・托斯卡诺 (Alberto Toscano)，《晚期法西斯主义》(Late Fascism)，第 33 页。

[3] 梅琳达・库珀 (Melinda Cooper)，《家庭价值》(Family Values)，第 10 页。

[4] 同上，第 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