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取舍

要让民族主义者真正明白民族主义的问题在哪里，首先就得把一个常常被故意混淆的问题摆出来——民族矛盾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民族主义的叙事里，世界仿佛天然就是由一个个彼此竞争的民族组成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两个民族，美国人和中国人是两个民族，两个民族之间有利益冲突，于是便有了竞争，有了敌意，最后甚至有了战争。战争爆发之后，人们又被要求站到各自民族的队伍里去，把自己同胞的死称作牺牲，把敌人的死亡称作胜利。

一个年轻人穿上军装，背起枪，奔赴前线，他被告知自己正在为了民族而战;可很少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告诉他，战壕另一边那个同样年轻的士兵，也许和他一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死，也同样有父母、恋人、孩子，也同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往前推一步，就会发现，所谓民族之间的矛盾，往往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当财富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量劳动者必须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时，社会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对于掌握资本和政治资源的阶级而言，一个现实的问题始终存在：怎样维持既有的社会关系，怎样避免内部矛盾发展到足以改变现有秩序的程度?

民族主义有时便会成为一种转移矛盾的力量。一个工人原本应该问老板为什么自己的工资这么低，为什么加班越来越多，为什么利润增长和自己的收入毫无关系，可当他被不断告知“外国人抢走了你的工作”“另一个民族威胁了你的生活”时，他的注意力便可能从身边的利益关系转向一个更加遥远的敌人。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场民族冲突都可以简单归结成某几个资本家的阴谋，也不能说战争中的所有普通人都只是被人操纵的木偶。历史远比这样的解释复杂。民族压迫、殖民统治、领土争端、资源竞争以及国家之间真实存在的安全矛盾，都可能成为战争的现实条件。

但从阶级关系去观察，我们至少能够发现一个经常被民族主义叙事遮蔽的事实：国家之间的利益，并不等于国家内部所有人的利益；民族共同体也从来不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整体。

一场战争开始以后，最先被动员起来的往往是普通人。有人离开工厂，有人离开学校，有人从家里拿走行李，有人第一次拿起枪。可是战争所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市场重新划分、资源重新配置，却并不一定按照“谁最勇敢谁获得最多”的逻辑进行。

对于普通士兵来说，战争意味着流血、伤残、死亡和与亲人分别;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战争意味着房屋被毁、收入中断、亲人失踪;而对于掌握生产资料、金融资本、贸易渠道和政治资源的集团而言，战争又可能意味着新的订单、新的市场、新的资源和新的财富。于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场景出现了：最没有能力决定战争的人，往往承担了战争最直接的代价；最有能力影响战争方向的人，却未必亲自走进战壕。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把民族利益简单包装成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叙事。

一个普通劳动者当然可以有民族感情。他出生在哪里，使用什么语言，吃什么食物，接受什么文化教育，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他生命经验的一部分。让一个人突然割舍掉这些感情，本身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问题真正出在另一个地方：当这种生活感情被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上的绝对服从，当一个人开始相信，只要打着民族的旗帜，任何现实利益都应该让位，只要有人被划进“外国人”的范围，他就天然成为自己的敌人，那么民族认同便已经开始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所利用。

一个中国工人和一个日本工人，首先当然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历史记忆、语言和文化，也可能因为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产生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如果把他们送进各自的工厂，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却可能惊人地相似：工资够不够生活，加班有没有尽头，老板会不会裁员，房租贵不贵，孩子上学怎么办，生病以后谁来承担费用。一个人只因为出生在某个国家，就突然和另一个国家的劳动者失去了共同利益吗?显然没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这句话改变了观察民族问题的方向。

如果我们只盯着民族之间的差异，就很容易认为民族本身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可如果继续向下追问，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往往与具体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压迫另一个民族?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从战争中获得财富，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失去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把另一个国家的劳动者看成敌人，却很少去追问自己与本国资本所有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利益关系?

问题逐渐从“哪个民族更好”变成了“谁拥有生产资料，谁控制财富，谁承担代价”。

这才是阶级分析真正有力量的地方。

所以，我们消灭民族矛盾的方法，从来不应该是把哪个民族“图图了”，也不应该是把另一个民族的普通人统统想象成敌人。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制造剥削和支配关系的社会条件。只要民族内部仍然存在深刻的阶级分化，民族共同体就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掩盖内部矛盾的整体;而只要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剥削、支配和不平等，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就很难彻底消失。

这也是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最根本的分野之一。

国际主义并不是要求一个人忘记自己来自哪里，也不是要求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毫无感情。国际主义真正要求我们重新寻找“自己人”的范围：如果一个人的根本利益在于摆脱剥削和压迫，那么真正能够和他站在一起的人，就不应该仅仅按照护照、语言和国界来划分。

一个日本工人和一个中国工人，可以因为历史问题发生争论，可以因为国家利益产生不同立场，可以对彼此的国家有复杂甚至矛盾的感情，但当他们都面对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时，他们之间又存在着现实的共同利益。反过来说，一个人即使与你拥有相同的国籍、说着相同的语言，也并不意味着你们在所有利益问题上天然站在同一边。

这就是为什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国际主义从来不是一句装饰性的漂亮话。

毛主席在1939年写《纪念白求恩》时，就把这种国际主义说得非常直接。他写道：“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这里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楚：解放自己的民族，并不要求把其他民族踩在脚下;真正彻底的民族解放，也不能最终停留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世界里。

因此，对于一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立场的人而言，国际主义并不是民族主义旁边的一个可选项，更不是在“爱自己的民族”和“爱全世界人民”之间做感情上的摇摆。它要求我们重新理解民族、国家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我们当然生活在具体的国家之中，也无法假装国界不存在。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会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利益，一个民族也会经历真实的压迫与反抗。可是，恰恰因为我们承认这些具体的历史条件，所以才更应该拒绝把整个民族看成一个利益完全一致的整体。

一个民族内部有劳动者，也有资本所有者;有普通家庭，也有掌握巨大财富的人;有承担战争代价的人，也有能够从战争中获得利益的人。

如果这些差异被一句“大家都是自己人”全部盖过去，那么民族主义真正保护的究竟是谁，就值得重新追问了。

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国际主义的意义所在。

真正值得团结的，不是因为拥有相同的护照而天然成为同伴的人;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因为出生在另一个国家就天然成为敌人的人。

我们应该看见人的具体处境，看见劳动者之间共同的利益，也看见不同阶级之间真实存在的矛盾。

当一个民族主义者被告知“你的敌人就在另一个国家”，也许更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

当有人告诉你“为了民族利益，你必须牺牲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再问一句：谁决定了这种利益?谁从这种牺牲中获利?又是谁承担了代价?

这些问题一旦被问出来，民族主义叙事原本坚固的墙，就会出现一道缝隙。

而国际主义，恰恰可以从这道缝隙里进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