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拼命读书，只为逃离工厂？那工厂里的工人怎么办？

10月6日，一名毕业于贵州财经大学的网友发文感慨：“四年本科一场空，依旧进厂做普工。”

此前，9月13日，一名2026届本科毕业生在抖音发帖称，自己背着6万元助学贷款，在广州找工作三个月未果，最后只能进厂打工。

9月26日，她又晒出毕业照与身穿工装的对比画面，写道：“四年本科一场空，电子厂里当普工。”

视频发出后，评论区热闹起来了。

有人说：“我要是本科打死不会当普工。”

有人问：“财大也要打螺丝吗?”

有人说：“真的吗，到底读书的出路在哪里?”

还有人说：“替你感到悲哀。”

看完这些评论，我倒觉得，真正值得悲哀的，恐怕不只是这名背着助学贷款、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本科毕业生。

一个人读了四年大学，最后进厂做普工，本来就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就业现象。工厂需要工人，生产需要劳动者，有人毕业以后进入工厂工作，有什么好奇怪的?

奇怪的是，一群接受过教育的人，竟然能够如此自然地把普通劳动当成一种失败，把进厂打螺丝当成一件丢人的事情。

一个本科生进厂，便是“四年本科一场空”;一个人没有逃离体力劳动，便是读书没有读出结果。

这套评价标准，倒是相当统一。

仿佛大学四年不是为了学习知识、掌握本领，而是为了获得一张免于从事普通劳动的许可证。只要最后还是要拧螺丝、搬货物、站流水线，那么前面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就都成了投资失败。

我倒想问一句：这究竟是谁教出来的观念?

一、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从小到大，我们听过太多类似的话。

好好读书，将来找个好工作;

考上好大学，将来就不用吃苦;

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这些话，普通家庭的父母尤其爱说。

这并不难理解。他们自己在工地上搬过砖，在工厂里受过累，知道靠出卖劳动力挣一份工资是什么滋味。于是，他们拼命供孩子读书，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过得好一点，不必再走自己的老路。

这份愿望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当整个社会不断强化这种愿望，教育的意义便逐渐被压缩成了一件事：通过考试，获得学历，进入更高的职业等级，最终摆脱那些被认为低人一等的劳动。

于是，读书不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也是为了改变身份;大学文凭不再只是教育经历的证明，还成了一块可以拿来区分人的牌子。

考上大学，仿佛就意味着脱离了普通劳动者的队伍;进入办公室，仿佛就比站在流水线上的人高了一等;如果最后还是进厂，那便是读书失败。

至于学到了什么知识，掌握了什么本领，能不能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反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只要工作体面、工资够高，别人高看一眼，这书就算没有白读。倘若做不到，哪怕在大学里学了四年，获得了真实的知识和能力，也仿佛不值得一提。

这哪里是在评价教育的价值?这分明是在拿教育给人划分等级。

二、资产阶级需要的教育，不只是培养劳动者，还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秩序的人。

教育当然能够传授知识、发展能力，也能够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这些作用不能抹杀。

但教育从来不是悬浮在社会之上的东西。它的发展和运行，始终受到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资本所有者手中，企业按照资本增殖的要求组织生产。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劳动者，就会按照自己的用工需求招聘什么样的人;社会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会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相应要求。

工厂需要操作工，需要技术人员，需要工程师，也需要管理人员。现代生产越复杂，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就越多，教育也就越重要。

可是，资本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并不意味着资本会按照每个人的教育投入，为他安排一份理想工作。

企业招聘工程师，是因为需要工程师完成相应的工作;招聘普工，是因为需要普工承担生产环节中的劳动。企业支付工资，首先考虑的是岗位需求和劳动力市场条件，而不是某个人为了拿到文凭付出了多少年青春、家庭花了多少钱。

一个学生读完本科，背上六万元助学贷款，并不能因此要求资本按照他的教育成本支付工资。

这就是现实。

个人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的能力，却不能单凭一张文凭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不能凭借四年的学习，决定自己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位置。

大学毕业生可以成为工程师，可以成为管理人员，也可能进入工厂做普工。他们最终从事什么工作，受到专业、岗位供求、个人条件和现实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

当优质岗位不足以满足求职者的期待时，学历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原本本科生能够进入的岗位，可能开始要求硕士;原本不需要本科生的岗位，也可能把本科学历列为招聘门槛。

学历越来越高，门槛越来越高，可岗位本身未必发生了相应变化。

于是，个人不断追加教育投入，社会却未必提供相应数量的优质岗位。

这不是简单一句“大学生眼高手低”就能解释的，更不能因为某个人最后进入工厂，就断定他没有能力、不够努力。

教育能够提高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却不能保证所有人都通过竞争获得理想的位置。

因为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人人努力就能同时向上走的地方。所有人都可以努力争取好工作，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占据有限的高薪岗位。

然而，教育所承载的社会期待，却往往被描述成个人奋斗的必然回报。

考上大学，就应该有好工作;努力学习，就应该改变命运;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社会结构的问题，就这样被改写成了个人的问题。

三、教育最厉害的地方，是让人学会用既有的社会等级来评价自己。

马克思主义分析意识形态，并不是说社会上的每一种思想都是某些人有计划编造出来的，而是要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哪些观念被不断强化，哪些社会关系被说成理所当然，人们又是怎样接受这些观念的。

回头看看这件事。

帖主说“四年本科一场空”，评论区说“我要是本科打死不会当普工”。

这两句话看起来是对就业困境的抱怨，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套价值判断。

什么叫“一场空”?

她四年学到的知识消失了吗?她掌握的能力不存在了吗?她因为进入工厂，就不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吗?

显然不是。

真正让她感到落差的，是她原本期待通过本科教育获得更好的职业处境，最终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这份失落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落差会被直接解释成教育失败?为什么进厂做普工，就意味着四年白读?

因为在这套观念里，教育的价值已经不再主要由知识、能力和人的发展来衡量，而是由一个人最终进入了什么职业位置来衡量。

如果读书能让你离开工厂，那么读书有价值;如果读书没能让你离开工厂，那么读书就没价值。

至于工厂为什么需要人，生产线上的劳动为什么必不可少，普通工人为什么应该获得合理的工资和待遇，这些问题反而被挤到了角落里。

于是，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被转换成了人的身份等级。

脑力劳动似乎天然高贵，体力劳动似乎天然低贱;坐办公室似乎意味着成功，进工厂似乎意味着失败。

这套观念究竟有多牢固?

牢固到一个人甚至不必真的受到谁的侮辱，只要发现自己没有摆脱普通劳动，就已经可以先在心里给自己判一个失败。

它不一定需要有人站出来命令你看不起工人。它只需要不断告诉你，读书是为了出人头地，成功是为了脱离底层，体力劳动是没有本事的人才不得不接受的选择。

久而久之，你就会主动拿这套标准衡量自己。

读了大学却进厂，你觉得自己失败;

没有读大学却从事体力劳动，你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你拼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最好永远不要再做你做过的工作。

你甚至不必弄清楚，为什么不同劳动者之间存在如此悬殊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就已经接受了这种等级划分。

这套观念不需要鞭子。

人们会自己拿起鞭子，抽打自己，也抽打身边的人。

四、最腐臭的地方，是劳动者不再想着改变劳动的处境，而是想着逃离劳动者的身份。

我们再看那句“我要是本科打死不会当普工”。

如果这句话只是说，自己不愿意进厂，因为不喜欢流水线的工作方式、不能接受长时间站立，或者觉得工资待遇不合适，那没有什么问题。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工作，也有权利拒绝不合适的工作。

但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本科生就不应该当普工，那么它表达的就不只是个人的职业偏好，而是一种身份等级观念。

仿佛本科生天生就该做更高贵的工作，普工则是另一种人，是那些没有本事、没有出路的人才应该去做的工作。

这就有意思了。

工厂里的产品是谁制造出来的?

流水线是谁在操作?

机器是谁在维护?

货物是谁在搬运?

一个现代社会，离得开这些劳动吗?

离不开。

可是，社会一边需要这些劳动，一边又把从事这些劳动的人放在价值排序的低处。

一个人进厂，大家首先关心的不是他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工资够不够生活、劳动环境是否安全，而是他为什么没有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一个本科生进厂，大家替他感到悲哀;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人长期在流水线上工作，却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这说明，人们真正看重的，未必是劳动本身，而是劳动能够赋予一个人什么样的身份。

于是，教育便成了逃离低地位劳动的工具。

读书的成功，不再是掌握更多知识、获得更强的能力，而是终于可以不必像父母那样搬砖、打螺丝、干苦力。

至于那些仍然在工厂里工作的人怎么办?他们的劳动条件如何改善?他们能否获得更好的收入和生活?

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在这套成功叙事的考虑范围之内。

大家只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他们。

一个工人供孩子读书，希望孩子以后不用进厂;

一个本科生找不到工作，觉得自己四年白读;

一个旁观者看到本科生进厂，感到不可思议。

看起来是三种不同的心情，背后却可能共享同一套价值标准：普通劳动是一种需要摆脱的处境。

当然，父母希望孩子少吃苦，大学生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些愿望本身没有错。

真正的问题是，当改善生活的希望被狭窄地理解成摆脱某种劳动身份时，劳动者就很容易把全部精力用在向上爬，而不是追问为什么不同劳动之间存在不合理的待遇差异。

大家争着离开底层，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底层的生活就一定应该那么艰难。

这便是这套意识形态最有效的地方：它让人们把社会问题理解为个人身份问题，把共同的劳动处境转化成相互之间的等级竞争。

五、如果所有人都想逃离，谁来改变恶劣的劳动环境?

今天的劳动环境之恶劣，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是去改变它，还是去鄙视它，然后拼命挣脱它?

这看起来只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实际上却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工厂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不尽如人意，劳动者缺乏对生产过程的决定权。对于长期在工厂、工地和服务行业谋生的人来说，这些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

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某个大学生进厂之后才突然出现的。

对于那些长期在工厂、工地和服务行业谋生的人来说，这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

为什么劳动时间不能更合理，为什么劳动者不能获得更好的待遇，为什么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却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决定自己的劳动条件?

还是简单地告诉年轻人：好好读书，将来不要进厂?

当所有人都把逃离当作出路时，那个需要被改变的现实，又由谁来改变?

假如一个工厂工作时间过长、工资待遇不好、劳动者缺乏保障，那么更值得追求的结果，难道不是让工厂改善劳动条件，让在那里工作的人也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可现实中，人们往往只想着让自己的孩子离开。

工厂太苦，就让孩子好好读书;

工地太累，就希望下一代考上大学;

普通劳动者待遇不好，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不必从事这种劳动的人。

每个家庭都在为自己的孩子寻找出路，这没有错。

但当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个人逃离上，恶劣的劳动环境本身便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

今天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进厂，明天是专科生进厂，后天是本科生进厂。

大家争着获得更高的学历，争着进入更好的岗位，却没有任何一张文凭能够保证，整个社会从此不再需要那些辛苦的普通劳动者。

因为社会生产不可能只靠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完成。

总得有人操作机器、加工产品、搬运货物、修建房屋、清扫街道。无论教育普及到什么程度，无论有多少人成功进入办公室，这些劳动依然存在。

一个人通过读书成为工程师，可以不必每天站在流水线上;

一个人通过升职成为管理人员，可以不必亲自完成某些生产操作。

但生产过程依然需要其他劳动者来承担。

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位置，却不能仅凭个人的成功，让所有人都摆脱恶劣的劳动条件。

如果我们只是教育下一代逃离这些劳动，却从来不问这些劳动为什么如此辛苦，为什么从事这些劳动的人不能获得更好的待遇，那么改变的就只是劳动者的个人位置，而不是劳动者的整体处境。

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反对恶劣的劳动条件，是要求劳动者不必承受不合理的工作时间、不合理的待遇和缺乏保障的生活;

鄙视普通劳动，却是把这些劳动与失败、无能和低人一等联系起来。

前者指向劳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后者则把劳动者本身变成了需要摆脱的对象。

而当一个社会不断告诉年轻人，读书就是为了摆脱体力劳动，成功就是为了不再成为普通劳动者时，它实际上也在不断强化一种观念：劳动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值得追求的只是劳动能够赋予你什么样的身份。

于是，劳动环境越恶劣，人们越想逃离;越想逃离，就越容易把改变劳动环境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

你不想进厂，就得好好读书;你不想拿低工资，就得努力提高学历;你不想被人看不起，就得想办法爬到更高的位置。

至于那些没有成功逃离的人，他们就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承受原来的劳动条件，同时还可能被后来者当作失败的例子。

最后，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出口，却很少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这个地方必须如此令人窒息。

教育当然应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选择，但它的意义不应该止于让一部分人成功逃离普通劳动。

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否通过认识社会、组织起来，推动劳动条件和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让那些仍然从事普通劳动的人，也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

否则，即使今天这个本科生终于找到了一份办公室工作，明天另一个本科生仍然可能站在流水线上;

即使一个家庭成功让孩子离开工厂，另一个家庭的孩子依然要进去。

而那个工厂，或许什么都没有改变。

说到底，一个本科生进厂打螺丝，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真正腐臭的，是一个社会明明离不开普通劳动者，却把摆脱普通劳动当成人生成功;

明明需要人们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却又用学历、职业和收入把劳动者分成三六九等。

更腐臭的，是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一些人接受了十几年教育，拿到大学文凭之后，依然习惯于用这套等级标准衡量自己和别人。

他们或许学会了更多知识，却未必因此更能认识社会;他们或许获得了更高的学历，却依然把劳动者的身份看成一种需要逃离的命运。

如果一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却仍然把生产社会财富的劳动视为失败，把从事这种劳动的人视为失败者，那么这十几年的教育，究竟又培养出了什么?

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应该只体现在有多少人成功逃离了恶劣的劳动环境，更应该体现在那些仍然从事普通劳动的人，是否也能够摆脱恶劣的劳动条件。

如果读书的成功，只是让一个人终于有资格鄙视自己曾经身处的劳动位置，那么他改变的只是自己的位置。

至于那个位置本身，依然留在那里，等待下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