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概述:概念、理论结构与批判

作者:万重云翔 来源:猫咪狮子和小猴子们的家二代 2026-11-18
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论战中被高频使用的概念,它是对工人运动内部最严厉的政治指控。如果不搞清楚其概念,那么真正的修正主义反而会获得掩护。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条件、理论结构、社会基础、认识论根源及其与革命路线的关系上加以梳理。

一、修正主义的概念与判别

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论战中被高频使用的概念,它是对工人运动内部最严厉的政治指控。如果不搞清楚其概念,那么真正的修正主义反而会获得掩护。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条件、理论结构、社会基础、认识论根源及其与革命路线的关系上加以梳理。

“修正主义”源于拉丁语revidere,意为重新查看、修订。其用法至少有三:广义指对既有理论结论的任何修改,这是科学活动的常态;狭义指十九世纪末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潮;引申义指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系统否定其革命内核的各种形态。我们所说的修正主义不是任何对理论的修改,因为理论修改是常态,永远没有修改,理论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修正主义的特殊性与错误不在于修改,而在于,它修改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容: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革命的必要性。

如何区分创造性发展与修正主义呢?区分的关键在于:对待基本原理,是坚持立场、观点、方法并在新条件下对其丰富和具体化,还是以时代变了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对待个别结论,是依据新的实践订正、补充、替换,还是由个别结论的失效推出整个体系的失效?对待经典文本,是历史地进行阅读并区分针对性与普遍性,还是选择性摘引并拼装出导师们也同意我们的假象?与实践的关系,是服务于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还是服务于与现存资本主义秩序妥协?检验标准,是增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还是削弱这种能力、代之以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适应?

一个便于操作的判据是看修改后的结果:如果结果是无产阶级除了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内争取改良,别无他途,那么无论保留多少马克思主义词汇,它在功能上就已经是修正主义。如果结果是在新的条件下革命形式发生变化,但革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依然存在,那么才是发展而不是修正。

在认清修正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还需区分改良、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三个概念。

改良是斗争手段,是在现存制度内争取工资、工时、社保、民主权利等的其具体改善,本身不必然错误,而是革命的必要手段之一。而进一步的改良主义则是战略取向,是把改良这个手段之一当作唯一手段,并使之成为目的本身,认为只需进行改良而无需触动所有制与政权,因而在战略上取消革命。更进一步的修正主义则为改良主义提供哲学、经济学、国家学说、政党理论的完整论证,是改良主义的理论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争取改良吗?并不。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参加杜马,在革命后推行新经济政策,这些都是改良措施。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改良,而是改良是否从属于革命。革命者应善于把改良作为革命的副产品来争取,而不能把革命仅仅作为改良的遥远远景来装饰自身;反过来,只会空喊革命却拒绝一切具体改良的运动,也往往连群众都组织不起来。在此意义上,改良主义与教条主义是同一种问题的两个方向:都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到此,可以给出对修正主义的初步定义:

修正主义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以时代变化、实践需要、反对教条等为理由,系统性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必要性——从而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改造为一种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的伦理诉求或政策方案,在实践上把工人运动纳入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思潮。这个定义包含三个要素: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内容上的去革命化、实践上的体制内化。三者合一,构成最难以识别、也最难以清除的修正主义形态。

二、修正主义的历史谱系

我们说到最早的修正主义一般会想到伯恩施坦,但修正主义并非始于伯恩施坦。在伯恩施坦之前,工人运动内部已反复出现同一种结构的思潮,只是尚未形成体系:

拉萨尔主义主张依靠普选权和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其国家崇拜作了清算。蒲鲁东主义试图用交换银行、无息信贷、公平交换等方式消除资本主义弊病而保留商品生产本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这是想要资产阶级社会而不想要其后果。法国可能派主张把社会主义目标暂置一旁,只争取“可能”得到的改良。费边主义以“渗透”代替斗争,主张通过市政管理、专家行政、渐进立法实现社会主义,明确反对阶级斗争与革命。杜林体系以“最后的终极真理”自居,用包罗万象的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论取代辩证法与剩余价值学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其进行了逐层拆解。

可见,修正主义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修正主义思想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伴生现象。只要工人运动处在资本主义正常运转的世界之中,就总会有人试图把运动目标调整到与这个“正常运转”所相容的程度。伯恩施坦的独特之处,在于把这些零散倾向第一次系统化、哲学化和公开化。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但其表象与《资本论》的预言并不完全吻合:一方面,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大量出现使生产集中程度空前提高,但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又使资本所有权分散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1873年危机后的长期萧条在1896年前后转入繁荣,部分行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有所上升,社会保障立法也开始出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迅速壮大,议会选举和工会组织发展迅速,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构想似乎不再是空想,而具有了现实希望;白领雇员、技术人员、公务员发数量迅速增长,使中间阶层迅速扩大,改变了阶级结构的外观……这些都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而修正主义的全部理论错误,正发生在从历史事实到结论的一跃上。

1896年至1898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发表《社会主义问题》系列文章,1899年系统化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其核心命题可概括为:“最终目的,无论它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宣告其将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变成了不断趋近的伦理目标,工人阶级斗争从夺取政权、消灭阶级变成了在现存制度内争取改善。

罗莎·卢森堡1899年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对此做出了回应:改良与革命不是程度之别,而是性质之别。争取改良是革命的斗争手段,把改良当作目的就是取消革命。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早期立场)、梅林、蔡特金等都参与了批判。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和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也均以压倒多数通过谴责修正主义倾向的决议,但这些决议可以否定一种思潮,却不能取消产生这种思潮的物质基础。而此后十五年间,无产阶级以惨痛的代价检验了修正主义思潮蔓延的危害。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法国社会党加入“神圣联盟”政府,第二国际宣告破产——这些背叛是修正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把自己的存在理由建立在合法议会斗争与民族国家框架之上,那么当民族国家号召战争时,它只能选择国家利益而非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列宁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1917年《国家与革命》中对此作了理论分析:前者说明垄断资本主义并未消除矛盾,而是把矛盾推向世界范围与战争;后者说明国家从来不是超阶级的调和机关,而是阶级统治的特殊暴力组织,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191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则把批判指向以正统自居、实则用折中主义偷换辩证法的考茨基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修正主义以新的形态出现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其“秘密报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并在理论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必要”。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党纲更进一步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这些被各国马列主义者视为现代修正主义的正式形成。其理论要点包括:否定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通过“和平共处”实现根本改造;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代之以“全民国家”;否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质,代之以“全民党”;否定帝国主义本质未变,代之以“没有战争、没有革命”的“三和两全”路线。在1963—1964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中方以1963年6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及此后至1964年7月的九篇评论文章为代表,对苏共的这一现代修正主义形态进行了系统性批判。这场论战把焦点推进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政党学说是否还需要坚持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在此期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平演变危险、警惕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论述,在理论上阐明了修正主义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渗透,而是从运动内部、从执政党内部生长出来的。这一理论把谁来进行判断、依靠谁来纠正错误的问题摆上台面,是列宁之后对这一问题的最重要推进。

三、修正主义的主要主张与理论特征

修正主义是一个在多个层面相互支撑的理论体系:哲学上取消必然性,经济学上取消矛盾,国家学说上取消专政,政党理论上取消阶级性,战略上取消革命。五者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安放的所谓“社会主义”。

在哲学基础上,伯恩施坦提出“回到康德去”,用新康德主义伦理学替换黑格尔辩证法,用“应当”替换“必然”。一旦社会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只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那么社会主义的主体就从无产阶级变成一切有良知的人;道路就从阶级斗争与革命变成道德启蒙与渐进改良;判据就从是否消灭剥削变成是否符合某种正义原则;时间性就从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变成一个永远趋近而无法到达的远景——实践上等于取消目标。这正是“运动就是一切”的哲学内涵。伯恩施坦公开否定辩证法,把矛盾、飞跃、否定之否定视为“思辨的残余”,主张用“和平的进化”取而代之——用庸俗进化论取代辩证法,用量的渐进否定质的飞跃,是修正主义的哲学根源。是否承认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直接决定是否承认革命的历史位置,因为一旦在哲学上取消飞跃,革命就既不可能,因为一切都只是渐进;也不必要,因为渐进已然足够。

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正主义的核心主张包括:崩溃论失效论,认为信用制度、股份公司、卡特尔与托拉斯可以增强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足以调节生产、缓和危机,因此“资本主义总崩溃”前景不再存在;集中化被高估论,认为中小生产者和中间阶层并未消亡,阶级结构趋于“中间化”;贫困化不成立论,认为工人阶级实际收入提高,贫困化理论已经过时;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可以结成联盟,以共同剥削世界取代相互争夺,从而出现所谓“没有战争的帝国主义”。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把资本主义在特定阶段的自我调节能力当作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消解,但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资本主义确实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这点我们应当承认:通过危机摧毁多余资本、通过信用扩张推迟危机、通过殖民与全球化把矛盾向外转移、通过福利制度赎买社会稳定、甚至极端情况可以通过战争消灭过剩产能和“过剩”人口。但这种调节每一次都会以更大的规模重建矛盾:信用扩张积累为金融泡沫,殖民扩张积累为世界大战,福利制度积累为财政危机与滞胀,一场战争导向另一场战争。因此,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每一次成功,都是矛盾在更高层次上的重新累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把推迟了矛盾解读为解决了矛盾,把转移了矛盾解读成消除了矛盾。

在国家学说上,如果国家是超阶级的公共权力,那么夺取政权的形式问题就不重要,只需在议会里取得多数就可以掌握国家。伯恩施坦由此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即通过普选权、议会立法、地方自治、工会谈判,逐步把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主张依赖三个前提:国家机器是中立的,可以被多数派“接管”而不被其结构所改造;议会多数能够转化为真实统治权力,即军队、官僚、司法会服从议会;统治阶级会在被投票击败时和平交权。然而,1918—1919年的德国、1921—1922年的意大利、1933年的德国、1973年的智利,都以极为惨烈的方式检验了这三个前提无法成立。智利尤其典型:1973年9月11日,通过合法选举执政的人民团结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总统在总统府内身亡,这正是议会道路三个前提同时失效的完整样本。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明,国家是特殊的武装人员队伍,是阶级统治的暴力组织,它的性质不由谁在议会里占多数决定,而由谁掌握军队、警察、司法、财政与意识形态机器决定。如果这些机关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取得议会多数也只是取得一个可以随时被解散的意见表达权而已。

在政党理论上,列宁在《怎么办?》中确立的原则是: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以革命理论武装的、有严密组织的先锋队;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修正主义则相反,认为党应当是“全体人民的党”,即“全民党”,不应以阶级划界;党的功能是选举机器与利益聚合器,而非革命组织者;党的纪律被视为“不民主”的障碍,集中制被指为“官僚专断”;党的目标是在现行宪法框架内执政,而非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里存在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党的功能一旦确定为选举机器,党的结构就必然向选举机器演化;党的结构一旦向选举机器演化,党就再也无力承担革命功能。政治路线决定组织形态:一个以竞选、谈判、行政为日常业务的机构,其人员构成、技能结构、激励方式、时间视野,都会被这套业务所重塑。因此,修正主义不是在党内传播开来的,而是通过党的日常运转生长出来的。

在战略理论上,修正主义至少经历三代版本。第一代是1890年代至1914年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关键假设是议会多数等于政权,历史检验是1914年的战争拨款和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失败。第二代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议会道路加福利国家”,关键假设是经济增长可无限支撑再分配,历史检验是1970年代的滞胀和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第三代是1990年代以来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投资、利益相关者治理,关键假设是全球化红利可以被全民共享、阶级矛盾可通过技术化处理,历史检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三代战略理论的共同点在于:把夺取政权替换为进入政权,把改变所有制替换为改善分配,把阶级对抗替换为利益协调。而每一次替换,都使工人运动更深度地嵌入它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秩序,嵌入得越深,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直至最终失去退出的能力。

由此可概括修正主义的七个理论特征:

1、以“时代变化”否定基本原理,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期的经验否定其根本矛盾的客观性,后果是取消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失去物质基础;2、以伦理诉求替代历史规律,用“应当”取代“必然”,后果是社会主义从科学退为道德理想;3、以进化替代革命,否定辩证法、否定飞跃,崇拜渐进,后果是取消革命的理论位置;4、以国家崇拜替代打碎国家机器,主张超阶级国家观和议会道路,后果是放弃政权;5、以阶级调和替代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党、社会伙伴关系、阶级合作,后果是政党丧失阶级性质,运动丧失主体;6、以分配问题替代所有制问题,使根本性变革降格为一时政策,使分配改革的成果可以随时被撤销;7、形式上是马克思主义、内容上是自由主义,保留术语、替换结论。

修正主义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不断再生,正因为它从不宣布自己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宣布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使批判者处于结构性困难中:必须先证明“这不是发展,而是否定”,才能开始批判。而对手却只需一句“教条主义”,就可以把全部批判都给打发掉。在这场不对称的争论中,成本由批判者承担,而收益由修正者获取。

因此,要与修正主义斗争,还需要充分了解修正主义的话术。修正主义的力量有相当一部分正是来自其话术。

一是时代化——“时代变了”。任何时代都在不断变化,所以这一话术难以被证伪,其将举证的责任转移给批判者,使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者永远处于防守位置。

二是问题化——“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它把路线争论转化为对具体问题的争辩,使总目标消失在事务之中,却显得自身务实、谦逊、负责任。

三是去阶级化——用中产、纳税人、消费者、公众替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旦阶级范畴消失,剥削也就无法被表述,斗争也就无处落脚。

四是技术化——把结构性矛盾表述为治理能力、制度设计、激励机制问题,从而解构对抗性矛盾,只留下手段分歧。

五是道德化——把革命诉求表述为极端、不理性、不负责任,把妥协表述为理性、成熟、有担当,把政治判断偷换为品格判断。

这五种话术在现实中往往同时被使用。

四、修正主义批判

修正主义的论据最先来自经验,因此也最先在经验上破产,对此,我们一一分析。

关于“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伯恩施坦写作时资本主义确实处于1873年以来长期萧条后的复苏期,但此后的历史是1914—1918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29—1933年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一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当作基本命题,它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它作出这一判断之后不到二十年,资本主义就把整个世界拖入两场战争和一场空前危机。

关于“超帝国主义”。考茨基在1915年预言帝国主义国家将走向联合剥削世界的超帝国主义阶段。然而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持续至今的争夺势力范围、技术封锁、金融霸权与局部战争。这说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不是可以调和的分配分歧,而是资本积累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必然表现。资产阶级联盟是可能的,但联盟是资产阶级间争夺的形式之一,而不是争夺的终止,他们只有面对联合起来无产者的反抗时,才有可能建立起临时的“兄弟会般的联盟”。

关于“贫困化不成立”。我们需要区分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工人实际工资在特定时期确实有所上升,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仍在起作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长期下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存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的不是工人在绝对意义上一定越来越穷,而是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与他们所获报酬之间的差额被资本无偿占有——这个关系并不因工资上涨而改变。用工资的绝对水平反驳剥削关系,是以分配的多少偷换是否存在剥削的论题。

关于“中间阶层扩大”。中间阶层的扩大在某些时间段和某些地区是事实,但白领雇员、技术人员等大量增加,并不意味着阶级差别消失,而是反映了资本积累对复杂劳动需求的扩大和无产阶级队伍在职业构成上的重组。这些人群同样出卖劳动力、同样不占有生产资料、同样受资本支配。职业分布变化并不能否定阶级关系存在。

在经验事实的破产外,修正主义在论证中还有五个反复出现的逻辑谬误。

第一,以速度否定方向。资本主义矛盾趋势没有以马克思预期的速度、形式表现出来,便认为这一趋势并不存在。然而趋势性规律从来不是以匀速直线方式实现,它的实现往往恰恰通过一系列偏离、阻滞、反作用与危机。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讨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时,专门列举六种起反作用的因素,并明确说明这是一条作为趋势的规律。把趋势被反作用因素暂时抵消解读成趋势不存在,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无知。

第二,混淆策略的灵活性与原则的坚定性,用前者为后者的放弃作辩护。典型的句式是“我们只是改变了方法,并没有改变目标”。然而,只要目标在实践中不能再约束方法,方法就会自己生成新的目标。

第三,选择性引证。摘取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的个别语句,拼装成他们也同意修正主义理论的假象。最著名的案例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问题: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中确实强调合法斗争在当时德国的有效性,被伯恩施坦引为对自身理论的支持。但在同一篇导言里,恩格斯明确警告,合法斗争的成功会使党“忘记”暴力反击的必要,而统治阶级在关键时刻会首先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秩序,无产阶级决不能因此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删掉后半句,只保留前半句,整段话的意思就发生完全改变。

第四,虚假两难。“要么在现行制度内改良,要么就是无所作为的冒险主义。”这一句式把革命与冒险直接等同,从而抹去了在改良中积蓄力量、准备决战的选项。这种逻辑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历史上冒险主义确实造成过惨重损失——修正主义正是靠消费这些历史损失来确立自己的正当性。

第五,从社会主义是好的推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再从社会主义必然到来推出无需为之斗争。这一悖论式结论是伦理社会主义的必然归宿:既然目标是道德命令,实现方式也可以是道德说服,既然历史必然性已被取消,剩下的就只有良好意愿。伯恩施坦主义最终变成一种没有历史主体的道德主义,是其哲学前提的直接结果。

在修正主义的方法论上,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对折中主义给出了批判:辩证法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而折中主义是平均地对待抽象的对立。前者要求确定在特定条件下哪一方面矛盾是主导的、决定性的,后者则以“两个方面都有道理”来取消这个确定,从而在实际上总是倒向力量较强的那一边——而在阶级斗争中,力量较强的那一边通常是统治阶级。与此相伴的还有庸俗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庸俗进化论只承认量的渐变,不承认质的飞跃,把社会变革想象为平滑上升曲线,因而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渐进主义:如果不存在飞跃,革命就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实证主义只承认可直接观察、可计量的事实,把本质、关系、趋势视为形而上学残余,它看起来极其严谨,但实际上取消了一切不能立即被数据证实的结构性判断——而剥削、积累、阶级权力恰恰属于这一类。三者合起来,就构成了子修正主义方法论的闭环:实证主义提供材料,庸俗进化论提供时间观,折中主义提供结论。

除此以外,修正主义还是一个有着严重内在缺陷、因而无法自我完成的理论体系。其局限可归为四条:

第一,解释力不足。如上所述,一套以“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为核心的理论,无法解释它自己时代最重大的现象:帝国主义战争、殖民体系、法西斯主义、结构性失业、周期性金融危机、生态危机。每一次重大危机都迫使修正主义退回防守,或临时引入它原则上否认的范畴,如市场失灵、全球化负面效应、黑天鹅等,从而破坏自身自洽性。

第二,实践上的政治无能。改良主义在常态时期能够争取实际利益,这是它最有力的物质基础。但在危机时刻——恰恰是工人阶级最需要组织力量的时刻——它就总是失去行动能力。改良主义能够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争取改善,但不能在体制崩溃时保护它所代表的阶级。

第三,理论上的自我消解。如果资本主义可以被无限改良,那么社会主义就失去历史必要性,至多是一个更好的资本主义管理方案。而一旦社会主义降格为管理方案,它就必然在与自由主义的技术竞争中失去独立的理论身份,最终退化为福利国家的行政技术或伦理社会主义的道德说教。它就算赢下每一场具体战役,最终却会输掉整场战争,以至于最后连“战争”这个概念都将被放弃掉。

第四,组织上的官僚化。长期进行议会斗争与工会谈判,会培育出一个以谈判、竞选、行政为职业的阶层,包括议员、工会官僚、党工、合作社与基金管理者。这个阶层的地位、收入和声望直接依赖现存体制的稳定运行,因此其利益与改良路径深度绑定,而与革命路径根本冲突。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位置决定立场的问题。修正主义之所以在组织内部具有自我复制能力,根源就在于此——它会持续生产出与自己同构的群体。

五、理论层面对修正主义的深入分析

修正主义能够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它有真实的社会物质基础。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了“工人贵族”概念: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和殖民剥削获取超额利润,其中的一部分被用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上层——熟练工人、工会干部、合作社管理者。这个阶层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都依赖本国资本在世界体系中的有利位置。此后一百年的变化,扩大而非缩小了这个基础:工会与政党的官僚层以谈判和选举为职业,其权力来自体制内位置;“新中间阶层”即技术、管理、公共服务领域的庞大雇员群体,虽然仍然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但在生活方式、文化趣味与社会认同上倾向于所谓“中产”,在政治上倾向于稳定与渐进;消费主义塑造的利益结构,通过信用消费、住房按揭、养老金基金持股,使相当一部分工人的眼前利益与资产价格、就业稳定直接挂钩,从而与现存秩序形成“利益共生”;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红利,使处于资本积累链条上游的国家可以用从外部转移来的价值补贴本国工人的一部分消费,从而在国内制造“阶级妥协”的物质条件。所以,修正主义不是靠欺骗维持的,而是靠利益维持的。它提供了真实的、当下的利益,如工资、福利、稳定、尊严,这就使它具有物质基础。然而,于此同时,这也解释了修正主义的脆弱性:它的物质基础是相对稳定。一旦相对稳定的条件消失,如产业外移、竞争加剧,妥协就会立刻失效——这正是近二十余年发达国家政治极化的重要经济根源。一旦危机深化到无法继续分配利益的程度,它的社会基础就会分裂——一部分向左重新激进化,一部分向右转向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民大量流向纳粹党,正是这一分裂的历史证明。当改良主义无法再兑现承诺时,它释放出的不满不一定流向左翼,而往往先流向右翼。这是当代左翼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

社会基础解释了哪些人需要修正主义,而认识论根源则解释了修正主义为什么能吸引人。修正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有如下几点:

第一,自发性崇拜。列宁在《怎么办?》中的核心论点是: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只能走向工联主义,而不能自发走向社会主义。因为日常斗争的直接对象是工资、工时、劳动条件——这些都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谈判的东西。斗争的自发形态必然停留在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这一层面,而不会自动上升到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修正主义在认识论上,就是把这种自发状态理论化、正当化:既然群众日常斗争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个样子的斗争。这其实很讽刺:修正主义自称“尊重群众”,实际上是却是在把群众钉死在资本主义给予他们的位置上。真正的尊重,是相信群众能够超越日常经验所划定的界限。把群众的自发状态当作终极标准,是对群众力量的低估和限制。

第二,经验主义的绝对化。修正主义的论据几乎全部是这些局部的、当下的、表层的“经验事实”:工资涨了、议员多了、中间阶层扩大了。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如剥削、积累、危机趋势,从来不能直接呈现在经验表层——它只能通过科学抽象被把握。用经验表层否定科学抽象,等于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现象”与“本质”不只是程度的差别,而是层次的差别。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但价格从不等于价值;利润表现为资本的产物,但利润来自剩余价值。如果科学只记录现象,那么经济学就不需要存在。修正主义在方法论上,是要求用记账员来取代分析者。

第三,合法斗争的“可见性”错觉。议会、选举、谈判、媒体,都是有形的、可计量的、有即时反馈的场域;而革命的组织准备、阶级意识的积累、力量对比的变化,是长期的、不可见的、缺乏即时反馈的。这种可见性的不对称,系统性地高估了合法斗争的可能性,低估了非法斗争的必要性。长期合法斗争会使合法手段成为习惯,进而成为唯一被承认的手段。

第四,商品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向政治领域投射。在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同样,在修正主义的政治想象中,阶级关系被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关系,国家被表现为中立的交易平台。这是同一种拜物教结构的两种表现。当社会关系被普遍理解为交换关系时,改变社会就会被理解为重新议价。

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修正主义与现实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错误的理论阻碍了现实发展”。修正主义至少有三种现实功能,必须被分别对待。其一,作为缓冲带。修正主义把工人阶级的不满导入体制内渠道,如选举、谈判、诉讼、舆论,使冲突以可控形式释放。这在客观上稳定了现存秩序,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确实争得了实际物质改善,如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障、工会权利、公共医疗。否认后者,批判就失去说服力;只承认后者,批判就丧失了立场。全面的表述应当是:修正主义用被可撤销的改善,换取了不可撤销的顺从。其二,作为意识形态的转换器。它把阶级语言翻译成利益语言,把剥削翻译成分配不公,把革命翻译成改革,把消灭阶级翻译成机会平等。经过这一套转换,激进的诉求被降解为可以在现存资本主义框架内处理的技术问题。群众的不满被重新表述并巧妙得转移了。其三,作为危机的替罪羊。当危机到来、改良路径失效时,修正主义自身会成为被指责对象,如“正是你们的妥协导致了失败”。而这种指责又常被右翼民粹所利用,转化为对“体制内左派”的攻击,最终导致排外主义与威权主义。改良主义的失败,往往不是给革命让出空间,而是给反动让出空间。

修正主义的历史后果至少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运动的分裂。1914年第二国际破产后,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对立,工人阶级政治力量被一分为二。这一分裂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在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互称“社会法西斯”与“社会主义叛徒”、直至1935年才转向统一战线),以及在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都造成实质性损失。其次是阶级意识的消解。当社会主义被重新定义为更好的分配方案,工人阶级就不再把自己理解为历史变革的主体,而理解为利益博弈的一方。主体的消失比组织的失败更难恢复,因为组织可以重建,而主体意识一旦瓦解,往往需要整整一代人的重新教育。而且这种消解具有代际传递性,当一代人在没有替代方案的话语中成长起来时,人们就会把资本主义当作自然状态而非历史产物,从而使批判失去语言。再次是改良成果的两面性。必须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确实改善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条件。但这一改善有两个前提:本国资本在世界体系中的超额利润,以及阶级妥协的政治均衡。当这两个前提发生动摇,如1970年代滞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转向、全球化下产业转移,改良成果便会被迅速被侵蚀。“第三条道路”在1990年代兴起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瓦解,正是这一逻辑的演示。这说明:不以改变所有制为目标而取得的分配改善,本质上都是可撤销的。

当代修正主义很少再使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样的表述,但其结构未变,只是话术发生了更新:传统形态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变为“第三条道路”、社会投资型国家、机会平等,实质仍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社会改良;“超帝国主义论”变为全球化共赢、利益共同体、相互依存,实质是否认帝国主义矛盾的存在;“全民党”变为全方位党、全民政党、全民国家,实质是取消政党的阶级性质;“崩溃论失效”变为资本主义没有替代方案,实质是否认历史必然性;“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变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社会责任,实质是用管理技术替代所有制变革;“道德社会主义”变为价值导向、伦理消费、公益创业,实质是用个人良知替代阶级政治。其共同的话语技术,都是去阶级化、去历史化和去对抗化。还需补充一个当代特征:修正主义的“个体化”转向。当结构性变革被判定为不可能时,批判就会转向个人生活领域——消费选择、生活方式、道德姿态成为政治的替代品。这一转向实则是彻底退却,它把改变世界的责任分散给无数个体,从而使任何集体行动都失去必要性。

六、结语

如果要给这场持续一百二十余年的论战提炼一个结论,可以为是否是修正主义归结出四条判据:

所有制判据:是否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目标?一切不触及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方案”,最终都只是分配方案;而分配方案在力量对比变化时是可以被轻易撤销的。这不是教条,而是二十世纪历史带来的最基本经验。

主体判据:是否承认无产阶级是变革的历史主体?一旦把变革希望寄托于“有良知的精英”、“开明的统治者”、“技术进步”或“全民的觉醒”,社会主义就失去它的物质承担者,退化为道德呼吁。

政权判据:是否准备在必要时刻以革命手段解决政权问题?这不是好战,而是清醒:统治阶级不会因为失去议会多数而交出政权,当合法的通道关闭时,社会主义者是否有能力与意志采取另一种方式?

实践判据:是否增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否服务于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不是以对现存秩序的适应取代革命实践。

只有同时满足所有制、主体、政权与实践四个方面的要求,才能把“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真正区分开来。

最后的最后,有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已被反复驳倒,在历史上已反复失败,它为什么总能再生呢?

因为修正主义不是靠理论的正确性来维持的。在利益方面,修正主义它提供真实的当下利益,因而总有其受益者。在体制方面,体制内职业阶层的持续生产,其立场由位置决定,使其天然倾向修正主义,这与个人品德无关。在教育方面,相关的理论教育一旦去政治化,就只剩下文本考据与概念辨析,学生学到的是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和改变现实,这样的教育显然无法生产革命者。在面对危机方面,每一次危机的直接反应是救火,而救火需要专业化的管理与谈判能力——这恰好是修正主义最擅长的领域。于是危机不但没有摧毁它,反而扩大了它的职能与合法性。这四种机制不断再生产这修正主义意识形态,这四种机制叠加的结果是:修正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偶然偏离,而是资本主义正常运转条件下工人运动的默认形态。相对来说,革命路线才是需要不断主动维持的例外状态——它需要理论、组织、纪律、国际视野与政治意志同时在场,缺一即容易退回默认状态。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反对修正主义是一项长期的、结构性的工作,而不是经过某一次清算就能完成的任务。

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论战中被高频使用的概念,它是对工人运动内部最严厉的政治指控。如果不搞清楚其概念,那么真正的修正主义反而会获得掩护。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条件、理论结构、社会基础、认识论根源及其与革命路线的关系上加以梳理。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