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初的“委员会—苏维埃”为何总是趋于消亡？

原公众号编者按

在当下，对委员会民主存有不少的偏见，最典型的就是将它和苏联的实践直接划等号，将其视为与民主毫无关联的组织结构。本刊此前已刊发过不少与委员会民主相关的文章，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观念已经澄清不少。委员会民主当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形式——但问题也同样值得注意。

它有几个相当致命的症结：

依赖于组成时期的热潮。一旦热潮消退，就易陷入低谷。例如成员参与度过低，要么就是就是没动机，要么就是缺少闲暇和精力。这种情况下，就算设置再多的罢免也可能会形同虚设。而这恰恰对应了政党和职业政治家的生态位——这两者不直接依赖于无产阶级的热情程度，甚至反过来还将创造和激发工人的热情定为使命。

缺乏常态化的方案。潘涅库克的强版本委员会主张对此几乎是语焉不详的。我们此前刊登过沃尔纳的《为委员会民主辩护》，倒是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他对强版本做了不少放松。例如把委员会的范围主要放在了生产单位之中，用来支撑工业上的自我管理。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它又受到政治民主的约束。换言之，工人和公民重新分野，广阔的、地域性质的部分需要公民的协调政治;生产上的、日常中的，需要委员会的生产政治。尽管沃尔纳本人少有提及，但我认为，这不可避免地会重新引入代议制和职业政治家，不过相较于强版本中对此问题几乎无解的回复，这还是一个有意义的现实妥协。

间接性选举性与组织度不佳。小委员会当然可以相当民主，但当它复制自身的结构，再选举出一个大的委员会时，层级的不断递增会很自然地带来官僚问题。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们当然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就将高层级的委员会局限在了联络性质，导致更高层级的委员会在组织度上落于下风。即便是实践中拿到了决策权，委员会在政治竞争中也容易被组织更严密的对手——比如政党——所占据。实例便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全国工兵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当存在一个更有力的组织参与了委员会时，它事实上就会成为这些组织彼此争夺权力的场域。

回到本篇文章。我认为作者是更倾向于沃尔纳方向的，同时也给出了他没有回答的另一部分。如果说沃尔纳回答的是进入常态之后委员会该如何建设，那么本篇试图指出的就是委员会在如何才能进入到那个常态中的困境——很显然，它所面临的组织问题无法轻易绕过。而在政治斗争的自然选择中，这将使其处于劣势。

委员会、委员会民主与革命的策略

一.引言

革命的政治进程之中，一种组织形式一再浮现，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委员会民主”。它一般而言是工人直接政治参与的造物，具有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普遍性。一战时期，各个国家不同政治背景之下，涌现的革命性工人团体是高度同构的，而在20世纪其他时期的第三世界革命之中，同样的组织形态也一再浮现。比如一个工厂的工人形成一个千人以内的战斗团体、选举出一系列可以被工人直接控制的代表，最终这些组织彼此结合，建立多层间接民主的联邦。面对这种经验上的普遍性，我们几乎可以指出一个经验事实：委员会民主是革命初期必然会涌现的一种无产阶级组织的形态。

面对这样的事实，20世纪初期的革命者——不论是捍卫委员会民主的革命者，还是更多将委员会视为一种政治工具和政治场域的革命者——皆试图从委员会民主特质出发，构建与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对抗的无产阶级民主话语。且不说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一结构的迷恋;即使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样将委员会的俄语「苏维埃」名称作为自身的标志。

而一旦这种理论产生，委员会民主理论与委员会民主现实之间的张力就会产生，而本文的兴趣更多在于澄清后者：委员会民主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一结构为何会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与文化背景之下一再浮现，以及在一个革命的进程之中，委员会民主会有着怎样的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够如一些理论家所说承担起革命主体的工作，而一个真诚追求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又应当如何去对待这样一种不断浮现的结构。

二. 委员会民主：一个理想类型

我们可以描述一个典型的委员会民主场景。革命爆发的前后，其组成的成员可能是一群工厂中的工人或者是一系列哗变的士兵，凭借一系列共同的身份与共同的生活经历成立一个有着目标的行动组织。而这样的行动往往意味着对于现有官僚化组织的不满，不论是国家还是政党与工会。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个组织称之为委员会，它的人数一般不会超过千人，其具体的构造包括一个代表整体的大会以及由大会选举出来的代表。一般而言，大会本身也是高度政治化的，正因如此，对于代表有着强烈的控制，不论是强制摆脱还是随时撤回。最后，当这些团体开始走向集体行动的时候，它们一般会构成一种“宏观尺度上不断复制自身”的联合形式。即由下层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上一层的委员会，再由代表委员会选举更高层面的代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多层间接选举的结构。

而这种结构与代议制之下更加常见的多层直接选举是很不同的。比如一个全国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可能是由几层代表选举产生的，不会像一般的工人问责那样;而一个多层直接选举之中的代表是由几十万名基层选民选举产生的。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委员会民主的三个基本特征：

1.它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是一种基层直接民主，即一个小规模、有着共同利益的熟人社会所组成的共同体进行民主的一种良好的形式。而之所以将基层民主视为其本质特征，是因为当委员会民主不断扩展时会不断复制自身的结构，而这一复制正是在这种民主理念之下，事实上将民主的单位想象为“委员会”。而其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会将民主的基本单位想象成其他的东西——比如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一般会将民主的基本单位想象成「大众社会选举代表的过程」;而协商民主理论会将民主想象成一个更小的单元之内达成共识的过程。

2.它是一种高度参与性的民主过程。委员会民主运转良好的前提以及历史上的委员会民主，所以涌现的结构一般意味着一个极其有活力的大会和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对于代表经常性的罢免以及直接的控制都建立在这种高度的政治参与之上。这一方面是革命热潮期的一种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成了委员会民主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

3.它在宏观尺度上一般会展现成一种「多层间接民主」的联邦结构。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前两种特质的自然扩展，因为如果要进行多层直接选举，比如在一系列工厂之间选举出一个更高层面的代表时采用直接选举的方式，选民和代表之间的距离就会扩大、一方面意味着代表被迫与选民脱离关系走向职业化——因为百人组织的代表可以只靠与其熟人关系与共同生活经验履职，但是万人的代表一般而言意味着代表与选民的陌生化——这需要的是一种专业的政治技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代表的直接控制与高频率的罢免变得困难。

上述三个特征更多是一种理想类型上的归纳，不过它基本上可以对应着历史上大多数的委员会民主实践，例如：俄国的一九零五年革命、一战之后的一系列欧洲国家的革命、二战之后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运动(匈牙利、波兰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革命(智利、委内瑞拉等)。

上面的三个特征，完美地对应了社会革命进程之中，相对无组织或者是反组织的工人进行行动时的基本要求与现实特征。首先，对于一名工人，特别是在工作场所之中有着一定初步组织性的工人，以工作场所为起点构建一个基于熟人社会的委员会是一个很自然的。即使是零五年与一七年俄国这样一般的工人团体缺乏正式参与经验的地区，凭借的工作场所之中的连接同样可以形成这样的团体，最后形成某种十分粗糙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过程的民主性是很高的，但同时也是粗糙的。高度参与的全体成员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代表的选举流程可能不够清晰，但是由于共同体足够小、一般成员政治参与程度足够高，罢免代表也是可以实现的。而最后，当缺乏政治经验，同时又具有高度政治参与热情的工人们走向联合的时候，采取「由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再职选举委员会的方式也是最为简单且直接的。因为要组织更高层级的直接选举，一般而言需要更加严密的组织、更多的成本以及一般而言一个相对职业化的政治家团体，而在革命的热潮期可能是一个不现实的要求。

因此，委员会的这种形式对于工人特别是去政治的工人或者是那些想要脱离正式组织进行革命的工人来说，几乎是最本能的选择。当历史上工人自发革命的热潮涌现时，主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家自然会识别到这种模式，且尝试在民主理论不发达的情况下，将这种模式抽象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类型。比如在潘列库克与吕勒的笔下，工人委员会所结成的网络或者联邦可以代替工会与政党推动革命发展，甚至是成为替代国家的新组织。

但是历史的事实真的如此吗?「委员会」在革命之际涌现的组织形式究竟有着怎样真实的发展逻辑?

三.产生、政治化与双重政权：委员会民主的生命周期

归纳历史上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委员会民主有着一般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产生、政治化与双重政权。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委员会民主运动都走完了三个历程，一些比较失败的运动可能停留在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

首先是产生，一些学者指出：一战前后的工人委员会之建立，大多数是为了解决罢工的需要，特别是当罢工一方面超过了一个工厂，甚至地域需要联合，而另一方面又缺乏正式的工会组织支持时——也就是野猫罢工爆发时。因此，大多数的工人委员会其实是产生于罢工协调委员会。当然，同一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更多是源自士兵起义。而罢工与起义需要一系列内部与外部的条件。第一个内部的条件是罢工者自身的一定程度的组织化。比如一战时，各国最早建立委员会的是金属工人，而金属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地位相对较高，且在工作场景之中对生产过程有一定控制的工人，而不是受压迫最重的工人。毕竟，抗争政治并不是靠着一腔热血与愤怒就能够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一定的筹码，也就是西弗尔在《劳工的力量》一书之中提出的「结构性的力量」与「组织性的力量」——前者意味着工人在这个行业之中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有一定的谈判资格，比如说这个行业人力缺失，或者说这个行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之中是关键的节点，因此被打断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后者意味着工人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化，因此可以集体行动。因此，许多时候是那些甚至一定程度上被称为工人贵族的群体最具有革命性，因为他们有革命的本钱。第二个条件是高强度的外部压迫导致革命成为唯一的选择。比如说极其明显的相对剥夺、生活条件的迅速下降等等。这个的确是一战前后工人面对的情况。这两个因素分别构成了进行大规模革命性政治行动的可行性与目的性条件——存在前者意味着有人能去发动革命，后者意味着有人愿意去发动革命。

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罢工——特别是团结罢工——委员会就有着向下一个环节发展的可能：政治化，即委员会开始追求经济诉求，或者是改善自身条件诉求之外的诉求。

我们总体上可以将委员会斗争想象成一系列环环升级的斗争，由零散分散的野猫罢工到团结罢工、到政治性罢工、最终导向革命。而在这一环节，同样需要两组条件：首先，主观因素方面，罢工的工人要与现有的正式工人组织产生冲突，才会意识到不得不组织自身独立的团体。而客观因素上，包括国家机器与企业不合作的态度、弹压大规模政治抗争之能力的相对薄弱——这种无力正压的情况可能来自国家能力不足，也可能来自政治精英之间陷入僵局，以至于不知怎样对待——当然也包括委员会团体所追求的诉求，不可能在缺乏政治变革的情况下得到实现。事实上，很多委员会运动没有走到这一步。或许工会与工人政党支持了工人的行动，且将其诉求温和化;或许企业与国家积极选择的妥协，或者是更加残酷的镇压，以至于没有给工人进一步斗争，留下任何的空间。这些都可能意味着罢工无法走向政治化，委员会民主会在工人们的挫败或者是热情消退之后走向解体。

而一旦罢工的政治化得到了实现，委员会变成了委员会共产主义理想之中的结合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团体，我们可能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本质上其实也就是革命的阶段。所谓的「双重政权」，即出现了一个独立于现有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中心。它或许是第二个国家的雏形——只不过许多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不想将这个第二政权称之为国家。这种第二政权一旦出现，事实上也就意味着革命的初步成功。比如十月革命时期的俄罗斯、一战之后的德国以及匈牙利，皆出现了这种庞大的委员会联邦「声称接管政权」的情况。称之为「声称」，是因为即使在那些被认为是革命胜利了的阶段，委员会网络与原有的政府机关都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案例中也是十分多样的——委员会可以直接接管政府，且将原有的政府视为其下辖机构;可以作为一个同样活跃的网络与现有的政府同时存在;当然，甚至也可以只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实质上缺乏权威，只是一种被容忍的公民社会网络。因此，革命的阶段也就是双重政权存在的阶段，委员会在本质上开辟了第二个政治场域。一个在基层与地方层面更加民主，灵活与多变;而一个在高层上缺乏组织性，甚至时常被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占有的政治场域。以至于在每一场委员会革命最为烈火烹油的阶段，我们看到的往往并不是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描述的玫瑰色场景——自立于工会与政党的委员会工人正在进行自主的行动——而是「工人委员会」本身成为各个现有政治组织与势力争夺的空间。比如在德国革命期间，委员会是社会民主党右翼乃至旧的政治精英、以及左翼革命派包——括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争夺的空间;而在俄国争夺这一空间的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而在匈牙利则是社会党、保守工会与刚成立的共产党。

这种争夺的过程其实产生了极其多样的形态，工人也并不总是会支持革命政党。总体而言，革命的阶段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当然，其中排除了那些在革命阶段相对被压抑的政治力量，比如说更加右翼的组织，毕竟地主或者是企业家难以在工人委员会之中争取到相应的政治影响力，各方都会竭尽全力去争取对委员会的控制权。

四.真实政治斗争中的委员会

而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有四种可能的政治势力或者是对待委员会的政治姿态：

1.自由主义者：这里主要指的是一战后期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保守工会，这些团体对待委员会的目的是试图控制它，最终将其摧毁。这些团体会将委员会视为通向自由民主国家的跳板，一旦委员会完成了工作，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得到了建立，委员会就应当被不断边缘化乃至于最终消失。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党与工会本身对革命的排斥与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团体只有在强调选票争夺的政治空间中才有自身的优势。

2.列宁主义者：这主要是指俄国的这条特殊但最终影响力最大的历史路线，即试图控制委员会，最终实现所谓的单一政党专政体制。本质上，这也是渗透而后摧毁的过程。列宁主义政党会将委员会视为通向单一政党专政体制的跳板，而一旦这种组织得到建立，委员会自然也会被抛弃。这种策略一方面来自政治观点，同样也来自单一政党体制与委员会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旦将意见的整齐划一视为政治目标之后，局部的政治参与与活跃的民主生活会带来不可消化的政治不稳定——而多元政党体制之下，可能这些活跃的民主生活是完全可以得到内化的。

3.自发的革命者：这里是主要指委员会之中的工人运动家与相当多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比如潘列库克。这些人不同于前两者，相信委员会民主是一种可以得到保留的新政治体系。但是这些人认为工人自发产生了政治体系本身就足够优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设计与系统性的调整。这也就意味着自发阶段涌现出来的委员会民主的特质会得到保留，比如说混乱的投票标准、多层间接选举的网络、对于政党的排斥会被延续。自发的革命者并不会尝试将委员会民主的一系列特征「合理化」——比如引入需要科学设计的更加复杂的投票制度、协调制度乃至于经济计划制度。

4.自觉的革命者：这或许是历史上一些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与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这些人同样认为委员会网络本身是一种更加进步的组织，其中的一些特质应当得到保留，但是这些人认为应当将委员会民主中的一些特征合理化。比如俄国工人反对派的科伦泰、德国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科尔施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工团主义者，皆曾提出过制度化的委员会民主的设想，但在今天看来，这些设想都比较粗糙。

笔者看来，第四个姿态恐怕是最为合理的，因为它同时考虑到了委员会民主的优势——自发地将民主拓展到经济领域，组织了初步的网络;以及委员会民主的劣势——即自发性导致的组织欠合理性。比如委员会民主之中的多层间接选举模式，也就是委员会选举上级委员会上级委员会选举更上级委员会的模式，是一种很本能的自然人产生的结构，但是对于民主的长期维持是非常危险的。

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是将委员会民主的一些特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特征，乃至于一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没有诞生的民主实践——比如协商民主——特征相结合。而这毫无疑问需要一个「立宪时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则的过程。因此，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在面对为何会革命的时候，或许应当采取一种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姿态：争取在其中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吸取其中经验，将委员会民主的结果在一个「立宪时刻」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