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1）文艺为什么人，是个根本问题

一、一个被绕开的问题

今天讨论文艺，热门的话题是"怎么拍、怎么剪、怎么做出爆款"：短剧一分钟一个反转，AI 三分钟一条成片，流量算法决定下一部戏写什么。这些讨论都很具体，也很热闹。但它们几乎都绕过了一个更靠前的问题：

这些东西，是给谁看的?是为谁写的?

这个问题听起来老派。1942 年 5 月，延安杨家岭的一间屋子里，毛泽东把它提了出来，并在会后的结论里给出了判断：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八十多年过去，传播介质从油印小报变成手机屏幕，创作者从笔变成键盘再变成模型。"根本问题"没有因此降级为"次要问题"，它只是被流量报表遮住了。

二、原话与上下文：一个"不解决，其他问题也不易解决"的问题

需要先还原《讲话》的论证结构，否则容易把它读成一句口号。

1942 年 5 月 2 日开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项。5 月 23 日作结论时，他把这五项收拢成一个中心：

"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

注意这里的结构："为什么人"是"如何为"的前提，"如何为"是"为什么人"的展开。紧接着，他给了这个判断一个定性的表述：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值得追问的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延安的土产?毛泽东自己在原文里就否掉了这种误读——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1905 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里写下了这句被毛泽东引用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写作——

"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所以，"文艺为什么人"不是一条中国的、战时的、临时的判断，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原理。它从列宁那里来，在延安被系统化，在新时代被重申。

三、人民不是素材，是主体

《讲话》回答"人民大众"是谁时，给了一个近乎统计学的界定：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界定的用意很明确：人民不是抽象的"苍生"，而是具体的人，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正在劳动和斗争的人。

由此推出一个关键判断，它决定了后来所有关于"能不能写群众缺点"的讨论的边界：

"人民也有缺点的……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

这段话里有三层意思，值得逐层拆开。

第一，承认缺点。《讲话》从不回避群众有落后思想，它明确说"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所以"不许写缺点"根本不是《讲话》的立场。

第二，缺点是被改造的对象，不是被展览的对象。文艺要"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也就是说，角色得有变化的能力，得有处境、有选择、有转变的空间。

第三，禁止"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这句话划出了"批评"与"丑化"的分界线：前者针对具体缺点，指向进步;后者把片面放大为整体，以讥笑和敌视收尾。

用这条标准去检验今天一些作品里那些"贪婪、撒泼、不讲理"的底层角色，结论就很清楚了：他们往往既不被交代处境的由来，也不被给予转变的可能。他们被固定在"丑"上，作为笑料用完即弃。这不是在写缺点，这是在取消人。

四、这不是"过时的话"

有人会说，延安的语境已经远去。但只要把时间轴拉到最近十年，就会发现这一判断被反复、逐字地重申。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直接列进了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

同一篇讲话把"为什么人"与市场逻辑正面摊开：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2021 年 12 月 14 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把这条标准表述得更为直接：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人民是文艺之母……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

2022 年 3 月 29 日，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修订通过《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把这条写进了行业规范：

"坚决抵制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反对唯洋是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从党的领袖讲话到行业自律公约，"丑化人民"都是被明确点名的负面清单项。这不是谁的"新发明"，也不是可以商量的审美偏好。它是《讲话》所确立的"根本问题"在当代的延续，而且被写成了可执行的规范。

五、为什么它是"根本"的：三条逻辑

其一，它决定作品与现实的连接方式。文艺的源泉是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如果创作者与描写对象"不熟，不懂"，就只能在概念里拼凑人物。拼凑出来的"穷人"，自然带着创作者的想象与偏见。

其二，它决定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当作品把普通人系统性地写成丑陋、愚蠢、只知逐利的群氓，它在叙事上等于否认了这个群体创造历史的能力。这就不只是审美问题，而是历史观问题。

其三，它决定批评的有效性。《讲话》并不反对暴露，恰恰相反，它强调"对于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问题在于暴露的矛头指向谁。把结构性困境的成因转写成底层个体的道德缺陷，看上去是在"揭露现实"，实际是在替真正的成因开脱。这是一种倒置的批判，它消耗了批判的名义，却不产生批判的效果。

六、"根本问题"不是"唯一问题"

最后要防止一种误读：把"文艺为什么人"变成一句随时可以扣下来的帽子，变成"只许写光明、不许写黑暗"。

《讲话》本身没有这么做。它明确承认人民有缺点，并要求文艺描写人民的改造过程;它也没有取消暴露，而是给暴露划定了对象。更完整的判断，是四个问题：

写谁，站在哪一边写，写成什么样，最后指向什么。

四个答案决定性质。同样写一个市井小人物撒谎、算计、势利：如果他因此被理解，作品是在认识人;如果他只是一个用来反衬主角体面的道具，作品是在消费人。

"根本问题"的意思是：它决定了其他一切判断的方向，而不是说其他问题不存在。

结语

《讲话》距今已八十余年，中国的社会结构、传播技术和文艺形态都发生了巨变。但它提出的那个问题没有变，也不能变：文艺为谁而写。

这不是要求每一部作品都去歌功颂德，而是要求创作者在动笔(或写提示词)之前，先回答一句：我笔下这个人，是作为一个有尊严、有处境、有可能改变的人被写出来的，还是作为一个被讥笑、被消费、被用来反衬的符号被写出来的?

前者是《讲话》的方向，也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后者，无论包装成喜剧、爽剧还是"艺术实验"，都在这个方向之外。

下一篇，我们从"人民，只有人民"这个命题出发，看看当文艺叙事系统性地抹去普通人的能动性时，它在历史观上究竟错在哪里。

专栏文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本文所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唯一的源泉""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等句，均出此篇"结论"部分。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1942年5月2日)。本文所引"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人民也有缺点的……而决不是相反""不熟，不懂""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等句，均出此篇。

[3]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13日)，载《新生活报》第12号;中译文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页。

[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2024年《求是》第20期重新发表。

[5]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

[6] 《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2022年3月29日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修订)，第二条"坚定文化自信"。

附记：以上引文均依据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逐字核对。因不同版本在个别标点、词句上略有差异，正式刊发前建议再以纸质权威版本核对一次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