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妻子”到“母亲”:日本女性解放的本质论转移
原编者按
本期文章为薇拉·马基著、“五月研究”译的《创造社会主义女性》第四章《母亲》。此前各章也已在本号发布,读者可自行查阅。
如果说此前各章分别处理了女性作为“帝国臣民”“妻子”的发言位置,本章则把镜头转向“母亲”: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大正日本,母性如何成为国家立法、劳工组织、女权论争与社会主义批评共同争夺的政治语言,又如何反映日本知识分子女性在现代化运动中对自身的定位。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围绕“母性保护”的争论,恰恰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中资本双重需要的结果:资本既需要女性作为劳动力参与生产,同时也需要女性作为母亲参与再生产劳动。产假等生育条款、对女工健康的保护条款、对母亲的援助、与育儿有关的讨论,这些分处不同领域的“母性保护”议题,正是在维持母亲再生产功能的驱动下展开的;但在实际推行中,它们又常常为了资本的利润率而让路——女工权益保护的有关条款,也是在数十年的争论和斗争之后才得以部分落实。
这种对“母性的保护”的另一面,则是对政治主体性的剥夺——既然女性首先被设想为妻子、母亲或未来母亲,而非独立劳动者,她们便难以被承认为工会成员、罢工者和政治主体,最终使这种去政治化的常识取得了霸权地位。
但本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没有全盘否认“保护”的价值。母性保护论争中,与谢野晶子的个人主义、平冢雷鸟的国家援助、山田若的家族工资、山川菊子的社会主义批评,分别对这一概念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其中山川的批评至今尖锐:争取经济独立、产假、育儿援助和形式权利都不可轻弃,但不能停留在制度内修补和国家恩赐的逻辑上;它们必须指向对生产关系、家庭分工与社会再生产组织方式的整体改造。
因此,本章最重要的结论,应当是对“女性应被更好地保护”这一说法更为辩证的看法:这既是劳动女性在双重剥削下的真实需求,同时也是把女性绑在母亲身份上、使其与国家机器紧密相依的镣铐。而女性只有被重新定位为工人、公民和组织者,才能从向国家恳求的人,变成能够为自己和共同利益斗争的政治主体。在今天重新讨论生育、照护、福利与劳动权益时,这段历史仍提醒我们追问:谁承担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谁从中获益,以及如何把照护从私人命题变成公共政治。

▲ 《赠给女工们》封面(岩内善作,1926)|原书插图
母性作为社会存在:日本大正期女权思想中的力量、福利与社会主义批评
——《创造社会主义女性》第四章《母亲》
母亲是生命之源;当一名女性成为母亲,她便从私人存在的领域,进入到属于社会、民族与人类的存在。
译者按
本章从“妻子”移向“母亲”,考察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围绕“良母”与“母性保护”展开的官方话语、劳动立法与女权论争。作者指出,工厂立法把女工编码为“将成为国民之母的女子”,将妇女与未成年人并列,划入“需要保护的工人”;男工被视为潜在战斗者而需社会控制,女工则被建构为被动、无害、需保护者。保护与剥夺由此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友爱会妇女部虽向女工告知权利,却仍以妻子、母亲、女儿看待女性,铃木文治更称许“贤妻良母”,重女性气质而轻阶级意识。
女性杂志《青鞜》的“新女性”最初把解放理解为个人创造力与天才的展开,平冢雷鸟以“原始女性是太阳”把母性转化为力量与创造力意象。母性保护论争则把问题推向国家与个人关系:与谢野晶子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依赖国家;平冢强调母性的社会意义,要求国家援助;山田若退回理想化家族工资与家族制度;山川菊子从社会主义立场批评前两者均未挑战资本主义。文章进而区分“母性保护”下生育条款、保护条款、财政援助与育儿四个领域,揭示“保护”语言把女性置于向强大国家恳求的位置,而非可向国家要求权利的公民。核心结论是: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性别化的,女性须重新定位为工人与公民,才能以要求者而非恳求者身份接近国家。
体例方面:原书注释集中于卷末 Notes(本书第十五章),本篇照录正文中的尾注号而不附注文;章首引文为原书插图说明,指岩内善作(Iwauchi Zensaku)为日本劳动同盟关东纺织工会所作《赠给女工们》(Jokōsan ni Okuru)封面,1926 年。日本人士与外文专名首现时附罗马字或原文。本书的翻译整理,属于“五月渡口”翻译计划,并得到“五月研究”公众号的支持。译文依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硬皮本,全七章及注释、术语表译出,书目与索引保留原文。
——译者 陈榀
CHAPTER FOUR · MOTHERS
母亲
母亲。母性既可指生理上的再生产,也可指一种社会角色,或培育、悲悯这类抽象品质。一本面向女工的小册子封面上的形象,正体现了这些相互矛盾的含义。岩内善作(Iwauchi Zensaku),《赠给女工们》(Jokōsan ni Okuru),东京:日本劳动同盟关东纺织工会,1926 年。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贤妻良母”这一口号的后半截——“良母”——成为官方话语、大众文化与公共辩论中的焦点。这十年间围绕母性展开了一系列平行的讨论,而母性对各个参与群体又有不同含义。“新女性”平冢雷鸟在这场讨论中的一段发言,已点出其中若干彼此歧异的含义与联想:
母亲是生命之源;当一名女性成为母亲,她便从私人存在的领域,进入到属于社会、民族与人类的存在。正因如此,保护母亲不只是个人幸福之事。毋宁说,由于它保障了孩子的生计,它对整个社会、对全人类都是必要的。1
如前所述,直到世纪之交,官方对女性的政策一直聚焦于家庭——一个隐含的中产阶级家庭:女性不必从事雇佣劳动,可专心于扮演“贤妻”角色。官方政策“劝勉女性以勤劳、节俭、高效治家、照料老幼病者、尽责育儿来报效国家”。2 到日俄战争时已可看出,赋予这些女性的唯一公共角色,就是通过爱国妇女组织充当军国主义国家的助手;这一角色受到社会主义著者的批评。“贤妻良母”口号的另一面,则涉及把女性建构为母亲。诺尔特与黑斯廷斯(Nolte and Hastings)认为,直到 1910 年前后,官方关注主要集中于作为妻子的女性,而非作为母亲的女性。就中产阶级女性而言,这大体属实;不过,对劳动阶级女性作为母亲之角色的忧虑,早在 1911 年工厂法颁布之前很久便已开始。3
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官僚机构劳动政策的发展与有组织劳工运动的发展,伴随着若干领域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就女性而言,她们以专门针对女工的保护性立法这一形式,成为国家关切的对象。官方把女性建构为“母亲”,倾向于把女性定位于国家保护的被动接受者,以及或多或少被动的军国主义支持者。
工业化的推进,使劳动的管理与保护问题愈发难以回避。自明治后半期起,“社会问题”(shakai mondai)日益成为公共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4 然而,1900 年《治安警察法》(Public Peace Police Law)的颁布,以及明治末年大逆事件中行动分子的受审与随后被处决,已经表明政治议题上可接受的公共话语是有界限的。著者若对家族制度作不合时宜的批评,也可能受到骚扰,这表明家族仍被视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5 在劳动方面,官方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劳动力供给,之后才转向劳动条件与工会问题。6 而 1911 年工厂立法的颁布,则标志着政府承认自己再也不能显得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
明治天皇于 1912 年驾崩,在位四十五年,其间日本作为亚洲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得以巩固。7 新时代称“大正”(Great Rectification),被人记为“大正民主”的时代。8 近年学界对这一术语是否适用多有争论。对大正民主的狭义解释,指 1918 至 1932 年间政党政治的交替执政;广义解释则指日俄战争之后群众政治活动的发展,包括劳工组织的发展与女权议题的公共讨论。这一时期出现了代表“此前未经组织的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利益集团,如贱民阶层、农业劳工、学生与商业团体。9 但也有若干史学家干脆拒斥“大正民主”这一术语。10
一种新型劳动组织,随着 1912 年 8 月 1 日友爱会(Yūaikai, Workers’ Friendly Society)的成立而出现。11 该会以早期英国友爱社为蓝本,采取建立在“劳资和谐”之上的非对抗立场。12
大正时期诸多发展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参与国际经济,以及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战争的经济效应包括工业、贸易与航运的扩张,并伴随通货膨胀。工人对物价上涨与工资上涨之间落差的不满,引发了产业骚动。1917 年俄国革命也给在大逆事件后熬过“冬天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带来鼓舞。13 在战后通胀的背景下,1918 年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米价上涨的示威。对社会主义运动而言,米骚动是阶级意识增长的证据;对政府与官僚机构而言,米骚动则正是他们希望遑止的那种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先兆。14 到 1919 年,友爱会已改组为总同盟(Sōdōmei),一个战斗性更强、加盟工会按产业而非按地区组织的劳工组织。15
与劳工运动这些发展并行,女权思想也有进一步发展。1911 年青鞜社(Seitōsha)成立,“新女性”(atarashii onna, atarashiki onna)的讨论开始出现。尽管“新女性”(如后文所见)以比第三章讨论的社会主义女性更为张扬的方式登上公共舞台,但可以看到她们在婚姻、自由恋爱与女性经济独立等问题上的关切一脉相承。她们对女性性表达自由的关切,也引出了避孕、堕胎等议题的关切。
对“新女性”的讨论表明,存在一个渴望讨论“妇女问题”的公众;《太阳》(Taiyō, The Sun)、《中央公论》(Chūō Kōron, Central Review)等若干知识刊物都推出了妇女问题专号。一份面向女性的新知识刊物《妇人公论》(Fujin Kōron, Women’s Review)于 1916 年创刊。这些出版物为讨论女性经济独立、子女照护与经济抚养等议题提供了公共空间,尤其是在这十年末的“母性保护论争”(bosei hogo ronsō)中。这场论争为讨论社会变革的各种替代愿景提供了机会。在母性、以及国家对母子给予财政支持是否可取的语境下讨论女性经济独立,必然会引向对女性之间阶级差异的意识。
女性的生殖能力由此成为若干不同领域的讨论对象。然而“母亲”这一身份得到不同的解读,无论在“贤贤良母”的官方话语中,还是在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对立话语中。在此语境下,一些女权著者试图把“母性”转化为力量与创造力的意象。于是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社会主义思想与女权思想都出现了重大发展。但在纵览这十年社会主义运动与女权运动的发展之前,有必要先考察官方关于女性作为工人、作为母亲的话语。国家政策为女权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讨论个人与国家关系提供了语境。
01
工厂立法
Factory Legislation
第一批成为国家政策对象的工人是矿工。早在 1872 年就颁布了有关矿工的规章,1890 年颁布《矿业条例》(Kōgyō Jōrei)。最早的规章致力于通过“矿警”确保雇主对工人的控制,但也包含若干“保护”工人的条款,包括限制十四岁以下妇女与儿童工时的权力。16 对工厂保护性立法必要性的讨论始于 1880 年代,当时农商务省对工厂生产进行了调查,并起草了《工厂职工法案》。17 此后数版草案于 1890 年代提交农工商最高顾问委员会。18 但雇主代表反对拟议立法:他们时而辩称限制工时会影响产业盈利,时而否认国家有必要规制雇佣做法,理由是“工厂法将摧毁建立在我国历史良好风俗与惯例之上的劳资关系”。19 1898 年 10 月获农工商最高顾问委员会批准的草案 20 涉及安全措施、童工限制、工厂检查与学徒制度,却几乎没有论及女工。21 该法第五章论检查,第二十七条规定:农商务省有权禁止或限制妇女与未成年人在危险行业中的使用。
片山潜(Katayama Sen)与劳动组合期成会(Rōdō Kumiai Kiseikai)发起运动,揭露这一草案的局限:它只适用于雇工五十人以上的工厂,且在选择解决哪些问题上有所取舍。22 这一草案也受到官僚机构内部的批评。斋藤(Saitō Kashiro)出版过一部论述日本规制劳工之尝试的著作,他评论说,自己在实践中从未见到那些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家族式温情关系”,并重申保护女工的必要。23
这一草案未提交帝国议会。24 然而,随着劳资纠纷增多(参与纠纷的工人想必并不那么依恋“传统”劳资关系),以及工厂工人状况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制定工厂法的需要被列入了社会问题清单。
若干著作问世,揭露工厂工人——尤其是妇女与儿童——所遭受的处境。《职工事情》(Shokkō Jijō, The Conditions of Factory Workers)是农商务省为起草工厂规章而委托编写的五卷本报告。横山源之助(Yokoyama Gennosuke)的新闻著述及其著作《日本之下层社会》(Nihon no Kasō Shakai, The Lower Classes of Japan),把工厂工人的处境带到更广大的读者面前。25
进步妇女报纸《妇人新闻》(Fujo Shinbun)也提到工厂工人的处境。26 在一篇论虐待工厂工人的社论中,撰稿人说,在立宪制度下竟能发生如此侵犯女工人权之事,实在可耻;《妇人新闻》的女性读者被劝勉要心怀悲悯,倾听女工的诉苦。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发出的呼吁为何专门面向女性:首先,它把(想必是中产阶级的)读者所穿衣物,与生产这些衣料的工厂工人的劳动联系起来;其次,它劝勉女性施予悲悯,而悲悯被说成女性特有的天职;最后,它劝女性同情女工,因为二者同性。换言之,悲悯被看作可以凌驾于分裂女性的阶级差异之上。27 这篇社论以讨论女工人权、而非以彼此竞争的“国家利益”观念为路数,颇具特色。
1902 年重新起草了一份工厂法案,但并未立即提交议会。1904–1905 年日俄战争又使法案通过进一步推迟。恰在此时,若干英国著者正在把日本宣扬为一个提倡“母性”、并认识到儿童对帝国实力之重要性的帝国主义强国。事实上,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出口增长与军力增强的形式——被用作推迟出台妇女与童工保护性立法的理由。28 下一次向议会提交法案是在 1909 年,但该法案很快撤回。商界代表对分阶段废止妇女与儿童夜班的提议提出批评。29
1909 年,一份题为《工厂法案说明》的内务省小册子散发。在有关妇女夜班问题的评论中,中央卫生实验所提议,应在法律施行后五年内禁止妇女夜班。30
在这一问题的其他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工人健康的报告,把工厂劳动与结核病在乡村的蔓延、与潜在兵员的感染联系起来。31 在禁止妇女儿童夜班一事上,双方都援引国家利益。32 雇主辩称,为维护出口产业盈利而推迟引入工时限制,才符合国家利益;改革者则辩称,保护未来兵员之母亲的健康才符合国家利益。33
最终,经过三十余年讨论与产业界反对,工厂法(Kōjō hō)于 1911 年颁布。然而该法直到 1916 年才生效,34 并大量规定了可以豁免的情形。1916 年 8 月颁布《工厂法施行敕令》,该法于 1916 年 9 月施行。35
工厂法的保护条款规定:禁止十五岁以下妇女与儿童每日工作超过十二小时,禁止他们在晚十点至凌晨四点之间工作,并允许每月至少休假两日。工人最低年龄定为十二岁;轻工业例外,最低年龄为十岁。36 但法律规定特定行业可申请豁免,且在 1916 年生效后,部分条款又被进一步推迟。就夜班而言,工厂实行轮班制时这些条款可被免除,这意味着女工的夜班持续到 1929 年才被彽底禁止。37
在为工厂法保护条款辩护时,女工被描述为“将成为国民之母的女子”(kokumin no haha naru beki fujo),对妇女儿童的保护与日本作为军事强国(gunkoku)的地位相联。38 该法第九条涉及生育条款:雇主不得允许孕妇在分娩后五周内工作(经医生批准可缩短为三周),女性返岗后有权享有哺乳假。39 但这并非以女性享有产假权利的方式来表述,而是国家阻止雇主剥削孕妇。换言之,父权式国家是在“保护”作为劳动力的女性,使其免遭产业资本家的过度剥削。工厂法只覆盖达到一定规模工厂的工人,其他行业的劳动条件规制只能逐行业推进。40
女性被看作国家保护的对象,而不是享有权利的工人。这种态度在论述工厂法的文字中或明或暗地出现。在一篇评论中,作者列举工人数量并分为两类:需要保护的与不需要保护的。成年男工不被看作需要保护,而妇女儿童则属于“需要保护的工人”(hogo o yōsuru shokkō)一类。41 然而,国家保护女工的职责,又与保护雇佣女工之产业盈利的愿望相平衡;工厂法诸多条款迟迟未能颁布施行,正是明证。
女性不被看作潜在的工会成员或罢工者。在同期对工厂法的评论中,有人断言日本罢工最多的是矿业与造船业,而非纺织业,并把这归因于纺织业女工人数众多。女工这种被感知到的缺乏战斗性,被当作工厂立法必要的进一步理由:国家有必要保护这些不那么敢言的工人。这凸显了官僚机构内部对男女工人的不同看法。男工被看作潜在战斗者,需要以限制工会活动的形式进行社会控制;女工则被看作需要保护。尽管这些女工在极端剥削下劳动,且有过一些罢工史,她们仍被建构为无害、被动、需要保护。42 在劳工运动最初的日子里,劳工组织者也持有这种态度。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性别化,影响了二十世纪初日本男女所能提出的政治要求的种类。43
有人指出,工厂法是在有组织劳工几乎未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事实上当时有人暗示,工厂法与明治宪法一样,是由天皇自“上”而“赐予”的。44 尽管劳动组合期成会成员确实试图影响官僚机构,但官僚机构似乎很少尝试与劳工代表进行正式协商。45
友爱会(Yūaikai)直到工厂法颁布之后才成立。尽管友爱会无法参与工厂法的创制,该组织仍大力推动其妥善实施,尤其关注废止妇女夜班——这一条款因商界压力而被推迟。
02
友爱会妇女部
The Yūaikai Women’s Division

▲ 铃木文治(1878—1964),友爱会创立者|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友爱会由铃木文治(Suzuki Bunji)于 1912 年 8 月 1 日创立,46 他是社会政策学会(Shakai Seisaku Gakkai)成员,该会为工会提供了若干顾问。组织名称取自英国的“友爱社”(friendly societies),并以其为蓝本。工会会员通过机关刊《友爱新报》(Yūai Shinpō, Yūai News)获知信息。47 该会活动以“劳资和谐”为基础。组织纲领称:
一、我们将彼此协调,通过团结与合作努力达成互助之目标。
二、我们将恪守公众理想,努力发展智识、修养德行、精进技艺。
三、我们将依靠合作之力,以正当手段努力改善自身地位。48
与此前组建工会的种种尝试相比,友爱会的增长令人瞩目。49 1916 年设立妇女部,由稻畑爱子(Inaba Aiko)任书记。50 但直到 1917 年,女性只能作为准会员加入该会。51 妇女部的活动包括:出版刊物《友爱妇人》(Yūai Fujin, Yūai Woman)、举办工人教育公开讲演、向模范会员颁奖,以及向男工的妻子提供居家工作方面的建议。52
这份妇女刊物印量约三千份,于 1916 年 8 月至 1918 年 6 月间每月出刊。1917 年 2 月至 7 月有一段停刊间隙,其间妇女刊物由工会刊物《劳动与产业》(Rōdō oyobi Sangyō, Labour and Industry)的增刊代替。53
在《友爱妇人》第二期,工会顾问曾田寿一(Soeda Juichi)建议,有些空闲的女性可以从事居家工作,他提出纺纱、织布、美术、缝纫或其他工艺。这表明一种认识:多数家庭无法靠一份工资过活。但他建议女性从事“内职”(naishoku,零散居家工作)而非更稳定的雇佣,这也暗示女性工作被看作次于男性养家者的工作。54
此时设立妇女部,被与工厂法即将颁布联系起来。55 妇女部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向女工提供她们在新立法下所享权利的信息。女工与男会员的妻子都可加入妇女部。设立妇女部的理由陈述如下:
世界并非仅由男人构成,也并非仅由男人支撑。人类的一半是女性,世界是光明还是黑暗,取决于女性的工作与女性的态度。友爱会是为提高劳动尊严、改善工人条件而成立的组织。但迄今为止,[友爱会]主要为男性工作。然而近来也已清楚:我们也应当为那些在工厂及其他工作场所与男性并肩劳作的女性、为那些在家中工作以支持男性的女性做些事情。因此我们设立了友爱会妇女部,并希望从今往后开展各种活动。56
妇女部固然在告知女工权利、向其提供建议上发挥了作用,但女工仍首先被看作女人:妻子、女儿、姐妹。这种重女性气质、轻阶级意识的倾向,在刊物封面上得到视觉表达:与更主流的女性杂志一样,早期《友爱妇人》的封面饰有花卉。
铃木文治尤其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对《友爱妇人》读者讲话。铃木在创刊号社论中大谈女性为丈夫、子女所做的支持活动。57 由此,即便在劳工运动内部,女性最初也被装入“贤妻良母”的角色——这一短语为铃木文治所称许地使用。铃木对贤妻良母(ryōsai kenbo)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平民社的男女形成对比:平民社曾批评把女性活动局限于贤妻良母意识形态的尝试,也批评只在民族主义目的上动员女性、却不授予与义务相称的权利。
友爱会不与资本对抗的政策,也与对民族主义目标的支持相联。第一期上的一篇编者寄语,把常规的时令天气问候与为国劳作之乐趣的说教结合在一起:
梅雨已经结束,从今往后天气将渐渐转热。大家[在这样的热天里]坚持工作或许辛苦,但如果记得国家财富将因你们的努力而增长,那么工作就会成为一种乐趣,你们说呢?58
工会刊物《劳动与产业》(Rōdō oyobi Sangyō, Labour and Industry)59 与妇女部刊物《友爱妇人》都刊载了工厂法颁布的评论。《友爱妇人》第二期报道工厂法条款即将生效,并向女工解释这些条款。文章解释了对妇女儿童工时的限制,以及每月休假两日的规定。法律适用的种种例外被不厌其详地解释,仿佛是在强调该法所提供保护的不足。60 补偿条款也作了较详细说明,并劝女性登记任何非正式关系,因为事实上的配偶在伴侣死亡或受伤时可能无法领取补偿。文章还解释,工人若无法继续工作可领取补偿,一名因面部损伤而容貌受损的女性可索取相当于一百天工资的补偿。61
由此,在早期劳工运动出版物中,女性要么被理解为工人的妻子,要么被理解为需要保护的女工。这种对女性的态度,既见于以工厂法保护女工的官方话语,也见于把工会扮演柔弱女工“保护者”角色的劳工组织者话语。本章以下部分将考察: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一些女权著者如何理论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女权著者是否也认同女性需要强大国家保护的观点。
03
新女性
The New Women

▲ 平冢雷鸟(1886—1971),《青鞜》创办人|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1911 年,由平冢雷鸟(Hiratsuka Raichō)领导的一批女性创办了女性文学刊物《青鞜》(Seitō, Bluestocking)。62 《青鞜》首任编辑平冢雷鸟,与文学圈有联系。平冢的父亲出身武士家庭,是明治官僚一员。平冢的母亲允许雷鸟动用备作嫁妆的钱创办刊物。63 平冢早在 1908 年就因与已婚文学人物森田草平(Morita Sōhei)的情死未遂制造过一桩五闻。64 这与福田英子作为大阪事件女英雄登上公共舞台形成对比:福田创办《世界妇人》时,已是对立政治圈中知名人物。
刊名 Seitō 直接译自“Bluestockings”,即 1750 年代参加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e)文学沙龙的女性的称呼。正如选用这一名称所暗示的,本刊带有国际取向,但起初的重点是文学,而非狭义的政治。青鞜社尤其与自然主义文学流派有联系。65 创刊号几乎全为短篇小说与诗歌,主题常带浪漫色彩。尽管《青鞜》早期一些来稿强调个人解放,显得天真,但这些讨论也可被解读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 raising)。66
《青鞜》创刊号有两篇来稿给当时女性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仍为现代日本女权主义者提供灵感。第一篇是已成名诗人的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的一组连缀诗。首节《山动之日来临》(Yama no Ugoku Hi Kitaru)以火山为隐喻,描绘女性潜藏的力量终将迸发。这首诗被译为《山动之日》(‘Mountain Moving Day’ / ‘The Day the Mountains Move’):
山动之日已经来临。
我说话,却无人相信我。
山沉睡已有一段时日,
但很久以前,它们都曾与火共舞。
你信不信这无关紧要,
我的朋友们,只要你们相信:
所有沉睡的女性
此刻已经觉醒,正在行动。67
这一诗节中富于感染力的自然意象被人大量引用,其余诗行则包含对晶子人生艰难的追忆、对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援引,以及对个体身份的激情宣言。晶子主张女性言说的权利:
我只想用第一人称来书写
我是女人!
我只想用第一人称来书写
我是!我是!68
创刊号还刊载了平冢雷鸟的散文诗《原始女性是太阳》(Genshi Josei wa Taiyō de atta,‘In the beginning woman was the Sun ...’)。平冢同样以富于感染力的诗性语言哀叹女性潜藏的力量,呼唤把它找回。在此,女性昔日强大的地位由自身发光的太阳来代表,她当下的处境则由只能借光反射的月亮来唤起:
太初之时,女性是太阳。
一个真实的人。
如今,她是月亮。
借他人而活。
映照他人的光辉……69
女性再一次被劝勉找回昔日的力量、她们的“天才”。70 太阳这一隐喻在日本语境中有特殊共鸣,令人联想到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Amaterasu)。71 这篇宣言另一醒目之处,是母性意象的使用。《青鞜》的诞生被描述为新生儿的啼哭(ubugoe),这一隐喻被层层展开,平冢思忖自己的孩子将如何成长。72
这两篇文本都描绘对个体创造力的主张,借散文诗体裁想象解放的意义。平冢尤其关注把冥想作为专注手段,以便从事创造活动。她抱怨女性承担家务责任影响了自己的集中能力。73 解放最初被看作个人事务。平冢虽承认女性高等教育等社会议题重要,却断言教育、选举权之类事务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她而言,“自由”与“解放”二词主要按个体天才与创造力来理解。74
《青鞜》问世约在易卜生戏剧于东京上演之时,易卜生笔下娜拉这类女性形象很快与青鞜社联系起来。75 《玩偶之家》首演的五闻,在报刊上与青鞜社“新女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青鞜们”被指为五闻的行为包括:女性参观吉原游廓、品尝异国西方烈酒等。76
“新女性”(New Woman)这一称谓,在坪内逍遥(Tsubouchi Shōyō)讲授《西方戏剧中的新女性》后流行开来,他以易卜生的娜拉、苏德曼(Sudermann)的玛格达、萧伯纳(Shaw)的薇薇为例。77 1912 年 1 月,青鞜社出专号讨论易卜生《玩偶之家》,若干主流出版物也推出“新女性”专号。平冢在 1913 年的宣言《致世间女性》(Yo no Fujintachi ni,‘To the Women of the World’)中傲然采用这一标签,她在文中捍卫女性不婚的选择,强调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抨击现有家族制度,并骄傲地宣告自己是“新女性”:
我是新女性。我是太阳!我是一个独特的人。至少,我日复一日地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新女性不仅渴望摧毁建立在男性自私之上的旧道德、旧法律,她们也日复一日地努力建造一个新世界:新的宗教、新的道德、新的法律……78
刊物各期连载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卷二第 3、5、6、7、11、12 号)、莫泊桑(Maupassant,卷二第 7、12 号)、契诃夫(Chekhov)与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卷二第 10 号、卷三第 1 号)的故事译文。后期各期,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与《玩偶之家》79、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80 引发了关于婚姻、离婚与卖淫的讨论。刊物的重点逐渐从个人主义转向社会议题。从体裁上看,散文、辩论与虚构、诗歌作品并列。但与早期社会主义妇女刊物不同,它甚少关注日本劳动女性的处境。81 《世界妇人》放眼海外时,关注的是国际女权、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而早期《青鞜》页面上的译文,则更多来自文学或知识界人物。
04
青鞜社与社会主义者
The Bluestockings and the Socialists
1913 年,福田英子向《青鞜》投稿《妇女问题的解决》一文,强调社会主义对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并重申了她在《世界妇人》著述中讨论过的一些主题。文中,福田把自己摆作妇女运动的前辈,回顾自己投身自由运动的岁月。她说,自由派把女性解放等同于男女简单平等,她对这一局限详加阐发。福田引用平冢的宣言,同意若人人都能感到“Jibun wa Taiyō de aru(我是太阳)”那便很好。福田指出,解放必须同时属于男女双方,她相信建立“共同体制度”(kyōsansei)将为男女双方带来解放。福田的批判隐含着一种认识:个体解放离不开社会转型;在她这里,这意味着沿社会主义路线的转型。
但与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著者不同,福田并不承诺摧毁现有家族制度。她确信,摧毁私有财产制度将改变婚姻中隐含的经济关系,并相信科学技术可用于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82
伊藤野枝(Itō Noe)于 1915 年接任《青鞜》编辑。83 两位编辑代表了两股女权思想脉络:平冢受爱伦·凯(Ellen Key)的母性主义影响,伊藤则认同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此时刊载爱玛·戈德曼84、奥利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85、哈夫洛克·霟理士(Havelock Ellis)86 著作的译文。伊藤还与其他著者辩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者青山[山川]菊子(Aoyama [Yamakawa] Kikue),议题为卖淫与堕胎。87 山川也参与了后文将讨论的“母性保护论争”。
在《青鞜》页面上,女性最初被呈现为“新女性”,即摆脱压抑家族制度羁绞的单身女性。这种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显然被视为潜在颠覆,因为数期遭到查禁。88 但对性自由的兴趣,引导青鞜女性处理与女性生殖力相关的议题,包括避孕与堕胎。对《青鞜》撰稿人而言,母性可以是个体创造力的隐喻,正如平冢的散文诗《原始女性是太阳》。对另一些女性而言,母性能力代表悲悯、培育这类女性品质,可与军国主义的男性品质相对立。这一点见于佐贺子(Saika Kotoko)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论;否则一战在刊物页面上甚少受到关注:89
是谁说过,倘若站在战场上的是女性,战争必定会停止——没有女性能忍受观看战争的残酷。这话千真万确!为爱与悲悯而活的女性,怎能去杀戮?我相信,拥有成为母亲之能力的女性,永远不可能列队走上战场、目击流血。90
佐贺子与其他几位青鞜著者一样,把母性与一种女性悲悯天性的本质主义观点联系起来。但母性的社会意义也得到探索,正是在这一语境下,青鞜社汲取了爱伦·凯的著作,这一主题后文将更详细展开。
05
《新新妇人》
‘The True New Woman’
早期社会主义妇女刊物的若干主题,由平民社旧成员西川文子(Nishikawa Fumiko)在刊物《新新妇人》(Shinshin Fujin, The True New Woman)中延续。91 当时大众报刊把《新新妇人》呈现为《青鞜》的对手。尽管西川(在丈夫放弃社会主义之后)不再自称社会主义者,她的著述与前面讨论过的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女性的写作显示出连续性。
西川明确把家族与国家相联,呼吁家族“民主化”、社会“母性化”(boseika)。遗憾的是,她并未详论这种“母性化”究竡包含什么。92 西川把政治的定义扩展到家庭内部所发生之事,并把家族改革与全社会改革联系起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女性的自觉,我们将从女性的立场研究万物,目的是(大规模地)为世界带来和平,(小规模地)改善日常生活。我们将为此目的倾注精力,为了家庭、为了社会、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幸福。93
青鞜社把母性用作女性个体创造力的隐喻,西川则把母性用作关怀社会的隐喻。从最早的著述起,西川就把社会主义认同为一种悲悯哲学,认为它特别契合女性。西川悲悯社会的愿景与和平主义相联。在后期著述中,西川称赞欧洲女权主义者把政治“人性化”(jindōka)的贡献,94 并哀叹日本尚未产生一位伟大的女权和平领袖。
西川质疑社会中的性别分工,95 并预言限制女性活动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终将终结:
我毫无疑问地相信,男性有着一套彻底男性中心的哲学。这套哲学当然将与“人为宇宙中心”“地球为宇宙中心”之类观念同归于尽——这样一种哲学必将瓦解。但在现阶段,这类观念仍潜伏在男性心中。96
她看到改变男性行为与改变女性行为同样必要,批评那些在女性已经改变时却未能随之改变的“老式男人”。据说男性在情感事务上“无知”,教育良父贤夫(ryōfu kenfu)与教育贤妻良母同等必要。97 西川在倡导社会“母性化”、家族“民主化”时,试图重新概念化家族与国家的关系,并重新思考性别分工。
06
母性保护论争
The Motherhood Protection Debate

▲ 山川菊子(1890—1980),社会主义女权论者|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青鞜》于 1916 年停刊,但该刊若干撰稿人此后继续从事各类女权行动。《太阳》《中央公论》《妇人公论》等新知识刊物,也为进一步讨论女性独立议题提供了论坛。大正日本所谓的母性保护论争(bosei hogo ronsō),聚焦于国家对在职母亲的财政援助问题,而非工厂法所编码的生育条款或保护条款。98 我所找到的关于此类国家支持可能性的最早提及,见于日俄战争(1904–1905)时期的妇女报纸《妇人新闻》。99 此处议题是对战时寡妇及其家庭的支持。与谢野晶子、平冢雷鸟等人的辩论,在更一般意义上讨论了国家扶助母亲的问题。相关文章于 1915 至 1919 年间散见各刊,我将聚焦十年末前后若干把各方女权立场结晶下来的贡献。100
早在 1917 年,进步妇女报纸《妇人新闻》两篇社论就已提及“母性保护”议题。101 第一篇中,编辑福岛白朗(Fukushima Shirō)提到最近一桩事件:一名寡妇因无力养家,携子女自杀。这一事件被用来论证立法照护此类家庭的必要。102 福岛注意到,欧洲发展出两场运动:女性公民权运动(fujin sanseiken undō)与母亲权利运动(boken yōgo undō)。福岛论证,在日本更迫切需要的是一场母性保护运动(bosei hogo undō)。103
1918 年 3 月,与谢野晶子在进步妇女刊物《妇人公论》发表短文,批评要求国家保护(即财政援助)母亲的呼吁,理由是这表现出一种“依赖主义”(irai shugi)。104 与谢野在《太阳》系列文章中延续这一主题,她主张女性在具备经济独立能力之前,不应结婚、不应生育。与谢野把请求国家支持的女性,与“需要机构照护的老人或残障者”归入同一类。与谢野的观点与晚近关于性别与福利国家的女权讨论有共鸣:她认识到女性必须在依赖单个男性与依赖父权国家之间做出选择的两难,但相信女性可以拒斥这两个选项。105
平冢雷鸟在下一期《妇人公论》中指责与谢野把复杂社会问题简单化,并仅凭自己颇为特殊的经验就主观下结论。她说,与谢野言谈仿佛“对女性的身心处境、对现存制度下女性的经济生活一无所知”。106 平冢指出,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就业机会受限、工资低廉,很难实现经济独立。在这种处境下,国家有责任提供援助。平冢还纳入了对私生子的讨论,表明她认识到有些女性是在常规家族制度之外养育子女的。
平冢试图探索生育与育儿决策的社会语境,拒斥与谢野所主张的极端个人主义:
母亲是生命之源;当一名女性成为母亲,她便从私人存在的领域,进入到属于社会、民族与人类的存在。正因如此,保护母亲不只是个人幸福之事。毋宁说,由于它保障了孩子的生计,它对整个社会、对全人类都是必要的。
由于母性功能具有这样的社会意义,我认为把因分娩而丧失工作能力的母亲求国家保护,与“机构照护老人残障”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即便存在某种相似,这也不能成为拒绝对此类女性给予保护的理由。107
平冢强调母性的社会意义,表明她的思想已从早期著述的个人主义强调,进展到承认个人在子女照护与抚养上决策的社会语境。官方意识形态表述家族国家、期待女性支持国家政策时,几乎没有建议国家应介入母子的经济抚养;相反,这被看作家族单位的责任。
1918 年《妇人新闻》一篇社论呈现了女性与国家关系的另一视角。福岛白朗在文中提出一种在欧洲、澳大利亚关于国家支持母性必要性的讨论中常见的论证。他论证生育子女与兵役相类。108 男性在战斗中冒生命,使敌方减一人;女性在分娩中冒生命,使我方增一人。因此可以论证:分娩而死的女性应与战死者一样受尊崇,分娩存活的女性应像战争英雄一样受到对待。据福岛说,在欧美杂志上,此类提议已被相当认真地提出。福岛呼吁仿照意大利建立“母亲保险”制度,把怀孕当作一种残障对待。但他认识到,在一个连完备工人保险制度都尚付阙如的日本,论证这样一种制度颇有困难。然而这并不减轻建立母亲保险制度的迫切性。109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特定论证在日本语境中有影响,尽管母性保护论争的参与者都热切关注把女性与国家关系理论化。
平冢求国家扶助母亲的呼吁,凸显了官方家族国家关系话语的矛盾。其他国家语境中的类似讨论,常使女性要求与自己为支持国家政策而养育子女之责任相称的政治权利。平冢在后来新女性会(New Women’s Association)的活动中,也参与了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要求。110
7 月号《太阳》刊载了与谢野对平冢批评的详尽反驳。111 与谢野不认同平冢对国家的信赖,重申自己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国家层面的变革只能先实现个人层面的变革才能带来。在与谢野看来,平冢犯了颂扬母性之过。与谢野敏锐地指出了过度颂扬母性的危险,并强调母性只是女性生活的一部分:
平冢给予母性“绝对尊重”。我不认为为人父母是人生中最受珍视的部分。正因如此,我反对贤母良妻主义(kenbo ryōsai shugi)。当然,我承认为人父母是人生有其相对价值的一面。但我不认为成为母亲是女性达到至高幸福的手段。112
山田若(Yamada Waka)是青鞜社另一位旧撰稿人,113 她进入论争,强调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并强调男女各自做出的不同贡献。山田肯定家族工资原则,假设若男子获得足以养活妻子与家庭的工资,“母性保护”问题便迎刃而解。114
尽管山田对女性母性能力的正面评价与平冢有共通之处,但她对理想化家族形式的强调,与平冢对家族制度的拒斥不相容。拒斥家族制度与传统婚姻,意味着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调和“新女性”对独立与自主的渴望,与生育、育儿的现实。平冢也已认识到,并非所有女性都在家族制度的“保护”之内生育子女。
母性保护论争提出了若干在此后几年反复出现的议题。115 生育的社会意义为何——是个人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子女经济支持责任由谁承担——个人还是国家?国家与个人关系如何?与谢野代表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各人处境取决于个人努力。平冢承认资本主义的不公,却靠福利条款来纠正这些不公;山田则靠家族工资支撑理想化的家族制度。社会主义者山川菊子对论争的贡献,把平冢与与谢野观点中隐含的竞争式政治变革愿景凸显出来,并把其他著者置于历史语境中。116
山川把与谢野认同为十八世纪欧洲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等人所倡导的“女权”(joken)运动。个体权利、教育自由、平等就业机会、经济独立、选举权等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十分契合。平冢则代表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的“母亲权利”(boken)理论。117 母性主义女权主义者承认女性在资本主义制度雇佣劳动下作出的牺牲,并试图补偿这些牺牲。山川说,凯及其追随者:
在认识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上已超出[女权运动者],却没有基本政治变革的纲领——他们依赖财政援助政策,只提供部分解决。118
山川承认两方论证的长处,同时警示母性主义的危险。但她承认,争取经济独立或请求国家援助是必要的短期措施。山川指出,与谢野和平冢都未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并说唯有摧毁现有经济关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一个不期待、甚至不相信现有经济制度延续的人,我并不把经济独立赋予与谢野那样的绝对价值,但我承认在现有处境下经济独立是必要的。我也认识到,以经济独立之名作出的牺牲,必须被承认为我们必须支付的代价——在创造一个更高级、更好社会的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同时,我承认凯及其追随者坚持以母性保护减轻母子负担,其中确有真理——母子正是推行此类措施时最可能被牺牲的一方……
与谢野不同,我几乎不相信选举权能带来理想社会;与平冢不同,我不相信坐等国家仁慈——在这两点上,我应当声明我与两位著者都不同。119
这些女性所辩论的,涉及竞争式的社会变革愿景。与谢野晶子信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拒斥依赖男性或依赖父权国家。平冢雷鸟珍视母性,但强调母性的社会意义,并期待福利国家的支持。与谢野和平冢都未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山川菊子把平冢提出的措施看作基本改良主义——短期有用,却不能按社会主义原则贡献于社会的长期转型。山川还识别出这些辩论的阶级基础,指责与谢野彽头彽尾是资产阶级。120
与前述著者相比,山田若几乎不挑战现有性别关系。她强调理想化的家族制度与性别分工。在后期著述中,她会把母性主义价值与民族主义价值明确联系起来。1920 年起她编辑《妇人与新社会》(Fujin to Shinshakai, Women and the New Society),其中一篇论女性解放的文章里,山田颂扬母爱为“一切善的泉源、人类悲悯的温床、爱国主义之源——社会秩序之源”。121
把明治时期保护女工立法的讨论,与大正时期国家扶助母亲的论争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女性需要强大国家保护的观点。社会政策的这两个方面,在日本文献中都被称作 bosei hogo(母性保护)。但这里实际涉及几个不同的社会政策领域。或许可以用晚近女权“平等对差异”的讨论来概括这些论争,但所关涉的不止男女生物差异问题。毋宁说,这些论争涉及雇佣劳动、家务劳动、育儿以及子女经济抚养之社会组织的若干特征。这些讨论还凸显一个事实: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性别化的关系,而这一认识必须成为社会变革策略的一部分。122 正如其他著者指出的,对家族与国家关系的讨论,必然会凸显阶级政治与性别政治的交汇。123
07
保护话语
Discourses of Protection
日语文献通称的 bosei hogo“母性保护”,实际指几个不同的社会政策领域,每个领域都隐含不同的母性定义。我分离出四个独立领域:生育条款、保护条款、扶助母亲的财政援助、育儿。
生育条款(maternity provisions)指雇主在怀孕与哺乳期提供的产假与哺乳假。生育条款指向生物母亲——面对怀孕、分娩、哺育身体条件的女性,因此相对无争议。此类条款编码于 1911 年工厂法,但实际有多少女性能利用这些条款,值得怀疑。
其他规章禁止女工(无论是否母亲)深夜工作、加班,或从事采矿等危险行业。我把保护条款(protective provisions)这一说法留给这些规章,它们至少部分关切保护女工安全。保护条款面向所有女工,前提是她们是潜在母亲。这一点可见于:立法并不区分女性有无子女。所有女性都因潜在育儿责任而被保护免于轮班或夜班;年轻女性的健康为未来生育而受保护。因此,保护条款不指向任何个体女性的怀孕身体条件,而指向一种抽象的潜在。
讨论还涉及国家向母亲提供财政援助的议题:这些母亲因守寡、被遗弃等原因,无财力抚养子女。扶助母亲的财政援助(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supporting mothers),指向对子女日常照护与抚养负经济责任的人。承担这一经济责任的女性,在理论上有别于生物母亲,也有别于实际承担育儿劳动的人。社会政策也应考虑育儿问题,但这一问题在母性保护论争初期并未得到明确处理。
试图厘清“bosei hogo”一词下混杂的不同含义,有若干理由。上述每项政策都隐含对 bosei(“母性”)的不同定义。124 在涉及怀孕这一生物事实之处,有必要实施仅针对女性的政策。保护条款并非指向个体女性或母亲,而是指向抽象的“母性”潜能;保护立法面向所有女性,而非仅面向孕妇或有子女女性,即可说明这一点。但在育儿与财政支持方面,则可能采取若干路径:个人责任、共同体方案、部分国家援助、完全国家责任。
对产假等条款使用 hogo(保护)一词,暗示怀孕是女性承受的残障,而非应由全社会支持的社会有用功能。在我所谓保护条款那里,暗示的是女性体力弱于男性、故需保护。工厂立法把妇女与未成年人并列,进一步强化这一印象。在财政援助处,立法对象似乎是妇女与儿童;推测是保护他们免于贫困的影响。这一问题同样有若干可能方案:个人主义方案、共同体方案、国家方案,或依靠实现“家族工资”。
大正女权主义者按 bosei hogo 的语言展开论争,不知不觉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国家与个体女性的正常关系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由此,女工“保护”的讨论,与母性保护论争中国家财政援助的讨论,背后是同一意识形态。如我们所见,劳工组织者也持女性为保护对象的观点。保护的语言把女性置于向强大国家寻求保护的位置,而非可向国家要求权利的公民。
其他著者把这种女性与国家关系观称为“保护话语”(discourse of protection)。125 男性被定位于工人或享有权利的公民,而按保护话语,女性被定位于柔弱、恳求者,需要国家保护。126 其隐含之义是:“女性”范畴与“工人”或“公民”范畴相互排斥。只有男性被建构为公民,只有女性被建构为需要保护的恳求者。
这些讨论的另一特征,涉及不同的社会变革观。与谢野晶子主张个人主义的个人与国家关系观,抗拒国家干预,视个人独立为育儿照护问题的解决。平冢雷鸟一方面把母性珍视为女性创造力与力量的意象,另一方面也讨论母性的社会意义,转而寻求国家支持以解决女性问题。但在此阶段,平冢并未寻求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她后来于 1920 年与市川房枝(Ichikawa Fusae)共同创立新女性会(Shin Fujin Kyōkai)。
山川菊子把社会主义视角带入个人与国家关系讨论,拒斥个人主义方案,也拒斥那些未能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对山川而言,这意味着参与社会主义与劳工政治。这场论争凸显了女性之间的阶级差异议题,这一议题在社会主义者论女性作为工人的讨论中将变得重要。论争也使山川得以继续界定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权在妇女问题上立场差异的过程。这一过程延续至 1920、1930 年代,在与无政府主义女性的辩论中进一步精炼社会主义立场。
08
以母亲身份发言
Speaking as a Mother
按官方意识形态,女性被定位于妻子与母亲。对中产阶级女性,这涉及推广她们作为子女教育者、通过半官方爱国组织支持军国主义国家的活动。对劳动阶级女性,官方政策聚焦的母性变成了生产健康兵员。当国家的生殖需求与工业对女工的需求相冲突时,女工厂工人的劳动条件成为社会议题,并与工厂立法的颁布相联。对劳工组织者而言,女性也主要以家族术语被看待:妻子、母亲、女儿,而非工人。工会与官僚机构一样,对女工持保护态度。
但对女权著者而言,母性能力正是女性之所以独特之处,有人尝试把女性生殖能力与创造力、力量、天才相联。此类意象固然有力,但一种未与社会意识相联的女性创造力观是有局限的。另一些人则把母性用作关怀社会的隐喻,并试图赋予所谓“女性”价值以合法性。
平冢论证母性社会意义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此立场向国家提出要求。然而,母性一旦与保护概念相联,女性便不可避免地被建构为恳求者,而非可提出要求的公民。鉴于这种女性观,女性必须把自己重新定位于工人与公民,才能获得以要求者而非恳求者身份接近国家的合法性。在社会主义话语中,女性虽主要被视为妻子与母亲,“妇女问题”的讨论可被限制在婚姻、家族与生育议题上。而一旦女性可被看作工人,社会主义理论与战略的所有方面就都可被视为与女性相关。
大正时期围绕母性及相关议题的论争,对厘清自由主义女权、母性主义女权与社会主义三种社会变革观的差异颇为重要。论争凸显了国家政策与所谓个人生育育儿事务之间的关系。对山川菊子这样的人,这是界定社会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立场的重要阶段,这一探索她将延续一生。对平冢雷鸟这样的人,论争使她认识到:仅靠写作不足以改变女性处境。127 女性有组织的群体行动之时已到,尽管这必然是在《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的限制内进行。第五条于 1922 年 2 月修改,使致力于女性选举权事业的组织得以成立。128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女性尝试更密切地接触劳动女性。
第五章与第六章,我将探索女性如何超越论战、尝试以各种方式实现社会变革。第五章聚焦女性作为工人。“女性”与“工人”身份脱节所涉及的矛盾,使许多女性参与劳工行动,这条路径使作为工人的女性与资本发生冲突。而另一些女性的行动,则引导她们尝试更直接地接触国家制度,这一主题将在第六章论行动分子女性中更详细地展开。
END
五月研究
作者|薇拉·马基(Vera Mackie)
译者|“五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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