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呼吁加强对“九评”的学习和研究,从陈先义同志文章谈起,深入探讨相关现实与理论意义

作者:念莎莉史 来源:作者投稿 2026-11-17
1959年9月15日,纽约长岛的乡间公路上,一辆敞篷车缓缓驶过。车里坐着两个在当时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1959年9月15日,纽约长岛的乡间公路上,一辆敞篷车缓缓驶过。车里坐着两个在当时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他们谈论“和平共处”“裁军”“避免战争”,谈得热络。公路两侧,美国工人、家庭主妇、学生挥舞着小旗好奇打量这位来自“对立阵营”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戴着软呢帽,笑着挥手,看上去更像一位“来美国看新世界”的乐观老太爷,而不像冷战对峙中的核大国领袖。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万里之外的北京,中南海里,毛泽东拿起笔写下那首后来只在极小范围流传的打油诗: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那是毛对赫鲁晓夫访美的一次不公开评论:表面写的是一个苏联领导人坐车、住别墅、受厚礼,实质上指向的是——苏共最高层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转变,以及中国共产党由此感到的深层警惕。

后来人回头看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中苏论战,很容易只看到《九评》里汹涌的文字、凌厉的定性,却忽略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起点:1959年的赫鲁晓夫访美,和它在中南海里激起的涟漪。

如果不把这件事放回冷战和中苏关系的具体脉络,今天要讨论《九评》、讨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很容易落入简单化:要么把它神圣化成“永远正确的马列旗帜”,要么像一些后来回忆中那样,一句“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轻轻带过。

1959年的美国之行,是赫鲁晓夫整套路线的集中展示。

对外,他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竞赛生产而非竞赛战争”;他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竞争,看谁给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激情演讲,强调需要防止核战争;在美国的电视节目和公开活动上,他主动展示自己“接地气”“不死板”的一面,希望改变西方公众对苏联的刻板印象。

对内,这次访问又被包装成苏联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象征——“我们可以和美国人平等坐在桌边谈,甚至比他们更强大”。苏联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他在美国参观工厂、农场、科技设施的画面。

但在北京看来,这些场景背后的含义完全不同。

中国领导层当然知道和平共处的必要,也并不否认避免核战争的重要性。但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层面:赫鲁晓夫不仅在外交辞令上强调缓和,更在理论和政策上开始为一种新的转向铺路——淡化阶级斗争,弱化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求各党接受苏联的这一套。

同一年夏天,赫鲁晓夫刚刚结束莫斯科会谈后回国不久,就亲赴美国;而在前一年的1958年,他在中苏关系上已多次与中国发生尖锐分歧:公社化、人民战争、炮击金门、联合舰队问题、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问题……这些在公开资料中都有相当清晰的脉络。到1959年,他突然以“和美国总统在庄园散步”的形象亮相世界舆论场,对北京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外交访问,更像是苏联政策走向的一个象征性转折点。

毛的那首打油诗,恰恰抓住了中国领导层当时的担忧: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西海”,指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出圣人”,不是赞美,而是讽刺——在中国人眼中,赫鲁晓夫正在向资本主义世界主动示好,寻求某种“和解的合法性”;“涂脂抹粉上豪门”,暗含对他刻意修饰自己、讨好“豪门”(帝国主义大国)的不满。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这是对赫鲁晓夫在美国受到的礼遇的调侃:别墅、专车、农场展示,甚至赠牛赠礼品,在当时的报道中屡屡出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这种在“阶级敌人”那里的隆重接待,总带着说不出的别扭。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这两句,把赫鲁晓夫的和平论调推向极端:似乎只要东西方握手,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就可以一笔勾销,“举世劳民”和压在他们头上的“主子”可以在同一个大同世界里永久和谐共存。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判断显然不相容。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最狠的一笔在这里。毛用“列宁火焰成灰烬”形容这样一种逻辑的结局:如果革命理论被抛弃,列宁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传统就会被淡化甚至熄灭,而世界会被包装成一个没有冲突的“和平大同”。在这种“和平大同”中,阶级压迫与不平等不再是需要斗争的问题,而只是统计数字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

这首诗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很小范围里流传。据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回忆,毛写诗的时间大致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这与中苏分歧逐步激化、后来发展为公开论战的时间线相吻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九评》并非一夜之间在纸上生成的纯理论战书,它的情绪、警惕和攻击的对象,在1959年前后就已经在中南海形成。赫鲁晓夫访美,只是让这些不安有了一个形象化的着力点——一位在资本主义国家庄园里散步、在电视里谈“美好生活”的苏联领导人。

中国方面对这种转向的判断,后来集中体现在1963年那篇篇幅最长、立场最鲜明的文章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被许多人视为“九评”的代表作,也被陈先义等人认为是理解那场中苏论战的钥匙。

文章一开头就把问题咬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是不是还要讲革命?还要讲专政?是不是承认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水岭。

从这个核心出发,《九评》围绕六个问题展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苏联阶级斗争状况、“全民国家”、“全民党”、假共产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每一个问题,看似是对苏联内部理论和政策的批评,背后却无一不是在回应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路线的真实担忧。

比如“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批判,直指赫鲁晓夫在二十多年后被许多研究者所归纳出的路线特点:把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抽空,把国家说成超阶级的公共机构,把党说成“全民的党”,淡化甚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中国方面则坚持,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党是阶级性最集中的组织,一旦承认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就被蚕食了。

再比如“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部分,《九评》很长篇幅描写苏联特权阶层追求“美好生活”的现象,批评所谓“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这在当时并非空穴来风。五六十年代苏联社会确实出现了明显的等级消费差距,高级干部享受专用别墅、专用商店、专车配给等特权,这些在苏联内部出版物和后来档案中都有印证。中国方面把这一切归结为“阶级复辟的危险正在上升”,并把它与赫鲁晓夫的对外路线联系起来:追求与西方国家在生活方式上的比拼,而不是在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根本改变上推进。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令他们警惕的并不仅仅是苏联内部发生了什么,而是:这一整套路线被苏共当作“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国际,并要求各国共产党“与时俱进”。这直接触动了中国党对自己道路的坚持。

所以在《九评》的最后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的很多思考被系统化为理论:承认社会主义长期性和复杂性,承认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必须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包括经常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参加劳动、高级干部生活不搞高薪高特殊、军队始终置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之下、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等等。

在这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再只是对一个人的批评,而成为对一种可能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倾向的命名。

很多年后,人们再次谈起中苏论战,会引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的一段回忆:中方领导人对60年代那场论战曾有“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样的概括。有学者由此推断,“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批错了”。

这种说法点出了一个事实: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对当时论战中某些表达和做法,确实有了距离感,也愿意承认其中存在片面和过度。但如果仅以一句“空话”概括全部,就会忽略三层现实:

第一,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赫鲁晓夫路线在苏联国内引发的后果,并非完全是中国方面“制造”的。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农业政策的摇摆、强调消费优先的经济调整、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粗暴干预,都在苏联史的研究中被一再讨论。对这些问题的批评,不止来自北京,也来自不少后来苏联内部的左翼和学者。

第二,中国在那场论战中固然存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对苏共的批评上升到对整个苏联制度的大范围否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分歧过于激烈等问题,但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阶段仍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基本判断,在苏联解体之后被不少研究者认为具有某种前瞻性——至少,它比一种“历史终结式”的乐观主义更接近后来发生的现实。

第三,那场论战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自己。毛泽东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构想里,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把对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防范推到一个极高位置;同时又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这些思想后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参与塑造了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风貌,带来正反两方面的深刻经验。这些经验,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能被一句“空话”抹掉。

从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盟友的外交转向,而是一个巨大难题:如何在一个原本被设想为“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身上,发现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路线?如何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大局与坚持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对外世界的缓和与对内阶级斗争的坚持之间处理张力?

1959年的那首打油诗,是一个生动的注脚。它没有学理推演,却直觉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当一个曾经高举列宁旗帜的政党,以“人类和平大同”的名义,逐步削弱阶级、专政和革命这些词的实际含义时,另一支自认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党,会本能地感到不安。

六十多年过去,当人们重新翻开《九评》,或者读到陈先义那篇强调“九评精神”的文章,很容易将视线停留在那些熟悉的词汇: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全民党。但如果只在概念上打转,而不把目光拉回那个具体的历史瞬间——赫鲁晓夫在美国电视里谈“美好生活”,毛泽东在北京写下一首讽刺的打油诗——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那场理论争论为什么会那么激烈,也很难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关于那场中苏论战的评价依旧分歧巨大。

一端,是把《九评》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文献”;另一端,是用若干后来的回忆一句话否定当年的全部努力。历史往往不在这两个极端上。真正值得后人思考的,也许是:在社会主义实践面临新的处境时,一个党如何判断“坚持原则”与“修正错误”的界限?什么样的调整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样的调整则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走向它的对立面?

这些问题,远比争论当年谁在文笔上更犀利、谁在口号上更响亮要重要。而理解这一切的起点,仍然可以回到1959年的那个画面——一个在美苏冷战夹缝中微笑握手的赫鲁晓夫,以及在北京沉默写诗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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