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左翼怎样看待”人口危机“？

编者按

为什么过去的人们愿意生育更多的孩子，而今天的年轻人却越来越不愿意生育?一种流行的解释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人们逐渐认识到少生育的好处，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也就让位于现代的小家庭。然而，这种看似符合常识的解释，却难以经受历史事实的检验：在欧洲工业化的早期，一些地区的生育率不降反升;在工业化尚未开始的农村，生育率反而可能率先下降。如果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直接解释人口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生育行为?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值得反思。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取得了巨大的理论影响，却也在无意间将人口学本身排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之外。我们习惯于从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条件出发解释人口变化，却很少反过来追问：人口自身的变化，是否也在参与塑造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如果没有十八世纪欧洲农村无产阶级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又将如何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更进一步说，如果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任何社会生产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那么为什么生育、抚养、家庭和亲属关系，却长期被排除在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之外?当我们将工厂中的劳动视为社会生产，却将家庭中的生育和抚养视为私人生活乃至自然过程时，是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种狭隘的生产观念?

本期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沃利·西科姆试图重新打开这一被忽视的理论领域。他不仅借助欧洲人口史研究挑战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还进一步提出，应当将劳动力的日常和代际再生产纳入生产方式的概念之中，将人口变化理解为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环节。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也关系到我们能否摆脱对生育问题的本质主义理解，从而真正将家庭、性别关系和人口再生产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人口学

01

大逃避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人口学的主要论述方式，可追溯至马克思本人对其马尔萨斯版本所进行的猛烈抨击。这些论战虽然在对抗总体上具有反动性质的马尔萨斯人口政策方面具有纲领性依据，却对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一种麻痹效应——把人口领域本身置于正当的审视与调查的范围之外。在摒弃马尔萨斯及其后继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已将这一阵地拱手让给了我们的敌人。除了梅亚苏等一些第三世界分析者之外，这种弃权行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延续着。事实上，社会经济与人口不幸地被对立起来：社会关系的这两个维度在资本主义或其他地方被认为是可以物质性地分离的，因果关系也被认为是单向而非辩证的，只从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指向人口领域。

即便是近期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也仍在延续这种传统上的排斥态度。以罗伯特·布伦纳的著作为例，该书因其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过渡问题的严谨且具原创性的探讨而备受关注，却未能认识到人口因素的特殊性。布伦纳曾在《古与今》(Past and Present)期刊上发起攻击，批判波斯坦、拉杜里、哈勃库克等人对“西欧晚期封建形态的增长与停滞问题”的新马尔萨斯正统解释。尽管该批判本身有许多可取之处，布伦纳在强调阶级斗争动态的首要性时，却表现出否认人口现象之解释力的倾向。其论点的核心在于这样一个命题：决定“特定人口变化”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长期趋势”影响的方式与程度的，是阶级关系的结构与阶级的权力，而非相反。

这一论述中存在一种微妙的错位，且贯穿全文始终。布伦纳将“侧重点应放在何处”的争论，转化为非此即彼的对立。若他只是坚持在封建发展的整体模型中，阶级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多样)结果比人口周期性压力有更加首要的作用，这完全是正确的，尤其对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况而言。但最后那句“而非相反”，实际上完全排除了将人口力量融入他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倾向模型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主动的反作用”(active feedback)的存在空间。布伦纳“矫枉过正”了，把阶级关系与人口压力对立起来，视其为封建经济增长与停滞的主要驱动力，以至于完全压制了人口学的自主性。对此，我们可以引用居伊·布瓦(Guy Bois)在《古与今》杂志后续刊中对布伦纳文章的评论：

只是在理论上批判新马尔萨斯主义，或指责其支持者低估某分析层面，尚不足够。批判须直击其解释核心，以精确区分有效与无效成分。该模型之效力源于详实证实：人口因素重要性、长期趋势延续及增长上限等。凭何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可以荒谬地借口另一种理论建构依赖于这些数据，就拒绝把这些可靠数据考虑进去吗?……不应批评波斯坦或拉杜里过分重视人口因素，相反，应该批评他们半途而废，没有将人口因素整合到社会经济体系这一无所不包的整体之中。

而在我看来，布瓦的批评非常中肯。这一批评不仅可以延伸到布伦纳的著作，还可以延伸到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我自己的研究也与此相关——同样要求正面应对这一大回避。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妇女自身应完全掌控其生殖能力，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政治斗争仍在持续。正如“掌控我们的身体，掌控我们的生活”这一口号所表明的，妇女只有在掌控自身生物学能力之后，才能在完整意义上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表述这一命题：对女性的社会控制，在范围广大的社会中，核心在于对其“生殖能力”的控制。若这一概括成立，以下结论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充分的女性主义理由，让我们去密切关注妇女生育的人口调节因素及其随时间的变化。然而，女性主义者对人口学领域的关注却少得惊人。相反(尽管不那么令人惊讶)，人口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过去十年中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学术成果。即使简要浏览该领域的主要英文期刊 Demography、Population Studies 以及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也会发现：女性主义视角和辩论在这些期刊中很少被提及，更少被认真对待。阅读这些期刊时，读者绝不会猜到：生育是一种具有性别特殊性和性别分化的过程。

面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对“生产”的关注，尽管“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者试图转向、补充上对“再生产”的强调，但这一构想不曾采用明确的人口学术语。母职(mothering)的女性主义研究方面已有真正的突破，同时对男性不参与早期育儿的巨大影响进行了推测性探索，但在构建对“生育”(fertility)的社会规制之女性主义分析这一密切相关问题上，学界进展甚微。

02

人口转变理论

本文中，我想考察西欧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人口转变，尤其关注这一时期劳动阶级家庭的生育模式所发生的变化。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在被推翻，并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所取代。我在一系列修正主义社会史学家和人口学家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正在形成的替代性解释框架，它不同于现代化学派占主导地位的解释范式。比起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置于分析的中心，这些学者更强调“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他们将无产阶级化视为一个不均衡、多样且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最终促成了大规模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形成，但至少早在此前两个世纪，就已随着大批农村无地劳动者的出现而开始。这些学者突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局限，将无产阶级化进程视为一场人口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既有生产社会关系的变革。他们的研究凸显了这两个维度之间密切的辩证关系——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

随着西欧各地大量关于人口转变的地方性研究不断涌现，现代化范式遭遇了相当大的困难;如今，这一困难已得到广泛承认。本质上说，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处于较高的“自然”水平;从长期来看，两者倾向于相互抵消，使一个共同体的人口规模受到其现有生活资料供给能力的限制。十八世纪以来，农业生产率有所提高，突破了这一限制;随着生活水平逐渐改善，死亡率开始下降。但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生育率受到旧秩序的文化约束，仍然维持在传统水平，或者仅略有下降。因此，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欧洲的人口激增，可以归因于一种由文化因素造成的滞后(cultural lag)：死亡率先下降，而出生率未能同步下降;这种滞后在无财产阶级中最为显著。按照这一理论的推断，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推进，绝大多数人口才进入一种新的社会环境。这一环境中，人们不仅寿命更长，而且也认识到在婚姻中采取节育措施、缩小家庭规模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由此，生育率再次与死亡率相接近。

这一论点的主要问题在于，历史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在现代化早期，许多农村地区的生育率反而有所上升;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生育率才开始下降，而且农村地区的生育率降幅往往与城市地区一样大。此外，早期产业工人的生育率通常高于西欧城镇中“前现代”的农民家庭，其家庭规模也更大。法国的生育率下降早于工业化，而比利时和德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英格兰城市地区，生育率下降出现得较晚;而在诺曼底农村地区，这一变化却较早发生，等等。因此，城市化和工业化与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之间，显然不存在任何简单直接的对应关系——即人口从“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死亡率”转向现代社会“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死亡率”。

03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主义批判

如前所述，过去十年间，一批修正主义社会史学家和人口学家——或隐或显地沿着“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进路——针对上述理论困境作出了回应。他们对标准的现代化论题和另一种关于西欧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都感到不满。我认为，他们对这两种解释提出的主要批评分别如下：

十八世纪危机性死亡率的减弱，确实为 1750 年前后西欧各地人口增长的决定性起飞作出了贡献。然而，生育率的上升，以及劳动大众中的无产阶级和原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群体(当时仍以农村人口为主)代际再生产周期的缩短，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化理论家希望看到的，是一条从“前工业社会的高生育率”线性过渡到“工业社会的低生育率”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他们错误地淡化了生育率这一因素。农村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突破旧有农民生育模式时，生育率的变化主要是向上增长，而不是下降;生育率的最终下降，则是在一个世纪甚至更久之后才发生的。

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远早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工厂制度的发展。最初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人口，确实是由于原先的农民与土地相分离而产生的;但西欧早期工业无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其实是农村无产者和独立手工业劳动者，而不是脱离土地的前农民。十八世纪无地农村贫民——这些人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原工业化劳动者，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两者的界限并不清晰——的人口增长，即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过剩，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供给条件。尽管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拥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在劳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但其绝对人数并未减少，而其后代也并非第一代工厂工人的主要来源。旧式马克思主义的刻板图景认为：农民直接转变为了无产阶级。这过度简化了历史过程，其失真源于一种理论缺陷：总体考察晚期封建主义向早期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时，没有将人口维度纳入其中。

我认为，修正主义学者形成的共识——这一共识是我的强行概括，因为他们本人或许会认为共识还为时过早——在上述两个论点上基本是正确的。同时我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主导生产方式变化的关注，仍然能够为解释这些学者所整理的历史资料提供恰当的分析框架。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往往以相当模式化、线性和目的论的方式理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且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其人口维度，则若一支重要的人口学研究力量开始使用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构建自己的解释，就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的经验研究成果及其解释，为进一步提出更加明确、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聚焦于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变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

不过，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前，我有必要先作两项重要的澄清。第一，我将重新阐释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且将“劳动力的生产”(作为一种生产力)纳入其中，同时考察家庭、家户及亲属关系对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所进行的社会调节。第二，有必要简要回顾古典马克思主义人口动态分析中的几项有效论点。

04

重新建构生产方式概念

近二十年来，不同思想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广泛认识到：自马克思提出以来，经济主义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唯物主义。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主义的原罪在于：将生产方式进行概念化时过分强调经济维度，且将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简化为经济基础的镜像反映或衍生物。尽管我同意，经济主义确实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有害后果，但我认为，这一弊病的主流诊断同样存在误解，因此所提出的解药也同样存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主义的错误并非源于夸大经济维度(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经济维度)的重要性，而是源于对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当窄化，以及未能充分地概念化社会经济与“国家的政治—法律关系”“群体和阶级的文化建构”之间的整合。

简言之，其他人批判的是将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还原为经济基础(infrastructure)，而我在这里关注的则是对经济基础本身所作的任意限缩。所谓“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绝不可能弥补一个仍然保持原样、未经质疑的还原论式经济基础概念。这并不是说，原先的一楼蓝图本来没有问题，只是房屋上层的设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若人们对生产领域(field of production)的理解存在偏差，那么对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理论化就必然会出错。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生产领域被还原为物质产品的生产;生产力被还原为劳动工具;生产关系则被还原为在商品生产场所中发现的那些关系。这一框架下，物种自身的生产以及劳动力的生产根本没有进入视野。因此，女权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性别盲视”的方式阐述生产方式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女性的第一种生产活动——不论女性还生产什么物质产品——始终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范畴的概念领域之外。这种排除的结果是默认将生育、婴幼儿照护以及家庭中的社会化组织归入自然领域。

05

三种基本生产

所有人类社会都必然涉及三种相互关联、但不能相互还原的生产活动：(I)生产生产资料;(II)生产生活资料;以及(III)在日常和世代更替的层面上生产劳动力。这三种生产活动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组织起来。具体研究的任务，就是在每一种情况下，辨识它们在特定生产方式和具体社会形态中的相互联结方式。除此之外，生产方式在传统上被定义为一组特定生产力与一套特定生产关系的结合;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潜在或公开的矛盾。我则坚持认为，必须在上述三种生产活动中的每一种之中，概念化这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结合。对于(I)和(II)而言，这一说法并无争议，但对于(III)却会被认为值得怀疑。然而，若我们认真对待劳动力在所有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生产力的地位，就必须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处的特定关系置于核心位置加以考察。如果我们拒绝满足于自然主义的解释，就必须详细分析那些在历史上具有特定性质、并对生育进行调节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劳动力世代再生产的基础结构。换言之，主要阶级各自特定的生育制度，必须成为完整阐释相关生产方式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劳动力的代际更替问题在两个方面都至关重要。第一，所有社会都必须在总体上建立一种关系：一方面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的时间安排，另一方面是通过小型抚养群体(domestic group)实现的人口更替。这种关系受到何种调节，以及这种关系如何被打破，能够为我们理解整个社会的动力学提供重要线索。第二，任何社会中女性的地位，都与“妻子/母亲”这一性别建构密切相关。特定社会如何从社会层面处理这样一个生物学事实：女性生育与哺乳后代，而男性不承担这些生理活动?由于这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从历史的具体性出发加以解释。

那么，“劳动力的日常和代际再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关系究竟由什么构成?在这里，我们面临的是家庭问题。社会科学对“家庭”的定义反映了日常用语中的歧义，因而在两种含义之间摇摆：一是广义亲属关系，即血缘和婚姻关系;二是共同居住的亲属群体，即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相关人员。过去十年来，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源于指称对象的多重性及其不断变化：家庭与住户往往被交替使用。因此，在这一批判的推动下，家庭研究如今普遍主张区分住户(household)与家庭(family)。这解决了一种歧义，但另一种歧义依然存在：“家庭”仍然同时指共居的亲属群体，以及更广泛的亲属传承关系。

06

住户、家庭与亲属关系

因此，我建议将住户、家庭与亲属区分为三个不同的概念。其中，处于中间位置的“家庭”应被赋予一种范围较窄的含义，即由核心亲属构成、通常在家庭生活周期的不同阶段共同居住的群体。我们必须认识到，“住户/家庭/亲属”(h/f/k)所组织的活动，可能并不局限于上述第三种生产，即劳动力的生产。在许多生产方式中，这些关系也构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社会中，h/f/k 关系都会组织劳动力的初级生产，尽管它未必是唯一的组织形式：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制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在住户、家庭和亲属的背景下，特定生育制度的各种条件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概述一个简单的四步骤模型。该模型是在相对抽象的“生产方式”层面上构想的;当我们研究特定发展阶段中的具体社会形态时，它还需要进一步复杂化。

第一步，具有生育潜能的伴侣必须获得某种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使他们能够生育子女——即他们需要结婚，并获得一个最低限度稳定的家庭居住空间，以便生育得以发生。(暂时先不考虑通常并非有意为之的“非婚生育”，假定对绝大多数人口而言，必须先超越这些社会和经济限制，才能开始生育。这里也包括这样一些受孕情况：尽管从技术意义上说属于“非婚生育”，但伴侣在发现怀孕后结婚。)在这一初始层面上，我们试图明确特定生产方式以及相对于生产—生活资料的特定阶级关系所对应的婚姻规则与家庭形成条件。这些参数划定了具有生物学上生育潜能的人口中一个处于“风险之中”的群体，即可能进入生育状态的人群。

在具备生育条件的人口中，我们还需要明确第二步：特定的短期与长期成本，以及潜在收益之间的平衡如何形成生育的“基本激励结构”(basic incentive structure)。同样，我们可以辨其中的关键变量。一方面是正向激励，例如对儿童劳动的需求，以及儿童劳动作为家庭潜在贡献所具有的效用——这种贡献可能超过增加一名家庭成员所带来的额外抚养成本;又如通过继承延续家族血脉、使家族在个人死亡后仍能延续的需要或文化愿望;以及将子女视为一种“养老金基金”(pension fund)的效用，即把子女看作老年保障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抑制生育的因素：增加家庭成员并供养他们所产生的成本(这些成本会分摊到他们预计在家庭单位中居住的整个时期)，以及母亲进一步生育所面临的风险与艰辛(这种对不同性别影响分殊的抑制因素究竟会受到压制，还是能够发挥作用，取决于家庭住户内部父权支配的形式及其程度)。此外，无论对于整个家庭单位还是对于女性个体而言，都存在着对时间和劳动能力的其他有吸引力的用途，这些替代用途会使人们倾向于不生育。因此，在特定生产方式内部及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生育激励结构都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接下来，第三个要素进入分析：塑造婚内性行为与生育之间关系的文化条件。在这里，我们考察的是夫妻之间的既有关系，以及特定共同体中那些对婚内性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例如，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农民家庭中，强烈的父权制特征，加上教会的奥古斯丁主义教义，使得农民女性几乎无法设想自己能够在婚姻中有意采取任何形式的避孕。因此，在这一阶级和历史时期的女性中，在绝经前很久便停止生育的情况相当罕见，即使她们已经达到从经济角度看可能是理想的家庭规模，也依然如此。

最后是第四步：夫妻具有控制生育的意愿时，他们能够利用哪些手段，按照夫妻双方或妻子的意愿限制并调整生育。这里所说的可获得性，既包括当时能够使用的生育控制技术手段，也包括在第三步所述文化限制下传播并掌握有效使用这些手段的实际知识。第三步和第四步的变化范围受到生产方式的限制——而生产方式会在时间和空间中发展。此外，我们假定性欲和异性性交的普遍存在，因此一个人口中的受孕总数往往会超过既定激励结构下人们所希望的受孕数量;而现有手段越不完善，这种非意愿的超额受孕就会越多。意愿与结果之间相反的差距也同样存在：人们希望生育子女，却无法受孕，或者子女无法存活。但我认为，至少对于我们所讨论的人口而言，这类“失望”少于意料之外的“惊喜”。因此，在既有经济和文化限制下，只要某种生育模式反映了特定的激励结构，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理性的”。不过，这一判断有一个例外：存在一种规模较小但程度不一的超额生育现象，它来自非意愿受孕以及因受到阻碍而未能结婚的情况所产生的剩余效应。我们可以假定，若有效且安全的生育控制手段能够广泛获得，这部分超额现象就会减少。(我再次强调，这里的“可获得性”不仅是一种技术条件，也是一种文化条件。)

上述“生育方程”既涉及社会生产关系，也涉及现有的生产力(按扩展后的定义理解)。我们必须在每种具体情况下，辨识二者之间特定的互补性或矛盾性组合。这意味着，不能将特定生产方式下某一劳动阶级的生育动态，直接理解为一套固定不变的生育力量的配置(configuration of fertility forces);相反，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组限制条件之内不断变化的范围。这些限制由“住户”与“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所确立，而这种关系又规定了第一步的各项参数，并在这些参数范围内塑造特定的生育制度。如果这些限制被突破，那么阶级关系本身就会瓦解，社会也就进入了另一种生产方式。

07

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人口规律”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law)……”时至今日，这仍然只是一项未经展开的断言。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对其进行充分阐述，也从未通过持续、系统的研究来验证这一论断。稍后，我将尝试把这一论断作为指导性假设，用以理解西欧的人口转变;但首先，有必要阐明这一论断所包含的若干含义。

这里，我们应当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其他语境中使用“规律”一词的方式来理解人口“规律”：它指的是一组持续存在、长期发挥作用的力量和趋势。这些力量和趋势在现实世界中从来不会以纯粹、不受阻碍的形式发挥作用，但只要相应的生产方式依然存在，它们就会持续发挥影响。因此，我们所说的规律不是“一组无论在何种不同情境下都会保证产生相同结果的力量”。我们所说的是生育与死亡的各种力量和关系之间一种具有特征性的相互作用(characteristic interplay)。这种相互作用既允许特定生产方式内部的变化，也意味着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时会出现不连续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一贯立场完全一致，坚持了一个根本原则：每一种生产方式和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其自身的历史特殊性;这一原则排斥任何关于人类人口增长或人口过剩的自然法则或永恒规律。马克思在与马尔萨斯展开论战时，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研究特定人口模式的历史过程时，我们也应当将其作为一项首要原则加以坚持。

将历史特殊性原则应用于家庭形式和生育制度，我们便可以得出以下方法论指引：不同的生产方式将产生不同的住户/家庭/亲属(h/f/k)结构以及不同的生育制度。这不意味着家庭生活整体中的每一个要素都为某种特定生产方式所独有，而只是说，其整体结构——即各个要素的组织与排列方式——具有历史上的独特性：它既特定于某种生产方式，也特定于该生产方式内部的社会阶级。这还意味着，在由不同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口总量变化的结果——即生育、迁移和死亡之间的平衡——可能是相似的，但产生这些结果的方式在不同情况下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将历史特殊性原则应用于人口动态，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任何一种将生育率和死亡率从所研究共同体的特定社会结构中抽离出来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人口是一个抽象，如果我撇开例如人口由哪些阶级构成……[抽象的人口]就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概念。”列宁随后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继续展开了这一论战。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完全成立，且有力地揭示了当代人口学中相当一部分研究的缺陷：尽管这一领域日益认识到，缺乏详细历史与结构说明的“宏观加总”(macro-aggregation)存在问题，但许多研究依然在进行这种抽象的宏观加总。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论断，即特定生产方式具有各自特征鲜明的人口动态，那么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保持一致，我认为，我们就必须接受两个相应的命题：

人口动态的主要决定因素内生于每一种生产方式。我们应当在生产方式内部、在其运行机制之中寻找这些决定因素。

我们还应当假定，人口力量会周期性地与其自身以及特定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发生矛盾，且往往会对特定生产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发展动力作出自身的贡献，最终推动这些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转变。

我将这一观点作为一项初步假设提出：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相一致，同时似乎也得到了历史经验的有力印证。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两次最伟大的革命，或许分别是农业革命(游牧采集者开始定居、耕作土地、播种和收获)与工业革命(大规模机器取代人力驱动的工具，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手段)。在这两个具有决定性且不可逆转的历史转折点上，早期人口模式似乎都在转折的孕育阶段发生了剧烈变化，先于紧随其后的生产技术的全面变革。这两种情况下，随后出现的快速人口增长似乎都为革命势头的积累提供了自身的加速动力，从而推动社会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