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腹地的理论坚守与斗争策略

[内容提要]德国的共产党(DKP)成立于1968年，系1956年遭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取缔的原德国共产党(KPD)的历史继承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致力于通过根本性社会变革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为深入了解和分析当代德国的共产党的现状、理论动向和斗争策略，笔者对其现任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进行了专访。科伯勒在访谈中系统阐述了德国的共产党现阶段的理论路线与斗争策略，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与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核心主张。德国的共产党坚持扎根工会与工人运动，在与改良主义左翼划清界限的同时寻求策略性团结;明确反对美欧帝国主义联盟及德国垄断资本的军国主义政策，主张退出北约并推动反战和平运动。科伯勒还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认为中国在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制衡霸权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动力。

[关键词]德国的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 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一、德国的共产党的历史演变、理论传承与当代使命

Q：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到1956年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取缔该党，再到1968年德国的共产党的艰难重建，以及1990年两德统一带来的巨大冲击，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沉浮为当今德国的共产党留下了哪些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A：德国的共产党的起源可追溯至1918年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同盟，它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诞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领导了汉堡起义等重大斗争，但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上存在历史局限。

纳粹上台后，德国共产党转入地下，成为当时德国境内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反法西斯抵抗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纳粹统治期间，约15万名党员被捕，其中约2万人被杀害，占纳粹迫害致死的持不同政见者半数以上。这段英雄事迹虽常被德国主流历史叙述所忽略，却是当代德国的共产党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二战后，西德的共产党于1956年被阿登纳政府援引《基本法》取缔，理由是违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1968年，在西德重建的政党更名为德国的共产党，它曾与东德的统一社会党(SED)联系紧密。1989年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冲击使重建后的德国的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外部支持与大量成员，陷入生存危机。

这段跨越一个世纪的沧桑历程，为今日德国的共产党留下了多重深远的宝贵政治遗产：一是不畏强暴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它证明即便在法西斯恐怖统治下，共产党人仍能开展有组织的抵抗;二是对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清醒认知，历史表明，垄断资本为争夺霸权，总是将人类推向战争边缘;三是坚信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尽管社会主义实践曾遭遇挫折，但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仍需以社会主义变革为方向;四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和平斗争的战术灵活性;五是重建与工人阶级血肉联系的战略任务，这是党在逆境中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Q：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金融资本垄断持续深化的结构性背景下，许多身处核心资本主义地区的传统工人阶级政党，常因选举政治的现实压力与理论层面的自我调整，实际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主张，转向体制内的渐进改良。在此现实背景下，德国的共产党如何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与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并以此为指导，系统剖析当代德国社会在福利制度收缩、极右翼政治崛起、外交与安全政策向战争导向转变，以及社会持续极化等方面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A：与许多左翼力量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化”或“改良化”的做法不同，德国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将其作为认识世界、指导行动的“批判武器”。世界观层面的妥协本质上意味着对革命立场的背弃。当前德国社会核心矛盾的根源在于列宁所剖析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看到，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内部更具侵略性的派系已占据主导地位，其全球战略在现阶段表现为有意识地服从美帝国主义的霸权护持策略。乌克兰危机正是这一地缘战略矛盾的集中爆发。2022年冲突的升级，则被德国统治集团用来在国内推动全面的“军国主义社会改造”，其目标是使德国“具备战争能力”。在对华政策上，德国垄断资本集团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它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其最大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追随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这种经济依赖与战略对抗的撕裂，导致了德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策略性分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及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以下简称“瓦盟”)等实质上已抛弃列宁主义，很大程度上也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不同，德国的共产党的所有战略与战术都明确服务于“克服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我们坚持认为，当前全球局势的本质是旧霸权主义为应对自身衰落而进行的挣扎，这一判断正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在21世纪的具体应用。

Q：近年来，德国政府的施政路线出现显著转向，其标志便是“时代转折”战略概念的提出与落地。这一转向在实践中体现为国防预算的突破性增长，以及社会福利支出的系统性紧缩。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出发，您如何界定这一系列政策的本质?它仅仅是应对国际地缘局势变化的临时性防御调整，还是国家机器作为垄断资本的“总资本家”，在面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时，为重塑全球竞争力、推进地缘战略而实施的长期性阶级规划?此外，该路线是否会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物质生存条件与社会再生产前景造成多维度、结构性的损害?

A：所谓“时代转折”，是德国统治集团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推行的一项根本性的战略转向，其核心是全面地重新军事化和对福利国家模式的拆解。从本质上看，它是垄断资本在面临利润率下降与全球剥削空间受限时，借由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军国主义化积累”。这绝非应对安全挑战的防御性调整，而是垄断资本为服务其全球争霸野心而进行的“战争准备”。首先，公共财富向军工复合体的直接输送与资本的超额利润化。国家设立的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及向国内生产总值2%看齐的军费开支，本质上是运用国家信贷与税收机器，将剩余价值强制转化为军工垄断集团的固定资本与利润。其次，社会再生产成本的极端压缩。与军备飙升相伴随的是对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资的系统性剥夺。资本主义不仅剥削生产领域的劳动力，更通过瓦解社会福利体系，迫使工人阶级个体承担高昂的社会再生产成本。近年来，食品、能源、住房价格大幅上涨，通胀高企，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急剧下降。最后是危机转嫁与意识形态驯化。在“国家安全”的宏大叙事下，统治集团试图将通胀高企、实际购买力下降等资本主义内生矛盾，包装为“抵御外部威胁”必须支付的代价，以此消解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由此可见，朔尔茨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实质上是在执行一场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满足大资本和军工复合体需求的阶级政策。许多民众虽然切身感受到生活恶化，但尚未完全认识到这并非偶然的经济波动，而是战争导向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政策不仅损害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当下利益，更将国家推向危险的战争边缘，违背了真正的国家与民族利益。

Q：近年来，以德国选择党(AfD)为代表的德国极右翼政治力量，其选举影响力与社会能见度持续攀升。该党在政治动员中有意识地将部分工人阶级因去工业化、生活成本危机产生的经济焦虑，与身份政治诉求绑定，以此扩大其右翼民粹主义选举联盟。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角来看，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垄断资本为转移危机矛盾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操弄，还是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工人阶级政治代表真空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德国的共产党为对抗极右翼势力扩张、系统揭露其民粹话语背后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虚伪本质，在理论批判、群众运动及议会内外政治实践层面，形成了哪些具有战略性的具体斗争策略?

A：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是德国垄断资本统治危机与阶级矛盾激化催生的危险产物。首先需明确其阶级本质：该党是带有鲜明法西斯倾向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政党，但其大量骨干直接来自基民盟、基社盟等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着垄断资本中最反动、最具沙文主义色彩派系的利益。从阶级分析视角来看，德国选择党社会基础的扩张根植于以下几重结构性矛盾：其一，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所转嫁的社会经济危机。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等传统政党推动的北约东扩、对俄制裁、军备竞赛等政策，直接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产业外迁风险加剧、生活成本暴涨，而德国选择党恰恰利用了民众由此产生的不满与恐惧情绪。其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传统工人阶级的冲击。去工业化、工作不稳定、社会福利削减等现象，使得努力就能成功的“绩效社会”叙事体系彻底崩塌，部分工人因感到被主流政治抛弃，转而寻求简单化的答案与替罪羊。其三，传统左翼(尤其是德国左翼党)的政治退缩与阶级立场模糊。德国左翼党在东部地区留下的政治真空，以及其在反帝反战等关键问题上的妥协，为德国选择党提供了扩张空间。德国选择党尽管在纲领上完全支持北约与德国重新武装，与统治集团的战争政策并无二致，却善于通过民粹主义煽动，将自身伪装成“和平政党”与“普通劳动者代言人”。其核心策略是将矛盾转嫁至更弱势的移民群体，宣称移民是社会福利的“窃取者”与就业的“竞争者”，而非揭露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剥削与帝国主义战争。德国的共产党针对这一问题的斗争策略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决揭露选择党的法西斯本质及其与垄断资本的关联，戳穿其“反体制”姿态的虚伪性;另一方面，投身具体的阶级斗争，在工会、工厂与社区中组织工人争取切身权益，将经济斗争与反战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相结合，帮助工人阶级认清自身利益与帝国主义政策的根本对立，从阶级基础层面瓦解极右翼的社会土壤。

Q：如您先前所言，在当代德国多元左翼的政治光谱中，存在着德国左翼党、瓦盟等带有改良主义倾向或不同政治色彩的团体。德国的共产党如何在意识形态与实践层面，既清晰界定自身与这些改良主义力量在革命目标、国家理论及资本主义批判彻底性上的原则分歧，以捍卫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独立性与理论纯洁性;同时，又能在具体的社会斗争、经济议题与反战动员中，超越组织界限，构建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广泛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请您阐述贵党在处理这一“划清界限”与“寻求团结”关系时所依据的战略原则与具体政治实践。

A：在当前的德国，我们实际上面对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主要变体：传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左翼党和瓦盟。尽管三者在具体议题和选民基础上存在差异，但其共同本质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改良。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现任执政联盟成员，直接参与了战争政策的制定;德国左翼党在反北约、反军国主义等原则立场上持续后退，日益融入现行的“亲战—妥协”式议会体制;瓦盟则带有更浓厚的民族保守色彩，部分主张甚至与极右翼话语重叠。德国的共产党与这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始终将一切策略与战术置于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坐标系中。具体而言，当前我们认为全球主要矛盾在于：美帝国主义为维系日益衰落的霸权，正持续对中俄等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核心大国实施系统性战略遏制与围堵。然而，上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基本抛弃这一理论主张。需要明确的是，划清意识形态界限并不意味着拒绝实践层面的联合行动。鉴于改良主义思想在工会及广大工人群众中仍有深厚影响，德国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在所有关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具体斗争中寻求最广泛的团结。例如，在反对削减社会福利、争取提高工资、反对重启兵役制，以及至关重要的反对北约战争政策与军事升级的和平运动中，积极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左翼党，乃至工会、教会中的进步力量开展合作。这种合作是基于具体斗争目标的战术联合，其前提是党保持政治与理论上的独立性，并在运动中持续揭露改良主义路线的局限性与不彻底性，努力将经济斗争引导至政治觉悟层面，将反战情绪升华为对反资本主义的认知。

Q：在当前欧洲普遍面临结构性通胀、去工业化危机与劳动剥削加剧的背景下，德国的共产党当前最关键的政治议程与短期实践目标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日常斗争中，贵党又通过哪些机制化途径与政治实践，深度融入工会运动与青年群体的具体场域，以实现阶级意识的培育、反资本主义斗争力量的组织化凝聚，并克服改良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政治消解?

A：德国的共产党当前行动纲领的核心，是反对国内垄断资本推动的军事化与对外干预政策，抵制这些政策引发的社会危机与战争风险，捍卫工人阶级的社会与经济权益，并致力于为根本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积蓄力量。其短期斗争目标聚焦于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一是反对军事化与战争政策。具体包括抵制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的计划、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反对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武器，以及推动“北约出局—退出北约”运动。二是应对生活成本危机。主张对超额利润征收重税、实施物价管控、提高最低工资、反对削减失业救济金，并推动东西德工资与养老金水平拉平。三是阻止公共服务私有化与衰败。倡导将能源、住房、交通等关键领域重新公有化，尤其强调将大型私营房地产集团持有的存量住房公有化，以缓解住房短缺问题。四是在劳资斗争中坚持明确的阶级立场。我们支持并参与工会发起的争取更高工资、更短工时的罢工行动，同时批判工会官僚机构与资本合作、将工人运动纳入国家战争轨道的倾向。

在日常组织建设中，德国的共产党正以坚定而审慎的姿态，逐步重建其在生产场所与工人社区的根基。近年来，我们通过“循序渐进的微小行动”重新深入工厂、企业与服务业，在劳资纠纷、工作环境改善等具体议题上与工人并肩斗争，以此重建信任与影响力。同时，我们加强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合作，面向青年学生和学徒工宣传反军国主义、反资本主义思想，并组织反对教育商业化、反对征兵的活动。

列宁曾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从外部“灌输”。因此，我们的核心战略不仅是参与经济领域的防御性斗争，更要在斗争中进行理论澄清——打破战后德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伙伴关系”这一阶级调和幻象。我们致力于将工人对工资、工时的自发诉求，升华为针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自觉政治抗争，从而为在工人阶级中传播社会主义意识、重建革命政党的群众基础创造条件。

二、逆流而上——欧洲左翼运动态势与反帝战线

Q：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持续东扩、欧洲安全架构加速军事化，以及战争经济逻辑向国内社会领域渗透的背景下，反战与和平斗争已成为德国左翼力量面临的核心政治任务之一。德国的共产党在国内广泛的反战与反北约运动中，是如何定位自身核心角色的?是侧重于提供系统的理论批判框架，还是致力于构建跨阶层的动员联盟，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在公共舆论场域，又是运用哪些具体的政治教育方法与传播策略，向德国公众揭示北约作为美欧垄断资本地缘战略工具、维护全球霸权与干涉主义秩序的帝国主义本质，并阐明其与国内社会福利削减、民主权利侵蚀之间的内在联系的?

A：德国的共产党是德国和平运动中历史悠久、立场坚定且组织力备受认可的重要力量，核心主张是“北约出局—退出北约”。这一主张源于我们对北约本质的判断：它是一个侵略性战争联盟，是美帝国主义维系全球霸权、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并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军事工具。北约绝非其宣称的“防御性组织”，从违背不东扩承诺的五轮东扩，到轰炸南联盟、入侵阿富汗、干预利比亚等行径，均充分暴露了其“帝国主义强盗工具”的本性。

在公众宣传中，我们致力于揭示北约的真实面目：它的扩张服务于美国军工复合体、金融资本的利益及地缘战略需求;它不断制造“敌人”与“威胁”叙事，为成员国(尤其是德国)疯狂增加军费、推进军国主义社会改造寻找借口，最终代价却是各国社会福利削减与战争风险攀升。

与此同时，德国的共产党在和平运动内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德国和平运动成分多元，涵盖工会、教会、环保团体及自由主义左翼力量，各方对北约的看法并不统一：部分力量仅反对“过度”军国主义或特定战争(如伊拉克战争)，却不质疑北约存在的合法性。对此，德国的共产党采取的策略是，不将“废除北约”这一终极目标作为当下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反对重启义务兵役制、反对在德国部署美国新型中程导弹等具体斗争中，积极与所有持相同立场的团体及个人合作，构建广泛阵线。在此过程中，通过分析、宣传与辩论，努力提升运动整体的政治觉悟，引导人们从反对具体政策，逐步走向认识帝国主义联盟的寄生性、腐朽性、对抗性本质。

Q：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角度分析，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与势力范围争夺从未停歇。当前，以美国为核心的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特别是欧洲资本与华盛顿之间，既存在着战略上的从属关系，也日益显现出明显的利益分歧。您如何看待美欧同盟当前矛盾的主要表现和演变趋势?这是否反映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深层结构性张力?

A：我们借鉴列宁的分析框架认为，当今的七国集团(G7)正是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集团。这些帝国主义集团共同构成以美国为核心、以北约和欧盟为主要组织依托的帝国主义阵营。然而，这一阵营绝非铁板一块，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博弈与矛盾。美国凭借无可匹敌的军事霸权、美元金融体系与科技优势，仍占据主导性的“领导者”地位。德国的垄断资本集团长期以来始终怀有成为独立的世界一极的野心。然而，其面临的战略困境在于：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南方自主性的增强，正在从根本上动摇西方主导的旧国际秩序，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相对优势正逐步衰落。德国垄断资本意识到，若要实现“世界军事强国”的战略目标，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阻止或延缓帝国主义阵营的整体衰落;二是巩固德国在欧盟内部的领导权。在当前体系性挑战下，德国资本判断，暂时屈从于美国联合遏制中俄的战略，比直接挑战美国霸权更为“稳妥”，这既能借助美国力量维护其全球利益，又能巩固自身在欧盟的龙头地位。但这种选择也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对美战略服从(如在对俄能源脱钩、对华“去风险”政策上紧跟美国)严重损害了德国自身的经济命脉。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依附之间的撕裂，使得德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政策时常呈现摇摆、含糊与自相矛盾的特征。例如，在制裁俄罗斯天然气的同时积极寻找替代供应源，在附和“对华脱钩”论调的同时又极力维持对华贸易关系。这种矛盾正是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当代的体现，也为革命力量利用其内部裂隙、争取群众支持提供了空间。

Q：在巴以冲突与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上，西方主流媒体与政治话语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如在报道中对领土主权、抵抗权利与平民伤亡等议题采用不同叙事框架，以此服务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德国的共产党应如何在舆论引导与政治实践中超越这类选择性叙事，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提供国际主义声援?

A：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德国的共产党意识形态与行动的基石。在巴以冲突与乌克兰危机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我们坚持阶级分析与反帝国主义立场。我们认为，尽管两场冲突的历史经纬与地区特性各不相同，但其本质均是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应对全球霸权衰落、维护主导地位而策动或激化的代理人战争与地区冲突。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明确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国际法定义的种族灭绝行为，反对其在约旦河西岸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扩张与驱逐政策，以及当前在黎巴嫩的侵略行径。我们视哈马斯等抵抗力量为被占领地区人民反抗殖民压迫的合法武装斗争代表，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其所有主张。在德国国内，我们积极参与并推动“声援巴勒斯坦”运动，坚决反对德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军事、经济或政治支持。

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同样认为冲突根源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结果，其性质属于帝国主义代理人战争。因此，我们反对德国及北约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这只会延长战争进程，增加核对抗风险。我们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方案必须兼顾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关切，并保障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的合法权利。

我们的具体行动包括：在工会、社区与校园开展宣传与组织工作，参与并发起反战游行示威，在议会内外向政府施压，通过党报《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进行系统性报道与分析。我们致力于将这些国际主义议题“锚定”在德国工人与工会运动中，揭示本国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是战争与压迫的同谋，德国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在于与国际被压迫者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Q：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与组织层面长期处于沉寂与边缘化状态。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在金融、生态、社会再生产及地缘政治领域暴露出多重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危机，这是否为左翼社会主义力量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此背景下，欧洲各类社会主义与激进左翼力量面临哪些主要机遇与内部挑战?更进一步，基于对具体矛盾的分析，您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突破当前困境、实现理论革新与实践复兴的可能路径与发展前景有何理论预见?

A：欧洲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复兴，首先必须超越其潜在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当前，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已不再是西欧传统工人运动，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古巴、越南、老挝等)，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反抗新殖民主义剥削压迫、争取真正独立与发展的斗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出的现代化道路和取得历史性成功，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有力冲击，也为全世界探寻替代性发展路径提供了可落地的现实范本。

在欧洲(尤其是在欧盟)内部，工人阶级运动总体处于守势，一方面是因为该运动普遍被整合进垄断资本军事化的体制运转轨道，更关键的是左翼力量自身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大面积退却：反帝国主义视角被“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叙事取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人道主义干预”或狭隘民族主义侵蚀;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被“社会公正”和“规制资本主义”的改良诉求稀释。因此，欧洲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前提在于重新树立反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这意味着要厘清欧洲工人阶级的切身困境(生活成本高企、公共服务体系衰败、就业稳定性持续恶化等)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发动战争、资源掠夺、生态破坏等行径)的内在因果逻辑。只有当广大工人阶级认识到，他们的苦难并非源于移民或“懒惰”，而是源于垄断资本为维持利润和霸权推行的战争经济与新自由主义掠夺政策时，才有可能形成超越国界、指向制度替代的广泛阶级意识与运动。这一过程虽曲折，但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正不断创造着客观条件。

Q：当前资本主义面临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效应尤为突出。欧洲主流绿党乃至部分左翼力量所推崇的“绿色资本主义”转型，往往主张通过征收碳税、提高能源价格等方式向下转嫁生态成本，导致“环保”与“就业/生存”在表面上形成对立，进而使部分工人阶级倒向右翼民粹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人与自然在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缝”，引发生态危机的“元凶”。结合这一论断，您认为德国的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应如何统筹生态议题与阶级议题，从而打破保护生态与维护阶级利益之间的虚假二元对立?

A：当前欧洲左翼运动中存在一种危险倾向，即脱离生产关系空谈生态问题，进而陷入资产阶级“绿色资本主义”的话语陷阱。德国的共产党认为，生态危机与阶级剥削具有同源性，二者都是资本无限增殖逻辑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必然“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理论层面，我们严厉批判德国政府(包括绿党)推行的所谓“绿色转型”，其本质是生态成本的“阶级性转嫁”，即资产阶级试图通过碳排放交易机制、高额能源税以及将高污染产业外包至全球南方等市场化手段维持利润率，而转型代价(能源贫困、通货膨胀、传统工业区大规模失业)却由本国工人阶级和全球南方人民承担。这不仅未触及生态危机的根源，反而加剧了阶级极化，为极右翼势力崛起提供了社会土壤。

在实践与策略层面，德国的共产党主张以“生态阶级政治”取代虚伪的资产阶级环保主义。我们明确提出：没有反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出路。核心诉求包括：第一，推进能源体系全面公有化，建立民主管控机制。能源转型的主导权绝不能交由追逐短期私利的跨国能源巨头，去碳化进程必须依托国家统筹规划，并吸纳工人阶级广泛民主参与。第二，生态转型需同维系社会再生产有机统一。我们坚决抵制一切借生态转型之名压低工人实际生活水准的政策，倡导在推行缩短法定工时(不减薪)的基础上重构生产体系，使工人阶级平等享有技术革新与绿色转型带来的发展收益。第三，揭露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生态破坏者。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和战争，既是对民众生命的残酷屠戮，更是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掠夺。总之，我们将和平运动、反战诉求置于生态斗争的中心，并致力于向劳动群众阐明：拯救自然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推翻资本统治、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

三、山海相连的声援——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

Q：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独特的大党执政经验、自主发展范式与对外战略，同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内处于非执政地位的各国共产党存在根本分野。这一差异性既是两类政党开展交流对话、协作互动的客观基础，也使得双方在理论认知、实践路径层面天然存在内在张力。请立足这一现实背景，剖析中国共产党与西方非执政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本质属性、互动模式及其演变内在逻辑，并进一步阐释这一政党关系在整合全球社会主义进步力量、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丰富拓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等维度蕴含的潜力，以及当前面临的现实制约与挑战。

A：我们高度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式合作，两党关系良好且至关重要。尤其令我们珍视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超一亿党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的政党，在与我们交往中始终秉持平等相待原则。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全球共产党间合作，这是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支援与被支援，而是基于共同理想与相互尊重的同志式协作。

在理论层面，我们重视与中国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1世纪的适应性、帝国主义新形态、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重大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思考社会主义未来提供了宝贵参照。在实践层面，我们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如声援古巴、巴勒斯坦)等国际场合紧密协调、相互支持。这种互动对于打破西方反共话语垄断、在欧洲展现真实全面的社会主义中国形象至关重要。它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是理论上的抽象整体，而是在尊重各国具体道路探索基础上，由执政与非执政共产党共同构成的充满活力的网络。作为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斗争的非执政党，德国的共产党的经验与视角，也能为中国共产党理解西方社会矛盾与工人运动现状提供参考。这种双向交流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智慧。

Q：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五大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在消除绝对贫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生产转型与改善民生等领域取得了备受国内外关注的进展。据我了解，德国的共产党近年来已在党代会和理论探讨中开始关注并讨论中国模式。您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这些成就?您认为这些发展经验对全球左翼运动，特别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怎样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价值?

A：我们认为这些成就是辉煌卓越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更具有引领人类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由衷地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表示祝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分析，这些成就的深远意义在于：第一，它充分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优越性。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让约八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彻底粉碎了“贫穷是社会主义天然宿命”的谬论，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所能创造的奇迹。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的全新路径。它没有重蹈殖民掠夺、对外扩张的覆辙，而是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富裕，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对那些仍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阶段。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升级，更关乎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社会主义能否掌握主导权，能否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另一种选择。第四，一系列发展成就是在风云变幻、风险交织的国际环境中铸就的。面对外部持续的封锁打压、战略遏制与舆论污名，中国依托独特制度优势，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凝心聚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极大提振了全球一切投身进步事业的力量。因此，这些成就不仅是中国的胜利，更是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社会形态的生动实践与前行指引，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历史发展最终方向的信念!

Q：当今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度变革阶段，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回潮，地缘博弈冲突不断升级，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与失衡问题愈发凸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恪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大力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并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国际合作框架，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重要的公共产品与系统性治理方案。您如何评价中国上述理念与实践的积极意义?在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哪些具有建设性与引领性的关键作用?

A：中国的成功与崛起为国际力量对比带来了根本性变化，其角色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中国是制衡帝国主义单极霸权的关键力量。中国不认同、不接受美国及其盟友所定义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而是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筑牢了基石。第二，中国的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拓展了战略空间、提供了替代性选择。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技术垄断与金融霸权体系，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起制度化的不平等交换格局。然而，中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输出的公共产品与实体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替代性方案，更为这些国家重塑自主工业化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动摇了西方垄断资本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绝对控制。第三，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器。中国坚持不结盟、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上，始终坚持劝和促谈，这与某些大国拱火浇油、递刀送枪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是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支撑与重要前提。多极化的世界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或集团能够独断专行，这将倒逼帝国主义势力在开展对外行动时充分考量其他大国立场与国际社会共同道义，从客观层面约束其发动战争的冒险冲动，抬高其对外干涉的成本、加剧单边行动的不确定性，进而为维系全球和平开辟更大空间。中国的发展实践本身，便是对“历史终结论”“霸权永恒论”最具现实说服力的驳斥。

Q：当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遭遇多重复杂考验。世界各国共产党与左翼进步组织，亟须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下，探寻深化理论互鉴、强化联合行动的可行路径。从学理与实践层面而言，您认为双方及更广泛的共产主义力量应在哪些具体领域优先开展对话与合作?应当构建何种协作机制、采取怎样的实施路径，从而有效凝聚共识、化解认知分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远发展汇聚思想合力与实践动能?

A：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持续深化与帝国主义集团的猖狂进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我们认为，应在以下领域重点加强合作。

在理论层面，当务之急是深化对当代帝国主义新形态、新特征的联合分析，具体包括：数字化时代下金融资本的全球垄断与统治新模式，北约等跨国军事政治集团作为帝国主义同盟工具的运行机理与扩张逻辑，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绿色转型”的资本本质与深层陷阱，以及全球南方整体崛起对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的重塑效应等。这就要求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合力建构适配时代发展、能够精准阐释现实变局、科学指引斗争实践的21世纪帝国主义理论体系。

在实践层面，各国共产主义力量开展联合行动的核心着力点，集中于抵制战争与军备扩张、反抗新殖民主义掠夺、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三大方向。具体而言：一是在和平反战运动中统一立场、协同行动，共同揭穿北约与生俱来的侵略属性，抵制针对中国、俄罗斯及广大主权独立国家的新冷战叙事与单边制裁行径;二是巩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纽带，现阶段声援古巴、反对美国单边非法封锁具备特殊标志性价值，同时学习借鉴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重点是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统筹市场与计划关系、化解各类全球性问题的经验与启示;三是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系统梳理民主德国(1991年前)等过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教训，这对于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至关重要。

真正的无产阶级团结不是口号上的一致，而是立足统一的阶级分析框架，围绕各项现实斗争任务开展策略协同、实施相互支援。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备宏大全球视野与丰富实践资源，能为跨国左翼协作提供关键平台。德国的共产党这样的非执政共产党，则身处资本主义腹地这一斗争前沿，能够提供直面其体系核心的揭露视角与一线动员力量。唯有如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能打破各方力量分散割裂的局面，凝聚起抵御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坚实合力。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科伯勒，德国的共产党主席;邝光耀，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鞠俊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