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 | 工团主义的困境与观念僭政的幽灵——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法西斯兴起及其当代镜鉴
前言
Chainmunity | 链合体

1918-1921:占领意大利工厂与红色两年
二十世纪早期欧洲剧烈的社会冲突中,大规模群众运动既可能向着社会解放的方向推进,也存在滑向威权民粹的现实可能。阶级矛盾激化之下,工人抗争可以在局部取得可观的现实成果,但经济层面的突破并不自动等同于政治上的胜利。历史现场不只有实体层面的权力争夺,同样交织着意识形态与话语符号的博弈。
本篇投稿来自读者群,本社群现接收来自群内作者的投稿,并由各参与投稿者共同进行审稿及其他相关活动,欢迎有意者加入,读者群二维码可私信公众号后台获得。
目录
—一、1920年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经济夺权的胜利与政治决断的缺失
—二、波拿巴主义视域下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与阶级逻辑
—三、现代观念僭政:符号霸权及其三大典型形态
—四、魏玛悲剧的拆解:改良主义左翼的结构性困局
—五、历史原型:波拿巴主义作为威权独裁的通用模板
—六、共产国际的教训:“社会法西斯主义”与统一战线问题
—七、法西斯政权:政体剧变之下不变的资本主义国体
作者|丰泽乐(内容经AI整理)
编辑 |烟尘
正文
一、1920年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经济夺权的胜利与政治决断的缺失
1.1 工人委员会的实践:工团主义斗争的成就与内在局限
意大利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在“工团主义”斗争方面相当在行,他们懂得怎样在工厂内部建立工人委员会,也明白如何从生产过程中取得经济权力,即控制企业。然而,只有葛兰西等少数清醒者认识到,如果不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也就是夺取政治权力,工人阶级的胜利便没有保障。
1920年,意大利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厂占领运动。500家大型企业被工人委员会控制,艾米利亚等地的农民也起来反抗地主,形成了彼此呼应、功能联动的社会斗争格局,似乎已经直接否定了资本的支配权。此时资产阶级政府极度虚弱,完全无助,军队也拒绝镇压工人。
1.2 革命窗口的错失:议会迷信下社会党的政治怯懦
可是,社会党领导层仍然迷信议会道路。他们不愿发动武装起义,而是希望借助谈判和议会选举取得政权。最终的局面充满讽刺:工人阶级明明控制了工厂,具备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物质条件,其领袖却“似乎仍然不愿意掌权”。资产阶级虽然惊恐万分,却因为无产阶级缺乏政治决断力而“坐以待毙”般幸存下来。
无产阶级革命半途而废,工人斗争的成果没有能够固化为制度,反而引起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极大恐慌,也为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即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掌握群众、夺取政权的历史空隙。
二、波拿巴主义视域下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与阶级逻辑
2.1 资本积累危机:资产阶级向法西斯让渡政治权力的动因
意大利资产阶级借助工人运动革了封建地主的命,取得政治统治,并在经济权力上相当程度地允许工人自我管理,许下共同打下江山、给工人兄弟分一杯羹的允诺。但《资本论》揭示,资本扩张必须以资本家阶级剥削劳动者阶级为前提。只不过在意大利,这种剥削程度很低,也就是说,工人组织及其不断要求提高待遇的运动妨碍了资本积累。小资产者也痛恨工人干扰资本市场,影响自己的租贴信贷息活动。于是在波拿巴主义语境中,小店主们联合起来,组成保卫资本信用的军队,发起冲锋,摧毁了法国工党政府。资产阶级也因此放弃政治权力,向墨索里尼的组织让步,因为他们能够消灭劳工组织,方便自己快速实现现代化: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期间,意大利致力于快速的资本化进程。国家开始电气化,开发研制电机,设立人造丝绸产业,创立了现代银行体系,农业蓬勃发展,通过排干沼泽扩建农耕区域,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公路网,等等。如果不是法西斯主义时期启动的社会进程,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快速发展以及如今已经走上集约型资本主义发展之路,都是难以想象的。”
1789年的传统应当是指资产阶级古典时代的美好公式,也就是理性最终成为自己的最高形式,即各个特殊性能够达至一种普遍性和谐的最终崇高画面。“自由主义”极其重要的元素,就是“理性最终胜利的乐观信念,它将凌驾于整体和谐中的一切利益和观点的冲突而自我实现”。
2.2 法西斯的意识形态策略:“废除假设”式对自由主义的伪批判
而小资产阶级想要达到的超然于阶级特殊性的画卷,就是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既然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基于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而现实的社会民主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工人的特殊性,那么二者确实都要被法西斯反对。正是观念平等原则下的自由议会、公会的合法性,扰乱了现实的秩序。法西斯主义干脆直接禁止《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平等原则,用完满无缺的秩序取而代之:
“通过取消这种自由((liberty)理想,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无非就是宣布既定社会的真相,并且揭露资产阶级世界中自由理想的虚假。”
这是通过废除假设来批判假设。时代的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抽象,但抽象依然能够独立保存鸦片般的“理想”,并且总会不断有人去追求真实。
2.3 小资产阶级的主体建构:秩序诉求如何催生法西斯群众基础
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即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自“降生”以来所处的环境塑造了这种偶然给定的自由主体原型。此后,他们在偶然的自由选择中也只是不断重复“降生”,并一贯将其理解、把握为自然真理。偶然的自由选择与认真的选择,对人格而言,唯有自然才是唯一有效的差异。所以他们只能抓住自己能够抓住的东西,抓住秩序的实在。他们回望充满秩序实在的“黄金时代”。一旦出现问责现状的扰乱者,惯于抽离并享受虚无的小资产者便被迫接受虚无的习惯,于是他们怒吼着:“生产生活方式(租贴信贷息)受到了威胁!”他们由此结合成身体的本体,感受到安全,被权威和秩序包裹着。

1922 年 “向罗马进军”,黑衫军行军历史照片
三、现代观念僭政:符号霸权及其三大典型形态
在当下舆论场中,总能看到一种特别的现象:许多人张口闭口谈及“人民”,高举底层立场和阶级正义的旗帜,用道德标尺审判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大众对“僭主政治”往往存在刻板认知,只把它等同于古代帝王谋朝篡位、强权者夺取世俗权力。然而在现代社会,僭政早已迭代出新的形态:它不再依托武力掌控政权,而是依托符号、观念和主人能指,完成一场无声的非法僭越,这也是当下左翼舆论最大的隐性危机。
3.1 僭政形态的迭代:从实体强权到符号观念的专制
传统专制统治的核心是掌控土地、军队、行政机构等实体物质力量,而现代观念僭政的本质,是符号对现实的独裁。
在畸形的左翼舆论生态中,政治正确、僵化的宗派教条、抽象的主义标签,被人为抬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些空洞的观念符号,非法僭越了物质客观规律、无产阶级真实诉求和社会实践的正统地位,最终形成僭主独有的话语霸权。
部分极端左翼群体把空洞的主义信仰、身份标签和政治正确奉为“独裁准则”,照搬宗教中世纪的审判模式:划分阵营、打压异端、进行符号献祭。他们排斥独立思考、否定落地实践,用抽象口号取代真实的阶级分析,用道德谩骂取代客观辩论。
3.2 观念僭主的表征:身份僭越、话语暴力与道德表演
绝大多数观念僭主从未获得任何底层群体的正式授权,却单方面宣布自己代表普通老百姓、代表受压迫的无产阶级。
在公共争论中,他们熟练运用二元对立叙事,把自己绑定在“人民”的正义立场上,同时给持不同观点的对手直接贴上“脱离群众”“背叛底层”的负面标签。至此,私人层面的观点分歧被强行扭曲为“人民与敌人”的阶级对抗,这也构成了一切舆论暴力的开端。
僭主最擅长用循环论证进行道德定罪:先给对手强行安上一个对方从未提出的虚假立场,譬如“自诩和人民站在一起”;再以“既然你站在人民这边,为何没有实际行动”这类话术发起质问。
这套逻辑闭环直接剥夺了他人的解释权,其底层内核直白而霸道:反对我,就是反对人民;质疑口号,就是背叛底层。在这套规则下,所有理性的逻辑讨论都会被直接污名化。
这是观念僭主最虚伪的地方:他们沉迷悲情叙事,反复渲染底层民众的苦难,煽动大众负面情绪、制造对立,但自始至终从未提出任何具备可行性的建设方案,更不会亲身开展社会实践。
他们的一切行为,本质上只是一场“替人民发声、替底层骂人”的道德表演。他们用廉价的情绪输出,掩盖自身理论储备匮乏、实践能力不足的双重短板,靠空洞口号收割舆论话语权。
如果只停留在当代舆论层面分析僭政,终究不过是纸上谈兵。回看20世纪魏玛共和国的覆灭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可以清楚地看到:观念僭政并不只是舆论问题,它会渗入国家政治,最终引发毁灭性的社会灾难。
四、魏玛悲剧的拆解:改良主义左翼的结构性困局
4.1 社会民主党的跨阶级同盟及其内在矛盾
讨论魏玛的崩溃,绕不开核心主体——社会民主党。许多人简单地把社民党的失败归因于领导层决策失误,但从本质上看,不断向右滑落、沦为极右翼的铺路石,是社民党与生俱来的结构性宿命。
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根基是小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的政治联合体。为了维系两大群体的统一战线,社民党只能长期奉行中间妥协路线,缺乏坚定、纯粹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
这种妥协式同盟在经济繁荣、社会利益矛盾缓和时还可以维持;一旦经济下行、贫富差距扩大,同盟的裂痕就会立刻爆发:产业工人不满政党向资本妥协,认为自身权益遭到出卖;小资产阶级则受通胀和失业问题冲击,认为工人的激进诉求拖累了自身生存。
4.2 人员流向的反转:从社民党基层到纳粹冲锋队
许多人有一个认知误区:纳粹党员大多是保守派、极端右翼分子。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魏玛共和国后期,纳粹的中层骨干和冲锋队核心成员,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民主党。
经济大萧条席卷德国后,社民党为了稳定持续向容克贵族和大资本妥协,不断压制工人的激进维权诉求,彻底透支了底层支持者的信任。失望的基层党员、幻灭的小中产和普通工薪阶层,开始集体脱离社民党。
此时纳粹精准抓住机会,用民族主义叙事、社会秩序承诺和民粹化福利口号吸纳这批流失群体。对普通民众而言,昨天依附社民党的改良左翼思想,今天就能无缝替换成纳粹的极端民粹思想。
4.3 左翼自我瓦解:权力真空与极右翼势力的上位
社民党的妥协路线最终形成了致命的政治闭环:跨阶级同盟崩盘→政党失去工人与小资两大基本盘→国内出现大范围权力真空→幻灭的民众急需新的政治寄托→威权民粹主义顺势上位。
魏玛最大的悲剧从来不是纳粹的强势崛起,而是主流左翼政党的自我瓦解。社民党亲手放弃阶级斗争、背离底层诉求,把自己的基本盘拱手送给了极右翼势力。
五、历史原型:波拿巴主义作为威权独裁的通用模板
想要彻底读懂纳粹主义,不能只局限于德国历史,还需要把视线前移至1848年法国大革命,理解波拿巴主义——纳粹本质上就是20世纪德意志版本的波拿巴主义。
5.1 溯源1848年法国:波拿巴主义的生成机制
1848年法国革命期间,底层工人曾寄希望于国家工场化解生存危机,但工人的维权诉求遭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集体孤立。随后,资产阶级与小资阶层实现利益合流,联手暴力镇压工人运动、拆解左翼组织。
当时法国议会党派林立、内耗不断,阶级对立撕裂整个社会,中间政治秩序彻底崩盘。就在全民陷入迷茫之际,路易·拿破仑推出了波拿巴主义:
他以超脱一切党派的“全民仲裁者”身份登场,依靠强人威权和民粹叙事笼络农民、小资及底层民众;对内一面镇压激进工人运动,一面驯服垄断资本,最终凭借个人独裁稳定混乱格局,建立起威权独裁体制。

路易・拿破仑 1848 年政治讽刺版画
5.2 历史复刻:纳粹独裁与波拿巴主义逻辑的同构性
对比1848年法国与魏玛德国,二者的崩溃路径高度重合:左翼工人组织、社民党建制被中产、保守阶层孤立抛弃;议会政党妥协软弱、内耗严重,彻底丧失民众公信力;经济崩盘、民怨沸腾,原有中间政治秩序彻底空心化。
而纳粹完整复刻了波拿巴主义的夺权套路:以超党派强人姿态,收割破产中产、幻灭小资、失望底层;对外用民族共同体叙事凝聚全民情绪,对内暴力摧毁工人政党与左翼工会;最终凌驾于容克贵族、资产阶级、议会之上,建立民粹威权独裁。
更值得警惕的是,社民党的核心话术直接被纳粹挪用:原本用于阶级斗争、维护底层权益的“人民”话语,摇身一变,成为纳粹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工具。这也是左翼改良主义最讽刺的结局。
经常有人提出质疑:彼时纳粹反动属性如此明显,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左翼革命者,为何不主动开展阶级斗争、团结底层群众,遏制纳粹崛起?
这种论调,是典型的后置视角谬误,站在和平的现代视角,用抽象、理想化的思维解构复杂的历史现实。
真实的历史远比大众想象残酷:在魏玛时代后期,所有主张阶级斗争、坚持左翼革命、深耕群众工作的群体,几乎全部被纳粹的僭主话语体系统筹吸纳。
5.3 改良主义话语的异化:“人民”叙事被极右翼挪用
前文提到,脱离社民党的基层党员、激进底层、迷茫小资,是纳粹最核心的人员来源。这些人本身就是左翼潜在的革命力量,他们并非不愿斗争,而是在社会秩序崩塌、左翼主流政党背叛初心后,被民粹叙事裹挟,错把纳粹当成打破困境的出路。
简单来说:不是左翼放弃了斗争,而是所有基层左翼力量,尽数被极右翼同化、收编。在权力真空与全民焦虑面前,抽象的革命理论,永远抵不过简单直白的民粹口号。
六、共产国际的教训:“社会法西斯主义”与统一战线问题
1932年1月,正值纳粹即将上台前夕。当时共产国际(受斯大林影响)将社会民主党视为主要敌人(即“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没有区别。托洛茨基强烈反对这一决议。他指出,虽然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法西斯主义会彻底摧毁工人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而且被打上“改良主义的”组织无论如何还是独立的工人组织,它们是阶级组织,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奠定一些基础(列宁也认为民主共和国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锻炼),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以提供最高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由此为之教育,对于形成阶级意识来说构成基础的一直以来都是先进开放的而不是落后蒙昧的工人群体。因此必须区分两者,并呼吁建立统一战线来阻止法西斯上台。
七、法西斯政权:政体剧变之下不变的资本主义国体
7.1 政体变革不等于国家性质的转换:意大利工厂运动与法西斯夺权的对照
瑞典二战后与魏玛共和国一样,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政治权力,但是国家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政治权力更迭与国家性质完全不同。那么,根据生产资料的重要性,是不是占领生产资料就可以改变国家性质?但是1920年意大利的占领工厂运动尽管成果斐然,占领了含重要工厂的五百多大型企业,由于没有把占领工厂当成改变的第一步,没有争取掌握暴力机器,所以最终没有改变国家性质。
7.2 非傀儡化的统治集团:法西斯阶层依附政治权力的利益逻辑
法西斯也确实完成了政治权力的更迭,但也确实没有完成国家性质的转变。法西斯政权与资本集团的服务关系当中,法西斯并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上层手中的傀儡。相反,法西斯集团要想获得政治权力确实要进行一些举动。法西斯坚决不能放手自己的政治权力,否则自己的阶层基于政治权力的物质利益就不能持续存在,通过转向扩张的军工生产,让资本家争抢国家的订单,让民营资本家竞争,不理睬集约发展的资本集团的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
7.3 “经济非理性”背后的统治理性:政治逻辑优先于资本积累逻辑
“就算德国工业急需数以千计的波兰技术工人,但仍要把他们驱逐出境再把他们杀害,在德国战争的最后一年......按照合理性的要求.铁路和机车似乎都应该被用于服务前线,但他们反而被用于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犹太人运往死亡集中营......因为即便把他们留下来像奴隶那样工作也是不经济的”。
这些经济行为都是服务于政权的理性的其他范畴的非理性的。法西斯集团的经济调控能力并不来源受其自发规律的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而是是别于来源于政治角色。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