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脉络与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课堂分享纪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脉络与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

——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课堂分享纪实

2026年10月8日，应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赵月枝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畅畅副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安德烈(Adrian Ortega Camara Lind)博士在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课堂上展开分享。本次课堂分享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安德烈博士结合个人求学经历与对丹麦马克思接受史的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进入西方大学的过程及其影响的变化;二是吴畅畅副教授以“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为题，从自身研究路径出发，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意识及其与传播研究的联系。课堂由赵月枝教授主持。

两位嘉宾分别从丹麦的思想与政治变迁、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谱系切入，深入探讨了理论与其产生的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赵月枝教授在主持和回应中，也进一步引导同学们追问：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方法和工具从何而来?

分享嘉宾合照

第一部分：

安德烈博士：个人经历与丹麦的马克思接受史

在第一部分中，安德烈博士首先讲述了自己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大约12岁时，他在网络上接触到有关马克思的评论和文章，由此逐渐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回忆起来，最初的推动力来自他对社会矛盾的感受，以及对根本问题的追问。他结合自己的教育经历指出，丹麦的学校中并未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大学里的相关介绍也往往十分有限。在学习过程中，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非理性的分析，尤其帮助他思考：看似理性的社会运行，为何仍然包含深刻的矛盾?

这一追问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安德烈博士介绍了哥本哈根日常生活富裕、舒适的一面，并谈到这样的生活经验如何使社会矛盾不易显现。今天，如果你和西方人谈论马克思主义，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阶级是否真的存在?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资本主义是否已经是最好的制度?借助丹麦本土原创的“寄生国家理论”和关于不平等交换的讨论，他将北欧的生活条件与全球南方劳动者的处境联系起来。根据这一理论，虽然丹麦工人也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但是他们同时也分到了本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分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因此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

硕士期间，安德烈博士在丹麦结识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同学之后，前往印度交换学习，在此期间与同伴一道创办了具有全球批判视野的学生杂志与网站。最初他们希望通过更多的交流来弥合南北之间的隔阂。然而实践让他意识到，问题不仅在于缺乏了解，也在于全球北方学生缺少了解的意愿。除此之外，资源与参与条件同样影响着交流的展开。这些经历促使他回到科学研究工作，并带着全球视角研究思想与知识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安德烈博士强调，要做出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成长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我们必须在工作中不断纳入四个维度：全球视角、历史视角、科学视角和哲学视角。这四个维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维度。从这些维度出发，我们必须始终追问根本问题。为此，可以借鉴毛泽东的“主要矛盾”概念，以识别迫切而关键的研究问题，进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安德烈博士本人的研究，正是遵循这些原则展开的。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引导下，安德烈博士提炼出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为何一度影响巨大，后来又逐渐衰落?对此，他至今仍在持续追问。围绕谁是“真正的马克思”这一争论，他将马克思的接受方式与大学、科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通过图像展示和课堂互动，他引导同学们思考：人们对所谓“中立”的记者、“客观”的专家以及大学教授的信任，究竟建立在怎样的制度与社会条件之上?安德烈博士补充道，在像丹麦这样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资本主义媒体和资产阶级大学专家有着显著的信任，却没有意识到这些都不是中立的行动者，而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随后，安德烈博士将丹麦案例重新置于二战后与冷战的历史语境中。他介绍了丹麦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抵抗占领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战后一度获得支持、随后影响力下降的过程。接着，他强调，正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直接造成了丹麦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毁灭，而这一进程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进行的。他在研究中借助史料突出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要性，但丹麦资产阶级研究却对此视而不见。丹麦共产党的毁灭反过来为“新左派”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国家对丹麦共产党的打压与摧毁，为“新左派”腾出了空间，使其得以取代共产党并迅速占据主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时西方出现了对马克思的新型解读，例如对“青年马克思”的强调，以及人道主义、异化等主题的流行。

他博士论文中讨论的两位丹麦学者，构成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案例：维特-汉森从实证科学的路径理解马克思，拒绝用黑格尔辩证法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尚茨则参与了1968年学生运动，赴法兰克福学习，返回丹麦后发展出“资本逻辑”学派，并拥抱黑格尔式解读，强调辩证法。安德烈博士指出，二者的理论路径虽存在显著差异，却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拒斥、与资产阶级大学体制的关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价值的否定等方面呈现出共同倾向。安德烈博士的研究揭示出，这两位学者的共识并非巧合，而是受制于他们在资产阶级大学中的职业生涯和职位，以及他们从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知识界获得的支持。这些方面塑造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立场。他们的研究以及所谓对“真正的马克思”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诋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的解读及其学术的需要。

赵月枝教授随后将丹麦的研究案例与中国学术思想界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过程联系起来。她提醒同学们，两者之间可以展开对话，但其内部逻辑并不相同，不能简单平移;要理解这些思想，仍须辨明它们原本所回应的问题与历史条件。

安德烈博士分享现场

安德烈博士分享现场

第二部分：

吴畅畅副教授：重新理解法兰克福学派

在第二部分中，吴畅畅副教授将分享的起点放在了“思想史还是话语史”的追问上。他反思了传播学中对思想家的口号式接受：正如熟悉“媒介即讯息”等表述，并不意味着理解了这些思想为何形成。以自己研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叙事的经历为例，他提到，读到的生平和学术简历介绍，并未回答施拉姆为何选定这四位人物的问题。这一疑问促使他去追溯知识叙述的形成过程，而不满足于既有的学科介绍。

回顾自身的研究路径，吴畅畅副教授提到，他早年受福柯及复线历史等思路吸引，着力寻找历史中的断裂与非连续性;随着阅读的增加和社会接触的增多，他感到这一思路难以为继，研究关注逐渐转向阶级意识与主体问题。接着，他介绍了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等人的思想，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承接的问题意识。

随后，吴畅畅副教授沿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两条线索展开梳理。在他的讲述中，欧洲革命实践的挫折、反犹主义的盛行，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问题，构成了理解这些思想的重要背景。围绕法西斯主义何以出现这一问题，他介绍了阿伦特对政治运作的分析、波兰尼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并将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置于这一反思过程之中。

对于《启蒙辩证法》，吴畅畅副教授着重分析了神话与启蒙之间的关系，以及启蒙所包含的同一性逻辑。他提醒同学们，“文化工业”这一熟悉的概念，需要联系全书的整体论证来理解。在解读奥德修斯与塞壬的故事时，他认为，歌声代表着难以被理性主义捕获的感性与非理性的部分：奥德修斯想要聆听，却必须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以免丧失自我;水手则堵住耳朵、继续劳动，只能服从命令。他还联系布尔迪厄的《区分》，讨论了文化趣味、生活形态与中产阶级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

谈及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经历，吴畅畅副教授介绍了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之间的争论，并指出了其中涉及实证研究与思辨、人文主义取向之间的分歧。他还谈到二战期间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政府、军方项目的联系，并进一步讨论了战后不同的思想与实践路径。以马尔库塞的经历为线索，他介绍了其留在美国并介入社会运动的选择。

分享的后半部分，吴畅畅副教授回到了中国语境中的主体问题。他指出，中国与此前讨论的西方语境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以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性的逻辑起点，仍需追问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主体究竟在哪里。他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解为一个动态、不稳定、相互交织的斗争过程，并结合自己对综艺、粉丝和青年文化的研究与实践，说明了为何将这些领域视为文化斗争的前线。在讨论群众及其行动时，他还提醒同学们关注理论表述中所包含的阶级立场。

吴畅畅副教授分享现场

吴畅畅副教授分享现场

课堂讨论：

概念的来路、阅读的困惑与知识的责任

在主持与回应中，赵月枝教授将两场分享联系到一个共同的追问：今天的思想为何会如此形成，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和工具又来自哪里？她强调，当概念在不同语境之间迁移时，既需要理解其原有的问题与历史条件，也需要思考研究方法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

安德烈博士在补充中提出，拥有知识也意味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赵月枝教授回应指出，知识分子需要反思自身所处的位置，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劳动者的处境。

在交流环节，一位同学谈到自己面对众多经典及其思想关联时的阅读焦虑，并提出了担忧：在尚未理清学术脉络的阶段，是否会被某一话语体系困住?对此，吴畅畅副教授回应说，有些书需要反复阅读，接触到新的社会事实之后再读，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他结合自己研究电视现象时遭遇理论空白、又从阅读中获得启发的经历，说明了理论与生活相互生成的过程。赵月枝教授进一步提醒，阅读不应追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话语体系，而应在持续的思考中形成理解。

课堂交流或师生讨论现场

结语

本次分享活动是赵月枝教授在本学期开设的博士生选修课程《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赵月枝教授主持的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除选修本课程的硕博生外，分享活动还吸引了来自学院内外、尤其是北京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众多师生和研究人员。

从丹麦的马克思接受史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讨论，两场分享都回到了《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课程对阅读和研究的要求上。赵月枝教授希望同学们能够弄清手头所用概念的来龙去脉，打好研究的基础;在继续推进现有研究的同时，也通过阅读丰富思想、拓宽思路。

在课后的交流中，许多学生表示，本次分享带来的触动不仅关乎学术方向，也延伸到对个人发展的思考。回顾既有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所熟悉的实证研究范式和西方传播学理论，追问这些知识产生的历史条件与问题意识，并进一步思考不同社会语境中的阶级与主体性问题、研究者自身所处的位置，以及知识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赵月枝教授主持或总结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