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可以为皇汉的理论背书吗？汉左可能合流吗？

一张关于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节选图片在互联网上得到传播，无论是基于皇汉试图用这张图堵互联网左派的嘴的需求，还是基于汉民族主义者中部分群体与建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张图中的内容都极其优异的完成了它在网络派仗中的功能。

且不说历史唯物主义与民族本位史观的天然对立，单说这原文真的表达了满清统治者应当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闭关锁国负全责的含义吗?

如果说断章取义还有主观的理解因素在内，那么断章本身则是一个更为客观的标准，这张图至少是「断章」了的。

如图所示，图片里的内容是事实是就是将红线标记的内容拼接到一起之后的结果，而刻意被消失的蓝线标记部分则被忽略了。被忽略的部分阐述了闭关锁国政策「毫无疑义」的原因，也即十七世纪末西方列强为争夺中国市场而采用的颇具侵略性而足以引起中原封建统治者恐慌的“剧烈纷争”。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即使在十七世纪末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汉人王朝，也不会影响闭关锁国的推行，因为这当中存在一个「毫无疑义」原因，而对满清统治者对于异族被统治阶级的尤其堤防，不过是一个激化的因素，它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远不足以影响近代史的大的走势。

明朝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朝代吗?

明代海疆政策，自洪武年间「寸板不许下海」的强制禁令，到海禁主导与朝贡垄断并存的中央集权主导的政策大势，再到中期的海禁强化与走私泛滥，而广为称道的“隆庆开海”也不过是“月港开关”的有限开放，仅仅是为了舒缓中央财产困境，降低管理成本以疏代堵的无奈之举，与其说是什么远见智慧不如说是明王朝中央政权对边关管控有心无力借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西风给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来了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并随即在万历年间又随着边境形势的恶化而被叫停。此后随着内部流民起义的爆发、东南海贸集团的坐大和早期殖民者的一再威胁，明代又屡次颁发禁海诏令。

总的来说明朝从始至终都实施着严格的海禁政策，王朝早期尚有余裕弄些官方的政治奇观性质的朝贡贸易，但这都随着地方豪强、海贸集团与外国殖民者的威胁以及中央政府的衰落而成为了过去式。清代的闭关锁国其实也无非是这些原因，防范异族反抗不过是一个远不足以影响历史发展大势的小小因素罢了。

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实施海禁的直接目的都在于维稳，并且是维护一整个中国农耕经济的稳定，而非仅仅是沿海诸地的稳定。这一时期，东南的海贸集团所代表的商业手工业生产关系与中国整体的农耕生产关系不断的相互竞争，谁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和土地，谁就将成为王朝的统治基础。毫无疑问，后者是一套完整稳定并且即使经过无数次统治危机后依旧可以自行恢复再生产的完全成熟的生产方式，而前者，在封建中国的土地上则存在先天的发育不良，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说明。

因此明清两朝的封建统治者自始至终都只代表着封建士绅的利益，农耕与海贸两种生产方式的斗争远没有到足以改变王朝阶级性质的地步。两种生产方式的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得到了多样化的展现，最显著的表现为海上非法武装商人集团的出现，其自元朝以来就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嘉靖年间的王直集团，纠集走私商人、破产农民、日本倭寇和西方殖民者长期垄断着东南海贸，再比如明末清初的郑氏集团，巅峰时期几乎垄断了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这些集团长期破坏农业生产，又游离于官方贸易体系之外，被许多中小地主普通士绅和自耕农民所排斥，但在不宜发展农业的部分地区(如福建)则有相对广泛的群众基础支持。农业生产关系要求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而海贸的发展却为沿海的失地流民提供了出路，但劳动力的流失却是不能为地主阶级所接受的。而隆庆开关则是两种生产关系暂时调和的表现，这一时期，东南最大的武装海贸头子王直已被朝廷诛杀，海贸集团元气大伤，与此同时海贸集团的残余势力依旧活跃，海贸集团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依旧存在，朝廷也面临着高昂的镇压成本和紧张的财政局面，这迫使朝廷与海贸集团相互妥协，明王朝不得不借“有限开放”海外贸易，将民间贸易纳入官方管控，实现官民双赢的短期治理目标。一方面，民间海贸集团获得合法贸易渠道，流民归于正业，海疆暂稳，民间利益得到部分满足，官民矛盾缓和。另一方面，通过民间海贸集团出让部分利益，官方得以借船引制度、关税征收规范民间贸易并征税，既增财政收入，又降低治理成本。

然而这种矛盾的缓和只是暂时的，朝廷希望将海贸集团彻底纳入官方的工商业体系之中，却又拿不出足够的财政支持，而民间海贸集团则渴望谋求更大的利润。因此，至万历年间走私再度抬头，官民博弈重启，民间商船多绕过月港，私往日本、吕宋等地贸易，“近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将来构通接济之害，殆不可言”。

在政治上两种生产方式的斗争也体现在明王朝的央地矛盾之中。个别沿海地方的乡绅往往也多能从民间海贸中获利，一些生产生丝等手工业原料的地主也与民间海贸集团之间存在利益联结，故而这些势力往往也会与地方官吏勾结来对抗朝廷中央的命令。事实上在《大明律》中对海上私人贸易一直有着严格的限制，然而历代帝王却不得不屡次颁布禁海诏书来强调海禁制度，反复重申“祖制”，其原因就在于明代的民间海贸集团之强大、利益网络之广泛远超过清代，而足以影响地方政局。明代中央与地方这种种博弈，终致海疆政策执行“碎片化”。一方面，中央禁令在沿海地区常沦为具文，地方实际成“禁而不止”走私格局的推动者;当中央督察地方失控，则强化海禁，引发地方动荡;另一方面，地方动荡又迫使中央妥协开放，形成中央禁—地方松—走私乱—中央再禁的循环，治理体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循环不仅消耗王朝治理资源，更削弱中央权威，加速王朝盛衰转化。

然而这种情况到清王朝的好转既与清朝建立统治时的全面洗牌有关，也与这一时期世界商贸格局变化导致我国东南海贸集团的衰落有关。总之，清代东南海贸集团的命运，到郑氏集团彻底覆灭为关键点，民间的海贸力量就已经衰落到了彻底沦为农耕地主附庸的地步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留在后文分析)。康熙朝以后的东南海贸集团，几乎被彻底的为中原统治者所收编，再也没有左右地方政局和依仗海洋而向中央索求权力的能力了。闭关锁国的中央国策也得以稳定地落实而不至于像明朝海禁一样需要循环反复地强调。故而清代的闭关锁国较之于明代时紧时松的海禁政策，本质上并不取决于两朝统治者思想或血统的变化，而是两种生产方式、两个阶级相互斗争的结果，是历史和物质发展的客观规律罢了。此处也可以见得，马克思所说的直到清代，锁国「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是什么原因了。

东南海贸集团为什么衰落?

自元朝以来，在我国东南沿海就长期盘踞着一群不服王化的武装海贸集团，这些武装集团的经济基础无外乎是发达的海洋贸易和江南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不过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海贸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却存在着先天的发育不良，有明一朝的海贸之所以兴盛也不过是碰巧赶上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西风。

首先是内因，古代中国整体的生存方式是高度完善自洽的，同时也是高度排他的。长期稳定的封建经济使其统治者不要求任何意义上的创新或发展，而只注重于稳定。将海贸集团纳入古代中国整体的生产关系之中，于统治者而言，不但没有必要，反而会带来一些多余的麻烦。

例如古代中国的海漕运之争，自宋代以来，我国的海船技术蓬勃发展，至明朝时期，海运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了，而且通常有着远高于漕运的效率。但恰恰是因为此，海运海贸被严格的防范着。采用海运，提高运输效率很难在任何意义上缓解王朝的统治危机，相反，由于海运的高效，一旦朝廷扶持或放任海运的发展，百万漕工和一堆有一定组织度的民间帮会将无处安置，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动荡。

其次，江南的手工业发展后，高昂的利润促使纺织大户不断的扩大生产，继而大规模的侵占兼并耕地良田用于生产手工业原料而非粮食，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内地已经无法消化这些过剩的商品了，海贸出口和非法走私的内生动力之一便在于此。然而，古代中国的人口粮食平衡非常脆弱，而海贸所涉及的海外国家地区均非产粮区域，这导致一旦遇到灾年，江南的手工业原料产区既无力粮食自给，又无法通过海贸补齐粮食缺口，这导致原本作为粮食主要产区的江浙一带反而极易爆发粮荒，常有“米价腾贵”“民饥相食”的记载。可以想见，如果明朝有知乎的话，必然会有什么「实施市场经济的地方即便是鱼米之乡也会粮荒」或者「资本主义萌芽的黑手伸到哪里，哪里的米价就疯狂飙升」的论调。

如果说这些缺陷都还不至于使得东南海贸集团和资本主义萌芽被彻底扼杀的话，那么世界市场在这一时期的结构性调整则是给了其以绝对致命的一击，使海贸集团彻底丧失了依仗海洋而叫板中央王朝的底气。

明中后期，来自日本和西班牙的白银输入大幅减少，明朝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农民赋税压力上升的同时明朝东南的手工业也受到致命打击，大量依赖民间走私的江南手工业者被迫放弃手工业而重新退回农业生产，背后的原因在于此时的全球贸易分工正在调整。过去是中国提供大部分产能，西班牙和日本提供货币和流动性，我国的海贸集团和手工业生产得以繁荣发展。然而自明末开始英国开始逐步将产能转移至美洲等地，此外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导致西班牙等欧洲诸国减少了东方的订单，大量白银被充当欧洲军饷，减少中国白银输入的同时造成东南亚地区的海贸份额系统性萎缩，江浙的手工业和海贸集团也迅速衰落，这是明清两朝海贸和手工业政策差异的主要来源。

这一点直到清朝也并没有任何反转，明末清初的郑氏海贸集团一度垄断着中国—日本—东南亚的主要商贸航线，凭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财力拳打西方殖民者，并通过“令旗制度”向几乎所有在远东水域的商船收取保护费，即使如此郑氏集团也未能抗拒这种趋势。随着东南亚地区市场份额的急剧萎缩，郑氏集团积极介入南明与满清在内陆的斗争之中，试图通过控制内地市场谋求出路，然而这种投机行为在中原长期稳定的农耕经济面前没有多余的竞争力。到明郑时期，郑氏集团残余力量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清朝的迁界禁海政策导致明郑政权与内地的商贸被严格限制，几近于无，其他的海贸路线也无多余利益可图，明政政权的财政供养甚至越来越依赖于台湾本土极其有限的生产，以至于明郑政权在武王薨死后甚至没有多余的财政来供养一直以来作为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迁台明朝宗室。到末代延平王郑克塽统治时期，明郑在经济上、军事上也远非昔日可比。经济上，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自然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米价飞涨。多年战争的消耗，也使台湾府库空虚，财政拮据。为筹集粮饷，扩充军队，抵御清军的进攻，郑氏集团加强了对台湾各族人民的压榨和勒索，岛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军事上，郑军在大陆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最后仅剩千余人逃回台湾。此时台湾、澎湖两地的郑军尚有5万余人，大小战船200 艘左右，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断有郑军官兵驾船投奔大陆，向清政府投诚。

明郑的行政区划主要集中在今日的台南市以及部分嘉义县与高雄市，以四坊二十四里为基础，另设有承天府“一府”，天兴州、万年州“二州”和南路、北路及澎湖三安抚司。在福建沿海岛屿还设有思明州、思明县。

明郑政权覆灭后，郑氏集团仅存的家产被清朝地方官僚瓜分殆尽，标志着随着东南亚市场份额的萎缩，中国的东南海贸集团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彻底覆灭了，此后中国的工商业和海贸生产被彻底地纳入了封建农耕的生产系统之中。衰弱后的海贸生产方式终于能够被中原统治者彻底掌握，带有官办性质的广州十三行完成了对海贸的垄断。由于清政府已经控制了海贸渠道，无论手工业生产者要将产品销往海外还是内地，都无从逃脱清政府的控制，清朝政府也就不需要像明朝一样供养一批庞大的官方手工业作坊来挤占民间手工作坊的生存空间了，故而也就废除了明朝的匠籍制度。这看似是对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松绑，但却反映出此时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不具有独立于内地农耕生产而存在的特殊地位了。

明清之交的阶级斗争

即使在左人内部，也有许多理论简单的认为在明清之交「民族矛盾」上升为了主要矛盾，然而这个表述在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里其实是一种极不负责的简化论，如果只是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宣传和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基础教育中采用还尚可理解，但这对我们科学的认识历史和培养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没有太多益处。历史上的一切民族矛盾深挖一步还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深挖一步还是不同生产方式、生产单位之间矛盾的调和与斗争。

和以血统与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本位史观一样，马克思以前的阶级史观和马克思以后那些庸俗理论家口中的阶级史观同样是靠不住的。阶级史观最基础的构建反而不在于阶级，而在于生产方式，并且是社会整体的生产方式。抛开这一点，单纯找一些特定时期阶级的文化象征来说事其实和民族本位史观一样，都是无视历史物质基础的唯心主义史观。(说的就是所谓「破四旧」和「汉服等于地主阶级服饰论」)

本文暂不讨论在全球资本主义保守化、走向极右翼和法西斯化的今天，皇汉出现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但系统地阐明明清之交各股势力的社会基础和其运动过程，就足以推倒那套民族复仇主义的谬论了。

首先是建州女真或者说后金的阶级基础，到明末女真各部已经由原本分散的各个游牧单位发展为了农耕经济，尽管关外的热量条件一般，但广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壤为集约化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到后金建立时，女真族已经全面步入的封建社会，人们所熟知的八旗制度与我国东汉魏晋时期的部曲制高度类似，是一种耕战一体兵民合一的具有高人身依附性的封建农耕制度，不同的是平坦的地形和大片的耕地使得女真族的这种「部曲制」高度集权化，君主和旗主就相当于过去的大庄园主。明末随着大量边民和逃难者涌入关外，提供了更充足的劳动力和兵源，女真族也开始谋求向关内的大片耕地进发，恰好这会北方士绅也渴望满清大坝来帮他们收拾流民，满清的入关便是顺理成章了。初步的封建化使得女真族有了入主中原，整合中原生产的基本能力。这一点上满清与蒙元很不相同，女真族封建农耕的生产方式可以无缝衔接中原的农业生产而蒙古族则不能，元朝的统治者必须在游牧和农耕之间择其一而从之，故而元代文化前期以民族隔阂为主，后期被汉地的农耕文化同化，而满族则有着实施其文化霸权作为某种服从性测试的经济基础。

其次是把北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流民集团，这也是明末社会的主要矛盾。明末的流民起义以西北为主，其次是西南，其有着极强的地域性。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较之江南受到明末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加之自然条件本身就更加恶劣，且地处边关，边镇、军士、驿卒众多，随着明廷财政的恶化，这些被砸了铁饭碗的基层公务员便与土地兼并之下的失地农民合流，形成了一只规模极其巨大的流民力量。但流民集团的发展模式是极不健康的，基本上是完全不受控的走到哪吃到哪，恰恰是因为流民的规模过于庞大，就地组织生产根本来不及满足他们的需求，结果就是流民所到之处物理消灭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同时还把当地的农业生产彻底摧毁。这导致流民集团不但与各地的地主阶级高度对立，而且在除西北和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如江南)的尚有喘息之机的小农阶级看来，西北流民集团也是与自身无太多共同利益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流民集团完全没有走出西北的社会基础，而即便在西北也无力高效的组织任何生产，西北的流民集团始终是无根之萍，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要急于进北京城，因为西北生产的持续无序化使得流民留在西北也是坐吃山空，流民不得不向外劫掠来讨生活。

这一时期，流民们打赢了吃个七分饱，打输了局面立刻崩盘，崩盘后无处可去又只能重新聚拢起来，又因为人口被消灭一部分，粮食压力逐渐减少，得以恢复一丢丢生产，形成一丢丢建制。在清兵入关以前，流民集团就始终处于一个自身难以组织生产，北方也没有哪个势力能使其回到农业生产中去的局面——地方豪强能堪堪抵御流民就不错了，而明朝廷又财政拮据近乎停摆，无人能使流民归于生产从而彻底解决流民问题。关外初步封建化的女真几乎成了唯一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力量，北方地主士绅和部分小农只能通过迎清军入关来解决流民问题。

军事侵略伴随着文化交融是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革命者在道义上对抵抗侵略的举动抱以同情，但在历史上侵略行径背后的动因却无法通过道义来解释，也无法成为煽动民族复仇的正当理由。另外反法西斯主义和反侵略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侧重的还是阶级关系。

南明政权的中坚力量是江南的地主士绅，明朝灭亡后江南各地的地主之间也有着利益冲突，这与江南的地形和相对分散的农耕带有关。总的来说，各地的豪强地主不但在内部争权夺利搞政治投机，而且在解决流民问题的能力上远不如清朝。

这一时期，谁能让流民回归土地，让土地产出粮食，让粮食转化为赋税和军饷，谁就能成为中国的新的地主阶级共主。流民集团自身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清政府和南明则各有自己的一套方案。

满清的解决方案是物理逼迫江南的士绅交出土地，安顿一批流民，然后通过招募绿营军再安顿一批流民，然后通过战争扩大地盘，然后在新的地盘上进一步勒索当地的士绅和招募流民。这种模式要求清军继续向南扩张，不断扩大战争机器，完成对全国的土地大洗牌。这些被勒索的士绅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前朝不用纳税的特权大户，也是南明的基本盘，为了防止他们掉头投奔南明政权，满清组织了一轮又一轮有组织的大屠杀，暴力重构了生产秩序。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期间都有着类似的血腥举措。而剃发易服，虽然在我本人看来确实是审美的倒退，但这也并不是没有其存在的道理的，剃了发了服，就相当于一个纳税人证明，表明自己自愿配合了清军对生产关系的重构。

如果是满清的解决方案是主动积极的(女真封建主、军功集团和相当一批流民都指望狠狠地刮江南地主的油)，那么南明的解决方案则是纯粹基于求生欲的消极应付。为了避免满清南下后帮自己体面，江南士绅中的相当一批人便自愿割肉，或多或少吐了些土地出来，拉拢了一些形成一定程度建制的流民帅。但即使是死到临头，江南士绅内部的分裂和对流民集团的猜忌依旧十分明显。历史最终选择了满清来重构中国的生产秩序，而不是南明或南北分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