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解放的岔路：痛苦，怨恨与“男性性别角色”的限度

FIG. / 1970年8月26日，华盛顿特区，女性解放游行队伍从法拉格特广场前往拉法耶特公园。摄影：Warren K. Leffler;美国国会图书馆藏，LC-DIG-ppmsca-03425。

摘要：

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角色理论存在局限，甚至具有危险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有用的中层理论。本文考察1970年代男性解放运动的话语，以此推进这场争论。男性解放运动的领导者面对一个悖论：他们既要承认男性享有制度性特权，也要指出男性气质给男性自身带来的代价。性别角色话语成为他们处理这一悖论的共同语言。到1970年代末，男性解放运动已经消失。在性别角色话语的推动下，其中的保守派和温和派转向了反女性主义的男性权利运动。进步派则放弃性别角色话语，形成了一场以性别关系和权力话语为基础的亲女性主义运动。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一案例对性别角色理论争论的启示，并呼吁研究那些以性别角色话语为基础的当代组织。

“男性性别角色”的限度：男性解放运动与男性权利运动的话语分析

作者附记：本文部分内容亦见于我的著作《男性气质的政治：运动中的男性》(Politics of Masculinities: Men in Movements，SAGE，1997)。感谢贝丝·施奈德(Beth Schneider)和《性别与社会》的三位审稿人。他们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富有洞见且有益的意见。也感谢巴里·索恩(Barrie Thorne)与我分享她收藏的男性解放运动资料。

编译者按：

本文原刊于1998年的《性别与社会》(Gender & Society)，作者是长期研究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的社会学家迈克尔·A. 梅斯纳。文章考察了一段常被遗忘的历史：1970年代美国那场短暂的“男性解放运动”。这场运动起初试图把男人带向女性主义，不到十年却分成了两支：一支走向了公开反女性的“男性权利运动”，另一支则走向了批判父权制的亲女性主义阵营。

分叉从何而来?梅斯纳把答案落在一套名为“性别角色”的理论语言上。该理论指出男女性气质是社会写就的脚本，这在当时具有颠覆性。然而，它也预设了一种危险的“虚假对称”：认为男女各守一种角色，便各付一份代价。最初，男性解放的倡导者正是借这种对称性来招募男性：“女性主义对你们也有好处”。比如，昔日运动领袖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曾提出：女性作为“性客体”受到压迫，而男性作为“成功客体”同样受到压迫。

这套说辞看似公允，实则暗藏陷阱。当男性的“代价”(如赚钱养家的压力)与他们的体制性“特权”(如公共领域的权力和家庭控制权)被放在同一架天平上等量齐观时，制度性的权力不平等就被掩盖了。由于抹去了对“究竟是谁在制定规则、掌握权力”的结构性分析，“压迫”被去政治化了，稀释成了一种人人皆有的普遍处境。这种仅停留在个人层面的分析，恰恰为男性将自身的困境归咎于女性提供了概念框架：既然大家都是受害者，既然男人的压力也很大，那么那些要求更多权益的女人，自然就成了破坏平衡、甚至想要“两头占便宜”的剥夺者。法雷尔后期的滑坡正是这套逻辑的必然，他后来甚至荒谬地声称，女性在职场中其实利用“短裙和调情”掌握了权力，男性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真实的生活中的挫折和痛苦，怎样被组织成了针对他人的怨恨?“怨恨政治”不等于一般的不满。工资停滞、地位下降、亲密关系受挫、作为“成功客体”面临的巨大压力……这些痛楚都可能是真实的。问题在于，不满被加工成了怎样的因果解释。一种解释向内追问：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在反复制造这种伤害?另一种解释则向外指控：是某群人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前者把痛苦“结构化”，后者把痛苦“人格化”。

后一种解释的吸引力在于它简单，省心，完整。劳动力市场、住房制度和分配结构都很抽象，没法被指认;但一个具体的群体(女性)却可以。于是，个案被放大，推演一步步展开：先是“某个女人做了什么”，接着是“女人拥有了太多特权”，最后，让她们受挫、受辱，被想象成某种正义的恢复。到了这一步，反思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有对性别等级的狂热重建。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真实的阶级处境与社会位置，并不自动决定人的政治意识。正如马克思拒绝把人看作环境的被动产物，E. P. 汤普森说工人阶级“参与了自身的形成”，葛兰西亦指出，普通人的“常识”本来就是零碎而矛盾的——关键在于谁把这些碎片组织成了一套看起来说得通的世界观。

1970年代那些处境相近、同样面临生存焦虑的美国男人，并没有走向同一个方向。决定他们去向的，是他们接触到的语言、组织和同伴。当他们全盘接受了“性别角色”的虚假对称话语，便容易滑向受害者心态与反女性的怨恨;而当另一批亲女性主义阵营的男性摒弃了这套语言，直面“性别关系与权力”时，他们便走向了真正的解放政治。怨恨政治与解放政治的区别，不在于谁更愤怒。区别在于愤怒指向何处：是要恢复自己在等级中的位置，还是要追问我们为什么必须以这种方式被组织起来。

男性解放旨在帮助摧毁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把“成为男人”和“成为女人”视为必须通过适当行为才能获得的身份。……如果男人不能自由地玩耍，他们也就不能自由地哭泣、温柔待人或流露脆弱。因为这些都被视为“女性化”，而非“男性化”。但是，更完整的人性观承认，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可能既坚强又脆弱，既主动又被动。这些人类特征并不专属于某一个性别。

——Jack Sawyer，1970，第1页

女性的解放使她们几乎完全能够追求和享受一切过去被视为传统男性的行为或风格。然而，男性仍固守僵化的角色，不敢表达自身的女性成分。角色僵化使生活变得危机四伏。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女性越来越多地从事传统上属于男性的工作，角色僵化却让男性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Herb Goldberg，1976，第54—55页

在女性解放运动兴起之初，多数男性的反应不是敌意，就是震惊后的沉默。与此同时，在1970年代前半期，一些主要聚集在高校周围的男性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女性主义思想和政治。他们提出了一个可能具有颠覆性的问题：这一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面对女性主义在美国重新兴起，男性最早的有组织回应之一，是成立“男性解放”的意识提升小组，举办工作坊并发行通讯。早在1970年，女性解放运动的集会便开始纳入“男性解放运动”工作坊。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3月8日的宣讲会就是一例(索耶，1970)。最早出现的几部专著，包括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的《解放的男人》(The Liberated Man，1974)、马克·费根·法斯托(Marc Feigen Fasteau)的《男性机器》(The Male Machine，1974)，以及杰克·尼科尔斯(Jack Nichols)的《男性解放》(Men’s Liberation，1975)。这些著作乐观地认为，男性解放在逻辑上是女性解放的另一面。

男性解放运动的话语从一开始就在走钢丝。一方面，运动领导者承认，性别歧视一直是女性面临的问题，女性主义是应对性别不平等所必需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男性性别角色对男性的健康、情感生活和人际关系造成的高昂代价，同样值得重视。简言之，他们试图通过一种强调“男性角色”之害的话语，吸引男性走向女性主义。这种话语将男性角色描述为使人“贫乏”“不健康”，甚至“致命”(S. M. 朱拉德(S. M. Jourard)，1971)。因此，运动同时关注男性的制度性权力和男性气质给男性带来的“代价”，从一开始就造成了明显的紧张与冲突。到1970年代中后期，男性解放运动恰恰沿着这条裂缝分裂了。一边发展出公开反对女性主义的男性权利运动。这些组织强调，狭隘的男性气质观念让男性付出了代价。对于女性主义者关于父权制使男性以女性的损失为代价获益的论断，它们不是淡化，就是愤怒地否认。另一边则发展出亲女性主义的男性运动，有时也被称为“反性别歧视”男性运动。这一运动倾向于强调，首要任务是与女性共同对抗父权制，目标是消除男性的制度化特权。亲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或许也有将男性非人化的一面，但男性气质的代价与男性的权力紧密相连。

男性解放运动的话语与实践短暂出现，随后又几乎消失。这为我们理解美国男性气质政治的限度、危险与可能性，提供了一个窗口(梅斯纳，1997)。它也是一个较近的历史案例，有助于理解社会学关于性别角色理论话语之可能性与局限的争论。我将先简要介绍过去30年间社会学对性别角色理论的讨论。随后，我会批判性地考察1970年代初男性解放运动主要著作，以及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男性权利运动主要著作的语言和主题。我还将考察较近时期男性权利运动主要组织——全国自由男性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of Free Men，简称NCFM)的网站。[1]首先，我会说明男性解放运动如何以自由主义的性别角色话语为基础。这套话语既赋予运动潜力，也促成了它最终的消亡。接着，我将展示，男性权利运动如何采用了一套更狭隘、更保守的性别角色话语。与之相对，亲女性主义的男性运动大体上放弃了性别角色话语，转而采用更激进的性别关系话语。在结论中，我将再次讨论，为什么仍有必要对当代某些组织进行社会学分析。性别角色理论在这些组织的意识形态中，依然居于核心地位。

性别角色理论的潜力与局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家庭的功能主义分析描述了一种社会化过程：男性被引向工具性角色，女性被引向表达性角色。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在1955年的研究便如此。在功能主义看来，男女互补角色的社会再生产，是维系家庭这一社会系统的重要关键，也因此有助于维系更广泛的社会。同一时期，一些早期女性主义学者开始采用角色理论的语言，揭示狭隘的性别角色给女性和男性带来的限制与压力。例如，海伦·哈克(Helen Hacker，1957)、鲁思·E. 哈特利(Ruth E. Hartley，1959)和米拉·科马罗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1946)都开展了这样的研究。哈特利是男性性别角色研究的重要先驱之一。她在1959年的文章《性别角色压力与男童的社会化》(“Sex-Role Pressure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Male Child”)中，率先考察了男性性别角色给男孩和男人带来的“代价”。哈特利指出，男孩承受着“相互冲突的角色要求”：

一方面，他被告知，自己应当坚强、独立、能够照顾自己，并且鄙视“娘娘腔”。另一方面，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却被迫与一切娘娘腔事物的典型——女性——密切接触。他还被要求服从她们，向她们学习。换言之，他不得不向自己从小被教导要鄙视的对象低头。

([1959] 1974，第9页)

哈特利指出，男性性别角色确实附带着明确的特权：“在家庭中，[男人]是当家人;他们拥有权威。”不过，她仍然怀疑：

这些补偿是否足以抵消男孩认为自己必须承担的重负。男孩觉得，只有承担这些重负，才能充分履行男性角色。从这一角度看，问题不在于男孩为什么难以适应这一角色，而在于他们为什么如此努力地去履行它。

([1959] 1974，第11页)

哈特利通过指出社会对女性性格与活动的负面刻板印象，回答了这个问题。例如：“她们优柔寡断;她们害怕许多事情;她们为小事大惊小怪，动不动就累，需要别人帮助，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不像男人那么强壮。”最后，她问道：

哪个头脑正常的男孩，会不竭尽全力逃避这种男性角色之外的选择?不幸的是，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急于逃离的努力几乎成了一场恐慌。他们最终获得了“不女性化”的外表，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焦虑与自我疏离的代价。

([1959] 1974，第12页)

在女性主义再度兴起之前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种思考尤其具有颠覆性。性别角色理论的语言帮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物本质主义。它把人格形成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并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原则。其中尤其强调，社会化过程应减少性别角色的刻板化(R. W. 康奈尔(R. W. Connell)，1987，第48—49页)。然而，尽管性别角色理论具有这些优点，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许多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仍主张放弃性别角色话语，转而发展“性别关系”的话语。

概括起来，对性别角色理论的批评有五个共同要点：(1)性别角色话语容易滑向个人主义和唯意志论层面的分析，而非从制度层面分析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2)它暗示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之间存在虚假的对称性，由此掩盖了男女之间的压迫关系。(3)它暗中引入规范化倾向，使任何偏离男性性别角色的差异，都显得像是偏离某种常态。然而，这种常态实际上把中产阶级、白人和异性恋者的经验错误地普遍化了。(4)性别角色分析最终往往又回到男女两类的二分。这种二分建立在未经检视的生物本质主义假设之上。(5)性别角色理论或许有助于解释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式，但其静态性质使它无法充分考察抵抗、变化与历史(康奈尔，1983;H. Z. 洛帕塔(H. Z. Lopata)与索恩，1978;J. 斯泰西(J. Stacey)与索恩，1985)。

女性主义者对性别角色理论的批评，也将它与社会学家分析其他社会不平等时采用的语言相比较，尤其是种族与阶级不平等。洛帕塔和索恩写道：“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家并不使用‘种族角色’或‘阶级角色’这两个术语”(1978，第719页)。我们或许会讨论种族认同或阶级认同，但这种讨论以理解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历史动态为前提。同样，她们认为，社会学家当然可以考察性别认同，但应将其置于性别关系历史建构的分析之中。到1980年代中期，这种历史化、政治化的性别关系概念，几乎完全取代了社会学中的性别角色理论话语。不过，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学科中，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SA)于1973年设立“性别角色”分会，到1976年便正式将其更名为“性与性别”(Sex and Gender)分会。而关注妇女社会地位的社会学家协会的官方期刊，也在1986年创刊时采用了《性别与社会》这一名称。除了发展性别关系话语，1980年代的女性主义学者还坚持超越“男性性别角色”概念内含的普遍化倾向，转而采用“多重男性气质”概念。例如，哈里·布罗德(Harry Brod，1987)、康奈尔(1987)和迈克尔·S. 金梅尔(Michael S. Kimmel，1987)都提出了这一主张。

回过头看，社会学从性别角色理论转向性别关系，通常被视为一次范式转移的标志：对男女关系的研究，从结构功能主义转向了女性主义。然而，科马罗夫斯基在1992年于《性别与社会》重新讨论并捍卫了“社会角色概念”。她依据自己和其他人的研究，反驳批评者的论点，认为“角色分析在宏观与微观视角之间，提供了一种极富成效的联系”(1992，第306页)。她指出，批评者往往错误地混淆了女性主义对性别角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与这一理论保守的帕森斯式根源。例如，她写道：

对于一些关心当代女性问题的社会学家，包括我自己，社会角色概念远非只能与“共识、稳定和连续性”相联系。相反，它被证明是定位分歧、断裂与变化的重要概念工具。我的分析所依据的宏观社会学背景，是美国社会中的父权制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削弱。同时，女性在经济、法律、家庭及其他社会制度和情境中的地位，也在缓慢改善。

(1992，第303页)

科马罗夫斯基在1992年为性别角色理论辩护，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回应。这或许表明，一代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已经认为，对性别角色理论的讨论可以结束了。不过，对性别角色话语的使用进行分析，仍应是经验研究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尤其当它成为各类群体和制度共同接受的通行语言时，更是如此。性别角色对称性的话语，在男性权利组织中依然盛行，在公众和媒体中也十分常见。例如，人们常用它来讨论平权行动，并据此形成对相关争论的认识。它也可能被用来助长对女性享有“特殊待遇”的反弹。角色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康奈尔指出：

角色理论之所以显得不言自明，是因为意识形态显得不言自明，而不是因为它是真理。要充分证明这一点，不能只进行概念批判，还必须考察角色视角在不同社会实践领域中如何运作。

(康奈尔，1983，第194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本文的目的，正是对性别角色理论话语的实际运作进行这样的分析。我选择的情境，是1970年代的男性解放运动。我提出两个问题，而无论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未曾认真处理它们：当一个试图推动社会和人际关系变革的组织，以性别角色话语为基础时，会产生什么结果?性别角色话语具有哪些实践和政治上的含义?显然，一个经验案例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但下文将指出，考察1970年代男性解放运动的话语及其最终命运，有助于推进这场理论争论。因为这场运动曾积极采用性别角色话语，作为自身话语的基础。

FIG. / 1972年3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并提请各州批准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联合决议(H.J. Res. 208)原件。该文件是同期争取法律上性别平等的历史文献。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7455549。

男性解放运动直面男性性别角色

1970年代初，最早倡导男性解放的人中，有许多是心理学家。他们借鉴了此前30年间发展起来的性别角色理论。到1970年代中期，首批男性解放文集出版时，哈特利1959年的《性别角色压力与男童的社会化》已被奉为奠基之作。例如，约瑟夫·H. 普莱克(Joseph H. Pleck)和索耶在1974年编辑的文集便是如此。一套观念成为男性解放运动话语与实践的基础：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相互对称，却并不平等;这些角色把男性困在疏离、不健康且难以获得满足的生活中;男孩和男人主要通过贬低“女性特质”，学会自我规训，把自己约束在这一狭隘角色之内。法雷尔(1974)、法斯托(1974)和尼科尔斯(1975)的著作体现了这些观念。男性解放运动兴起后出现的学术研究，也采用了它们。例如，杰克·巴尔斯威克(Jack Balswick)和查尔斯·皮克(Charles Peek，1971)、普莱克(1976)，以及普莱克和罗伯特·布兰农(Robert Brannon，1978)的研究。

这些早期学者兼活动家利用性别角色理论的优势，开始说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社会编写的行为脚本，而非以生物为基础的男女本质。例如，心理学家布兰农在1976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男性性别角色：我们文化中的男子气概蓝图，以及它近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The Male Sex Role: Our Culture’s Blueprint of Manhood and What It’s Done for Us Lately”)。他将男性脚本概括为四条主要规则：“别娘娘腔，做个大人物，像橡树一样坚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布兰农不仅说明这一脚本如何由社会建构，还指出男性性别角色既压迫女性，也伤害男性。在1970年代，许多男性意识提升小组发现，布兰农的概念是讨论男性社会化的极有用起点。最早在高校开设“性别角色”课程的许多教师，也有同样的感受。

可以说，心理学家普莱克把性别角色理论推向了它最具颠覆性、最进步的极限(普莱克，1976、1982;普莱克与索耶，1974)。他发表于1974年、后于1995年重印的文章《男性在与女性、其他男性的关系中以及在社会中的权力》(“Men’s Power with Women, Other Men, and in Society”)，至今仍是理解美国男性气质社会建构的重要作品之一。这篇文章极富洞见，也经常被重印。普莱克试图处理一个充满悖论的现实：男性在父权社会中掌握制度性权力，但大多数男性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权力。他认为，男性要在公共生活中竞争并获胜，就必须符合某种男性性别角色。然而，这种角色在情感和心理上十分贫乏，导致男性觉得女性拥有支配他们的“表达性权力”和“确认男性气质的权力”。普莱克解释道：

男人依赖女人为自己表达情感、确认自己的男性气质。这给女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总的来说，这些并不是女人想要掌握的、支配男人的权力。相反，这些权力是男人交给女人的。因为他们把男性角色定义为情感冷淡、不流露感情的角色，并认为男性角色最终要通过异性恋关系中的成功来确认。

([1974] 1995，第7页)

尽管布兰农和普莱克等最成熟的支持者怀有颠覆性意图，男性解放话语仍内含局限与危险。这源于它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批评男性对女性拥有权力，又指出男性如何受到男性性别角色的伤害与限制。普莱克和布兰农等更具学术背景的活动家，尽可能巧妙地处理了这一矛盾。但许多活动家越来越需要面对一个实际问题：如何吸引更广泛的男性?那些试图说服男人加入意识提升小组或男性解放组织的人，尤其如此。运动领导者认为，强调男性可能从中获益的解放方案，应当比另一种方案更能引起兴趣。后一种方案将男性定位为压迫者，仿佛他们唯一合乎道德的行动就是自我鞭笞。

性别角色话语似乎是向男性包装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理想工具。它可以减轻男性的负罪感，并最大化他们对解放可能带来收益的期待。其中，性别角色对称性的观念尤其关键。男人承担工具性任务，女人承担表达性任务;这些互补角色限制了两个性别作为完整的人发展。到1970年代中期，一些男性解放倡导者由此认为，男人和女人同样受到性别歧视的压迫。在这种用法中，“压迫”概念失去了政治性，似乎仅指性别歧视社会中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一般处境。性别角色理论的话语使男性解放倡导者能够回避政治化的性别关系话语，转而发出一种虚假对称的呼吁：女性和男性都应摆脱压迫性的性别角色。简言之，早期男性解放倡导者往往在分析中，给予男性性别角色附带的“代价”和“特权”同等分量。

这种性别对称感，就是相信性别角色既伤害女性，也伤害男性，因此“女性主义也能给男性带来好处”。这正是男性解放运动吸引许多男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这种性别对称感确实让一些男性成为自由主义斗争的盟友。例如，他们参与了推动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的行动。然而，性别对称性也构成了男性解放运动的主要局限与危险之一。法雷尔的经历，或许是最典型的个案。

在1970年代中期，法雷尔被视为美国最广为公众所知的“男性女性主义者”。他是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的早期成员，也是ERA的公开支持者。他在1970年代初举办的工作坊，还包含男性选美比赛等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提高男性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性对象化如何以压迫性的方式，把女性变成供男性消费的“一块块肉”。

与所有早期男性解放倡导者一样，法雷尔强调女性如何受到性别歧视的限制与伤害。他要求男性停止参与对女性的压迫。他也试图说明男性权力的存在，与男性气质的代价之间的联系。由此，他论证说，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女性解放与男性解放是彼此支持、相互对称的运动。许多女性主义女性赞同这一观念，尤其是NOW的许多早期领导者。但另一些人则对此保持警惕，甚至公开批评法雷尔。她们认为，他倾向于淡化男性仍以女性的损失为代价享有的制度化特权。考察法雷尔1974年的《解放的男人》，便能看出这些紧张与矛盾。1970年代中后期，许多男性意识提升小组将这本书奉为某种“圣经”。

法雷尔借用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语言，认为男性受困于一种“男性迷思”。它把男人狭隘地定位为养家者和保护者，让他们陷入“情感便秘”。他将男性必须有所成就的压力，与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这一事实联系起来。因此，他认为，当男性支持女性以平等地位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他们自身也能获益。他们由此摆脱了养家者角色的重负。女性主义可能带来的好处，不仅对女性和男性是对称的。就连阻碍平等的障碍继续存在，似乎也被视为女性和男性应当同等负责的结果：

尚未解放的女人，已经把通过子女和丈夫来实现自我的需求内化了。她在不知不觉间贡献了一半力量，加固了男人为自己筑起的牢笼。男人贡献了另一半。通过他人来实现自我，已经成了两个性别共同的问题。

(法雷尔，1974，第73页)

法雷尔的分析仍然主张支持女性解放，但大体上已经脱离了对制度化权力关系的分析。这也提供了一套概念框架，让男人可以把自身缺乏自由归咎于女人。法雷尔的分析主要停留在个人主义层面，并在对称性别角色的话语中展开。例如，女性主义者批评女性被塑造成“性对象”所造成的影响，法雷尔则回应说，男性被塑造成“成功对象”，也受到同样负面的影响。

女人之所以成为对象，不仅源于男性的性欲，也源于男人需要借助女人，向其他男人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然而，男人越是必须“搞到女人”，就越会把自己塑造成他认为能够吸引女人的那种对象。……当女人成为性对象时，男人也成为成功对象。

(法雷尔，1974，第48—49页)

在考察媒体时，法雷尔暗示，男性的处境或许甚至比女性更糟：

与媒体中困在家里的母亲、妻子、女佣、情妇形象相对应的，是总能成功、有所成就、充满男子气概的男性。作为人，男性的身份或许受到更大的限制。男人可以在众多职业中攀上顶峰，以实现自己的形象。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女性化角色，或未能履行男性化角色，就会遭到蔑视。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女性受到更多限制。……女人可以抽万宝路，但没有男人敢抽伊芙;女人可以穿裤装套服，但没有美国男人穿裙子。

(法雷尔，1974，第98页)

法雷尔的著作出于实际考虑，倾向于强调男性角色给男人带来的代价，以及放弃这一角色可能带来的好处。但他仍然强调男性的制度性特权——“男人可以攀上顶峰”——这在他的分析中留下了一种张力。他越来越多地通过某种花招来处理这种张力，把男性的制度性特权解释成一种幻象。例如，他介绍了NOW“男性迷思工作组”的政治纲领。法雷尔本人也参与了这个工作组。纲领呼吁打破按性别划分的职业隔离;推动工作场所和国家制定政策，支持男人与女人平等分担育儿;改变教育和媒体，以削弱性别角色的刻板化;研究男性避孕技术;并停止电视对战争、犯罪与暴力的美化。介绍完这些主张后，法雷尔直接回应了男性可能产生的担忧：这些改变是否意味着他们必须失去或放弃什么?事实上，他试图论证，支持这些改变完全符合男性的利益。他承诺，解放的男人与解放的女性伴侣，将减少与性别角色相关的焦虑。女性伴侣不再那么控制他们，也会让他们享有更多个人自由。他们将拥有更多、更好的性生活，也不必总是负责主动发起性行为，从而获得更平衡的自我。他们不再承受那么大的“成功对象”压力，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他们能够依据工作的满足感，而非薪酬高低来选择职业。他们也将摆脱歧视男性的法律负担，例如支付配偶赡养费(法雷尔，1974，第162—177页)。后一点已经预示了他后来对男性权利的关注。

这样的方案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喜欢呢?读过这些内容后，如果还有男人担心男性解放会要求他们放弃什么，或承担不愿承担的工作与责任，法雷尔也会让他们安心。女性主义会使男人失去公共生活中的经济控制权吗?“女性进入‘男性工作’市场，可以被视为减少了竞争的必要，而非带来了竞争”(法雷尔，1974，第169页)。男人在家庭生活中要承担更多家务吗?“男人在家中的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会增加，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也会减少”(法雷尔，1974，第172页)。男人将从“狭隘的角色定义”中“解放”出来。这种定义认定，粉刷房屋、修理橱柜、修剪草坪都必须由男人来做。解放的伴侣则会发现，现在他们可以一起完成这些工作，“这会让他们更亲近，而不是更疏远”(法雷尔，1974，第172页)。

因此，一些女性主义女性对男性解放运动的到来抱持批判性的怀疑，并不令人意外。例如，南希·亨利(Nancy Henley)在1970年的一份通讯中写道，男性解放小组常常关注的是：

女人的刻薄，而不是女人受到的压迫：在现行制度下，女人被教成了泼妇，学会操纵男人，等等。如果我们干掉这个制度，女人就会变得可以忍受，男人也就因此获得解放。这种讨论不仅不充分，而且具有误导性，甚至危险。因为它忽视了理解女性受压迫处境所必需的政治背景。

(亨利，1970，第1页)

类似地，激进女性主义团体红袜派(Redstockings)在1975年编辑出版了《女性主义革命》(Feminist Revolution)。其中，卡萝尔·哈尼施(Carol Hanisch)警告说，男性解放运动中存在一种“反女性、反女性解放”的冲动。

[男性解放运动]实际上不过是重复男性至上主义者的老抱怨：女人才是真正的唠叨鬼和泼妇，是幕后的掌权者，通过管束和絮叨让男人俯首帖耳。新的变化在于，他们开始攻击女性解放运动，而他们通常又声称自己支持这一运动。有时，这种攻击很隐蔽;有时则毫不掩饰。

(1975，第72页)

哈尼施的观察颇具预见性。她指出，纯粹关注心理而非制度的分析，加上社会强加的性别角色使男女受到对称压迫这一虚假设定，蕴含着一种危险。它可能消解女性主义的激进潜力，并把敏感的男性变成反女性主义的男性权利倡导者。法雷尔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变化，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男性解放运动借助性别角色理论的话语，构造了女性解放与男性解放之间的虚假对称。此外，它还有另一个局限：倾向于把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男性的经验，错误地当成所有男性的经验。大多数早期男性解放著作都出自异性恋男性之手。他们认识到恐同如何伤害所有男性，却很少关注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与生活(P. 纳尔迪(P. Nardi)，1994)。而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错误地将女性经验普遍化的问题，也在男性解放著作中得到了映照(巴卡·津恩(Baca Zinn)等，1986)。例如，马克·格尔宗(Marc Gerzon)1982年的《英雄的选择》(A Choice of Heroes)，谈论男性在工作、成功、人际关系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时，几乎毫不迟疑地把所有男性都当成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专业人士。

这种把专业阶层地位视为常态的倾向，也体现在许多早期关于男性气质的学术著作中。例如，普莱克和索耶1974年编辑的开创性文集《男性与男性气质》(Men and Masculinity)，其中关于男性与工作的部分，收录了讨论股票经纪人、医生、学者和企业高管的文章，却没有讨论蓝领或失业男性。肯尼思·克拉特鲍(Kenneth Clatterbaugh)指出，“有产者、专业人士和管理者阶层”(1990，第113页)仅占人口约15%。因此，这种对享有阶级特权的男性经验的关注，排除了绝大多数男性的经验。男性解放倡导者忽视了黑人、拉丁裔、亚裔、工人阶级和贫困男性面临的制度化种族与阶级限制。他们沉浸于“男性角色的致命方面”和“养家者角色的重负”，却回避了自身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级中的特权位置。结果，改变男性气质的呼吁，被简化成了几种主张：给予男性更多生活方式选择，扩大可接受的情感表达范围，并为这些相对享有特权的男性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正如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1983)观察到的，这种男性解放式的自我实现诉求，采用了当时日益兴盛的中产阶级人类潜能运动的个人主义语言。它“允许”中产阶级男性抛弃男性养家者角色的责任。解放的男人似乎从此可以“接触自己的感受”，同时仍对自己高于他人的地位、权力和特权心安理得。

男性权利运动的兴起

早期男性解放话语的主导倾向，是尝试给予女性与男性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同等分量。不过，一些早期男性解放倡导者的分析，明显偏向男性气质给男人带来的代价。戈德堡的《身为男性的危险：在男性特权的神话中求生》(The Hazards of Being Male: Surviving the Myth of Masculine Privilege)首次出版于1976年。经过一些修订后，这本书今天仍能在许多书店找到。戈德堡的著作与其他早期男性解放作品相似，往往采用对称性别角色的话语，暗示女人和男人都受到性别歧视的伤害。事实上，戈德堡这本书与同时期法雷尔和尼科尔斯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基本意识形态或分析上的差别。它们的区别，更多在于重点与关注方向。

正如书名所示，戈德堡的著作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男性气质的代价上，而非女性面临的问题。法雷尔试图通过性别角色对称性的话语，吸引男性加入运动;戈德堡也面对同样的难题。但法雷尔用花招解释掉男性的制度性权力和特权，戈德堡却直接断言，男性特权是一个神话。他认为，男人实际比女人更难。因为男性角色远比女性角色僵化，而女性已经创造了一场运动，使自己能够超越文化强加的女性气质的限制：

与女性面临的某些问题不同，男性的问题并不容易通过立法改变。男人没有一个明显且界定清楚的对象，可以向其发泄愤怒。然而，他确实受到文化压力的压迫，这些压力剥夺了他的感受。……面对女性主义者的指控，他穿上麻布衣，在身上撒灰，自我鞭笞。他指责自己，所指责的正是她指控他的那些事情。……[他]相信了男性受到文化优待的神话。人们始终紧抓着这一观念，尽管在寿命、疾病、自杀、犯罪、事故、儿童情绪障碍、酗酒和药物成瘾等方面，每一项关键统计数据都显示，男性的相应比率高得不成比例。

(戈德堡，1976，第4—5页)

戈德堡断言，在我们这个“基本上由女性主导”的社会里，性、婚姻和离婚法的社会组织方式，使男人困在一种对自己无益的困境中。它似乎反而更有利于女人：

他知道，如果失去地位、权力或金钱，自己的性吸引力也可能随之丧失。因此，男人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如果继续拼命追求成功，他就没有那么多精力投入爱情。如果不拼命追求成功，他又会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

(戈德堡，1976，第30页)

戈德堡的早期著作还没有发展成公开的反女性主义反弹。但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戈德堡等人已与男性解放运动的性别对称观念及亲女性主义立场决裂。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男性权利”话语，越来越公开而愤怒地表达对女性主义的反弹。女性主义被视为女人的阴谋，用来掩盖一个现实：实际上，女人才掌握权力，男人才是现行性别安排下受压迫最深的人。男性较短的寿命、健康问题、征兵制度，以及离婚法和子女监护权法律，都被用来证明男性受到压迫。从这一角度看，女性解放是一场迫使男人承受“两边最糟糕的一面”的运动(戈德堡，1979，第153页)。

男性权利话语开始在各种组织中成形。1977年，聚焦法律与政策改革的男性权利协会(Men’s Rights, Inc.)成立。三年后，受戈德堡启发、具有广泛变革议程的自由男性联盟(Coalition of Free Men)成立。同样在1980年，这两个组织与几个父亲权利组织共同建立了一个伞状组织：全国男性大会(National Congress for Men)。在那些年里，男性权利倡导者声称，男人才是卖淫、色情、约会惯例、性别歧视的媒体规范、离婚协议、虚假强奸指控、性骚扰，甚至家庭暴力的真正受害者。男性解放话语尽管存在局限，却常以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依据。男性权利话语则大多公然无视广为认可的社会学、经济学与心理学研究。相反，它往往依赖轶事，再加上少数高度可疑的研究。这些材料为男性受害者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情绪强烈的基础。这一做法贯穿整个1990年代。

配偶暴力就是一个例子。男性权利活动家认为，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与男性的羞耻感，共同掩盖了家庭中大量男人遭受女人身体虐待的事实(D. 洛根(D. Logan)，1985)，也掩盖了男人遭女人杀害的事实(K. 庞霍恩(K. Panghorn)，1985)。当前的自由男性网站宣称：“每一项使用随机抽样技术考察配偶虐待问题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美国遭受配偶殴打的人中，男性至少占50%，甚至更高”(自由男性，1997)。然而，杰克·C. 斯特拉顿(Jack C. Straton，1994)在最近对相关研究的综述中指出，备受宣扬的“受虐丈夫综合征”是一个神话。美国全国犯罪调查的数据显示，配偶间暴力中，只有3%—4%涉及女性伴侣对男性的攻击。而因配偶袭击所致伤害向私人医生求诊的人中，92%是女性(M. D. 施瓦茨(M. D. Schwartz)，1987)。因配偶袭击所致伤害住院的人中，每46名女性仅对应1名男性(D. G. 桑德斯(D. G. Saunders)，1988)。许多比较配偶暴力发生率的研究，没有纳入分居和离婚之后的暴力。然而，“这些暴力占配偶对配偶袭击的76%，其中93%的施暴者是男性”(斯特拉顿，1994)。在本文的讨论中，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男性权利倡导者常常愤怒地纠缠于自己所认定的事实：离婚父亲受到法律的伤害。

男性权利组织虽然有广泛的变革议程，但父亲权利一直是它们最成功的动员议题。特里·阿伦德尔(Terry Arendell，1992)的研究，为理解某些离婚父亲为何受到男性权利议程的吸引提供了线索。她研究了近期离婚的父亲，发现其中许多人通过发展一种“关于离婚的男性主义话语”(masculinist discourse of divorce)，回应“离婚带来的压力与动荡”。这一话语包含两个主要主题：(1)相信父亲缺席是一种可行的“行动策略，目的是控制冲突与紧张的处境，以及情绪状态”。(2)发展出“一套权利修辞，用它来组织和界定关系、行动及情绪”(阿伦德尔，1992，第582页)。许多离婚父亲还可能觉得，法院仅因他们是男人，就在子女监护权裁决中歧视他们。他们发现，男性权利组织是汇聚愤怒与不公感的有力载体。男性权利运动领导者里奇·多伊尔(Rich Doyle)，概括了这种愤怒的基础：

离婚法庭常常像屠宰场，同样缺乏同情，也同样缺乏本领。它们充当律师费的催收机构，无论收费多么离谱。它们偷走孩子，以公然违宪的方式向男人勒索钱财。……男人在自己家中，也只被当作客人，妻子或法官一时起意，便可以把他们赶走。男人不愿离开，却被赶出了家，被迫与孩子分离。当他们的工资不足以养活两个家庭时，又被称为“逃跑的父亲”。无论所谓“义务”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公平，只要无力支付赡养费和抚养费，男人就会被关进监狱。这违背了一切正义原则。

(1985，第166页)

父亲权利话语试图挪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性别“平等”和“权利”的修辞，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它借此推动一场改变离婚与子女监护权法律的运动。但父亲权利话语很少讨论，父亲在离婚之前对孩子承担了什么责任。父亲权利活动家主要是白人，来自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他们往往忽视工作与家庭的制度关系，如何在离婚前后都使自己获益。相反，他们关注的是这些男性特权附带的经济与情感代价。其中之一，是离婚后常见的法律假设：孩子大部分时间与母亲生活，会更有利。很可能，这些父亲中几乎没有人，在离婚前承担过接近50%的育儿工作。但离婚后，他们却热切主张对子女享有共同监护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主张独自监护权(S. 科尔特兰(S. Coltrane)与N. 希克曼(N. Hickman)，1992)。C. E. 贝尔托亚(C. E. Bertoia)和J. 德拉基奇(J. Drakich)在访谈父亲权利活动家后得出结论：“父亲权利的修辞制造了平等的幻象。然而，实质上，这些要求是要在离婚后延续不平等的实践，只不过现在要为其获得法律认可”(1995，第252页)。

考察这一话语的滑移很有启发性。1970年代中期，男性解放话语以对称方式描述男女面对的“同等压迫”;到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它却滑向了男性受害者话语，愤怒地反对女性主义。事实上，这种滑移从一开始就内置于男性解放话语之中。一些男性权利运动领导者的话，最能说明这一点，其中好几位曾是早期男性解放倡导者。例如，M. 亚当斯(M. Adams)在1985年写道，1970年代初，他曾希望女性主义能够带来人类的解放。但后来，他失望地发现，女性运动只关心女性的“单方面解放”，并不处理男性受压迫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对性别角色态度做了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男人确实是偏见思想、歧视态度，以及总体上压迫的受害者。我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与女性主义的理论争论”。然而，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他哀叹道：“我开始有意识地憎恨女人”(亚当斯，1985，第14页)。到1970年代末，他成为自由男性组织中直言不讳的一员。当他在聚会上告诉一些女性，自己通过亲身经历理解了压迫时，“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看到她们脸上的表情，我放声大笑。我懒得解释。运动就要来了……她们很快就会明白”(亚当斯，1985，第14页)。

亚当斯故事中的三个主题，在许多男性权利活动家的自传性话语中反复出现。例如，弗朗西斯·鲍姆利(Francis Baumli，1985)和法雷尔(1993)的著作便是如此。首先，他们声称自己早年曾热情支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希望它能使女人和男人都摆脱性别歧视的枷锁。其次，他们采用性别角色理论的话语，把性别歧视的思想和态度等同于压迫，却不讨论性别化的制度安排与群体间关系。最后，当女人不承认男性议题与女性面对的议题相互对称时，他们便感到受伤与愤怒，并热情接受愤怒而具有攻击性的反女性主义男性权利话语与实践。曾任男性解放运动领导者、如今成为男性权利运动代言人的法雷尔，是走过这条道路最广为人知的人。他的书名在语调上的变化，已经说明了这一点：1974年是《解放的男人》，到1993年则变成《男性权力的神话》(The Myth of Male Power)。法雷尔帮助男性权利话语推进到新的层次。他现在宣称，实际上女性拥有权力，男性没有权力。例如，当女性起来反抗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时，法雷尔却声称，男性雇主实际上失去了权力。他们成了女秘书“迷你裙权力、乳沟权力和调情权力”的受害者(1993，第129页)。

有些女性或许确实学会利用自己的性吸引力，操纵男性雇主。但这是否表明女性拥有支配男性的权力?当然不是。只要稍作观察便会发现，提出性骚扰申诉的女性，往往正式或非正式地被迫离职，而男性施害者只受到象征性的惩戒。一个女人在工作场所利用性吸引力周旋，是因为她没有直接获得政治、经济与法律上的制度性权力。在这样的处境下，她只能动用自己学会使用、能够改善处境的那一种资源。不过，理查德·哈达德(Richard Haddad)这样的男性权利运动领导者，似乎连这一点也有办法回应。哈达德说，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并不真正“垄断权力”，他们只是在“……政府和工业中的决策职位上占比过高”(1985，第282页)。

男性权利倡导者的话语明显表现出反女性主义的反弹倾向。不过，这些活动家并不主张恢复父权安排和传统男性气质。恰恰相反，他们批评男性气质如何使男人受困、受限和受伤。他们希望重建一种更健康、更和平、更具照料能力的男性气质。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认为女性主义是改善男性生活的途径。相反，他们不同意女性主义关于男性享有制度化特权的论断。例如，当前的自由男性网站强调，该组织希望：

使男性摆脱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一方面忽视他们的角色受到僵化界定，另一方面又坚持他们受到文化优待。使男性摆脱这样的离婚法：它假定女性天生更善于照顾孩子，并以刻板印象把男人当成钱包。也使男性摆脱另一种观念：认为他们对女性的压迫，超过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对他们的压迫，或者超过了社会通过刻板印象对两个性别共同施加的压迫。

(自由男性，1997)

自由男性组织至今仍使用性别角色话语，主张一种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它抽象地把社会定位为压迫者，同时认为刻板印象既限制和压迫女性，也限制和压迫男性。他们声称，女性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推动社会消除伤害女性的刻板印象，而且事实上已经做得过头了：

30年来，女性运动一直没有受到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家庭的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弊病：青少年怀孕率高、青少年犯罪率高、青少年自杀率高，以及抑郁和学业表现不佳。

(自由男性，1997)

因此，在男性权利倡导者看来，女性运动如今让女人能够“好处两头占”。而男性仍被迫接受僵化、狭隘的性别角色，主要承担其代价。这些代价最终也落在家庭、学校和其他制度上。对这些男人而言，如今需要的是一场解放男性的运动。获得解放的男性，将反过来抵消女性主义的破坏性影响。

亲女性主义者对性别角色话语的拒绝

到1970年代末，男性解放运动作为一场自觉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消失。当然，它的一些观念最终渗入了大众文化。尤其是这样一种信念：女性和男性都受到狭隘性别角色的伤害与限制。但男性解放运动本身已经分向两条道路。第一条，如前所述，是男性权利运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角色理论，以其个人主义和虚假对称的话语，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概念上的构件。第二条，则是亲女性主义或反性别歧视的男性运动。我在其他著作中讨论了男性亲女性主义的兴起，以及其中不同的激进和社会主义倾向(梅斯纳，1997;即将出版)。在本文中，我只想强调，亲女性主义者摆脱男性解放运动个人主义、且常带有治疗取向的话语，意味着明确拒绝性别角色话语。他们转而采用一种更具政治性的性别关系与权力话语。

在1970年代中期，法雷尔代表男性解放运动的政治中间派，戈德堡代表右翼。但运动中也有更偏左的男性解放倡导者。这些人对法雷尔和NOW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女性主义，没有那么认同。他们更多受到学生反战运动、黑人权力运动，尤其是激进女性主义，以及初兴的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激进力量的影响。与其他早期男性解放倡导者一样，这些亲女性主义男性最初也非常关注男性气质的代价，同时关注父权制赋予所有男性的制度性特权。例如，男性意识提升小组(Men’s 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1971年的作品便是如此。但到了1970年代前中期，随着女性主义女性开始批评男性解放运动，这些激进男性的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淡化男性气质的代价，强调所有男性如何在父权社会中获得权力与特权。这种转向直到1970年代后期才最终确立，但早在1971年春便已出现预兆。当时，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一个由四名激进男性组成的集体，出版了《兄弟》(Brother)的创刊号，副标题是“男性解放报”(A Male Liberation Newspaper)。到1971年秋的第三期，副标题已经变成“男性反性别歧视论坛”(A Forum for Men against Sexism)。到1970年代中期，男性亲女性主义开始形成组织。伯克利的东湾男性中心(East Bay Men’s Center，简称EBMC)成立，便是一个标志。该中心《强奸问题声明》(“Statement on Rape”)的一段文字，说明了激进派的反父权制话语，已与男性解放话语中的性别角色对称性相距多远：“性别歧视是一种制度，在其中，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拥有权力和特权。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男性支配女性，因此这一制度可以称为男性至上体制”(乔恩·斯诺德格拉斯(Jon Snodgrass)，1977，第137页)。

FIG. / 1971年同性恋解放运动海报《Gay is angry, gay revolution networker》。署名：Juan Carlos y Nestor;美国国会图书馆扬克海报收藏，LC-USZC4-10301。

EBMC声明中的几个主题，后来成为亲女性主义男性话语区别于男性解放话语的特征。首先，性别歧视被视为男性至上体制，也就是父权制，而不只是一组可以通过学习来摆脱的态度、价值或性别角色。其次，在这一制度中，男性作为一个群体支配女性。换言之，男性被视为一类人，他们系统性地压迫另一类人——女性——并从这种压迫中获益。斯诺德格拉斯于1977年编辑出版的《致反性别歧视的男性》(For Men against Sexism)，首次清楚而深入地呈现了这一视角。书中几篇文章有力批评了男性解放运动。其中一篇题为《沃伦这个成功对象》(“Warren the Success Object”)。唐·安德森(Don Andersen)写道，阅读法雷尔的《解放的男人》时，“我有时觉得，商人终于开始回应女性运动带来的威胁。而法雷尔来这里，就是要消除它的锋芒，并展示如何让女性作出妥协”(1977，第147页)。

作为男性解放运动的替代，这些激进男性提出了以反性别歧视实践为基础的男性政治，主要聚焦性暴力问题。到1980年代初，亲女性主义男性组织已经明确站到了男性权利组织的对立面。例如，全国男性改变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Changing Men，简称NOCM)，后来改为全国男性反性别歧视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n Against Sexism，简称NOMAS)，便是其中之一。《改变中的男性》(Changing Men)等亲女性主义杂志，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见布兰农，1981—1982)。

结论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男性解放运动中的保守派，蜕变为男性权利运动的反女性主义反弹。这是否“证明”，性别角色话语本质上就具有危险的保守性?亲女性主义男性运动拒绝性别角色话语，转向政治化的性别关系话语，是否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未必。不过，这些变化确实增强了一个论断的可信度：性别角色理论可能成为反女性主义反弹的概念基础。尤其当运动采用对称的性别角色话语，脱离对权力的历史与制度分析时，更是如此。如果一场运动的成员主要来自男性这一支配群体，而其纲领又主要针对这个群体中个体成员的烦恼与问题，这些危险可能格外突出。在这样的条件下，性别角色话语的个人主义、非历史性和虚假对称性所带来的危险，最为清楚地显现出来。

但在其他政治性不那么明显的制度或组织情境中，情况又如何?在这些情境中，性别角色话语已经成为讨论性别的主导语言。1980年代初，康奈尔评论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含义：在角色理论逐渐失去其在社会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之时，以心理学为导向的助人专业，却仍安然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它。

现在，角色理论为什么无法处理抵抗这一理论问题，已经更加清楚。因为角色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性意识形态。它的发展，是为了应对抵抗运动在文化秩序中造成的压力。在不那么抽象的层面上，当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教师和人事工作人员致力于按照制度的要求塑造人及其活动，也就是防止抵抗发生时，角色理论就构成了他们的实践性意识形态。

(1983，第204页)

康奈尔对“心理学助人专业”采用角色理论的批评，应当得到认真对待。但它应被视为一个工作假设，而非关于角色话语如何渗入性别秩序中各类专业与组织场域的最终结论。例如，社会学家应考察，在不同工作场所，人事工作人员如何具体使用性别角色话语。他们正在处理的议题，可能包括职业隔离、平权行动或性骚扰。我们也应研究，当教师与学校管理者处理性别问题时，性别角色话语如何常常成为共同语言。这些问题涉及招聘、课程、操场上的暴力与骚扰，以及学校体育和其他活动中的平等。在工作场所和学校中，将性别角色话语带入其中的，是那些通过组织和法律挑战男性支配的活动家。女孩与女性的权益倡导者，也曾用这一话语推动平等。然而，一旦性别角色话语进入工作场所与学校的官僚结构，它是否会失去最初的颠覆性冲动，成为保守组织控制机制的一部分?还是说，它在这些组织中构成了一种争夺中的话语，既可以服务于进步目标，也可以服务于倒退目标?

类似地，对家庭治疗过程与结果的经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性别角色话语当前的可能性、局限与危险。许多专业治疗群体大体上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话语。研究或许会发现，非女性主义或反女性主义治疗师，以保守方式运用个人化、对称的性别角色话语，强化男女之间极不公平且具有压迫性的关系模式。如果如此，这将支持康奈尔对角色理论保守性的担忧。不过，一些女性主义治疗师可能提出不同看法。在这些治疗师看来，对称的性别角色话语，未必只是帮助治疗师“按照制度的要求塑造人及其活动”、从而“阻止抵抗”的“实践性意识形态”。它也可以赋予女性力量，使她们在关系中发展出更有效的性别策略。更重要的是，性别角色话语还可以作为一种实际的治疗干预，用于个别男性。它可以说服他们，改变自己在关系中的行为，也能使自己获益。这一策略实际上可能推动异性恋家庭走向更平等。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在异性恋伴侣治疗中，性别角色话语的潜在收益，可能超过它的局限。尤其当治疗师具有女性主义立场，并了解更广泛的性别不平等背景时，更是如此。最终，对女性主义治疗师如何实际且策略性地运用性别角色话语的经验研究，或许会支持前文讨论的科马罗夫斯基(1992)的论点：只要置于对权力的宏观政治分析之中，角色理论就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它不仅可以分析变化，也能推动变化。

本文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男性运动使用性别角色话语时，可能产生反动的后果。但它没有最终或确凿地回答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面对的更普遍问题：性别角色话语如今已经制度化于各种组织与专业之中，它在当前性别秩序里，究竟发挥着保守的稳定作用，还是扰动秩序的进步作用?我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非此即彼。更可能的情况是，答案具有多重性、矛盾性与悖论性，取决于我们考察的具体经验情境。

注释

[1]为考察早期男性解放话语，我主要使用了两类资料。首先是早期男性解放运动的通讯与杂志，其次是主要的已出版书籍，后者数量很少。我选择主要分析法雷尔1974年的《解放的男人》，并在较小程度上分析尼科尔斯1975年的《男性解放》。这一选择依据几个能说明其核心地位与重要性的指标。第一，1970年代中期的男性解放通讯，都推荐这两本书作为男性解放运动的主要读物。第二，我在1979—1980年对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与圣克鲁斯的男性意识提升小组，进行过一项小规模研究。研究发现，大多数小组都曾以这两本书作为讨论的起点。第三，法雷尔著作的影响与成功，还可以从一个事实衡量：到1998年，这本书仍在印行，书店里也很容易买到。至于我关注的早期男性解放学术文献，普莱克和索耶1974年编辑的《男性与男性气质》，是第一部重要的男性与男性气质文集。许多最早的“性别角色”与“男性和男性气质”课程，都广泛采用了它。此外，我引用的普莱克(1974)、布兰农(1976)，以及普莱克和布兰农(1978)关于男性性别角色与男性解放的文章，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男性意识提升圈子里广为人知，也经常被讨论。这些文章还广泛重印于关于性别角色的学术著作中。

同样，我决定在分析男性权利运动的话语时，主要关注戈德堡1976年的《身为男性的危险》，以及鲍姆利1985年编辑的《男性解放男性》。依据是，这两部作品在男性权利运动中具有核心地位。我在1970年代末研究的那些男性，曾阅读并讨论戈德堡的书，讨论常常带有批判性。一些高校的男性与男性气质课程也采用了它。与法雷尔1974年的《解放的男人》相似，戈德堡1976年的《身为男性的危险》，在首次出版20多年后，仍在印行，并可在书店购买。此外，男性权利话语至今仍把戈德堡的著作引为自身的基础。鲍姆利1985年的文集，在商业上虽然不如戈德堡的作品成功，却汇集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几乎所有男性权利运动领导者的文章。因此，它为考察男性权利话语的不同面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我对当前男性权利网站的考察表明，戈德堡、法雷尔，以及鲍姆利文集中各位作者的作品，仍然构成男性权利话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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