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科院最新发布的对极限探索的一点思考

作者:季立东 来源:季立东公众号 2026-10-05
中科院要突破极限,我想,如果我是中科院院长,首先告诉这些参加的科研人员,要敢于革命!要敢于打倒一切权威!

依据中科院官网上发布的原载于2026年09月30日《中国科学报》的新闻报道《冲击极限: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介绍我国科学界正在开展一场新的向自然界大进军的战争:9月29日,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向“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发起冲击。选题方向上,该计划紧扣“四极”。“向极宏观拓展,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科学问题;向极微观深入,探究物质与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向极端条件迈进,发展新一代面向温度、磁场、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的能力,解决深空、深地、深海等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AI赋能解决综合性交叉问题。”

为什么呢?依据报道提到的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说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具体说来,就是计划立足于中国科学院的大科学装置和学科齐全的体系化优势,聚焦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性范式、创新性路径的高水平研究。

而当前的背景则是: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基础前沿正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核心战场。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则是就实际需要来说的,各国竞争拼的是创新,创新的大前提是基础研究。我们知道没有基础研究,想有原创性成果几乎不可能,你怎么创新都是在人家的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革命性的创新是不会有的。

与此同时,科研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建制化”和“AI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这是谈科研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组织起来,体系化,利用大模型,这是中国人当下的优势所在。是中科院体系的优势。

具体的做法是,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周琪表示,该计划聚焦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方向和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AI)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支撑科学家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突破。

中科院对基础研究理解似乎还是狭窄了。而如何理解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特别是当下的所谓的突破极限的创新,没有更广阔的视野必然耽误这么巨大的科学事业。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始终给唯心主义宗教留下一个位置,这就表现在在他们的传统的旧唯物主义:客观世界在人之外。马克思明确批评过,这是把人放在了上帝位置上。牛顿的上帝第一推动力其实就是这种唯物主义的表现。马克思批评说,倒是唯心主义发展了人的能动一面。在旧唯物主义下人是被动的。人必须和外部发生关系才可以动,人必须被外部触动才动,而不是自己会动。这是旧唯物主义。

这种旧唯物主义的好处是一方面有利于资产阶级去探索自然界,发财致富,又可以防止工人阶级起来造反——因为人是被动的,不主动。我们看到这点似乎被 历史证实了,工人阶级总是被压迫后才反抗,而一旦资本家稍微做些妥协,工人们就停止反抗了。这就是欧洲工会和资产阶级的把戏。

这点,到了爱因斯坦,波尔时代也没有变化。直到今天。

中国古代有天人合一的理念,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对自然界的基础研究,突破旧有的对自然界极限的认识,就是对当下社会的突破,简单来说就是突破当下的社会制度。人类对自然极限的认识不过是对社会认识的一个表现。好比一个人很瘦,后来逐渐胖了,胖到把纽扣撑破,旧的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人类自身和外部环境是统一的。当我们说我们突破了外部的极限,那么,我们自身也就发生了变化。

人和自然一同变化,是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提出的基本思想,他说一个物没有对象就是无——这个思想来自于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人如果没有外部自然,自然没有人,都是不可理解的,都是抽象的,都是虚无。

我们爱说唯物主义的例子证明在没有人之前自然界存在。这个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却罕有人问:没人的自然界是什么?没有理解自然的大脑存在,自然界在人之前存在这样的问题会提出来吗?肯定不会。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旧唯物主义就是在于提出这个问题:人之外的自然界必须是可以理解的,有意义的。而这就决定了人和自然界不能分开,必须统一起来。而且人自身首先也是自然界。世界统一于自然界,这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

这也该是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真正的意思。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的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早于马克思的。如果我们看我国古代先贤早就给这样的关系下了一个概念:诚。不诚无物,内心世界和客观的事物是共存的。你说爱我,就一定有所表现,哪怕是送根草,也会表现出来。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不能分开,人与自然不能分开,客观上不能,主观上也不行。马克思都发愁在德语中没有这样一个贴切的概念,他是反对“物质”这个抽象概念的,所以,他不喜欢唯物主义这个提法。相比我们的“诚”就更符合他的需要了,而马克思还在纠结他的哲学是叫自然主义还是叫人道主义,我们的天道自然,顺其自然的提法已经两千年了。也许马克思的哲学,用我们的庄子的自然命名更好,即自然主义,或者叫自然哲学。

我之所以写重新对我国古代哲学和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认识,就是要说明,我们今天对极限探讨同时也是对我们当下社会的突破——从自然研究的方向突破。

所谓的旧的科学研究范式,如果从基础上说就是旧的世界观走到头了。必须重新树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这个全新的世界观只能是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提出的对唯物主义的认识,就是人和自然是一对不能分开的矛盾,必须一起来考虑。这也是我国古老哲学的核心世界观。我们向前走,其实却是仿佛回到了过去了。

这种观点之下,我们的对自然的研究,首先得有哲学研究跟上,说到底,对极限自然的研究就是要重新开创世界观,也就是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犹如欧洲人打开新大陆那种情况。所以,没有哲学的认识,哲学的思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根底,是不行的。这不是普通的探索,科学的哲学理念是探索者们必须携带的思想武器。因此,哲学研究就要参与其中,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度研究的人参与其中。这种研究的结果必然是让我们在整体的世界观上有全新的认识。欧洲从中世纪出来,首先打碎的就是神学的世界观。虽然他们今天还留这个尾巴。

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必然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巨大的触动。这就要求社科院也要分享他们的成果,提出相应选题方面的跟踪研究,而不是自然科学一家翅膀飞。

双方要合作来共同构建新的世界观。目前还没有看到社科院的相应动作。

其实对极限的突破就是对旧有事物、旧的矛盾的突破,这就是说旧的事物正在死掉,而新的世界正在诞生。如果用当年的革命的话说就是“我们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科院实际上给自己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就决定了,从选题上说,不仅是上面的所谓的“四极”,我们整个社会内部,包括当下的科学技术,都要,也必然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现象。这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科学研究都要进行一场革命。

这是必然的。

你把基础掀翻了,地基上的房子当然得拆掉了。

所以,我倒是觉得,以中科院为先导,以社科院为另一翼,应该重新对我国的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全新的布局,从选题,到组织等等。

未来也必是如此。火车跑得过,全靠车头带。中科院做了要开先锋的火车头,后面自然会跟过来。我们看看当年哥白尼先掀翻了地球中心说,那么欧洲的中世纪的丧钟就敲响了。

所以,我想,中科院此次安排,不能作为科学研究来安排,而是要做为一场革命来安排,才是对的。否则自然是一些庸人在这样的岗位上庸庸碌碌,也不会,不敢有什么捅破天的成绩出来。科研如同打仗,首先得敢打!屈从于科学权威,屈从于导师们的淫威,屈从于西方的旧的世界观束缚,看到新的现象也会错过,氧气的发现不就是个例子吗?

中科院要突破极限,我想,如果我是中科院院长,首先告诉这些参加的科研人员,要敢于革命!要敢于打倒一切权威!

这自然就涉及到了用什么人的问题。科学研究和科研人员的关系息息相关。

这种对极限的突破,对基础研究的突破,当然要抱有对科学的热爱,对纯粹自然科学探索,理论研究的热爱。不疯魔不成活。这样的人,从现实说要衣食无忧,没有杂事,琐事烦恼,甚至没有压力,没有所谓的科研指标。他才可以沉浸在研究中长期不懈。从魏晋文艺的名家到现代西方的科学大家,大多都有这样的特征。因此,从事这样研究的人,其实也是本阶级的最主要的最优秀的成员,他们是对本阶级最忠诚的代表。没有阶级意识,就不会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进行研究的。如果我们看汉代张衡不仅搞地动仪,而且写《二京赋》那是对东汉王朝具有高度认可的忠诚的士大夫!

搞技术的完全不用阶级教育,而搞这种基础研究的恰恰是必须进行阶级教育。他们是要千古留名的。他们的成绩是和本阶级有直接的关系的。

正因为这样,突破极限研究带来的对我国科研的革命性变革就必然具有群众性。也就是要在这个阶级中广泛宣传、动员、组织、普及、解读。

突破性的研究,一方面要倚重于专业研究人员,但是在当今人工智能普及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党将此次科研活动作为中国人掀起的一次科学革命,那么,就要以中科院,社科院为核心构建一个全新的全社会规模的科研组织,或者说通过人工智能的普及使用,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这场科学变革中来,而不是关起门来搞革命!

最新的消息是大模型也可以搞科研了:中国古代有天人合一的理念,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对自然界的基础研究,突破旧有的对自然界极限的认识,就是对当下社会的突破,简单来说就是突破当下的社会制度。人类对自然极限的认识不过是对社会认识的一个表现。好比一个人很瘦,后来逐渐胖了,胖到把纽扣撑破,旧的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人类自身和外部环境是统一的。当我们说我们突破了外部的极限,那么,我们自身也就发生了变化。未来,在物理、材料、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能源等领域,科研人员可以更多聚焦于重要科学问题的提出和科研价值判断,而将大量文献阅读、计算、仿真、实验和反复验证交由AI持续完成。全球AI竞争的下半场,已经从“谁的大模型更强”,走向“谁能让AI真正开始做科学”。(南阳融媒——南阳广电官方账号,9月28日发布的头条号信息)

我以前一直担心如果大学围墙推倒,实验怎么向人民普及?看来也有了办法。依据这个大模型,我想我们的高校改革必须加快,必须推倒围墙,让高等教育终身化,普及化,以最大的限度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发挥作用,而不是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私人领域。

我想,依据这个科研大模型,中科院,社科院,教育部,等应该重新思考,重新组织我们的教育队伍,教育制度,科研队伍,科研制度。

以大模型为纽带,以国家大科学实验室,实验装置为基础,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为两翼的一个全民的科研、教育体系的雏形就出现了。我们几十年摆脱不掉的高考体制终于可以考虑甩掉了。

而且从我们的突破极限的科研革命需要来看,也必须如此,我们只有组织起千千万万的热爱科学,研究科学的人,我们才能实现我们领导的科学革命的伟大使命!这也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科院要突破极限,我想,如果我是中科院院长,首先告诉这些参加的科研人员,要敢于革命!要敢于打倒一切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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