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无产阶级分析

一、谁是无产阶级

今天问“谁是工人阶级”，得到的答案大多划在衣服上：穿工装的算，坐办公室的不算;签劳动合同的算，接承揽协议的不算。这些答案把阶级的边界划在了法律形式和职业外观上，而马克思划边界的地方从来是生产关系。

其实，判定无产阶级，只有三个实质问题：谁指挥劳动过程？谁拿走剩余？谁承担再生产的风险？三个答案都指向资本的人，不管合同叫什么名字，不管名片上印着“骑手”“合伙人”“主播”还是“独立承揽人”，都是无产阶级。

有人会说：骑手总得有电瓶车吧，司机总得有车吧。要分清：这些是劳动资料的残壳，不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之所以是“生产资料”，在于它带来对劳动条件的支配;而一辆车、一台电脑、一个账号，带来的不是支配，是负债——车贷、按揭、分期。无产阶级今天的处境，比马克思时代的描述更深了一层：不只是不占有厂房和机器，而是连进入劳动过程所需的入场券本身，都是向资本租来的。工作、住房、教育、时间、数据、注意力，每一项生存条件都有租率，每一单抽成就是当代的租率。地主穿起了服务器的外套，收租的程序写成了一行行代码。

接单的、挂靠的、签承揽协议的，没被谁雇佣，还算无产阶级吗?算。马克思说的“自由工人”本来就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得一无所有，自由得只能出卖劳动力。承揽协议不是无产阶级定义的例外，而是它的极端形态——平台用一纸“信息服务协议”拆掉了雇佣的法律外观，但派单权、定价权、奖惩权、封号权，一寸没让。马克思区分过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与实际隶属：合同可以缺席，支配照常成立。自由的法律外观，是当代剥削最发达的部分，而不是它的反例。

大资本所有者，指挥，但自己不下车间，拿利润，担本钱的风险。食租者，不指挥，只规定你进不进场，拿固定额。管理者，受雇的指挥者，权力不来自所有权，来自位置与信息。小业主，雇几个工，自己也干，全担风险。个体经营者，自己指挥自己——但平台上的“自营”，多半是计件的前厅。承包农户，有地、兼业，一年跨两类是常态。

正式受雇者，合同、社保，担的是失业与技能贬值。派遣、外包、承揽，合同换了名字，支配一寸没让。平台计件，算法派单、算法定价、算法封号。非正规零工，工头、中介、老乡，隔三十天没活，就是后备军。无酬照护者，在劳动，没有工资。产业后备军，在场外等活，功能却是压低门内的议价。

容易混的只有三处：管理者与无产者，看手里有没有支配他人的权力;正式工与派遣工，看合同与社保，不看岗位;自营与计件，看向谁交租、向谁抽成。

二、一条分层线，不是一张切割网

无产阶级不是铁板一块，但它的内部切割线经常被看错。

编制、户籍、正式工与派遣工、外卖站点与写字楼——这些不是几条平行的分层线，而是同一条主线的不同皮肤。这条主线叫可替代性。

一个劳动者值多少钱，不取决于他多辛苦，而取决于换掉他要付多少代价。注册骑手约两千万，月均有单骑手三百三十六万，替代成本趋近于零，于是计件价、社保、职业伤害被逐项压到生存线。资本需要的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门外永远有待业的队伍，门内的工人就永远议价无门。而今天的蓄水池不在建筑外面，在建筑里面——注册与有单之间的那道闸门，握在算法手里。马克思把这叫做产业后备军;今天它有了新的形态：灵活就业的蓄水池、被AI逐出入口岗位的初级白领、学历通胀下逐年增生的应届毕业生。相对过剩人口不是市场的故障，而是压低在业工人议价权的装置。

所以，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层，由替代成本的差异决定，由议价能力的差异表现，最终由生存条件的差异落地。由此可以定义这个阶级的主力：利益受损、既无个体议价能力、又无现成组织依托的无产者——毕业三年内、无家庭资产可依托的青年，和他们五十至六十五岁的城镇职工父母。他们全程受损，无处可推，无处可躲。而那些被裁后仍保留专业工具的人、编外聘用与劳务派遣中的业务骨干，是主力军必须团结的对象：他们受的伤还没有愈合到变成恐惧，能力又尚未在损伤中折旧。

切割线之所以必须焊起来，正因为它们是管理技术：只要让劳动者彼此成为对方的产业后备军，他们就没有余暇成为彼此的同志。

三、一条逻辑，四个出口

当代的剩余以什么形式被占有?至少四种：时间的榨取、计件的抽成、数据的榨取、成本的转嫁。

时间的榨取，最硬的尺子是工时。2023年、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均为49小时，为统计以来新高;《劳动法》规定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国务院规定40小时。据智联招聘2025年的调查，近六成受访劳动者在免费加班。三句话放在一起：违法的劳动制度，被统计连续确认为常态。

但四种形式的真身是同一个动作：把不确定性往下推。免费加班的真身是不交社保的那几个小时——再生产的风险推给未来的自己和家庭;计件抽成的真身是需求波动的风险不写进价格，由劳动者空腹消化，计件价依赖两个删除项：社保成本与风险成本;数据榨取的真身是训练与试错的成本由使用者和外包者承担，收益由平台独占;转嫁的真身，是那五张依次寄出的账单——家庭、命名权、财政、信任、未来，先破金融的寄给纳税人与劳动者，先压财政的寄给青年与地方。

每一笔转嫁都同时完成一次翻译：风险在资产负债表上叫“减员增效”，在人的身上叫“进入后备军”;同一道工序从“雇佣”改写成“采购”，社保与工伤就跟着合同出了门。名字一换，责任就落了地——不在结构上，在个人身上。

四个出口共用一条语法：上行的收益私有化，下行的损失社会化。

此处有两条规矩值得看见。其一，榨取发生在生产现场，转嫁发生在整个生活过程：资本不再满足于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它还要把劳动的再生产成本整体推出场外。转嫁不生产剩余，它安排风险的归属;榨取仍是全部结构的物质内容，转嫁是这套结构的组织原则——不是补充，是安排。其二，在具体分析时，慎用“转嫁”：每次使用须报出三个要素——从谁转出、转向谁、通过什么机制;须留下可核查的回执——时间利用调查里无酬劳动参与者每日2小时45分、陪伴照料家人1小时46分、彩礼作为风险保单的定价、“六个钱包”的首付池;它不做终极解释——全文必须同时回答“剩余在哪里生产、风险在哪里落座”，只答一个，就是平铺。

顺带划清一个理论界限：平台的抽成不是租。地主收租不指挥佃农怎么种地，平台抽成却通过算法规定你几时几分跑哪条路。所以，谁指挥劳动，谁是资本家。

四、结构与使命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的问题：无产阶级还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吗?

掘墓人不是一个愿望，是一个结构判断。机器可以提高生产，却无法制造买家;资本用越来越少的劳动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又以劳动时间为尺度计量自己——它无法在这对矛盾里静止，眼下给出的答案是泡沫与赊账。这个均衡不可维持：生产侧抽干明天，实现侧赊欠明天，尺度侧连“明天值多少钱”一并失灵。但均衡不可维持，不等于崩溃有日期。矛盾的出口不止一条：改良、战争、谁也没有预料过的杂糅形态。所以只论证不可维持性，不预言日历——拖延的代价按复利增长，而容器按顺序罢工。当承压最深的人不再相信这套增长会惠及自己，当压迫、矛盾与自觉的斗争再度回归并加深，掘墓人的位置从来不是谁册封的——它被矛盾本身一次又一次地指定。

第二次圈地的四个格子，前两个已经填上：圈占者完成了圈占，被逐者开始离场。剩下两个——出口在哪里，回答由谁写下——还没有名字。空白不是坏消息。田亩的空白被填过，填出过兼并，也填出过土改;生存条件的空白正在被填，填出过房贷，也还来得及填出别的。新“土地”的登记册还没翻开，这意味着它还来得及被填成别的东西。上一次，无产阶级不是工厂造出来的，是圈地造出来的——先有了剥夺，后有了掘墓人。

本文把两扇证伪的门敞开。如果愤怒继续同步、而互济与联合的形态不增反减，那么“看清”就是错觉，全文的乐观作废;如果法定器官持续空转而找不到复能的社会实践，那么出路一节，就不值当。历史不欠任何人一个自为的阶级;它只把课讲到听懂为止，而学费，由每一代人自己支付。

结语

回到开头的问题：今天谁是工人阶级?

是那两千万注册的骑手，是那四十九小时的周均工时，是那在账本上认出自己的青年。是不占有生产资料、不靠租约无法活着、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一切人——无论合同叫什么名字。

谁命名了痛苦，谁就在指明出路。谁更接近结构，谁就更受欢迎。

1882年，尼采借疯人之口宣告：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了祂。然后他提出重估一切价值。

今天，我们说：

上帝已死，于此，再度衡量世间万物。

而无产阶级，若真能联合起来，历史必终会把它洗炼成最为璀璨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