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敌我论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然而，历史时常告诉我们，斗争的过程，是持久的，是复杂的，是充满了复辟与反复辟的。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共和国到第三共和国，从百家争鸣的春秋到秦汉，历史的经验一次次地告诉我们，复辟是存在的，是时常存在的，是不因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

从苏联到俄罗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各个阶级如英雄好汉一般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又消失。我们都知道一切的阶级是必将全部消灭的，可在消灭的过程中，新建筑的诞生又必然扎根于旧制度的尸骸之上。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经很清楚地论述了这一观点，《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明确表述了类似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精神方面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

一、驳“自我背叛论”乃至“宿命论”等

总有人认为复辟好像是一个人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本可以不这么做，却偏偏要背叛社会进步的意识，去搞什么复辟。

这种观点犯着一个鲜明的错误!那就是将结构的问题人格化了——它描述了新贵做了什么，却没有描述新贵为什么必然这么做。个别甚者更是将这一系列的转折归结于“宿命”，好像在“宿命”的安排下，一切必将重蹈覆辙，人类的所作所为就好像在沙滩上堆城堡，转瞬即逝。

错!大错特错!

我们可以在三个层次上使用这个词：政治制度复辟——国体政体的形式替换;阶级结构复辟——支配关系的实质重建，即生产资料与剩余占有关系的逆转;路线回摆复辟——制度框架内分工与分配关系的调整性倒退。

这三者常相纠缠，我们分析时必须分开。

但究竟为什么是这么个道理?从马列毛主义的唯物逻辑来看，它是个什么道理?

因为旧制度虽然被一时间的取代乃至消灭了，其残留思想与曾经的利益模型却依然在所有人的记忆里存活。新秩序诞生于旧制度之上，必然不可能实现完全决裂式的创新，因为人不可能想象出完全未知的事物。

建立在一系列旧制度上的新建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运行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思想的流动与新旧的杂糅，就必然存在思想的复辟与挣扎斗争。

于是，我们就不难看见，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舍弃了新时代的圈层，采取了最能短期获取巨大利益的方式——复辟，来进行小圈层的获利。中国的古时候有项羽拒绝集权追求分封，是国体政体式复辟;有初汉采取郡国并行，是路线回摆式的复辟;外国也有共和国的破产，有资产阶级的第一帝国，这两者都是政治制度面的复辟。

所以这种全面复辟，或进退杂糅的形式，过去有，今天有，以后也会有。

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种必然性。宿命论的必然性安放在天命与人心：因为人心不古，所以一切重蹈覆辙。唯物论的必然性安放在条件：只要产生旧利益的物质条件尚在，旧利益的再生产就是必然的——但条件不是天命，条件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复辟的土壤必然再生”与“复辟的结局必然降临”，是两句完全不同的话：前者是结构判断，后者是缴械投降。

重复何以不是循环?列宁指出：“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它“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因为每一轮反复辟的斗争都不会白白浪费：它留下新的生产力、新的组织经验、新的觉悟，构成下一轮斗争更高的起点。螺旋上升不靠断言成立，而靠每一轮斗争在实际上留下了什么。

二、“继续革命”的胜利标准是什么？

毛主席在晚年时期察觉了复辟的可能性，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被总结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也在晚年留下过告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那么，这个“继续革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向一切旧思想开火?应该知道，这样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因为思想是难以被物质化测量的，搞思想警察，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以人划线。

反复辟的战场不在头脑里，在分工里；不能清洗人的思想，就必须铲除产生那种思想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强调“生活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既然思想警察的路线已经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选择，那么剩下的便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逐渐摸索出来的新社会存在取代旧社会存在，以新的物质条件取代旧的物质条件。但这里需要辩证去看“主流”常说的，“生产力革命”，“发展才是硬道理”。

当新物质条件逐渐诞生，就会取代相应的旧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同样的，只有新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应新的物质条件，适应新生产力。 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复辟风险的来源，而生产关系的主动革新（作为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是防止复辟的手段。

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待遇特权、干部身份的封闭与可继承、知识对劳动的支配。思想不可审判，但土壤可以拆除。在客观条件适宜的时候，应该相应地进行生产关系的革新，使其适应并解放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继续革命”的胜利标准是什么?

“继续革命”的是否胜利与成功，正是看它在这一时期，是否缩小了旧利益的存活圈层，是否顺应了新利益的诞生成长。(新利益等于与旧分工决裂的利益形态，如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直接支配)

我们可以看见南斯拉夫，因为它正切中分工的核心：管理一旦与劳动分离，支配就获得了物质形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失败，正是因为自治的企业仍被关进市场的笼子：在市场竞争中，自治集体为生存重新生产了雇佣逻辑，成了“集体的资本家”。

所以战场在物质条件，不在思想——思想正确而市场犹在，复辟就在企业门口等着。南斯拉夫不是“直接支配”的失败，而是“直接支配”不彻底的失败。

“继续革命”胜利的两条腿，分别是“物质条件取代”，与“生产关系革新”。

三、复辟的土壤：官僚特权阶层的诞生

意识的残留是普遍均匀的，复辟却从来不是均匀发生的。它总是从特定的位置发芽：管理的位置、知识的位置。为什么?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出过地基性的回答：“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写道：“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管理一旦与劳动分离，知识一旦与劳动分离，支配就获得了物质的形式，特权就获得了再生产的通道。

这就是官僚特权阶层出现的土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不是旧社会的遗留物清单，而是新社会内部持续生产旧利益的机器。

毛泽东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把这一点说得近乎直白：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注意“限制”这个词里含着完整的一部未完成的立法：不能废除，因为条件不成熟;不能放任，因为放任就是复辟的土壤自动施肥。

所以，反复辟的关键有效战场在分工，在土壤，在物质条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早就说过：“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同志们，与这一承诺相冲突的部分，我们已经交过学费了。凡是以思想定罪、以人划线的实践，最终审判的都不是思想，而是人;被审判者今天是别人，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人。

四、寄生期的过程是新瓶装私酒的过程

特权阶层成形之后，并不立刻复辟。在它还能从现有结构中抽血的时候，它维持现状。

寄生者面前摆着三个选项：继续抽血(寄生)、改良体制以扩大可抽之血(改良)、拆掉制度直接占有(复辟)。选择取决于三者的预期收益排序。寄生期延续的条件是：抽血的边际收益仍高于改良与复辟的预期收益;当增长枯竭使前者递减、合法性危机使后者相对上升，复辟的窗口便打开。

苏联的官僚阶层在停滞的年代里，过的正是这样的日子：以苏维埃之名，行特权之实;新瓶里装的既不是旧酒，也不是新酒，是私酒。它的轨迹恰好检验了这个模型：停滞年代抽血收益递减，领导层选择改良(改革);改良失败，抽空制度的合法性却没有建立任何新的支配形式，窗口坠为深渊。于是复辟不是寄生期的自然终点，而是“改良失败、主体缺位”的共同产物。所以改革并非复辟的天然对立面——改革失败而身后没有接替的组织力量时，改革就是复辟的前厅。风险不在改革本身，在于改革者身后站着什么。

汉初是同样的图景：刘邦一面延续秦的郡县，一面大封同姓九国，郡国并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点破了动因，是“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所以有些时候，革命者自己总结前车之覆，得出的却可能是复辟的结论。

拿破仑帝国的杂糅形态——皇帝的冠冕加《民法典》的躯干——同样是寄生期拉长到极致的产物：形式的恢复掩护着利益的变现，内容是革命的，利益是私人的。帝国的冠冕是制度复辟，民法典的躯干是革命遗产，而支撑战争的官僚机器则是分工的进一步硬化——形式向后，分工向前。

所以我们经常看见，明明一切都还好好的，却突然发生了复辟的变数。这是因为这样看的人常常忽略了漫长的寄生期，忽略了复辟的潜伏期。

阶层的诞生是寄生的开始；当抽血的边际收益低于制度变革的预期收益，寄生便走向终结——复辟的窗口从此打开。

所以人还是那些人，只是利益换了方向。把复辟与反复辟的过程放进历史，正是周期率(黄炎培窑洞之问)在世界上的体现。

五、谁来改变土壤？只有利益相关的无产阶级

对唯物论者来说，“应当”不在天上，在分工的不同位置上。被支配者的位置本身生成动力：旧分工的受害者的利益，与旧分工的存续结构性对立——这不是道德感召，而是债务账本。工人要缩短的工时、失地农民要讨回的土地、青年要打开的通道，每一个具体诉求都指向同一处：支配的生产关系。

仇恨的债务给人动力，经得起检验的组织给人能力。分散的受害者只有退出的自由，团结起来的受害者才有谈判与改造的能力。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制度形态的人民监督机构，那将也不是人民的替身，而是能力的训练场。

那么，为什么受害者不总能赢回自己?因为寄生者的收买总是真实有效。资产阶级的福利制度从来耗费的是真金白银，为了维护统治，他们必将采取一切有利于它们的设计。这不是他们变好了，而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在头上悬着。

但收买总有一个结构性上限：它寄生于体制的抽血能力，而抽血能力随停滞递减，收买的预算随之缩减。固化越彻底，收编成本越高、覆盖面越窄。这既是寄生期走向终结的征兆，也是主体成熟的窗口。

于是对支配地位的阶级与阶层来说，他们会考虑的复辟是时刻结合利益的情况的。汉初的郡国并行是路线回摆的复辟，法兰西第一帝国是政治制度的复辟，苏联解体是阶级结构的复辟——分类是分析的需要。

但对于利益相关的无产阶级，这些都是旧利益的反扑，是终有一日必将克服的阻力。

结语

复辟不是历史的意外，正如反扑不是进攻的意外——它是旧矛盾在新条件下的反攻，而非自然衰变。要分清的是：复辟的倾向无法被一劳永逸地根除，具体的复辟结局却可以被防止——而唯有承认倾向存在的人，才谈得上防止。

任何自称终极的蓝图，常常是官僚特权阶层为了替寄生续期而催生的谎言。因此，继续革命的意义从来不在“宣布复辟不可能”，它的意义在于：使反复辟成为制度和人民日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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