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关键词：经济民主 Lisa Herzog

作者：丽萨·赫尔佐格（Lisa Herzog）

文献来源：Lisa Herzog,Economic Democracy,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first published May 14, 2026.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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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民在政治上被视为平等者，为什么进入工厂、公司和金融体系之后，却可以被置于高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之中?赫尔佐格梳理了经济民主自十九世纪合作社、工会与「工业民主」以来的思想谱系，并把当代争论集中到工作场所民主、共同决定、工人合作社、资本控制、市场与民主计划等制度问题上。文章结合规范论证与经验研究：经济民主能否成立，不只取决于平等、自由或不受支配这些原则，也取决于制度设计能否处理效率、资本流动、组织规模与非正式权力。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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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民主原则不应只适用于政治领域，也应进入经济领域(如Cohen 1989; Cumbers 2020; Dahl 1985; Ellerman 1992, 2009, 2021; Kelly 2019; Malleson 2014; O’Neill 2008; Schweickart 2011)。 它超出了「民主优先性」(primacy of democracy)的主张(Berman 2006)。后者认为民主政治应当为经济制定规则，而经济民主更进一步，要求把民主原则，尤其是社会所有成员在道德地位上的平等，嵌入经济制度本身，特别是工作场所。因此，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宽广的民主观的一部分：把民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Dewey 1939[1988];Frega 2020)。

近年来，经济民主，尤其是工作场所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重新受到关注(如Anderson 2017; Honneth 2024; Herzog 2018, 2022; Frega et al. 2019; McGaughey 2024)。原因之一，是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正在承受压力，而经济民主被视为巩固政治民主的一条路径(如Gould 2019)。物质不平等达到很高程度时，民主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冲突会更加尖锐。经济上成功的人能够积聚越来越多的权力，其中包括政治权力，从而侵蚀其他公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fair value of the political liberties)(Rawls 1999, 197)。与此同时，现行经济体系造成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也使人们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经济活动的目的，以及尊重地球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责任(Rockström et al. 2009)。「经济民主」作为一种理论进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即「民主经济」(democratic economy)。它并非纯粹的理论蓝图，因为现实中已经存在若干可以依凭的制度，例如让工人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的共同决定制(co-determination)，以及工人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s)。

本文先简要说明经济民主的历史背景和核心观念(第1节)，随后讨论支持经济民主的内在论证与工具性论证(第2节)，再考察反对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效率低下这一反对意见(第3节)。争论表明，如何权衡经济民主的利弊，不只取决于规范原则，也取决于具体制度怎样设计，以及人们对现实可行性的判断。因此，本文随后把焦点收束到工作场所民主，讨论它可能采取的制度形式，同时说明为什么仅仅把工作场所民主化仍可能不够(第4节)。最后一节(第5节)回顾经验研究，并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

1. 历史背景与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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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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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的思想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如Cumbers 2020, 第1章)。工业革命期间，在利用规模经济的大型企业中工作成为常态，劳动者服从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权威(Anderson 2017, 第1章)。许多企业制造了骇人的、带有剥削性的劳动条件，而工人缺少足以保护自身权利的制衡力量。理论和实践中有许多尝试，寻找对劳动者更友好的经济制度，从合作社运动，到工会和左翼政党的建立，都属于这一历史脉络。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早在1840年代便提出，工业中的「领导者、指导者、监督者」应当「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自行选出」(Proudhon 1840, §6)。这一原则在工人合作社中得到实践。法国的工人合作社尤其活跃，英国发展出大量消费合作社，德国则出现合作银行。这些努力最终促成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的成立(Cornforth 1992, 186–188)。许多国家建立了左翼政党，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分化为倾向改革的社会民主党和倾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作为国际网络的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于1864年成立，1866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则成立于1889年。

十九世纪末，英国出现「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一词(Webb and Webb 1897)，用来表达两项诉求：工会自身应实行民主组织，同时应建立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即工会有权代表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全体工人，就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谈判。二十世纪初，德国工会运动借用这一英语概念，开始使用「Wirtschaftsdemokratie」，也就是「经济民主」。它的含义被大幅扩展：垄断企业应置于公共控制之下;所有企业都应通过职工委员会(works councils)和共同决定加强工人的发言权;通过工人银行与消费合作社支持工人，并让劳动者代表在政治机构中取得更大作用(Napthali 1928;讨论见Müller-Jentsch 2008; Weinzen 1992)。

二十世纪里，这些理念在不同国家走上了不同道路。一些欧洲国家在共同决定制度上走得相当远(如Széll 1992中关于不同国家的词条)。1980年代以后，自由市场政治转向伴随着对工会的打击，在英语国家尤其明显，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生。人们对替代性经济组织形式的兴趣随之减弱，「别无选择」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气氛。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率下降，大众组织的会员人数也普遍萎缩。即便工人参与——例如自治团队——得到讨论，也只是从员工激励和效率出发(如Pausch 2013)，而不把它理解为与政治民主相连的广泛方案。1970年代曾经活跃的相关研究兴趣也有所下降(如Pateman 1970)。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平等上升和环境问题紧迫，使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重新关注经济民主(如Anderson 2017; Ferreras 2017;哲学综述见Frega et al. 2019;社会科学视角见Cornell and Barenberg 2022)。美国近年的调查显示，即使提醒受访者工人发言权可能带来效率损失，支持扩大工人发言权的人仍占很高比例(Mazumder and Yan 2024)。民主理论家也越来越关心：一个更加民主的经济体系，能否帮助政治民主稳定下来(如Gould 2019)。

1.2 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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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民主讨论的总问题是：怎样的一组制度，能够共同确保，控制经济的不是资本所有者或匿名的市场力量，而是全体公民的民主声音?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基本规则必须以民主方式制定。它通常还伴随着从贫富两端减少不平等的诉求，因为贫困与巨富一旦越过某个限度，都会违背道德平等原则，并可能破坏人们平等参与民主过程的能力。

这一点与强调「政治优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相通(如Berman 2006)。但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依靠立法和再分配税收，经济民主则采用更广泛的制度策略，试图在经济体系的不同层次内部直接建立民主控制。

经济民主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劳动者对劳动过程本身实行民主控制。这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下文将详细讨论(第5.1节)。第二个问题是金融体系的民主控制，以免私人投资决定削弱民主决策(如Schweickart 2011, 61–66; Cohen 1989, 28, 40)。第三个相关问题涉及对生产资料的民主控制。部分作者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如Vrousalis 2019)，另一些人则支持公共所有与私人所有并存(如Cumbers 2020;企业不同所有制模式的分析另见Hansman 1996)，但要求私人产权受到民主法律和规制的约束。第四个问题是市场的地位。经济民主传统中的理论家都同意，市场必须服从民主政治的控制。分歧在于，有人(如Schweickart 2011)把市场视为有用的协调工具，并认为它能够提供某些自由;另一些人最多把市场当作「必要之恶」，并关注完全或部分民主计划的新形式(如Albert and Hahnel 1991; Hahnel 2021; Hebenton and O’Neill 2024;委员会运动的思想史见Muldoon 2020)。一些人也指出数字技术用于这一目的的潜力(如Phillips and Rozworski 2019)。

「经济民主」中的「民主」本身也有不同解释。许多作者采用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解，认为正当性来自公开交换理由和寻求合理妥协(如Cohen 1989; Felicetti 2018)。一些作者从新共和主义(neorepublicanism)及其对「不受支配」(non-domination)的关注中获得启发(如Pettit 1997)，因而把经济民主理解为确保不受支配。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强调公民积极介入公共审议、投票以及不同层级的决策(如Gould 1988, 2019; Pateman 1970, 2012)。经济民主的讨论中也存在对抗性的因素，例如工人通过集体组织抵抗单方面攫取权力(如Bagg 2024, 第10章)。还有学者提出把抽签民主(lottocracy)的机制引入经济体系，采用成员由随机抽选产生的公民大会，或在企业内部采用这种工人大会(如Pek 2021)。经济民主关心的也不只是正式制度。工作场所内外支配社会交往的规范，同样构成民主经济的一部分(如Frega 2020)。

2. 支持经济民主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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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的讨论常从「平行论证」(parallel case)开始：主张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中，权力都应接受民主问责的平行论证(如Dahl 1985, 第4章;Walzer 1983, 291–303)。一些作者捍卫这种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类比，另一些人则拒绝这种类比，指出公司和国家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相关讨论见Landemore and Ferreras 2016; González-Ricoy 2014a, 2022)。我在这里不展开这一讨论，而是考察可能支持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实行民主治理的根本理由。这些理由大体可以区分为内在论证与工具性论证。

2.1 经济民主的内在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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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论证认为，民主本身具有价值。除非存在足够强的反向理由，它就应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可能构成这类反向理由的论点将在下文第4节讨论)。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并不像私人爱好那样属于「私人」领域。它是一个由公共规则调节的「公共」领域，不同价值和利益的人在其中相遇。因此，广义公共领域所服从的原则，即法治范围内的民主治理，也应适用于经济。

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取决于人们怎样理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liberal egalitarianism)可以把民主理解为个人平等道德地位的表达，也是保护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的工具(如Christiano 2008)。这与许多经济民主论者采取的审议取向十分契合。新共和主义把自由理解为不受支配，它关心的是保护个人免受他人的任意权力(如Pettit 1997)。如果经济体系使一些人取得支配另一些人的位置，就需要制衡与反制权力。不过，这条思路也可能导向「工作场所共和主义」(workplace republicanism)，即工人的发言权只需扩大到足以防止支配的程度(如Hsieh 2005, 2008)。若规范承诺更偏向自主，或强调积极参与审议和决策，那么要求就会更高：个人应当在工作场所及其他经济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相关讨论见Gonzalez-Ricoy 2014b; Breen 2015)。

2.2 经济民主的工具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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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论证较少关注经济领域民主化本身的内在价值(尽管也可以承认这种价值)，而更关注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后果可能发生在经济体系内部，例如改善分配正义或总体福祉，也可能超出经济体系，影响其他社会领域。

其中一条核心论证，是维护政治民主得以稳定存在的社会条件。它可以写成如下推理：

1.基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或参与式民主等不同理由，政治民主可以被论证为现有条件下最可取的政治制度。

2.如果接受这一点，就有充分理由支持那些能够使政治民主长期稳定的措施。

3.政治民主若要长期稳定，需要经济民主。

4.因而，有充分理由支持经济民主。

真正关键的是第三个前提，因为它是一个经验命题。判断它是否成立，需要考察有关不同经济制度下不同民主政体表现如何的所有可得证据。今天许多国家政治民主的衰弱，正是经济民主重新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也直接涉及前提3。

这条论证还有一个心理学版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把「积极的性格」和「公共利益意识」视为民主的两项心理前提。民主化的经济或许更有能力在公民中培养并维持这些品质(Cohen 1989, 29;另见Satz 2023)。下文将讨论这条论证专门针对民主工作场所的一个版本，即所谓「溢出论证」(spillover argument)(Pateman 1970, 第3章;Mason 1982)。另一条相关论证回应了「选民缺乏兴趣和信息」的批评。如果劳动者参加工会，并能够积极参与工作场所治理，他们可能更有动力、也有更好的机会了解政治议题(O’Neill and White 2018; Christiano 2019)。

经济民主还可以服务于其他规范目标。例如，它可能被视为确保经济不耗尽地球资源的一种工具(如Johanisova and Wolf 2012; Webb and Novkovic 2014)。如果假定环境危机具体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的权力与逐利冲动，或不受规制的市场动力造成的，而不是由民众独立于这些因素而存在的、追求更高消费的偏好等因素造成的，那么这条论证就最有说服力(如Foster 2023; Fraser 2023)。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民主的经济治理确实可能减轻对地球资源的压力。

任何工具性论证都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经济民主是不是实现目标的必要工具?是否存在其他可行手段?答案取决于所强调的因果机制。假如经济民主稳定政治民主的最重要的机制是降低不平等，那么通过税收等其他减少不平等的策略，是否可以提供可行、甚至更可取的替代方案?如果关键机制是给公民提供参与机会，那么这种民主训练是否一定要发生在经济决策中，还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协会等公民社会组织也能承担这一功能?经济民主的捍卫者因此必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自己的制度方案最有希望，和/或最可行。重视经验证据对权衡这些论证至关重要，这也是下文第5节概述现有证据的原因之一。

3. 反对经济民主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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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意见既出现在明确批判经济民主的文献中，也隐含在大量根本不把民主价值当作问题的理论中。经济学、管理学、组织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中都有这种情况。大体而言，反对论证可以分为三类：诉诸经济自身逻辑的论证、效率论证和徒劳论证。

3.1 诉诸经济逻辑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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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反对意见拒绝经济民主内在论证的支持者所提出的主张，即把民主这一组织原则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例如，有人认为在经济领域，私人产权比民主参与更重要。这进一步引出问题：私人产权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又为什么应在经济领域享有如此高的优先地位?如果产权被视为一种自然权利，就不需要进一步证明。但现代经济中的产权形态极为复杂，价值又是在相互依赖的体系中创造出来的，其中还包括公共品供给，因此把产权简单理解为自然权利并不容易成立(如Murphy and Nagel 2002)。若产权的正当性来自它能带来良好后果，那么就必须说明这些后果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以及民主经济能否同样实现它们。

第二种意见主张，市场是有效配置商品和服务、提高总体福利的最佳工具。然而，一部分经济民主论者并不反对市场。他们把受到良好规制的市场纳入民主经济，也允许某些形式的私人产权(尽管其中许多人对资本私有制持不同看法，如Schweickart 2011, 第3章)。因此，市场的好处并不能反驳经济民主本身，只能反驳那些完全排除市场的版本。经济民主论者还会提醒人们，所谓「市场经济」中的大量活动其实发生在公司的等级制内部。与自愿市场交换相比，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在企业等级结构中面临更直接的风险(如Anderson 2017)。这或许可以解释近年讨论格外关注工作场所民主的原因(见下文第5.1节)。批评者则认为，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提供退出企业等级制的选项，也可以减轻这些风险(如Cowen 2017, 110–112; Taylor 2017, 53–54)。

第三种意见直接为等级制辩护，认为工作场所适用的规范应是管理权威，而不是民主参与。这种主张可能来自所有权，也可能来自效率，后一版本将在下文讨论。若依据所有权，它假定企业所有者理应拥有管理企业的权利，劳动者则必须服从。但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现代公司这种重要的企业形式，并不由股东「所有」(尽管公共话语中普遍如此认为)。公司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有着复杂的治理结构，股东在其中拥有若干权利，却不具有家庭企业所有者那样的权利(如Ciepley 2013)。即使存在直接产权，产权本身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另一个人的权威，也并不清楚。正如克里斯托弗·麦克马洪(Christopher McMahon)所论证的(1994, 15及其他多处)，把汽车借给朋友，并不会因为汽车仍属于你，你就对他们的一切行为拥有完全权威。企业管理者对员工拥有权力，是由公法赋予的(McMahon 1994, 2013)。一旦这样理解，管理权威的正当性又回到了诉诸效率的工具性理由。

因此，各种认为民主不适合经济领域的论证，都引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不适合，其根本理由反对的是经济民主本身，还是它的某些版本?不过，经济民主的捍卫者可以承认，综合权衡所有规范理由后，在某些社会领域引入民主实践，可能确实并不合适。例如，在小型家庭企业中引入民主问责，可能弊端过多，侵犯权利或滥用权力的风险必须通过其他方式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大型等级组织;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类组织占工作场所的大多数。无论如何，经济领域为什么应遵循所主张的特定逻辑，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其根本理由往往是效率，接下来我将讨论这一点。

3.2 效率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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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还会主张，民主经济要么比资本主义经济效率更低，要么在绝对意义上无法达到足够效率(如Cowen 2017)。经济理论通常用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理解效率，即通过实现所有可能的互利改进来避免浪费。效率本身不是终极价值，而是实现其他价值的一项条件(Le Grand 1990)。因此，一谈效率，就必须追问比较基准是什么(如Anderson 2017, 143)，哪些因素被纳入计算，又假定了怎样的背景条件(Braun 2021)。

概念澄清仍不能替代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民主经济能否正常运转，并创造足够的福利?它能否避免非自愿失业?能否生产人们真正需要和想要的商品与服务?个人能否在工作中保持生产性?

有若干理由可能使人认为，民主经济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它们与上述必须接受经济体系「逻辑」的某些论证相呼应。例如，有人可能担心，经济民主若包含公共所有或共同所有，就有发生「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风险(Hardin 1968)，导致资源过度使用或疏于照料等低效率现象。对此，可以回应说，私人、公共和共有产权可以采取多种制度形式，并遵循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公地」治理模式(Ostrom 1990)。另一个担忧是，经济民主如果不依赖市场，可能产生低效率的结果。可部分经济民主理论本来就保留市场，而且现实市场与教科书中的理想市场相去甚远。外部性等「市场失灵」会使现实市场没有其捍卫者认为的那么有效。因此，衡量民主经济的效率标准，可能低于从理想化市场模型出发所假定的标准。

管理决策也面临类似质疑。民主会议耗费员工时间，偏好多样的员工又可能难以形成明确的组织目标(如Dow 2003, 第9章)。但民主不等于所有人始终直接参与。劳动者可以选举管理者，并授权其在一定任期内作出决策，从而赋予管理者协调共同生产过程可能需要的权威(如Kolodny 2017, 102–103)。团队共同审议即使比自上而下的决策更花时间，却可能带来补偿性收益：不同成员能够贡献各自的知识与经验，决策质量可能更高;决策因为获得更强的正当性，执行也可能更加顺畅(Gerlsbeck and Herzog 2020)。人们可能以为，后一论证只适用于高技能职业，在这类职业中，效率考量实际上可能支持民主的工作组织(如Grandori 2016)。但法国垃圾清运工人的参与式决策研究表明，在这种「低技能」或「实践技能」环境中，审议同样可以提高效率(Bonnemain 2025)。资本主义企业在劳动贡献难以测量、监督成本很高时，也会遭遇诸多委托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s)。民主企业在这些条件下反而可能具有优势(Bowles and Gintis 1993)。

因此，经济民主的支持者可以承认，上述广义的效率考量与经济制度设计相关。他们的主张是：效率问题可以在经济民主的框架内部处理。可以寻找最适合具体情境的民主参与形式，例如团队审议或选举管理者。

3.3 徒劳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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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类反对意见怀疑经济民主即使建立起来，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员工也许根本没有那么强的参与欲望。形式上民主的组织，可能最终由少数小集团控制，其威权程度并不低于管理层。工会是最典型的工人组织，但历史上的工会并不总是民主，也曾经常按照性别、种族或移民身份排斥部分劳动者(如Pinto 2024)。经济民主体系，例如劳动者所有制企业，同样可能制造新的支配与剥削形式，例如非熟练工人对熟练工人和投资者的支配与剥削，或者把单一经济组织模式强加给所有人，从而违背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如Arnold 1994; Thomas 2017, 217; Taylor 2014;批判性讨论见Braun 2021)。

这些批评的力度高度依赖制度细节。企业中的直接民主参与是强制性的，还是仅予鼓励，例如提供税收优惠，使愿意在民主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如此选择，而其他人不必如此(Jacob and Neuhäuser 2018)?所有企业都必须民主化，还是小企业可以例外?

然而，徒劳性如果发生在体系层面，又该如何?即使一家企业内部成功建立民主制度，它在全球市场压力下可能仍没有多少真正的选择，被迫采用特定技术或生产优先序。例如，批评者可能指出，欧洲的共同决定企业虽然并不像批评者可能设想的那么低效，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企业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如Blandhol et al. 2021对董事会中有工人代表的挪威企业的研究发现，工人确实获益，但这些益处主要取决于企业规模和工会组织程度，而不是共同决定;Jäger et al. 2022对德国企业的研究发现，它们与非共同决定企业的差异有限。)问题因此变成：劳动市场规制、集体谈判等其他经济民主制度，是否比董事会层面的共同决定更能改变结果?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同样取决于许多制度细节。正式结构与非正式文化之间的互动也可能很重要。员工需要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习惯，并学习民主经济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如Breidenbach and Rollow 2019)。支持与反对经济民主的论证无法给出清晰明确的图景，因为很多问题取决于民主经济制度的设计及其相互作用。虽然某些论证对经济民主提出根本性反对意见，但多数论证针对的是效率或功能方面的潜在负面后果。然而，经济民主实际上会产生什么后果，是一个经验问题。因此，考察民主经济制度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的经验证据很重要。困难在于，现实中许多可供研究的经济民主制度只是部分民主的，例如工人代表只有有限发言权。这使人难以获得完整图景。我将在第5节考察部分经验研究，它们给出谨慎乐观的理由：扩大民主参与并不必然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民主经济制度也不会自动滑向另一种威权主义。在此之前，我先聚焦经济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工作场所民主。

4. 工作场所内外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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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作场所民主的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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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民主」如今处在经济民主讨论的中心(综述见Anderson 2017; Braun 2021; Frega et al. 2019)。与市场不同，工作场所把劳动者纳入控制结构，以协作来提高效率(Coase 1937; Williamson 1973, 1975)，这立即引出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问题。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认为公司是对员工拥有广泛权威的「私人政府」(private governments)。尤其在美国，「任意雇佣」(employment at will)广泛存在，雇主可以不说明理由就解雇员工，劳动者又缺少防止任意决定的程序保障(Anderson 2017;另见Bowles and Gintis 1993)。失去工作也意味着失去收入，这种恐惧可能构成一种威胁，使人们不仅接受正当权威，也接受工作中的多种滥权或骚扰。

前文关于经济民主的论证也适用于工作场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溢出论证」(Pateman 1970, 第3章;Mason 1982)。它提出一个假设：个人在工作中形成的态度、习惯和能力，会进入其政治行为。成年人清醒时间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工作，因而有理由预期，工作场所对他们具有重大的社会化作用。如果人在工作中体验民主的伦理和制度，这种经验也会为其参与政治生活作准备。

溢出论证对于团队成员直接参与决策的参与式工作场所民主尤其有说服力。许多团队本来就出于功能需要定期讨论工作流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讨论是否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每个人能否发声并受到认真对待。民主团队可以通过共识作决定，也可以在权衡理由后投票。但同政治民主一样，投票可能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因此需要少数权利保护等机制加以平衡。

由于经济组织的规模和复杂性，这类参与式工作场所民主未必总是可行。代表制于是成为另一种方案：工人选出代表进入决策机构，例如公司董事会。当选代表可以在企业内部不同层级发挥作用。职工委员会是欧洲常见形式，它们在人员规划等事务上享有一定知情权和否决权，因而必须参与审议和决策(职工委员会研究综述见Addison et al. 2004)。代表制可以加快决策，同时把劳动者利益带入治理，但也可能使董事会层面的工人代表与基层员工逐渐疏远。参与式机制和代表制机制因此可以结合使用，除选举之外，还可以通过抽签产生工人代表，用于额外的审议形式(Pek 2021)。

民主工作场所的正式制度有多种现实形态。一种经典形式是十九世纪已经出现的工人合作社，其中劳动者同时拥有整个企业(如Zamagni and Zamagni 2010)。密尔曾预言，人们会主动选择合作社而不是资本主义企业，社会将自然地向工人合作社过渡(1848/1873 [2008], 第4卷第7章)。这个预言并未大规模实现，合作社至今主要集中在若干行业的特定生态位。

理论研究提出了若干可能的原因。劳动者往往难以取得资本，银行会因为缺乏抵押品而拒绝贷款(如Bowles and Gintis 1994; Dow 2003, 第8—9章)。此外，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劳动，也就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金融资本同时投入同一家企业，风险会以可能不利的方式集中起来。约翰·罗默(John Roemer，1994)因此设计过一种「券」制度，让劳动者持有企业券，并把投资分散到不同公司。反过来看，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集中在同一企业也可能产生功能优势，因为劳动者能直接分享盈利改善的收益，工作动机可能更强。

文献中广泛讨论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y)的蒙德拉贡(Mondragon)合作社集团。它由一系列企业组成，雇员超过七万人，规模大于许多其他合作社(Mondragon 2023，见「其他网络资源」;讨论见Dow 2003, 57–66; Schweickart 2011, 74–79; Flecha and Santa Cruz 2011)。但蒙德拉贡也受到批评，特别是它后来收购的部分子公司并没有始终贯彻合作主义原则(关于转型过程的个案研究见Bretos and Errasti 2017)。

工人所有制还可以采取旨在克服合作社难题的其他形式。例如，企业可以由信托持有，工人拥有信托中的股份，整个信托或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持有(如Dow 2003, 76–83)。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s)和员工所有权信托(employee ownership trusts, EOTs)在多个国家存在，有时也被纳入经济民主的讨论(如Dow 2003, 76–83)。劳动者可以把部分工资或退休福利转换为股份，由投资载体持有本企业股票。人们认为，在企业中持股可以使工人的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并激励他们做好工作，但持股并不会自动赋予民主控制权。工人的声音究竟有多强，取决于他们直接或间接拥有的股份比例和投资载体的结构(批判性讨论见Ellerman and Gonza 2024)。

另一条路径不要求劳动者成为共同所有者，而是在所有者之外赋予他们公司治理权。这样可以避免资本来源和风险过度集中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便承认工人的特殊角色，企业治理中是否还应赋予其他处境脆弱的利益相关者一定发言权，也值得讨论(见Moriarty 2010; González-Ricoy and Magana 2024)。批评者则担心，如果工人(可能还包括其他群体)只有发言权而没有所有权，这类企业是否会容易受到资本所有者资本外逃威胁的影响(如Gonzalez-Ricoy 2020; Vrousalis 2019, 263–267);还有人质疑，在非完全自治的企业中，劳动合同是否可能具有正当性(Ellerman 2021)。

欧洲一些国家以「共同决定」赋予工人公司治理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对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实行强制要求(综述见Page 2011; Hayden and Bodie 2021)。不过，工人代表的票数通常少于股东所选代表的票数。德国钢铁和采矿业的「煤钢共同决定制」(Montanmitbestimmung)是唯一例外，监事会中股东与工人拥有相同票数，冲突时须请中立仲裁者介入(Hayden and Bodie 2021, 332–333)。德国其他行业形式上也实行平等代表，但董事长由资本方代表担任，并拥有打破平票的额外一票，因此这一模式被称为「准平等」(quasi-parity)(同上，332)。

伊莎贝尔·费雷拉斯(Isabelle Ferreras)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她借鉴政治民主中精英与人民分享权力的历史，主张企业实行「两院制」(bicameralism)：一院由股东代表组成，一院由工人代表组成，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两院同意(Ferreras 2017)。有人质疑，它与完全平等的共同决定制究竟有多大差别(如Ferretti and Gosseries 2024)，也有人担心两个院分别审议会强化对抗，而不是合作(同上，173–175)。两院制也可以被视为摆脱股东单边权力的一条过渡道路(Ferreras 2024)。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针对共同决定提出：它应当被理解为工作场所民主的理想终点，还是走向更充分民主化的中间一步?

不必、而且可以说也不应预期，同一种民主宪制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都是最佳选择。根据企业的规模、使命及其他功能特征，例如是否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可以采用不同的参与式与代表制工具组合。许多工作场所民主的捍卫者强调，这一领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了解。例如，安德森写道(2017, 143)：「有充分空间试验能够保障工人发言权的不同宪制。」

除正式结构之外，企业文化同样重要。正如组织理论长期强调的，文化不能被还原为结构，而是一个独立因素(如Schein 2004)。公司可以通过高层定调，以及奖励、容忍或惩罚特定行为，对员工施加强大的文化权力(Herzog 2020)。即使工人代表机制很强，一家公司仍可能维持威权文化，要求员工服从命令、不惜代价把产品推向市场。反过来，形式上并不民主的企业，也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较民主的人际文化。

罗伯托·弗雷加(Roberto Frega，2020, 36–47)把工作场所民主区分为三个维度，它们既关乎正式结构，也关乎实际文化和非正式规范：第一，「关系平等」(relational parity)，即对称的人际关系，不因群体身份而歧视;第二，「包容性权威」(inclusive authority)，即尽可能让受决策影响的人参与决策;第三，「社会参与」(social involvement)，旨在「促进员工融合、减少群体隔离」(同上，45)。比如让不同等级的员工共用食堂，就可能创造日常相遇的公共空间，使相互尊重的规范和习惯在其中生长(同上，45–46)。追求民主价值的企业不仅需要关注结构，也要确保其文化符合民主理想。

4.2 超越工作场所的经济民主

◆

有人可能认为，如果工作场所实现民主化，经济民主就达成了最重要的目标。不过，只盯着工作场所层面，可能忽略经济体系不同维度和层次之间的系统关系。因此，经济民主需要超出对工作场所内工人发言权的关注。

首先是工会的作用，这一点在经济民主思想史上也极为重要。工会作为劳动者的联合组织，对雇主形成反制权力，也能够以劳动者名义提出政治要求。它们常常帮助工人形成团结，理解自身处境，并分享法律权利等知识。从结构上说，工会是防止劳动者受支配的重要力量。因此，有理论家主张民主国家应支持工会(O’Neill and White 2018)，甚至使工会成员资格普遍化(Reiff 2020)。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只允许工会在单个企业层面通过集体谈判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另一些国家则让工会在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如Block and Sachs 2020, 38–39)。工会也可以组织罢工，这是争取更好劳动条件的重要手段(如Gourevitch 2018)。

其次，民主工作场所以及工会如果完全自行决定，也可能作出从民主角度看有问题的决定。多数人可能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兼职劳动者往往承担照护责任，许多是女性，这些兼职劳动者因为在场时间较少，非正式接触机会较少，在企业中处于结构性不利位置。移民和性少数群体也可能受到类似影响。虽然民主企业和工会自身可以采取措施保护这些群体，但除此之外，反歧视的法律保护仍然必要。

企业成员还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把成本转嫁给其他群体或整个社会。若受影响群体界限清楚，例如医院患者，可以考虑让他们直接进入组织治理。当他们处境脆弱、其利益与工人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当他们拥有良好运营组织所需的知识时，也同样如此。若受影响者分散，或者后果延伸到未来，则需要一般立法防止不公正伤害，对民主企业和非民主企业都一样。环境与气候就是典型例子。虽然有证据表明，共同决定企业在实质性的企业责任问题上优于非共同决定企业(如Scholz and Vitols 2019)，但环境与气候保护很难只交给民主工作场所。

还有一个体系问题：如果外部经济制度维持原状，民主企业能否实现自身目标?它们可能承受成本压力、融资困难，或遭遇使它们难以追求环境或社会目标的竞争形式(如Krahé 2024)。为此，有人主张把部分乃至全部投资资本置于公共控制之下(如Schweickart 2011, 61–66);也有人倡导通过「社区财富建设」(community wealth building)形成公共财富，例如有针对性地把地方养老基金投入能够创造良好就业、服务公共目的的企业(如Kelly 2019, 第8章;Guinan and O’Neill 2019)。公共银行或社区所有银行也可以成为制度组合的一部分，许多国家的合作银行或地方所有银行提供了相应范例;伦理投资工具同样可以发挥作用(Kelly 2019, 102–107)。

企业之间还可以在行业层面协调，例如共同制定产品标准。同一行业的企业有时共享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利益(如Herzog 2017)，行业协议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可能削弱市场竞争。经济民主论者对这种风险的容忍程度，取决于他们怎样看待市场。一些论者甚至希望完全避免市场机制，例如通过自下而上的代表和审议体系，从企业一直延伸到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如Vrousalis 2019)。

一些评论者认为，支持工作场所民主的论证对其他经济制度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具有深远含义(如Vrousalis 2019)。经济民主理论内部对市场仍有分歧，但至少存在一个共识：民主经济中的市场不能是任何一种市场。它必须受到充分规制，并符合基本民主价值，例如禁止剥削性合同。

资本所有者——无论是在公司、合作社，还是其他劳动者所有制企业中——能否通过威胁不再创造就业或把资本转移到国外，来「勒索」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也是核心问题(Vrousalis 2019)。这种威胁是否可信，取决于资本能否自由跨境流动，也取决于是否存在公共投资来源来制衡私人投资者。这还取决于有哪些制度替代方案，例如人们是否认为经济计划可以成为市场的可取替代方案，或者认为它可能有集中化倾向，从而带来自身的支配风险(Kuch 2024)。

因此，经济民主不能只处理企业内部。它还必须面对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更广泛的平衡。在上述各个维度上，政治决策都必须通过真正民主的过程作出。近几十年，许多民主社会的政治过程受到游说力量侵蚀，市场规则往往偏向大型公司，其他利益却缺少保护(如Reich 2020; Parvin 2023)。跨国公司还会以资本撤离相威胁，并利用国家间的竞争，推动政府降低税率，导致公共机构资金不足(如Dietsch 2015)。这种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失衡，会带来不平等不断螺旋式扩大的风险(Claassen and Herzog 2021)，仅靠企业民主化，很难将其扭转。政治层面的制度也必须改变，其中包括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如Christiano 2012)。

不仅从经济民主的立场，而且从一般性地为民主这一政治制度辩护的立场，也可以赞同最后这一点。不过，经济民主论者可能还会补充：现行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多种集中而不受问责的权力，是这些政治民主威胁的根源;如果能够处理这些权力，实现这方面持久变革的机会就会更大。

5. 经济中民主实践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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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经验问题：把民主机制引入经济实践和制度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如果经济民主可以实现其规范目标，又不牺牲效率和功能，那么拒绝它会变得困难。反过来，如果它大幅降低福利，还可能带来削弱个人自由等其他规范性弊端，或者根本无法实现自身目标，那么反对意见就会占上风。因此，需要考察现有民主制度与实践的经验研究，探究它们的影响。比较时必须保持公平，不能拿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去对比现实中必然不完美的民主经济制度，而应比较双方现实的制度形态。

5.1 工作经验与政治行为

◆

「工作经验会影响个人作为政治公民的行为」这一假设已经得到大量经验研究关注。早期研究发现，工作任务的复杂程度与认知能力存在关联，而这也有理由预期会影响政治行为(Kohn and Schooler 1983;另见Hauser and Rohn 2017)。直接研究工作场所经验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却很困难，因为真正符合经济民主理想的工作场所并不多(早期研究及方法问题的综述见Carter 2006;近期另见Rybnikova 2022)。

不同学科后来采用多种方法继续研究。现有综述显示(Rybnikova 2022; Selenko et al. 2025)，不同学科的经验研究证实，广义工作经验确实会对政治行为产生可观察影响，但这种关系可能比人们设想的更加复杂、多面。具体机制和因果关系仍需要更多研究(Selenko et al. 2025, 19–27)。

一条研究路径考察平等、积极的工作经验是否会鼓励劳动者参与政治，这正是溢出论证的预测(如Budd et al. 2018; Decker and Brähler 2020; Timming and Summers 2018)。欧洲跨国数据研究发现，在民主结构更强的公司工作，会提高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Ryan and Turner 2021)。德国研究则发现，职工委员会会提高男性员工的政治兴趣，但在女性员工中没有发现同样效果(Jirjahn and Lee 2024)。总体而言，有稳健证据表明，工作中技能使用程度更高、自主性更强、社会关系更积极，都与更高的政治参与相关(Selenko et al. 2025, 9–13, 17–18)。

另一条路径研究工作中的不满，例如就业不安全，是否反而会推动劳动者参与政治。这里的预测恰好相反：增加政治参与的可能是糟糕的工作条件，而不是良好的工作条件，现有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支持(Selenko et al. 2025, 3, 8)。最后，正如劳拉·汉森·施拉赫特(Laura Hanson Schlachter)与克里斯廷·马尔·奥尔赛尔松(Kristinn Már Ársælsson)依据一项质性研究所提出的(2024)，因果方向还可能倒置，即积极参与政治的人选择到民主企业工作。

5.2 欧洲共同决定制度与合作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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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研究者长期预测，欧洲共同决定模式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纯粹面向股东的公司竞争(如Jensen and Meckling 1979;讨论见Hayden and Bodie 2021)。但这些企业并没有消失，近年的芬兰和德国研究还表明，它们在许多方面运转良好(芬兰企业见Harju et al. 2021;德国企业见Jäger et al. 2022)。与传统企业相比，差异的效应量并不大。可能的原因是共同决定走得还不够远，例如无法为劳动者争取实际的工资溢价;也可能因为企业仍必须在全球市场竞争，工人代表不得不压低自己的要求。因此，仅凭现有研究，很难预测如果工人获得更大份额的权力会发生什么。而且，这很可能也取决于金融市场等经济体系其他部分的变化。

合作社更接近纯粹的经济民主，因为工人所有者遵循「一人一票」。研究显示，合作社一旦成立，其存续概率与可比的非民主企业大致相当(如Olsen 2013; Penceval 2012; Pérotin 2016，后者见「其他网络资源」)。它们也不会自动「退化」成资本主义企业。对五十年间83家民主企业、77项质性研究的综述发现，超过60%的企业没有显示出退化迹象(Unterrainer et al. 2022)。早期研究也没有发现员工参与会损害企业生产率(如Levine and Tyson 1990)。

因此，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合作社企业没有更频繁地创立?为什么现有企业很少在创始人退休等节点转变为工人合作社?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会为工人收购企业提供税收支持，这也促使一些研究者主张把类似制度推广到其他国家(Gonza et al. 2021)。

5.3 尚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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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研究一个明显的限制是：世界上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民主体系。当前对其他方面仍属非民主的经济体系中特定民主制度或实践的研究，难以回答例如所有企业强制转向共同决定或两院制会产生什么系统性后果。

在无法开展上述研究的情况下，还有其他经验研究方向与经济民主的哲学讨论有关。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AI)，对工作场所的影响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些技术如何能被用来赋权于劳动者?(平台合作社见Scholz 2016;数字经济民主化策略的综述见Muldoon 2025。)

理解民主工作场所的可行性，还需要研究劳动者在其中的行为及其效率后果。实验研究提示，参与治理对工作努力程度有积极影响(Mellizo et al. 2014, 2017)。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检验：民主工作场所是否具有更高信任、更好的信息分享，或者其他提高效率的机制;也要观察潜在负面后果，例如政治极化、非正式权力结构形成以及员工之间的冲突。

经济民主还与公司性质、功能和法律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新界定相连。美国的「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和法国的「使命型公司」(société à mission)等新法律形式，把企业目的纳入公司制度(Segrestin et al. 2025)。由此出现一个问题：企业「目的」可以由非民主方式决定吗?还是必须让劳动者参与(见Davis 2020)?

在所谓「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许多地区，非正规劳动占据很大比例。如果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企业也没有正式宪制，有哪些可能的途径让劳动者对工作组织方式拥有更多发言权，又有谁会从中受益?通过能够提出政治要求的协会来组织非正规劳动者，是可能的路径之一(关于巴西拾荒者的个案研究，见Gomes et al. 2023)。

最后，在不同层级对经济问题采取更民主的决策形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走向环境可持续，也仍是开放问题。这里，经济民主与更广泛的经济转向发生联系：经济体系是否能够从注重GDP增长，转而在地球边界之内满足人类与非人类的需要和能力(capabilities)(如Kallis et 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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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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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赫尔佐格 (Lisa Herzog)，德国政治哲学家，现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哲学学院院长。她早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后赴牛津大学研习哲学与政治理论，并获政治理论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处在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的交界处，长期讨论市场制度、经济正义、组织伦理、工作场所民主以及民主社会中的知识问题。 代表作包括《发明市场：斯密、黑格尔与政治理论》(Inventing the Market, 2013)《 夺回系统：道德责任、劳动分工与组织在社会中的角色 》(Reclaiming the System, 2018)《拯救劳动 ：AI时代的呐喊 》(Die Rettung der Arbeit, 2019.已有中译本)《 公民知识：市场、专家与民主的基础设施 》(Citizen Knowledge, 2023)和《民主市场： 更平等的经济如何挽救我们的政治理想 》(The Democratic Marketplace,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