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下）

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上)里，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一下简要的大数据分析，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在我们党历史上的地位发展变化过程。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这个观点，的确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这个困难最大的地方就在于：毛泽东本人就曾经非常不赞同把毛泽东思想放在普遍真理，从而与马列主义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主要是在建国后的八大前后的时期。但毛泽东本人并不是说在所有时期都持相同的看法，所以，那是与特定历史时期高度相关的。在七大最初提出毛泽东思想时，自信心相对就比八大要高。

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最广为传播的一个说法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曾用的定位有“普遍原理”“普遍真理”“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也有加上限定词“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定位很明确就是毛泽东思想属于限定在马列主义原理范围内，并且是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结合，但这个定义现在主要是用来描述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来源。最近几十年稳定的进一步表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个表述里，“发展”是第一个重要的表达，说明还是有创新的。第二个是“建设”，说明不仅适用于建国前的革命，也适用于建国后的“建设”。第三个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说明毛泽东思想也是“理论”和“经验总结”。经验总结不一定是普遍真理，但说到“理论”，这就可以说是普遍真理了。那么这个可以作为普遍真理的理论与马列主义的理论是什么逻辑关系?这个很少有进一步的说明。

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清楚的有这么几个问题：

(1) 毛泽东思想创立的来源是否绝对地唯一，只是马列主义?

(2) 毛泽东思想发展或创新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创新的内容有哪些?

(3) 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是什么?

(4) 毛泽东思想作为“经验总结”，主要在哪些方面?

(5) 其他。

本文当然不能一下解决以上所有如此重大的问题，但会提供一些核心的基础点。

二、中国三个存在不足的思维定势

要想清楚地解决以上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厘清中国存在的三个不足的思维定势。之所以说是“不足”，就是不能说它完全错误，只能说从最高的科学标准要求来说“不足”。这三个思维定势就是：支部论思维，普世价值思维，东方神秘主义思维。这三个思维之不足总结一句就是哲学层次的思维，并不是认识的最高阶段，反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初级或粗糙阶段。只有发展到科学思维阶段才是成熟的。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是具有深刻科学思维能力的，马列主义的核心基础也是一种科学，所以才叫“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哲学层次的思维方式无论在共产国际还是在中国，都具有过于深重的影响力。不仅导致后人总是向哲学模式靠拢，而且对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来毛泽东在一开始是具有超高科学思维能力的，可是他这种思维方式的工作很少人能接受，这使他也不得不照顾和做了很多哲学模式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准确地在逻辑上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性，必须对以上三种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原因及产生的影响有所了解。

1. 支部论思维

这个对中国影响特别特别深，甚至于直到今天，支部论思维依然有着极为深重的影响。因为中国共产党最初成立，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影响下，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的。所以，在思想上，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动指南，都被看作是马列主义的分支;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自中共一大到六大，都体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只是在一大到五大的党章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相对平等的，甚至中共还算保持了自主性，体现在加入共产国际的人需要中共中央批准才能算是中国共产党员。但到了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的中共六大，党章中在法理上就完全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在组织上遵守：“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恰当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六大党章在法理上延续了整整17年。加上之前的7年，总共24年都明确有共产国际在中共党章中的明确存在。此后直到1959年中苏正式决裂，这14年时间里，苏联是作为老大哥地位深刻影响中国。一直到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后面这30多年间尽管中国是把苏联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但苏联在中国内心深处依然还是作为老大哥的影子存在。所以，尽管中苏双方对立了30多年，甚至发展到边境武装冲突的地步，但在苏联解体时，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依然难以接受。

事实上，中国理论界自始至终就没有在逻辑上厘清楚一个非常简单却基本的关系问题：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并不意味着一切真理全都得逻辑上是其分支。船舶原理与计算机原理都是普遍真理，但计算机原理能作为船舶原理的分支吗?当然不能。一级学科是有很多的，二级学科是其一级学科的逻辑分支，但不同一级学科之间很有可能并没有逻辑上的从属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也绝对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会有逻辑上的矛盾和对立啊?因为在理论上的并列，很容易被想象成组织上另立中央的分裂，所以，中国的理论界根本就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与各省之间是“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关系，但中共中央与美国之间那就是“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美国也老想把其他国家都变成美国的“二级学科”，自己是唯一的“一级学科”，同样很别扭。这个我们在后面“普世价值思维”中会谈到。

毛泽东写《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这里面的“本本”指的是什么?显然不是指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是拉瓦锡的《化学基础论》，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不是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就是指马列的“本本”。他当然不是反对“本本”，而是反对“本本主义”。所谓“本本主义”就是把马列当成零级学科，涵盖一切真理，其他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全都必须是其分支，都只能是马列在逻辑上推导出来的东西，超出了任何一点点就绝对不行。

这种支部论思维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理论界，明摆着很多问题解释不了，也跟不上中国和世界社会发展的现状。每天的工作就只是解释现在中央的一切政策措施无论什么样，都“与马列不矛盾”。你仅仅解释不矛盾有什么意义?谁说过《船舶原理》与《计算机原理》逻辑上会有矛盾的?谁看出矛盾在哪里了?所以，只要根除支部论思维，“不矛盾”的工作基本就可以永远淘汰了。

一切真理，包括普遍真理的科学理论，都只是对世界不同角度的认知。因此，我们需要很多很多不同的普遍真理来获得对世界更为完备和全面的认知。理解了这一点，马列与毛泽东思想都是普遍真理的最基本逻辑关系就很容易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定得把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完全说成是马列的分支，那就必然存在大量解释不通、只能回避的理论问题。

很简单的一点，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但武装斗争就得打仗，搞军事。但他们却极少有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上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没有系统研究过军事理论，也从来没打过仗。毛泽东思想一个非常精华的核心，就是系统的军事战略战术，当然也是普遍真理。这两个普遍真理之间会有逻辑矛盾吗?当然不会有。能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支吗?当然也不可能。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是工厂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是在各种不同条件下战争中的敌我双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都作为普遍真理的理论之间怎么可能一个是另一个的逻辑分支关系呢?

资本主义条件下成衣工厂的劳资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分支理论。采用了坦克作战的条件下该如何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可以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分支理论。但马克思的理论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都是“一级学科”，是“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级学科”与从属的“二级学科”的关系。这个再自然不过了，会有什么问题吗?根本就不存在逻辑上“不矛盾”的问题，还用得着去解释“不矛盾”吗?

用得着去解释进化论与热力学之间“不矛盾”吗?

用得着去解释机械原理与化工原理之间“不矛盾”吗?

用得着去解释水稻种植原理与蔬菜种植原理之间“不矛盾”吗?

用得着去解释铸造原理与市场营销原理之间“不矛盾”吗?

......

一切但凡去解释什么与马列不矛盾的行为，全都是自己最基本的逻辑都没搞清楚造成的，在支部论思维支配下的产物。

中国理论家们活得非常苦、非常累，为什么?就是支部论必然带来的大量理论和逻辑困难。苏联老大哥都解体30多年了，中国理论界依然还深陷在“支部论思维”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成功?为什么比资本主义好?理论上该怎么解释?中国理论家们都不敢正视这个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定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他人不同嘛。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普遍真理，而不是纯粹马列在中国的分支。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理论家们到今天也不敢正视这一点。如果毛泽东是俄罗斯人，美国人，英国人，中国理论家们不敢正视我还可以理解。毛泽东是中国人，不敢正视我是无法理解的。难道就认定但凡是中国人就绝对不可能总结出普遍真理来?毛泽东思想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大量工作，但必须正视，除了这个工作以外，毛泽东思想本身是总结吸收了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基础上独创性的普遍真理。这个逻辑如果不理顺，是无法把道理讲清楚的。

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切人类文化和文明优秀成果的集大成者，所以其最优秀就是理所当然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好，说一千道一万不就是有个市场嘛。中国的市场做得比谁差?资本主义有的优点我们全有，资本主义没有的优点我们也有，一句话不就把道理全讲完了吗?但要在逻辑上让这个站得住脚，必须承认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的“中国特色”准确含义所在。

2. 从“支部论思维”到“普世价值思维”

绝大多数从支部论思维中跳出来的人，又陷入另一个“普世价值思维”的泥潭中。这其实是另一种类型的支部论 —— 中国只能做外人的分支，就是不能自主自立。

当年我们不得不跟随的老大哥今天已经成了我们的小弟。

原来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边境架起几门大炮就能逼得中国签订一堆的不平等条约，今天是我们只要开过去几艘055，就能逼得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不得不与我们签订一堆的平等条约。我们成了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有资格称列强的国家，只不过我们不愿称霸而已。我们这个14亿人口，大量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全球一半，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加欧盟的总和，全世界基本可以分成中国和外国，我们还需要称霸吗?我们一再地宣称永不称霸，只是怕把小伙伴们吓住。可是直到今天却还在理论上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一个分支，而不能正视其具有普遍真理的地位，这理论也落后太多了。

三、为什么“普世价值论”不能成立？

1.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普世价值

在逻辑上价值根本就不可能普世，不同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价值之间只能兼容和协调，而不可能存在普世的价值。所以，所谓“普世价值”只不过是要把自己的价值强加在他人头上，从而使自己的价值最大化的战略忽悠而已。

2.对美式民主属于欺骗和忽悠和科学证明

为什么美国式民主是欺骗和忽悠?很多人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但却总是给不出最严格的科学证明。

所谓美式民主，其最基本的基础只不过就是“民意”对不对?如果没有“民意”这个天然的政治正确、不证自明的公理，民主就没有成立的基础了。但什么是“民意”?它如何才能准确地表达?无论你如何来谈民意，它在科学上说都只不过是一种信息。我是信息科学出身的，所以，美式民主骗得了别人，但骗不了搞信息科学的人，一巴掌就全拍死了。

一旦涉及信息科学，最基本的就是信息量与带宽。美式民主把民主完全理解为投票方式的权力产生制度。投票的信息量是多少?1个比特——支持与反对。就是0和1，一个比特。所以，投票式民主，本质也就是“一比特信息量民主”。这就是欺骗和忽悠和科学证明。

让你充分地认为你行驶了民主权力，但却让你民主权力行使的信息量极小化到1个比特。然后还是全体选民每人1比特信息量叠加在一起，最后结果还是一个比特信息量：民主党胜，或共和党胜。“已经行驶了民主权力”，与“你行使民主权力的信息量有多少个比特”，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美式民主，就是让你充分地以为你已经行使了民主权力，但信息量却尽最大可能地极少化，趋零化。

如果选举结果不满意，你还可以反对，最好到大街上去反对。为什么?我仔细测量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传递的信息量，基本没有超过100个字节的。因为标语牌如果字写太小了，街边的人根本看不清，所以要想让街边的人看清，至少得把字(或字母)写得长宽超过10厘米。如果超过100个字节，不仅尺寸上太小看不清，信息内容上也看不过来。最多就是像“Black Lives Matter”“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样的极简化的口号，一般也就30个字母以内。所以，让反对者去大街上去表达反对的民意，也是让反对的民意信息量极小化的模式，但却使情绪最大化。你已经反对了，所以你的民主权力已经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情绪强度最大化，民意传递的信息量极小化，也就是铁定让你根本就说不清楚，却让你认为一切都是完全按你的民意决定的，所有人都最充分地行使了民主权力。这就是美式民主的基本原理之一。

这个基本原理的推理1：因为人是你选民选出来的，所以无论选得有多烂，其执政后的结果多么差，你都得认这个结果，这都是你选民自己的责任。所以，无论多么差，你都不要造反。

依这个基本原理进行的推理2就是：反对的情绪强度极大化，就可以用来引爆社会，作为颜色革命的引爆机制。

以上两个推理是正好相反的，至于导向哪个推理，全在于选择放大哪一个方面的结果。

推理3：如何控制民主是向更稳定方向发展，还是引爆社会混乱方向发展呢?关键就在于如何控制反对情绪化的强度，也就是在信息量极小化的前提下，让信息的误差极大化，并且控制情绪化的强度。要做到这一点，主要依靠的就是科学素养不高，影响力却很高的艺术家(尤其文学家)、经济学家等群体。给那些最适合调控情绪、认知误差极大化的文学家发诺贝尔文学奖以使其影响力极大化。

基本原理之二，就是要让选民的权力只能在最看不清楚候选人的时候来行使。在这种情况下，起最大作用的不是如何谈清楚治国理念，而是传播学和营销学的规律。候选人还没当总统，甚至根本就没有从政的任何经历，你怎么搞得清楚他是否适合现在当总统?这个主要是靠粉丝量和营销宣传。所以：

领导美式民主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头部网红。

指导美式民主竞选团队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传播学与营销学。

营销学有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第一个的代表是菲力浦·科特勒的营销原理——营销是满足客户的需要，让客户满意。换成选举，就是让选民满意。

如何让选民满意?最简单的路子，形象很重要，颜值就是正义。选举相当大程度上就是选美。

自己颜值不太好比拼的话，拼女儿的颜值也可以嘛!

特朗普为什么会战胜希拉里?上面这俩人，但凡审美情趣正常点的，你说你愿意选谁?

拜登为什么会赢得特朗普?上面两家人颜值能分得出胜负吗?

为什么是一个80岁的赢了70多岁的?拜登虽然80岁，可是你看人家孙女多年轻啊!

很多什么政治背景都没有的明星候选人获得政治选举的成功案例，像斯瓦辛格选上加州的州长，印度泰米尔拉杜邦长期是宝莱坞明星加娅·娜丽塔领导的党执政。美国好莱坞明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先是当选加州州长，后来当了美国总统。

里根这形象，连男人看了也觉得帅气啊!何况女选民。

不管乌克兰人民现在有多么不顺、多么悲催，但你不能不说上面这个喜剧明星他看着就是顺眼对不对?

因为营销基础工具的不断变化，能够率先使用更好技术平台的候选人往往容易占得先机。特朗普的胜利，也被看作是网络时代自媒体作为传播平台在选举中占据主导作用。阿根挺新总统米莱的当选再次让自媒体营销规律成为主导力量。在195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广告商里夫斯根据电视传播的规律，为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定制了电视宣传模式，将原来1个小时长篇大论的治国理念，剪辑成1分钟左右的问答式宣传短片，并且对艾森豪威尔在电视镜头前的服饰，演讲节奏，动作等都做了精心的包装，助力其竞选成功。1960年9月26日，肯尼迪与尼克松这两位候选人在电视台进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实况转播的电视辩论。此后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几乎所有只听收音机广播的人都认为是尼克松获得了胜利，而看电视的观众却都认为是肯尼迪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因为肯尼迪团队专门针对电视镜头进行了精心的化妆、专业造形师设计的发型和服饰、专业广告团队设计的动作等形象包装，而尼克松却没有认识到电视传播与收音机传播的根本差异是在视觉形象。他拒绝化妆，只专心于说什么。

另一个营销逻辑体系是以营销大师里斯和特劳特在《营销战》中所表达的——营销不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而是战胜竞争对手。他们在其多部营销学著作中就明确说，很多参加选举的政客就是听了他们的培训指导成功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说自己如何让客户满意，这个道理讲起来太复杂了，没几个人听得明白。但你只要说清楚竞争对手比自己更差就足以了。要说清楚这一点，对方的什么毛病都可以拿来说事。

换成选举，要说清楚自己的执政理念有多好太难了，用不着费力不讨好地让选民更满意自己，只要让选民更讨厌竞选对手就足够了。让人们讨厌一个人，远比让人们对自己满意容易太多了。例如，特朗普当年攻击希拉里时就说：“你连你自己老公都服务不好，怎么可能服务得好美国人民?”对方的所有丑闻都可以拿来充分地做文章。

营销学中有一个经典的故事是说两个人A、B在树林里遇到一头熊，A撒腿就跑，B喊“你能跑得过黑熊吗?”A回答“我只要比你跑得快就足够了”。该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美式民主选举逐步地越来越演变成比烂，并且是越来越没有底线的比烂了吗?这是有深刻竞争式营销学理论为基础的。

从传播学角度说，吸引人的眼球，远比你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重要得多。所以，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在竞选时根本没有任何自己系统的治国理念，而完全是基于大数据分析，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和观点是什么。他经常喊出前后矛盾的政治口号，废除央行、阿根廷货币、买卖人体器官合法化、毒品合法化......手拿电锯的夸张动作，声嘶力竭的叫喊，张口就来的假消息......总之，怎么不靠谱，怎么耸人听闻(最好是骇人听闻)就怎么来。只要能吸引更多眼球就行。

基本原理三，反对党纯反对。以上还不是最要命的，最关键和特别显著的问题是不仅没有任何继承性，而且注定在各种极端之间震荡，治国政策基本上是演变成卖狗皮膏药和养生大师的口号。

这一届政府说“喝牛奶特别有益健康”，下一届就一定要说“喝牛奶不仅与健康无益，特别费钱，而且存在众多危害和风险”。

这一届政府说“喝酸奶特别有益健康”，下一届就一定要说“喝酸奶有益健康纯属骗局”。

这一届政府说“现代人摄入的盐太多是健康杀手”，下一届就一定要说“缺少盐给人类带来的健康危害正是上一届政府的弥天大罪”。

这一届政府说“长寿的关键是要多吃绿豆”，下一届就一定要说“多位诺奖得主声明绿豆吃多了不仅对健康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会引起食物中毒”。

......

理性的人有吗?当然有了，可是在任何社会理性的人哪有只看颜值的人多啊?你再理性也最多只能传递一个比特的信息量，与只看颜值的人一样，理性有用吗?

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那就是一篇枯燥之极的学术论文和报告。有几个选民喜欢看这种东西又能看得懂的?

四、为什么只有毛泽东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道理实在是太简单了。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一心一意只是让选民投票时看着顺眼。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还没实践之前的宣传和营销作为判断民主的终极标准，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一切政府官员的工作内容都应当是围绕着上任后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下一次上任前或留任前的选举”。

第二，大信息量和高带宽。协商式民主，调查研究，提案，内参，巡视制度，民主参与，民主监督......这些是为什么?只有尽可能大信息量和高带宽的民主才是能够充分表达民意的真正的民主。投票仅仅是表达民意的无数信息传递工具中的一种，远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和地位。

第三，全过程民主。全民动员，全民组织，全民参政议政，集中全民智慧，依靠全民监督，最终一切都是为了全体人民自己。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全过程民主”。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能够真正实现林肯所说的三民主义，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 属于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于人民)。

第四，民主的科学化。一切民主的环节全都必须是可测量的，并且是测量误差最小化的。美式民主的测量基础是什么?没有，而且是尽最大可能地没有，最大可能地增加误差。这是为什么它要把美式民主的投票方式本身就当成价值，当成目的。即使我们承认它就是目的，它目的达成率是怎么测量的?有吗?没有。但一切毛泽东式的民主都必须是有测量基础的，以对实践结果的测量去评估为人民服务目的和特定阶段目标的达成率。

五、东方神秘主义与哲学思维的局限

东方神秘主义原意是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中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现象的学说流派的总称。是用来反映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事实上，无论是东方神秘主义还是西方的哲学文化等，其实都是人类对世界原始形态的认知。但人们却往往把哲学误认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级形态。

哲学式的认知有什么问题?就是模糊和不清晰。人们有喜欢模糊和不清晰的天然倾向，因为可以在解释上有随意性，对认知缺陷容易含糊过去。哲学是人类在认知能力有限情况下对世界尽最大努力的把握，但随着我们知识的丰富，需要不断地科学化。因为只有科学化的认知才是能够准确传递和把握的。

例如，辩证法的循环螺旋上升规律，这就是一种含糊的看法。我通过引入时延参数后建立科学化的循环因果律，数学化地推导证明了，循环螺旋并不一定就是线性地螺旋上升，也可以是指数衰减、等周期和幅度地震荡、指数增长、变异和进化、突变、崩溃等众多不同模式。但如果仅仅限于模糊的辩证法循环螺旋规律，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又不能给出准确和清晰的认知。

人们常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但到底什么是“实事求是”?如何才能真正准确地实事求是?操作方法细则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些，要么是难以真正落地，要么就是自己想把实事求是说成是什么，就可能把它说成是什么，可以用它来证明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旗号，而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

六、毛泽东思想是科学

没有测量基础，不是对错问题，更谈不上什么普世价值，而是闭上你的嘴，你根本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发言权。

只有理解了科学意义上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社会测量学家和军事测量学家的毛泽东，才能真正理解实事求是的操作规程、操作手册、操作细则，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如果要问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有相通的地方是哪些，可以说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就是严格采用了大量调查研究方法的。为了写《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数以百计的工厂。甚至对生产过程的技术细节都有大量深入的考察。这体现在巜资本论》“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和“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只是马克思等人并没有把这种科学方法当作特别需要强调的东西展开论述。但毛泽东是把这种社会测量的最基本科学认识方法，当作其思想的精髓和最重要的核心加以充分展开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真正含义。而这样一来，其应用范围就会更加广泛，可以应用于一切领域、跨越一切时代。所以，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远远比马列理论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这是有严密逻辑基础支撑的，绝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偏爱。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无论是在共产国际还是中共核心成员里，都有大量哲学理论水平很高的理论家。所以，有很多人对毛泽东不服气，就是觉得毛泽东马列理论水平不够。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延安时期，促使毛泽东花了大量时间来补课，并且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这样理论水平很高的著作，这才普遍地让那些理论家们最后心服口服。人们普遍认为，《实践论》《矛盾论》是哲学著作，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读过其他西方纯哲学家的著作就应当很容易理解，这两篇应当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作品。实践论其实就是《调查工作》(后来正式出版时叫《反对本本主义》)更理论化的表述。《矛盾论》并不是抽象的辩证法哲学论述，而是解决问题时非常实用的方法论。例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析方法与1879年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的法则有高度相通之处，这在后来被为帕累托法则，也称2/8原则，ABC分类法(1951年，管理学家戴克(H.F.Dickie)将其应用于库存管理，命名为ABC法而得名)，巴雷托分析法、柏拉图分析、主次因分析法 、分类管理法、物资重点管理法、巴雷特分析法。1951年～1956年，约瑟夫·朱兰将ABC法引入质量管理，用于质量问题的分析，被称为排列图。1963年，彼得·德鲁克( P.F.Drucker)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全部社会现象，使ABC法成为企业提高效益的普遍应用的管理方法。毛泽东是把这种分析方法推广到一切领域。我在市场营销实践中根据毛泽东的分析方法提出“三要素分析法”，就是将影响要素按重要性和可解决性进行排序，找出三个最重要的要素进行优先解决，这就是抓主要矛盾。在考核管理中，称为“KPI”—— 关键绩效指标。

因此，只有发展到科学化的程度，才能真正落地。只有理解清楚科学上的毛泽东，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