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之名与产权之实:评陈明《何谓“公有”?》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的偏离

作者:理论指导实践gq 来源:理论指导实践gq 2026-11-18
在微信群看到王导发了一篇陈明《何谓“公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逻辑再认识》一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民法共同所有权法理中,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寻找理论依据。文章承认公有制本质上是社会所有制,指出集体所有制存在从总有向合有、共有拓展的制度变迁,并据此提出构建开放性土地产权秩序的政策建议。

在微信群看到王导发了一篇陈明《何谓“公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逻辑再认识》一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民法共同所有权法理中,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寻找理论依据。文章承认公有制本质上是社会所有制,指出集体所有制存在从总有向合有、共有拓展的制度变迁,并据此提出构建开放性土地产权秩序的政策建议。这些法理描述和政策分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该文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把所有制问题降格为产权法律形式问题,用民法共同所有权形态定义公有制性质,用“适应市场经济”替代“劳动者联合占有”作为评判标准,把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共有、合有并列纳入“现代公有制”范畴,甚至提出“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也是一种改革思路”。 这在客观上混淆了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稀释了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地位,用私有制社会的产权语法解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

一、陈明论述的合理成分及其限度

陈明文章开篇指出,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本质上是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只是具体形态、过渡形态,不是公有制本身。这一判断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并不冲突。他据此批评那种把公有制直接等同于国家所有权加集体所有权、又把二者固化为制度初创时范围和内涵的公式化认识,指出其混淆了所有制与产权,这个批评在抽象层面有其道理。

陈明借用民法上的总有、合有、共有三分法,指出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总有制为制度范本,而总有制具有成员权封闭、财产不可分割等特征,难以适应现代经济条件下产权流动、要素重组的要求。这一法理分析对于理解传统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成本具有参考意义。他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构造之变的描述——从“农民集体”到“农村集体”、从“无限扩张的集体”到“范围固化的集体”、从“总有的集体”到出现合有、共有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股份合作制改革等现实变化。

然而,承认这些合理成分之后,必须指出其限度。陈明批评别人把公有制等同于固化的共同所有权,自己却把公有制等同于可选择的共同所有权形式。这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固化跳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泛化,本质上仍然是在产权层面打转,没有进入所有制关系的本质。他描述了集体所有制从总有向合有、共有的“构造之变”,却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这种变化是否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性质?劳动者是否仍然是联合占有、民主管理、收益共享?如果仅仅是法律形式从总有变成了共有,而实际控制权落到了官僚部门、内部人或资本手中,劳动者被排除在管理之外,那么这种“构造之变”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调整,而是所有制性质的异化。

二、根本分歧:所有制不能降格为产权法律形式

陈明文章的核心方法论,是用民法共同所有权形态来解释公有制。他把总有、合有、共有视为公有制的法律实现形式,认为集体所有制从总有向合有、共有的拓展属于现代公有制的范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他讨论了法律形式,而在于他把法律形式当成了所有制性质本身。

所有制与产权属于不同层次。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回答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如何结合、收益如何分配、劳动者在生产中处于什么地位。产权是权属制度,回答具体主体对特定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限。所有制是本质,产权是形式;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产权只是这种关系在法律上的技术安排。用产权形式定义所有制性质,就像用衣服款式判断人的体质,形式上有关联,本质上不能混同。

全民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者作为联合体成员与生产资料结合,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实现劳动者主体地位。这个本质不取决于法律上写成“总有”“合有”还是“共有”。反过来,即使法律上写成“共有”,如果实际控制权落在官僚部门、内部人或资本手中,劳动者不能参与管理、不能共享收益,那它也不是全民所有制。陈明的问题,恰恰是用“总有—合有—共有”的法权谱系替代了“劳动者是否联合占有”的所有制标准。

更进一步,共有、合有本身是民法上的共同所有权形态,其原初制度语境是日耳曼村落共同体、家族共同体和罗马法共有制度,后来被资产阶级民法吸收,用于规范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它们可以服务于不同所有制,但本身不决定所有制性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是典型的共有制组织,但没有人会说股份公司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合伙制、基金、信托等合有、共有安排,同样可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运行。陈明把共有、合有直接纳入“现代公有制”,实际上是把法权形式当成了所有制性质,把私有制社会常用的法律工具直接贴上了公有制标签。他甚至说“一切具有平等联合、劳动解放、共同所有、利益共享特征的经济形式都符合现代公有制的标准”,这个标准看似宽泛包容,实则空洞无物——如果不追问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是否实际控制、收益是否真正归劳动者,这些词可以套在任何股份合作甚至私有制企业头上。

陈明文章的一个基本逻辑是:总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所以集体所有制要向合有、共有拓展,构建开放性产权秩序。这个逻辑的问题在于,它把“适应市场经济”当成了评判公有制形式是否正当的先验标准。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标准。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经济关系,是劳动者联合体的生产组织关系,不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作为整体对外参与世界市场,与外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换;但对外参与市场,不等于对内实行市场经济。陈明把“与市场经济相容”作为公有制形式演化的标准,实际上是用市场经济的产权逻辑改造全民所有制内部关系。判断公有制形式是否成立,根本标准不是是否与市场经济相容,而是:生产资料是否归全民共同所有;劳动者是否联合占有、民主管理;收益是否归劳动者共享;是否防止官僚化、私有化、内部人化。

三、全民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制:国家行使劳权而非产权

陈明文章虽然承认国家所有是过渡形态,但在具体论述中却把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共有、合有并列纳入“现代公有制”,甚至提出“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也是一种改革思路”。这就把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混同了。

国家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国家是政治统治机构,全民是社会整体。国家所有在法律上可以表述为“全民所有”,但实际控制权往往落在政府、部门、企业管理者手中。如果劳动者不能实际参与管理、不能有效监督、收益不能共享,那么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只是法权虚置,实质上是国家所有制,甚至可能异化为官僚支配的国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讲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性革命措施,最终指向国家逐步消亡后的社会所有制,而不是把国家所有制固化为全民所有制。陈明说“国家所有本质上是各级政府法人所有”,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问题:如果国家所有只是各级政府法人所有,那全民在哪里?劳动者在哪里?全民所有制被降格为政府法人所有权,这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而是国家产权公有制的表述。

社会主义初期,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阶级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技术能力还不足以直接实现自由联合生产。因此需要无产阶级政权与劳动阶级共同行使劳权,辅助劳动阶级组织生产、管理经济。国家此时是生产中的共同一员,行使的是劳动组织权、生产管理权、经济监督权,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所有者身份支配劳动者。国家调拨生产资料,是生产层面的经济管理行为,依据的是微观生产企业的消耗补偿需求,不是所有权占有行为。调拨改变的是生产资料的使用配置,不改变全民所有的所有权归属。一旦国家从“共同行使劳权”滑向“独占所有权”,从“经济管理”滑向“产权占有”,国家就不再是劳动者联合体中的一员,而变成了官僚支配者;劳动者就从所有者、参与者沦为被管理者、被支配者。这时全民所有制就异化为国家产权公有制。

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正是防止国家在“与劳动阶级共同行使劳权”的过程中因公共权力异化而滑向产权占有的政治保障。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国家政权不脱离劳动阶级控制,不变成官僚产权主体;人民民主确保劳动者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不沦为被支配者。陈明文章通篇讨论产权形式转换,却几乎不触及劳动者联合占有、民主管理、收益共享这个核心,也不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对防止所有制异化的政治保障作用。这恰恰说明其分析框架停留在产权层面,没有进入所有制关系的本质层面。

四、集体所有制的成立条件:包含于全民所有制而非国有制

集体所有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不能抽象地看“集体”这个形式,而要看它被包含在哪个大前提里。如果集体所有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大前提下,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而存在——生产资料归根结底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集体只是在这个总框架内组织生产、管理经济、分配收益——那么它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但集体所有制不是脱离全民所有的独立所有权主体。它不能把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排他性地分割给各个集体,否则不同劳动联合体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必然按商品交换、利润积累的逻辑运行,最终产生分化、雇佣和资本关系。

如果集体所有被纳入国家所有制框架,国家成为实际所有权主体,集体只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一个行政单元,集体没有独立的所有权地位,劳动者不能实际参与管理和收益分配,那么集体所有制就名存实亡。它不再是全民所有制下的集体形式,而是国家产权公有制下的行政附属。这时说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成立了。

陈明提出“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也是一种改革思路”,恰恰触碰了这条边界。把集体所有转制为国家所有,如果国家成为实际所有权主体,集体沦为行政层级,劳动者被排除在控制、管理和收益之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调整,而是向国家产权公有制的滑落。陈明说“这一改革思路不影响公有制的实现”,这个判断只有在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但按本文的分析,国家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形态。把集体转国有说成“不影响公有制”,恰恰暴露了陈明对公有制本质的误解。

五、市场经济标准的僭越与概念偷换

陈明把“总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作为集体所有制转向合有、共有的理由,实际上是把对外市场经济的逻辑错误地延伸到了全民所有制内部。社会主义国家以整体身份参与世界市场,是对外经济交换形式,不改变全民所有制内部性质。但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经济关系,是劳动者联合体的生产组织关系,不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如果内部按市场经济逻辑运行——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生产资料商品化、劳动力市场化、利润最大化成为生产目的——那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就变了,劳动者联合占有就被市场交换关系替代了。这不是“利用市场”,而是“市场替代了公有制内部关系”。

陈明文章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也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提法。但引用词句不等于把握本质。马克思讲社会所有制,核心是劳动者联合占有生产资料、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实现劳动者主体地位。陈明却把全民所有制降格为总有、合有、共有的法律形式选择,把“适应市场经济”作为评判标准,回避劳动者联合占有这个核心。更值得指出的是,陈明把“重建个人所有制”解释为“个人既能同时占有劳动和资本,又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自由组合的生产方式”。这个解释把“个人所有制”读成了个人对劳动和资本的自由组合权,实际上更接近自由市场经济的个人产权理想,而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消灭资本雇佣劳动的前提下,劳动者重新支配自己的劳动条件,个人消费品归个人所有,而不是个人占有资本、自由组合生产要素。陈明在这里又一次用产权经济学的语言替换了马克思的原意。

陈明顶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等头衔,引用马克思的词句,在公共舆论中具有较高公信力。普通读者看到“国家研究机构教授”说“共有合有都属于现代公有制”“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也是一种改革思路”,很容易把这种产权逻辑当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权威解读。公信力越高,误导性越强。这不是老百姓天然不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而是掌握公共话语权的学者用产权逻辑把水搅浑了。

六、结论:正名是理论批判的首要任务

陈明《何谓“公有”?》一文,在法理层面揭示了总有制的封闭性、集体构造之变和法律形态谱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政策分类也反映了不同区域土地问题的现实差异。但该文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把所有制问题降格为产权法律形式问题,用民法共同所有权形态定义公有制性质,用“适应市场经济”替代“劳动者联合占有”作为评判标准,把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共有、合有并列纳入“现代公有制”,甚至提出“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也是一种改革思路”。这在客观上混淆了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稀释了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地位,用私有制社会的产权语法解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形态,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不可分割;国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劳动者共同行使劳权,而不是成为所有权主体;集体所有制只有在全民所有制大前提下作为其实现形式才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一旦被纳入国家所有制框架便名存实亡。判断公有制形式是否成立,根本标准不是是否适应市场经济,而是劳动者是否联合占有、民主管理、收益共享。

陈明可以研究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内部的产权安排,这是学术自由;但他不应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马克思原理的旗号完成概念偷换。用产权逻辑解释公有制,用国家所有制替代全民所有制,用市场经济标准替代劳动者联合占有标准,最终只会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换掉,只留下“公有”之名和产权之实。理论研究的责任,不是用头衔为概念偷换背书,而是正本清源,把被搅浑的概念重新澄清。陈明看到马克思的词,用的却是私有制的语法;他谈的是“公有”之名,落的却是产权之实。名实之间,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被消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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