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革命形势为什么具有空间梯次——重新理解革命系列03

一、旧社会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开始失去维持自身的能力

上一篇【思辨杂谈录】革命不是“顺理成章”——“重新理解革命”系列02留下的那个结论，需要我们再往前推一步。我们说过，革命不是“顺理成章”的。一个社会不会因为穷、因为苦、因为矛盾多，就自动走到革命这一步。它必须跌到一条线以下，它也必须顶破一条线以上，这条线首先是物质的，旧的生产关系连最低限度的社会运转都撑不住，旧制度的那套缓冲、修补、收买、镇压的手段也全部失灵。这个时候，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层不能照旧生活，革命形势才真正生成。我们还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论证出了三把尺子：资本能不能照旧循环，劳动力能不能照旧再生产，旧国家机器还能不能让人自愿服从。

这套东西，讲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具备革命形势。可是紧接着就会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让我们从历史中去看看吧。

一九一七年，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已经把政权拿在手里了，俄国的广大农村还在观望，顿河哥萨克的土地上，旧军官们正悄悄磨刀;一九二七年之后的中国，上海、武汉、广州这些最大的城市里，共产党人的血还没擦干，湖南、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岭里，却长出了可以分田、可以征兵、可以办政府的红色根据地;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工人委员会刚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外省的农民还在给贵族交租;一九四五年之后的希腊，雅典、萨洛尼卡的总罢工浪潮铺天盖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村庄里，保皇党和英国的刺刀已经把支部封死。

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年头，这里已经是政权的争夺，那里连政治斗争的边都还没有摸着。不能把这个理解成各地的人民群众觉悟有高低，更不是有什么天降英雄能够“一呼百应”和历史NPC“一呼不应”的差别。这是革命形势本身在空间上的梯次差别。

所以本讲要在上两堂课的基础上追问的是：当一个旧的社会形式已经表现出不可持续的历史趋势，这种不可持续性为什么不会在它的全部社会领域上同步达到政治突破的临界点?革命阶级又应当怎样依据这种空间上的差别，去决定自己的力量往哪里放、先在哪儿打、打完之后拿什么去守住?

这个问题就是对上一篇的推进。上一篇讲的是历史趋势在时间上的成熟;这一篇讲的是，这种趋势在地理上、在社会的不同层次上，是以怎样的方式一层一层显露出来的。

列宁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请注意这个“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列宁并不是在出现十月革命之后，再回头去编一条理由。他是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里推出来的。既然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矛盾最尖锐的地方、资本家彼此撕咬得最凶的地方、链条最经不起拽的地方，就不会和资本最雄厚的地方重合。社会主义的突破，必然是先在一处，再波及他处。

可是“一处”在哪儿呢?为什么是这儿而不是那儿呢?为什么在这儿突破了，那儿还是不动?为什么有时候突破了，又丢了?这就必须把“不平衡”拆开来看，看它是怎样在社会的筋骨里一层一层长出来的。

二、同一种结构性危机，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说“不平衡”，谁都懂。这边是金融中心，那边是种地的乡村，当然不一样。可是如果只是说一句“各地不一样”，那和地图上标几个颜色没有什么区别。要抓革命社会形势就要问的是：这种不一样，是怎样改变一个社会维持自身的能力的?

一个社会的维持，靠三件东西同时转：首先是资本家能把钱变成机器、机器变成货、货变成更多的钱;再者是工人能靠挣来的那点钱把自个儿和家人一天一天地养下去;最后是剥削阶级的国家能让足够多的人哪怕不情愿，也还愿意照着它的规矩过日子。这三件事只要有一件出毛病，社会就会出乱子;三件同时坏掉，旧社会就再也撑不住了。

可这三件事的坏法，在各地是不一样的。

先看资本那一层。伦敦城里的金融资本，靠的是全世界的股息、利息和保险费过日子，它和曼彻斯特纺织厂主的资本不是一种东西，和乌克兰地主手里的黑土也不是一种东西。一九一四年之前，俄国的资本家大量依靠外国贷款，工厂的设备要从德国、比利时进口，银行被法国的高利贷资本攥着。这种依附型的资本循环，最怕两件事：一是外国信贷断掉，二是把工人派上战场。战争一打，信贷断了，设备进不来，工人的尸体填了战壕，工厂的齿轮就得空转。于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大厂，在一九一五年之后开始成批停工。可是外省的地主庄园不靠信贷，它靠的是农奴制留下来的习惯和驱赶农奴们的棍子。地主的经济在战时还能照旧转。这就是同一场战争，在不同生产关系里造成的时间差。

再看工人过日子的那一层。彼得格勒的一个钳工，一家几口挤在工厂区的板房里，面包需要靠工资买，开工资需要靠工厂开工。工厂一停，他第二天就得没工作。沃罗涅日的农民不一样，他家里还有一亩黑土、半缸米、半条咸鱼，他用物物交换撑的比前者久。所以同一种通货膨胀，在城里是当天的生存危机，在乡里要拖上一年半载才痛到骨头里。一九一七年春天的彼得格勒，妇女们排着队抢面包，士兵的妻子们在冬宫门前哭喊，这是劳动力再生产断裂在首都的样子;同一年春天，西伯利亚的村庄里，农民还在为村社分地的旧账去吵架。这时候形势早就不是一个模子了。

最后是国家的那一层。沙皇的财政得把农民的税款变成军饷和警察的俸禄，再用军饷和俸禄买来服从。但是这条链子在战争里会最先绷断，因为大厂的停工，税基会跟着萎缩;政府只好开动印钞机，这就导致卢布实际购买力一路跳水往下降，最后军饷的实际购买力掉到开战前的零头。士兵不是因为读了什么书才调转枪口的，是因为领到手的纸卢布连家里的一普特面粉都换不来。而在高加索的山路上，中央连驻军的饷都发不出，只好默许地方官员自己和酋长做交易、就地筹钱。剥削阶级统治的松弛，是从财政赤字开始的。

在每一个地方组合的方式不同，成熟的速度不同，互相咬合的时机也不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勾结得紧，有的地主和资本家正在打架;有的地方的工人被行会传统捆住，有的地方的工人已经坐进了工厂委员会;有的地方的军队还是沙皇的私家仆役，有的地方的军队已经把军官锁进了舱房。

因此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里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时候，先说的是各国情况不同，然后说“在英国可以直接用和平的手段，在法国和美国可以采取另外的措施，在德国可以还可以采取第三种办法”。这话常被拿去做别的用途，可它里面有一个被很多人漏掉的意思：连革命采取的形式，都受着社会结构具体形态的制约。具体结构不同，矛盾露出水面的位置就不同。

因此，“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句话，必须改写成这样一句可以拿去检验的话：在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地域、不同生产部门、不同社会群体所承受的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强度不同，旧国家机器维持服从的能力不同，群众为维持自身生存而组织起来的条件不同;这三种不同彼此交叉，就造成了革命形势在地理上的梯次。

三、普遍矛盾不会自己走出来，它要借具体的一桩桩事走进人的脑子

前面说的是“差别从哪里来”。现在要问的是：一个普遍的矛盾，一个横跨全国、横跨整个体系的矛盾，是怎样让一个具体的工人、一个具体的农民、一个具体的士兵，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有关、和自己手里的活有关、和自己明天能不能吃上饭有关?

这一点，是革命社会形势最容易被略过去的一段。很多人写到“矛盾尖锐”就停了，好像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群众自己就会排好队。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

巴黎的工人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走上街头，直接原因是梯也尔政府派人去蒙马特尔高地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件事小不小?小。可它为什么能炸开整个巴黎?因为那门炮连着三样东西：一是国民自卫军是巴黎工人自己出钱、自己编练的武装;二是四月里巴黎的面包贵得要命，工人一家一天的工资买不到两斤;更重要的是，从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共和政府成立起，巴黎人就一直在和“国防政府”这个挂着共和招牌、实际向普鲁士求和的东西斗。大炮这件事，最终把国防、税收、武装、吃饭这四根线拧到了一处，而群众则是从这一件已经反映了如今清晰的矛盾的事上看见了全部。

这就是具体矛盾的作用。它是普遍矛盾露出地面的那截根。没有这个根，普遍矛盾只是报纸上的字、集会上的口号、知识分子脑子里的推论。有了这根，一个工人、一个手艺人才会把“国家是什么”这个问题，从他老婆问他明天拿什么买面包的那句话里，自己问出来。

可是具体矛盾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它被官府应付过去了。把税减一点，面包送两车厢，抓两个坏官，风头一过，群众各自回家，事情又变回“那个贪官的问题”“那家工厂的问题”。另一条是，这个矛盾在一次次反复里，越剥越干净，最后露出底下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无论换哪个官、换哪家工厂的老板，只要这层关系不动，苦日子就过不完。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从警察到法庭到议会，它的全部力气就是保住这层关系。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法国农民，说他们“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单个的农民被这种隔绝挡住，看不出自己和别的省的农民有什么共同的利害。可是当赋税、征兵、土地抵押把所有的村庄同时压到同一个底上，当铁路把粮食的价格从一个市场传到另一个市场，这种隔绝的铁网就开始生锈并断裂了。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最初就是农民烧地主的庄园、工人占工厂的个别行动;到了一九一七年，同一个俄国农民已经懂得派代表去苏维埃，问“土地法令签了没有”了。这不是农民“觉悟”了，是因为他们十年的血，把那些具体的苦——地少的苦、村社长老的苦、前线阵亡的苦、城里面包的苦——一层一层地剥到了同一个地方上去不得不直面。

所以，革命社会形势看一个地方，不能只看那里的口号响不响，要看那里的具体矛盾能不能把群众一步一步带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面前：究竟谁在统治?谁来定这个社会的规矩?

这里还有一个要紧的区分。群众的“不满”是一回事，群众“动起来”是另一回事，群众作为阶级的力量站出来，是第三回事。不满人人都有，是心理;动起来，是罢工、抗租、拒征、集会，是行动;阶级力量，则是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纪律，知道自己要拿下的不是一桩事，而是定规矩的权力机器。在一九一九年柏林的一月战斗，工人上街的劲头不比彼得格勒小，可当时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还在劝工人“等着国民议会”，斯巴达克同盟自己成立才一个月，组织弱得像开春河流上的薄冰一样。不满是有的，行动是有的，阶级力量却没长成。这一种就是革命形势已经露头了，但是革命的主体还没跟上来。

四、薄弱环节不是敌人最弱的点，是四件事同时撞上的那个交叉口

现在可以正面回答那个最要紧的问题了：到底什么叫薄弱环节?

列宁说的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许多人把它理解成“敌人兵力最少的地方”，于是进山、进林子、进地图上看不见的角落。这不对。敌人兵力少，可那里的矛盾不尖锐，群众不动，你进去就是盲人和聋子，敌人一围就死。还有人把它理解成“最苦的地方”，更不对。最苦的地方，在三大差别严重化的当代，群众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是看到了阶级斗争的表象，但没有把握革命的形势。

真正的薄弱环节，是四件事同时出现的交叉口。

第一件，是旧秩序不能再照旧维持。资本循环在这里即将或已经断了，税不容易或直接收不上来，行政命令出了中枢无法实际落实，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开始和中央讨价还价。这是一种看得见的裂缝。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国，沙皇退位了，可是新政府还要继续打仗、还要保护地主的土地，这就是裂缝：它既压不住资本代言人，也压不住群众运动，还压不住革命派。

第二件，是群众不能再照旧生活。工资负担不起如此高的生活成本，土地收入养不种它的人，征兵抽走了家里的男人，负担比经济长得还快。而且这种苦，已经不能用“再熬一熬”“换个人就好了”来解释。这种时候，群众是不可避免地会自己组织起来，病号房前排起妇女互助会，工厂里选出工人代表，村子里重新开起被封掉的村社大会。

第三件，是阶级矛盾在这里高度集中。不是说这里只有工人，或者这里只有农民。而是工人、农民、士兵、小手工业者、被压迫民族，他们的苦正好从不同的路上汇到了同一个点。在十月革命前的彼得格勒正是这种交汇点：大工厂的工人、附近农村的缺地农民、调防路过的水兵和士兵、被战争拖垮的少数民族，全都挤在涅瓦河两岸。大革命时期的旧中国的湖南、江西、广东，也是这种交汇：破产的手工业者和矿工，无地的佃农，受土豪盘剥的村镇，还有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那些年轻人。

第四件，是革命阶级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不非得是那种人多的组织，只要有人、有联系、有规矩、有能把话传下去的渠道就已经为革命阶级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内在条件了。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之前，彼得格勒的工厂车间里就有自己的支部;教员在一九二五年，湖南的二十几个县里就已经有了农民协会的骨干。没有第四件事，前三件再齐全，也只是准备好了造反的柴火，但是点不出造就政权的火种。

这四件事，缺一件都不算薄弱环节。俄国的首都完全满足;旧中国的城市，第一件不够，因为国家机器的牙在那里最尖;旧中国的农村，第一件足，第二件足，第三件足，第四件也足，只是要等城市里的血教会革命者往哪儿走才能真正被重视。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论列宁主义基础》里讲：“革命通常首先是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突破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方破裂。”他又说，俄国虽然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如德国英国，可它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这就是“集合点”三个字的全部意思：这个集合点不是最弱的一国或一域，那个集合点只能是所有矛盾拧得最紧的那一处。

五、把形势变成胜利，要靠自觉的实践，而不是靠形势自己长大

有人以为，既然薄弱环节是客观存在的，那只要等下去，等它熟透了，革命自然就来了。还有人以为，既然革命要靠自觉，那只要在哪儿把旗一竖，形势就跟着来了。这两种想法，在我们讲革命不是顺理成章的时候已经做出了分别，它们分别是机械决定论和唯意志论。这一篇要把它们放到空间里再看一次。

机械决定论在实际情况上的表现，就是“地理宿命论”：这个地方的资本不够发达，所以这里的革命不算数;那个地方的工业不够多，所以那里只能搞资产阶级的活儿。这就把生产方式的落后当成了判决书，忘记了上层建筑一旦被夺取，反过来就能改造经济。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上面，靠这个政权把工厂、土地、银行、外贸一层层抓到手里，才把经济从战争的废墟上拉起来。这是新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不是等生产力自己长好了再谈别的。

唯意志论在实际情况上的表现，是拿意志去顶地理。中国一九二七年之后，有人坚持要打长沙、打武汉、打广州，理由是革命高潮已经到了，全国同时暴动，一个城市也不能放过。结果呢?广州起义的三天，五千多工人和士兵的尸体堆在观音山下，血流成了河;长沙的秋收暴动，各路队伍还没合拢就被打散了。不是这些人不勇敢，是他们选的地点不对。那里的资本关系还能转起来，那里的国家机器还完整，那里的群众组织被血洗之后还没重新长出来。胡乱往那里冲，并没有如其所想般推动形势，最终的结果是拿人命去填一条还没有裂缝的墙面。

正确的做法，是列宁说的“估计客观变化”，再“把全部工作都服从于、适合于”这些变化。什么叫服从于?不是跟着形势跑，是要先看清形势允许我们走到哪一步，再走出那一步，在这个同时下一步承接点铺设的条件也就具备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他说，不能立刻推翻临时政府，因为那里还有苏维埃的信任;可是必须在苏维埃里做宣传，让群众自己去比较。熟悉革命史的同志都能清楚明白这不是退步，列宁当时是看清了彼得格勒的力量对比，然后把工作放在可以真正改变力量对比的地方。到了七月，临时政府向群众开枪，信任一夜之间没了。这时形势变了，工作也随之变。这就是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主观能动性不是要提前宣布形势成熟，革命者需要做的是让每一步行动都成为下一步形势的一部分。

教员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开头就问：“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然后他不从“理想”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四条实实在在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出发，他分析了地方的农业经济把农村切成一块块自给的格子，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让军阀天天打架，曾经有过革命影响的群众基础，以及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这就是把“薄弱环节”变成了可以住人、可以征粮、可以打仗、可以办政府的实实在在的区域。

六、局部突破不是终点，它自己还会长出新的不平衡

革命者利用不平衡，在薄弱环节上可以打出一块新天地。可是事情到这里没有完。因为革命一旦立住脚，它本身就成了新的不平衡的制造者。

一九二七年秋，井冈山只是一小片红色。到一九三零年，赣西南、闽西连成了一片，十几座县城换了主人，几百万人分到了地。可是这一片红色区域夹在白色政权的缝里，这就把三个后果硬生生造了出来。

第一，它把敌人逼得分兵。江西的朱培德、湖南的何键、广东的李济深，本来在抢地盘，现在不得不商量着一起来“会剿”。这是敌人力量部署的改变，政治地图需要重画了。

第二，它在自己的肚子里造出另一种经济。白区靠银元、靠地主的租、靠商人的牙行;苏区靠土地税、靠合作社、靠公卖商店。同一种土地，两样规矩。这是经济关系上需要重画了。

第三，它自己内部也不平。中心区域有县委、有红军、有兵工厂;边沿的区乡，政权只是个名字，收粮要靠赤卫队夜里去。红军主力打下一座县城，地方上的干部还没学会办政府。这就是革命实践制造出来的新不平衡。

斯大林后来讲“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不能认为自己有了完全保障，它至少要有两个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并存”，道理就在这里。只要你还被旧的统摄性的社会关系包围着，就是说被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军事同盟、意识形态包围着，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旧平衡的冲击，旧平衡也一定会反扑。你一进，它就退;你一停，它就压回来。

这种新不平衡，还带来一个更难的问题：局部的革命质变靠什么活下去?我们继续从实际的案例中去看，当年井冈山斗争时期，靠打土豪那一次分来的那部分钱粮，吃完了怎么办呢?聪明的同志会提出构建我们自己的经济系统，搞出自己的纸票嘛，但如果要是发自己的纸票，群众不信又怎么办呢?教员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里说得很好，他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教员在这里算的是粮食、盐、布、桐油、钨砂，是消费合作社的股金，这些实物就是纸币的信用。一个新政权，如果连社会再生产都接不过来，它就不是政权，是一伙占着城池的人。所以就是通过社会再生产，用这种物质领域是再生产，才能使局部革命质变存续下去。

所以，革命利用不平衡，是为了改造不平衡;可是改造的过程，本身又制造出新的不平衡。这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圈，直到旧的社会形式在整个世界上失去立足之地。

七、国际上的不平衡和国内的不平衡，是同一件事的两层

最后，我们必须把眼光从一国之内抬起来。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告诉我们，资本已经走出国界，变成了全世界的体系。这个体系里，英国的金融寡头靠的是印度的田赋和埃及的棉花，法国的食利者靠的是俄国的国债，美国的托拉斯靠的是拉美的铜和南美的香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可以用从全世界刮来的油水，在国内修几条好看的街、养一批听话的工人贵族、给一点小恩小惠就能让被剥削者为剥削体系的“盛世”挺起胸膛。于是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上下限”被人为地撑宽了，矛盾被转到外面去了。

可是转出去的矛盾不会消失。这些矛盾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身上，变成三重的重压：外国的资本、本国的地主、还有这两家合开的买办行。正因为如此，这些地方的社会再生产最脆弱，政治合法性最薄弱，阶级矛盾拧得最紧张。它们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的那几环。

这就是国际不平衡和国内不平衡的关系：国际的链条规定了哪些地方可能被压到最先断;国内的区域差异则规定了断在哪一个省、哪一区域、哪一座山头。

一九二七年之后的革命者，做的就是把列宁的国际分析往国内落实。教员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讲：“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实情，因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既有本国的封建势力，也有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革命的胜利，本身就是对帝国主义体系的一记重击。反过来，苏联的存在、共产国际的经验和错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无一不在改变中国内部的形势。

菲律宾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帝国主义把吕宋岛的平原变成椰子、甘蔗和香蕉的种植园，把马尼拉变成它军事基地和商品倾销的窗口，而吕宋中部的山区、米沙鄢和棉兰老的内地，保留了大地主的庄园和部落的旧制。菲律宾的革命者所领导的革命，走的正是从吕宋中部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向其他岛屿、向内地推进的路。这不能通过纸笔在地图上画画就能得出结论的，是那里的佃农、季节工、渔夫和青年学生，在美帝国主义和本地地主的双重压榨下，已经无法再照旧生活。

印度的情况要复杂一些。那里的革命者面对的，是种姓把村庄切成一格一格的、是语言把邦和邦隔开的、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在国大党里握着权柄、而帝国主义早已换成美帝国主义的新装。纳萨尔派的活动地带，集中在印度东部的山区和林地，这些地方恰恰是部落民、无地农和贱民被矿产资本、森林法和地主三方夹击压榨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资本循环，不是印度独立时宪法里写的那个“计划经济的民主国家”，而是矿山、警察、地主和收债人;这些地方的日常生活，也没有新德里的五年计划，真实情况是孩子饿死、妇女被抢、土地被划进保护区。这里的矛盾最尖锐，这里的群众已经被逼着组织起自己的农会和武装，因此这里的剥削阶级的政权触角最弱。这就是薄弱环节在南亚次大陆的样子。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一件事：国际不平衡定的是大方向，国内不平衡定的是下脚的位置。没有脱离于国际关系的特色国情，也不存在不整合于具体国家的国际关系，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革命社会形势。

八、结论：认清梯次，是为了在最该下的地方下脚

让我们把前面的话收拢起来。革命社会形势告诉我们，一个旧的社会形式走到尽头，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时走到尽头。资本再生产的断裂、劳动力再生产的断裂、政治合法性的断裂，在不同的生产结构里、不同的国家机器下、不同的群众组织传统中，会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组合方式发生。这就造成了革命形势的空间梯次。

这种梯次不是偶然，不是觉悟的高低，更不是“一声号召”能不能传到的技术性问题。它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各个方面上的表现形态，和阶级斗争作为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面对这种梯次，革命阶级的任务很清楚：

先看清哪里是薄弱环节。看那里的旧秩序是不是已经撑不住，看那里的群众是不是已经没法照旧过，看那里的矛盾是不是拧在了一处，看那里是不是已经有了能办事的人和组织。

再看清怎样把客观的结构变成主观的行动。不等待，也不冒进;不等到万事俱备，也不拿人命去填没有裂缝的墙面。每一步都往前多走半寸，在这同时也需要把下一步的承接点铺设好。

还要看清局部突破之后会发生什么。新政权必须接手社会的再生产，必须处理自己内部的新不平衡，必须准备迎接旧体系最猛烈的反扑。

因此请允许我引用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的《政论家札记》说过一句话：“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来解答。”

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不会在同一天、同一地开始。它在一处开始，在另一处准备，在第三处被镇压下去又重新冒出来。这就是革命。所以“一呼百应”是传说;有快有慢，才是革命作为科学、作为实践、作为千百万人的事业，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