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苗梓依《毛主席和黄炎培谈的究竟是变质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率》有感】——剖开“历史周期率”的内核：赞同、商榷与未竟的阶级拷问

读完苗梓依同志的这篇文章（原文链接：毛主席和黄炎培谈的究竟是变质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率），笔者的第一感觉是：痛快、透彻、直击灵魂。

在汗牛充栋的党史研究中，关于“窑洞对”的解读往往容易落入俗套，将其简化为一个“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故事。但苗文犹如一把极其锋利的刀子，直接拨开了“兴亡周期率”的历史迷雾，极其精准地指出：黄炎培问的表面是“兴亡”，实质问的是“变质”;政权兴亡只是现象，而脱离群众、形成特权阶层导致的政权变质，才是导致兴亡的根本原因。

这就把“窑洞对”从资产阶级的“政权更迭学”，彻底拉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论”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宏观框架中。文章引用的史料极其震撼，比如毛泽东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准备跌得粉碎”，以及美国评论家对苏联解体那句最毒辣的判词——“苏共是唯一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我对这文章的核心观点，绝大部分是举双手赞同的，总体高度认可。但是，作为左派研究者，如果咱们用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去进一步深挖，这篇文章在以下几个极深、极残酷的底层问题上，没有完全说透，或者说是为了行文重心而有所忽略、留有余地。今天，咱们就借着这篇文章的脉络，谈谈几点商榷与补充。

一、变质不仅是“思想堕落”，更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必然苗文极其深刻地描述了变质的表象：“环境好转，精神放下，惰性抬头”、“官做大了，有了房子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道德堕落、理想信念滑坡的故事。

但是、仅仅靠道德批判是防不住变质的。为什么干部会变?除了主观的思想改造没跟上，最可怕的是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这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因为人的能力有大小，家庭负担有不同，按劳分配必然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果在政治上又保留着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干部掌握着资源分配权，那么即使他主观上不想变质，客观的经济关系和权力结构也会逼着他向特权阶层演变。

所以，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对“八级工资制”、

“军衔制”那么反感?为什么要批判“物质刺激”?因为他看透了：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打破那种等级森严的官僚架构，光靠“斗私批修”去要求干部保持初心，无异于缘木求鱼。苗文对“变质”的阶级物质根源——即权力寻租与法权膨胀，我觉得其实还可以挖得更深一点。

二、“人民监督政府”的落地，必须直面“大民主”的操作困境在这里，笔者必须指出文章没有说透的现实残酷性：“群众监督”在理论上无比正确，但在实践中，往往会遭遇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旦群众被彻底发动起来，如果没有极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引导，容易在一个时期内演变成派性武斗、某些人借机报复和扩大化(比如乱揪“黑帮子女”、逼供信)。

毛主席试图用“大民主”去解决变质问题，目的是“人人起来负责”，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几亿工农兵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政治洗礼，看清了走资派的嘴脸，学会了如何用大字报监督干部。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空前的人民大觉醒。

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群众觉悟的参差不齐和国家机器的惯性，这场防修防变的演习付出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代价。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我们不能迷信“制度设计”就一定能防变!制度是人定的，路线如果偏了，制度随时会沦为官僚特权阶层合法对付群众的挡箭牌。

(笔者注：苏联就是如此。)

真正的“人民监督”和“人人起来负责”，绝非靠精英自上而下的恩赐，它只能靠群众在反复的阶级斗争演习中，用大民主自己争取、自己捍卫!迷信制度而放弃群众斗争，就是向阶级敌人缴械!

就像，美日韩的制衡防不住资本恶斗与政坛撕裂，苏联“公开化”更是亡党催命符。制度是阶级工具，路线错了，监督机构必沦为特权挡箭牌。我承认制度重要，但迷信机构设计就能防变、就能解决民主，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法学幻想。真正的防修反变，永远只能靠群众监督与阶级斗争来兜底!

很多党政干部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的本能，确实选择了“躺平”、敷衍甚至暗中抵制。这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的担忧：党内确实有一部分人成了“走资派”或官僚主义者。他们脱离群众，经受不住运动的考验，其消极态度直接导致了政权机器运转失灵。

另一方面、在夺权与建立“三结合”委员会的过程中，群众派(造反派)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下处于主流地位。既然是主流，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那么当违背政策犯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错误时，这个责任就必须由造反派来负。不能把锅全甩给“走资派”或保守派。无产阶级的立场，要求我们必须有直面自身错误的勇气，谁处于主导地位，谁就应对主要偏差负责。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十六条”中早就明确了干部政策，即便老干部对运动不理解甚至抗衡，主席把运动推向全面夺权，但“保护大多数、给出路”的干部政策底色从未改变。造反派迟迟建立不起委员会，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真领会和执行中央政策，用形而上学的“怀疑一切”代替了“一分为二”。历史证明，背离党中央的战略底线，群众运动就会沦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最终事与愿违。

三、商榷：“永远执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证法不能偏废苗文引用毛主席的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致力于永远执政……执政不过是一种必要手段，而绝非目的本身。”这个论断在马克思主义的终极逻辑(国家消亡论)上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这里需要极其警惕一个“右”的陷阱。在通往共产主义的漫长过渡期里，阶级斗争依然极其尖锐。如果我们过早地去谈“不要专政”、“不追求执政”，那就恰恰中了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圈套。

毛主席说“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但他紧接着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的条件。”也就是说，为了最终消灭阶级、消灭政党，我们在现阶段就必须死死握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绝不能放弃领导权，绝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轮换。如果现在就不想执政了，那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刻就会扑上来把你撕碎。

所以，“执政”确实是手段，但在现阶段，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须臾放松的前提。用最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去达成最终消灭阶级、消灭专政的目的，这才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

四、从“跌得粉碎”到“大破大立”：防修反变绝不能迷信“制度设计”，必须依靠群众演习苗文极其动人地刻画了毛主席在1965年的那次“准备跌得粉碎的最后一次冲锋”。这是一种孤胆英雄式的悲壮，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不惜打碎自己金身的献祭。

但从历史的反馈来看，仅仅靠一场运动，是解决不了“变质”这个千古顽疾的。毛主席晚年极其看重“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培养。

不过、毛泽东从来没有指望靠一次运动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变质问题。变质的千古顽疾，是几千年来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顽固残存，怎么可能靠一两次冲锋就彻底扫净? 既然是演习，就必然有泥沙俱下，必然有投机分子的混入，但这恰恰暴露了阶级敌人的狡猾，锻炼了群众。

大破就是大立! 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因为当时的上层建筑、文教体系、干部队伍已经被资产阶级法权严重侵蚀，成了铁板一块的死水。你不把旧的那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体制”砸碎，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怎么立得起来?打破历史周期率的“立”，第一步就是必须把那个正在形成的“新特权阶层”给破了!

毛泽东反复强调“以后还要进行反复多次”，这就告诉我们：防修反变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场长达百年的、反复拉锯的阶级斗争! 用个别投机分子的问题，去否定人民监督的大方向，就等于打完一次演习，因为出了几个逃兵，就怪枪炮不行!

结语：他的忧虑，至今仍是悬顶之剑苗文是一篇极好的警世之作。它用苏联“葬礼上致富”的惨痛教训，彻底证明了毛主席绝非“杞人忧天”，而是拥有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

读完这篇文章，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对老人家的感动和敬仰之中。我们应该看到，他当年苦苦思索的“怎么跳出变质周期率”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资本围猎权力的风险、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危险、干部信仰缺失的隐患，时刻都在敲打着这口历史的警钟。

他不追求永远执政，因为他心里装的是整个无产阶级;但他绝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把政权死死攥在劳动人民手里，先烈的血就白流了。这，就是苗文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咱们今后重温党史、不断自我革命继续革命的绝对底气!

附：原文

毛主席和黄炎培谈的究竟是变质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率

马列毛主义 中流火炬公众号 2025.10.24

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就“历史周期率”问题展开的对话引起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高度关注，史称“窑洞对”!从此，“历史周期率”开始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其具体内涵而言，目前人们普遍将其看作政权的兴亡周期，然而，政权兴亡的现象并不能作为政权兴亡的原因，更进一步的“跳出历史周期率”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笔者在仔细阅读双方观点、深刻学习毛主席为解决此问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后，认为毛主席与黄先生所谈论的应是政权的变质周期率，并正是由于变质变色而引起了政权兴亡，从而表现为兴亡周期率。所以要想跳出兴亡周期率，就必须先解决历史上的政权无一例外出现的“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的变质问题，黄先生的提问正是对此现象的剖析，毛主席的回答则是在结合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双方对话内容来看，其核心焦点直指变质问题。黄先生在谈话时首先引出了政权周期性兴亡这一现象，紧接着就提出了自己对其原因的分析：“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这是对古往今来的政权在初时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否则就难以为继这一规律的深刻总结。继而环境好转，精神渐渐放下，惰性随时间弥漫，并“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此现象或因区域扩大而自然生发，或因功业欲驱使而强求发展，其结果都是“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因而“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现象层出不穷。从黄先生的剖析中，不难看出，在环境好转，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要求不再像初时那么必要后，精神放下、惰性抬头，竟至演为风气的变质现象便会如另一条铁律般出现在以往政权的身上，并在复杂的环境作用下致其走向衰亡。

黄先生的分析，在若干年后被毛主席用更直白的话讲了出来，毛主席说，“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然而“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甚至有些人开始后退、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由此不难看出，导致政权衰亡的关键正在变质二字。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尖锐地指出，不同阶级间为争取自身利益的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而政党则是其所属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因此，当革命胜利，革命者从被统治阶级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级时，如果他(她)们不能仍然同革命时一样，视自己的利益同广大被压迫阶级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一致，而是准备从新的社会地位出发予以重新审视时，那么他(她)们为自己所谋划的利益就必然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尖锐对立的，变质就在所难免，新的斗争就势在必行，历史周期率也将接踵而至。

此外，诚如恩格斯所言，一个政权总是因承担着某些经济的社会的职能而存在，并且也只有在承担了这些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因此，无论那一个革命的政党、组织，当其从创立时所宣扬的“均贫富、等贵贱、为人民服务”变质蜕化转向成“为私计服务”时，当其日益把自己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立起来并将之晾在一边、踩在脚底、肆意攫取时，它们贪婪地吮吸民脂民膏的吧唧声，也就是其濒死的心跳声。

而毛主席所提出的跳出周期率的新路，正是为预防和克服变质问题而设计的。他提出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则政府就不能毫无顾忌的“为私计服务”，但这是不够的，暗度陈仓一样能引起质变，因此还必须使人人起来负责，把政府真正地变成人民的政府，让一代代的人民经教育后能自觉地担负起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并通过自己当家作主，确保国家和社会始终朝着服务大多数人利益的正确方向前进，如此，不会产生根本利益严重对立的不同阶级，则周期率自能跳出。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变质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得不回应的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同时强调它是出于社会而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同时把原该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还给社会。

毛主席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多次强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和路线，如在《矛盾论》中指出：“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并在《论十大关系》中直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由此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古今中外的任何统治者之间都是有本质区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像任何别的统治者那样，总是致力于将广大人民群众永远地压迫在自己及后代的剥削统治之下，恰恰相反，他(她)们正是为永远地解除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这种剥削压迫而努力、奋斗、牺牲!这也就使永远执政注定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因此，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来说，执政不过是一种必要手段，而绝非目的本身，反倒是越早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越早退出历史舞台，就越是好事!那么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如何防止变质上。因为，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在同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共产党员不但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还可能会被打坏，打成修正主义者，进而葬送掉整个事业!

毛主席为此发起了准备跌得粉碎的最后一次冲锋。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最后，历史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政权兴衰也即直观表现出来的历史周期率，就仿佛一个被关在黑屋子里的深渊，而执政者变质则是打开通往这个黑屋子的单向旋转门的钥匙，一旦旋转门被推动，掉入深渊便成定局。

所谓变质，就是指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施政理念上反复出现的根本转变——从打江山时迫于客观现实而不得不至少表现出来的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到坐江山时日渐脱离群众而表现出来的全不为人民服务、专为自己服务。

诚如杜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所感慨的那样：“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代王朝的最终覆灭说到底是由于“不爱其人”，既不爱其人，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其人所爱，于是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的场景就只能一次次重演了。

这在任何一个不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哪里都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当得民心者得天下不能再从一句告诫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时，王朝的警钟就敲响了;当一项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顾头不顾腚的奇谋绝计从朝堂上颁布下来时，王朝的丧钟就进入高潮了;而当人民群众在一次次的期盼落空中彻底认清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自身哪怕最基本的生存利益都水火不容时，新的历史周期就要登场了!

历史是极富耐心而又极严厉的老师，它一次次把这些经验讲给学生们听，同时也一次次无情地惩罚那些不吸取教训的学生。众所周知，闯王打进北京城，崇祯吊死煤山上，明朝进入倒计时。然而，李自成最初发难的十几年间都不过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我们都知道李自成是因为失业且无任何保障，为谋生而造反的，那高迎祥为何而反呢?

他是奉命造反!那年，他同受了天灾又被逼催科的灾民们一起前往县衙门口请愿，希望县太爷能体察民情、稍作减免、给条活路，没想到县太爷却回了句令他来不及追悔终生的话，他竟然说自己每天不但能吃饱，还能吃上四菜一汤，因此他让乡亲们都自己反思一下!

中国的老百姓向来听话，尤其是官老爷的话就更要洗耳恭听了，既然老爷让反思，那就反思反思吧!于是，一帮成日里不如牛马的辛勤劳作得没有片刻闲暇可以用来冥想的农民们破天荒的思考起人生来了!这一反思，收获不小!他们马上通晓了一个真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反思结束了，农民们揭竿而起了，县衙砸了，狗官杀了，直接促使明朝灭亡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也在黄土高坡上推倒了。

这绝不是明末的一个孤例，而是当时众多农民起义的一个典型写照，而农民也不是官僚们祸害的唯一对象，至少还包括了一些心系百姓的知识分子。比如李自成的谋主李岩，史书记载他为人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因而名声极好，却不料在帮邑令处理完其倒行逆施所激起的民变后，竟被邑令怀疑是由于他积极赈济灾民而鼓舞了众人的反叛之心，便一纸诉状上去让李岩做了阶下囚，百姓闻之皆怒，打烂县衙，救其出狱，于是本来一绝无谋反之心的举人公子，也成了闯王。

这也就难怪郭沫若先生会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了：“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祖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生长于深宫之中早已严重脱离群众的崇祯帝考了个不及格也许还情有可原，但刚看过答案的李闯王马上也考了个不及格，并被人民群众退了回来，就足以说明权力对初心的腐蚀变质作用有多么强了!

萧瑟秋风吹过，在李自成处不受待见的历史答案，却成了三百年后另一位伟大的农民领袖的口头禅。这位自第一次见到世界大地图时起就励志要为解除全人类的苦难而奋斗终生的伟大领袖，一直把这份掌中宝念到辞世。他不仅时常强调绝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致力于教育群众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并尽可能的为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而创造条件、扫清障碍，甚至还空前绝后地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号召各地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反对修正主义。

至今的人们仍习惯于赞美他所向披靡、算无遗策、料事如神，然而，对一个胸中满装着全人类智慧的精华又时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不过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做正确的事情罢了，但这听起来似乎极简单的事，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也只在他才迈出了第一步。

毛主席的知识储备是远超常人的，因此其眼界、思想也是远超常人的。这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总能使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但也引起了一个“坏处”，那就是总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的思想才能被真正地接受并确立下来!毛主席生前便看到了变质苏共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并由此加紧了斗私批修捍卫人民江山的历史进程。然而，直到他“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惊人的画面预言在1991年的莫斯科变成现实时，人们(包括他的一些老战友们)才真正懂得了他的“杞人忧天”。

苏联解体的意义同它的建立一样重大!这一满载英雄鲜血和人类希望的人类历史上的首个红色政权，战胜了反动派的联合围剿，抵住了法西斯的全力进攻，实现了工业化的快速奇迹，却在拥有两千万党员和令世界震颤的钢铁洪流时瞬间垮塌，由此产生的沉重的历史回声不能不从耳朵响到心头，也不能不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些深刻印象。对此，也许长期作为对手的美国人的评价最具参考价值，美国评论家说：“苏共是唯一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作者：赵原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