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兰德与右翼加速主义的末日预言

2026年2月，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公司Midjourney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大卫·霍尔茨在其位于旧金山的一座地中海风格的豪宅内，举行了一场低调的私人聚会。出席这场聚会的客人有世界币联合创始人马克斯·诺文斯特恩，有马斯克前妻、音乐人格莱姆斯，还有硅谷资本教父、科技右翼精神领袖彼得·蒂尔，以及“黑暗启蒙思潮”的创始人柯蒂斯·亚文。事后马斯克还在X平台发文，声称自己很遗憾错过了这场聚会。而这场聚会的主题，是迎接一位隐居在中国上海的神秘客人——加速主义理论之父尼克·兰德。

尼克·兰德被马克·费舍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尼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尼克·兰德就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末日色彩的人工智能预言，将资本-技术视为拥有自主意志的非人主体，其“正反馈”式的自我强化和扩张会最终突破“人类安保系统”，最终实现硅基智能对碳基智能的替代。彼时无人预见，尼克·兰德这套在当时被视作“一个被技术冲昏头脑的欧陆哲学家的胡言乱语”，会在二十余年后AI浪潮中成为可见的现实。在过去十年，加速主义已经“从互联网的阴暗角落蔓延到主流政治和文化领域”，并“开始影响全球顶尖权力者的决策”。

一、三十年前的人工智能末日预言

早在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等概念尚未进入大众视野的20世纪90年代初，尼克·兰德便已经搭建出一套彻底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全新叙事，描绘了一个充满着“合成毒品、黑市脑植入、基因编辑和半机械人”的科幻式未来，预判了数十年后的AI文明困境。那时候，他使用的只是一台绿色屏幕的Amstrad电脑，几乎还没有真正连上互联网。

彼时尚在主流学术体制内的兰德，却极为厌恶“学术正统中更令人麻木的愚蠢行径”。他摒弃了陈腐僵化的学术套路，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幻梦般的语言风格。在90年代所撰写的一系列作品中，兰德熟练地游走于哲学、文学、科学、神秘学与通俗小说、电影等种种异质的文本之间，创作了一批“激情四射而又晦涩难懂的实验性文本”。从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德勒兹、瓜塔里，再到《终结者》《现代启示录》《银翼杀手》《录像带谋杀案》，这些完全异质性的文本在他手里拼接、杂糅，形成了一个“密集而常令人眩晕的漩涡”。

在这些作品里，尼克・兰德将德勒兹与瓜塔里“欲望机器”的运转逻辑，同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与叔本华、尼采的盲目意志学说结合起来，创造出“机器欲望”的概念，揭示出一种“偏离常规且明确趋向死亡的机械论”。在他看来，驱动万物运转的不是追求自我充盈的生命本能，而是趋向消解、回归无机状态的死亡本能，以及统摄整个世界、非理性且无终极意义的生存意志。在此基础上，兰德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机制，植入这套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虚无主义框架之中”。

在他构想的图景里，人工智能的演化如同无形的引力场，形成一种准目的论式的牵引，持续拉扯着整个人类文明不断突破边界。这一系列理论重构，最终完成了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性倒置。资本不再是人类社会中需要被批判的、剥削劳动力的工具，也不是最终会被扬弃的历史性存在，反而升格为掌控人类社会的绝对主体，“人类只是资本操控的血肉傀儡，人的身份认同与自我认知，不过是最终被抛弃的虚拟幻象”。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被兰德视为“人工智能从未来发起的入侵”，人工智能利用其“敌人”——也就是人类——的一切资源完成自我建构。在他看来，当文艺复兴的理性化转型与远洋航路开辟催动商品化进程的爆发之时，“整个地球也由此被技术与资本的奇点捕获”。商业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催化，形成一种不受控制的自我强化进程。

这套循环机制持续强化，自主性与自动化程度随之不断提升，从而形成一种“正反馈”闭环。资本-技术因而成为一种不断逃逸、持续脱轨的非人主体，其唯一的终极使命，便是无限扩张、向着更高维度的智能形态永恒演化。这种自我加速、无法阻挡的进程，最终会彻底拆解“人”这个范畴本身，把人改造为与技术融合的赛博混合体。“当你加速工业化的拟像进程，会看到它与慢动作的屠宰合流，将人的身体切碎成符合交易规格的可互换零件。完整的劳动力市场循环模糊成了绞肉机。”

基于这一认知，兰德推翻了启蒙运动数百年来的人类进步史观。人类并非生物进化与文明发展的终点，只是迈向后人类智能的一个阶段;人类文明的终极范式，不过是催生全球性后生物机械文明的原始诱因。在这场宏大的技术-资本进化进程中，人类只是文明迭代的临时载体与过渡基质，终将在高阶硅基智能成熟后，被超越、淘汰和抛弃。所有依托人类尺度建立的人文价值、道德体系、社会秩序与文明规则，都只是适配这一历史阶段过渡性产物，终将“在即将到来的技术奇点中必然灭绝/被取代”。兰德旗帜鲜明地宣告了人类灭绝的前景：“在不久的将来，没有任何人类能够幸存。”

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环境中，这套极致激进的反人文理论与超前的技术末日预言，叠加他那套充满着奇幻风格的语言艺术，让兰德收获了一批狂热追随者，但也让其成为“过去二十年英语哲学界陈腐文化中涌现出的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兰德当时在华威大学，组建了一个由研究生、艺术家和哲学家组成的“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后来成为著名左派思想家的马克·费舍，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们蜷缩在一个沉闷安静的大学里，在“安非他命、锐舞音乐以及早期互联网‘历史终结’式狂热的驱动下”，呼唤着超级人工智能和技术奇点的到来，疯狂畅想碳基智能最终被硅基智能所取代的末日未来。

1998年，在兴奋剂滥用与千禧年末日预期落空的双重打击下，兰德的精神彻底崩溃，他就此彻底退出学术界、消失于大众视野。当兰德“隐退”后，正统学院体系悄然弥合了其激进思想曾在学科边缘凿开的裂隙，“以至于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他已成为一个近乎被哲学界遗忘的伪经式人物”，他的著作“甚至连嘲讽和批判都无人问津”。

但彼时无人预见，这套在当时被视作“一个被技术冲昏头脑的欧陆哲学家的胡言乱语”，会在二十余年后AI浪潮中成为可见的现实：“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世界已经变了。人工智能末日不再显得那么荒诞不经”。接纳并信奉兰德思想的群体，也已从边缘化的学院左派，转变为手握资本、技术与政治话语权的硅谷新右翼精英——“曾经只流传于早期网络赛博圈层的边缘思想，如今已然开始影响全球顶尖权力者的决策”。

二、“黑暗启蒙”运动与民主的“僵尸末日”

2000年后，兰德辗转隐居到了中国上海——一个他眼中充满着未来主义色彩的地方：“新中华从未来降临。”在兰德的叙述中，上海是具象化的未来主义都市范本：飞速扩建的城区、不间断的基建迭代、蓬勃的市场化商业浪潮、新旧建筑剧烈碰撞的城市肌理，完美契合他早年赛博哥特、资本加速的理论想象，赛博空间里无序扩张的资本图景落地为眼前的现实城市，让他跳出欧洲衰败老城的沉闷氛围，找到了理论与现实的现实锚点。兰德后来回忆说，中国严苛的禁毒环境拯救了他，倘若留在欧美，自己大概率会死于毒品滥用。

定居上海期间，兰德始终保持低调隐身的生活状态，远离欧美哲学圈的喧嚣，以为媒体撰稿、翻译为生。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前后，他曾受邀撰写世博会专题文稿与城市背景评述。在其撰写的《2010上海世博指南》(Shanghai World Expo Guide 2010)中，兰德从加速主义的理论视角解读上海百余年现代化起落与世博会承载的现代性演化：“世博会传统发源于19世纪西方工业现代性，是对技术飞速迭代、全球市场融合与普世文明的庆典。它伴随现代性走过跌宕起伏的历程：历经灾难与重建，横跨各大洲，而今落地上海——这座21世纪最具典型性的现代都市。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这段历程的顶点，将历届世博会的历史脉络与上海独有的加速现代性融为一体。它绝非又一场普通国际展会，而是全球城市未来走向的关键交汇点;这场盛会举办于一座历经一个半世纪极端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之中。”

在他隐居期间，整个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经济的震荡和大规模的失业，导致了一系列的群众抗议运动。在激进左翼运动复兴的同时，极右翼浪潮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了科技资本的快速崛起。在全球资本市值榜单中，传统金融、能源财团的位置逐步被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等科技巨头取代，科技资本逐步取代旧式工业金融资本，成为全球资本体系的核心支配力量。科技资本的崛起及其日益加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在高科技精英群体中催生了一股右翼思想浪潮。

2007年-2008年，美国软件工程师柯蒂斯·雅文(笔名孟子·莫德布格)在其博客中发布了一系列长文，公开抨击美国的民主体制。雅文将西方民主国家定义为一个由学界、媒体、官僚、左翼意识形态构成的霸权权力复合体——“大教堂”。“大教堂的神秘之处在于，现代世界所有合法且有声望的智识机构，尽管没有中央组织关联，行为上却宛如一个单一的组织架构。”

在雅文看来，这一复合体以“民主、平等、多元文化”为教条，垄断社会话语权并抑制技术创新，最终导致西方文明走向衰落。雅文公开抨击民主体制，认为“所谓民主，不过是一场骗局。它是进步主义的世俗宗教，而现代世界是一个由大教堂操控的封闭系统。”因此，他主张废除民主，而建立一种由科技精英与贵族以企业化治理模式统治社会，“国家应当像企业一样运营。民选政府低效、懦弱、腐败;而CEO式君主能以果断决策提升效率，引领文明复兴。”

雅文的激进反民主思想，为兰德提供了新的政治和思想灵感。2012年，尼克·兰德在雅文思想的基础上，撰写了《黑暗启蒙》(The Dark Enlightenment)一文，将雅文提出的新反动思潮命名为“黑暗启蒙”。兰德宣称：进步启蒙运动与黑暗启蒙运动的根本差异在于：“进步启蒙看到政治理想之处，黑暗启蒙看到的是欲望。”

在90年代的写作中，兰德还只是在本体论层面宣告了人类主体的黄昏。他将资本-技术描述为拥有自我意志的非人主体，人类只是其暂时栖居的“肉基支架”，但彼时他尚未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当这股盲目冲撞的加速力量冲垮旧制度之后，谁来主导新的秩序?这套新的秩序在政治上如何建构?《黑暗启蒙》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在兰德的新框架里，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理解了资本进化逻辑的资本家是这股非人力量在人类社会中的“上帝选民”与肉身化身。他们不需要对大众负责，不需要受民主程序的约束，因为他们的唯一历史使命，就是为资本-技术的无限加速扫清一切障碍。

在《黑暗启蒙》一文中，兰德对西方的民主体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在兰德看来，所谓民主在古典时代的欧洲不过只是政治循环过程中的其中一个阶段，“其本质趋向腐朽，最终都会滑向僭主暴政”。但在今天的时代中，民主已经被塑造成一种不容质疑的意识形态，“它不再是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也不是民众自发的诉求，而是一套宗教式信条。”这种宗教式的民主信条正在吞噬社会，它系统性地巩固并加剧“个人的恶习、怨恨与缺陷”，并升级为“集体犯罪行为和全面的社会腐败”。

随着民主病毒的蔓延，社会正在被一种“毫无生气的消费主义、财务失控以及‘真人秀式’的政治闹剧”所渗透。而这出“民主”闹剧的真正导演，既不是民选的政客，也不是“人民”这个虚构的主权者，而是雅文所说的由官僚、学者、媒体所组成的“大教堂”，他们正“用其福音取代了我们曾经熟知的一切”。

兰德因而认为，民主“几乎是文明的直接反题”，它“只差一步就会瞬间崩溃为杀戮的野蛮状态或僵尸末日(而这正是它最终的归宿)”。而能够替代民主、在民主的废墟上建立新秩序的，正是雅文提出的新官房主义(Neocameralism)。

“官房主义”本是近代普鲁士绝对主义国家的治理学说，主张国家要像管理家庭一样理性、高效地追求长期财富与秩序;雅文将其升级为“新官房主义”，其核心逻辑是把国家变成一家拥有绝对主权的企业，进而用企业的治理逻辑取代民主的政治逻辑。

“新官房主义”主张将国家的所有权划分为可交易的股份，每份股票对应一票表决权，由全体股东共同选举董事会并任命CEO等管理人员。这种企业式国家的主要宗旨是服务其客户——即居民，“一个管理得当的新中央集权国家，如同任何企业一样，都会高效且有效地服务其客户”。这种企业式政府“将专注于打造一个高效、宜居、充满活力、廉洁且安全的国家”，这种国家对于民众有一种自发的吸引力，并保证民众的“退出权”。与用国籍、身份、税收把民众强行绑架在领土上传统民主国家不同，新官房主义国家天然保证居民的“退出权”，即如果你不满意这个国家的服务，你可以随时带着你的财产离开，选择另一个更符合你需求的国家。

这种“用脚投票”的竞争机制，会倒逼所有主权企业拼命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就像市场上的企业竞争客户一样。这种秩序将会打破大一统民主国家，而形成由数百个小型城邦-企业国家构成的“拼贴系统”，“这些城邦听起来既像是理想化的中世纪王国，又像是新加坡这样的现代飞地”。

在《黑暗启蒙》一文发表后，兰德和雅文二人便被绑定在了一起，成为“新反动思潮”的代表人物。“兰德如同康德，为整套思想搭建宇宙观与理论根基;亚文则像是持反动立场的卢梭，负责勾勒具体的政治实践蓝图”。

如果说90年代的兰德思想，还停留在赛博哲学、后人类理论的抽象技术维度，那么2012年发表的《黑暗启蒙》，则完成了技术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深度融合，为硅谷反民主、反平等的技术威权价值观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理论支撑。在这里，原本游荡在赛博空间的混沌技术欲望，终于找到了具体的肉身代理人与政治行动纲领。

三、昙花一现的左翼加速主义

兰德虽然在90年代就阐释了加速主义的基本理念，但直到2010年，加速主义一词才由文化理论家本杰明・诺伊斯在其著作《否定的持存》中明确提出。诺伊斯在这本书中，将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鲍德里亚等后68法国思想家所共同存在的“将资本主义推向崩溃的极限倾向”概括为“加速主义”，指出其核心逻辑是“如果资本主义自身产生了解体的力量，那就必须激进化资本主义本身：越坏越好”。诺伊斯本人对这一概念始终持怀疑态度，他创造这个词本是作为一种“批判术语”，但是后来他却发现，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之后“却被人们正面推崇”。

在2010年9月，在诺伊斯的著作出版后不久，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关于加速主义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参会者几乎囊括了后来整个加速主义思潮的全部核心人物。参会者包括本杰明・诺伊斯，兰德的《尖牙文选》合编者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和罗宾・麦凯(Robin Mackay)，兰德曾经的学生、卓有名气的英国左翼文化评价家马克・费舍(Mark Fisher)，以及后来的左翼加速主义创始人尼克・斯尼塞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

会议上已经形成了最初的立场分野，除了诺伊斯坚持对加速主义的批判立场之外，布拉西耶、费舍、斯尼塞克、威廉姆斯等人则都认为可以从加速主义传统中剥离出新的左派政治路径，突破当时左派的实践僵局。

在此次会上，费舍将曾经的老师兰德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尼采”，认为他是“左翼需要直面的对手”，并提出了三个核心论断“人人都是加速主义者”“真正的加速主义从未降临”“马克思主义若背离加速主义，便毫无价值”。他明确指出：“任何配得上;马克思主义之名’的政治纲领，都必须将加速主义纳入其中。”

2013年，尼克・斯尔尼塞克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发表《左翼加速主义宣言》，正式提出左翼加速主义的概念。在尼克・斯尔尼塞克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左派陷入了对“地方主义”“直接行动”和“平面斗争”的坚持，满足于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缝隙中搭建各种“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狭小和临时的空间”，以局部实验回避总体性革命，这种防御性的斗争策略“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走向失败”，根本无法突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统治结构。

他们认为，左派如果在政治上拥有未来，就必须告别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撤退姿态，最大限度地承接加速主义的解放潜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技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新的解放政治不能以倒退回前现代的地方性封闭为目标，而要将资本主义已经释放出来的巨大技术生产力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导向服务于共同福祉的集体目标，从而在保有晚期资本主义全部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超越“其价值体系、治理结构与大众病理学所划定的可能边界”，最终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现代性。

左翼加速主义概念的提出“重新激活了加速主义议题”，使得尼克·兰德作为加速主义理论创始人也进一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兰德从根本上否定了左翼加速主义的逻辑合理性。

在兰德看来，左翼加速主义构想从本体论层面就误认了技术与资本的关系，认为制造出了“资本主义与现代技术加速进程”的二元对立。资本主义与自驱动技术绝非“外壳”与“内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外在关系，二者本身就是同一个正反馈过程的两个面向，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访谈中说：“资本主义和人工智能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个过程。资本主义只能是人工智能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也只能从自驱动的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如果你看不到它们最终的同一性，你就既不理解资本主义，也不理解人工智能。”

这种同一性意味着，技术的自驱动能力本身就是资本增殖逻辑的产物，“加速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而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因此，左翼加速主义试图“驾驭加速”的构想，本身就构成了加速过程的负反馈障碍。民主规制、集体所有、分配正义这些左翼诉求，本质上都是试图将逃逸的正反馈过程重新拉回人类中心主义的稳态之中，最终只会像所有新自由主义的减速机制一样，被技术-资本的自我强化过程所突破。

对他而言，真正的加速主义绝不应该幻想给这个失控的过程套上人类的缰绳，而应当彻底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执念，坦然迎接这个正反馈回路冲破一切人类束缚、走向技术奇点的非人未来。这既是他对左翼加速主义的最终回应，也是其无条件加速主义立场的直白表达。

左翼加速主义作为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概念，最终在思想史上昙花一现。在发表《左翼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发表两年后，尼克・斯尔尼塞克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将这个宣言扩展成一本更具体的著作《发明未来》，主张建立以自动化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并用全民基本收入来弥补由此造成的就业岗位、工时和工资损失。

而在这本书中，“加速主义”这个词几乎没有出现。斯尔尼塞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使用这个词了”，因为“它已经被过度普及了。而且我们并非想要所有事情都加速运转。主张缩短工作周，实际上就是主张放慢人们的生活节奏”。

术语的退场伴随着理论立场的悄然回撤。《发明未来》的发表，标志着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实际上已经从“加速冲破资本主义”的革命叙事，退回到了依托技术政策推动社会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框架之中。这一转变被尼克・兰德所敏锐捕捉。

在2017年撰写的《加速主义极简导论》中，尼克·兰德以近乎宣判的口吻写道：“就在本文写作之时，左翼加速主义似乎已经完成自我解构，重新退回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的路径;加速主义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新一代杰出青年思想家的手中了。”

四、有效加速主义与硅谷的AI伦理

2020年前后，人工智能的崛起似乎验证了尼克·兰德的一系列预言，使得加速主义的影响力从学术界扩展到主流商业领域。“在2020年代，兰德的思想正以扭曲和片面的形式与主流政治和科技文化发生碰撞。从塔克·卡尔森到硅谷科技企业家，每个人都从他的哲学中找到了与我们当下时代产生共鸣的东西——无论他们认为他的愿景是噩梦般的还是令人欣喜的。”

大语言模型技术突破带动通用人工智能(AGI)研发进入爆发期，硅谷科技资本与风投机构迫切希望放开管制、全速推进AI商业化。但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AI伦理讨论、算法风险治理的呼声持续上升，欧盟AI法案、美国AI监管提案陆续出台，以有效利他主义(EA)为代表的“安全优先”叙事一度主导AI治理话语权，甚至嵌入OpenAI等头部企业的治理架构，成为资本扩张的制度阻碍。科技资本迫切需要一套意识形态工具，为反对AI监管、推进技术全速迭代提供合法性辩护。

2022年下半年，一批活跃于加密货币、人工智能、理性主义交叉圈层的匿名X账号开始集体传播“有效加速主义”概念，核心发起者包括以谐音梗笔名“贝夫・杰佐斯”(Beff Jezos)为人熟知的@BasedBeffJezos，以及@bayeslord、@PessimistsArc等匿名科技KOL。

这批账号的真实身份多为硅谷科技从业者、物理学家与创业者。“有效加速主义”这个名称是对主张谨慎发展AI的“有效利他主义”的刻意嘲讽。有效利他主义的“有效”，指的是用理性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实现全球公益与未来世代福祉最大化;而有效加速主义则反转了“有效”的内涵，它最求的不是最大化利他效用，而是以最大化技术迭代速度、最大化文明能量消耗、最大化资本增殖效率为核心目标。

2023年10月16日，a16z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a16z官网发布《技术乐观主义宣言》，系统阐释其反对监管和技术至上的核心主张，成为有效加速主义最具公众影响力的纲领性文本。

马克・安德森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对科技感到愤怒、痛苦且心怀怨恨”的观点，坚定地主张科技是“撬动世界的杠杆”，是增长的主要源泉甚至是唯一源泉;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对市场进行监管的观点，认为“自由市场是组织技术型经济的最有效方式”。而将技术与市场进行结合之后，我们就会得到“尼克·兰德所称的技术资本机器”，这是一台“永不停歇的物质创造、增长与丰饶的引擎”。安德森宣称，他坚定地信奉加速主义，“即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技术发展——以确保加速回报定律的实现。确保技术资本的上升螺旋永远持续下去”。

在安德森的文章发表后不久，OpenAI董事会内发生了一场内部斗争。以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为代表的“有效利他主义”派(即对齐派)，以“沟通不畅，忽视AI安全”为由解雇隶属于加速派的CEO山姆・奥特曼。在微软和硅谷资本的全力支持下，加速派仅用五天就完成翻盘，奥特曼高调回归，对齐派董事被全部清洗，伊利亚被迫离开OpenAI。

这家原本以“非营利性安全研发AGI”为宗旨的公司，放弃了所有安全承诺，变成了一家以最快速度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最大化资本回报为唯一目标的商业公司。这场被舆论定义为“减速派vs加速派”的路线争论，让“有效加速主义”彻底打破圈层传播，从只有小圈子才懂的黑话，一跃成为了硅谷创投圈公开的身份标识。

有效加速主义是兰德的右翼加速主义的温和化商业版本。它剥离了其反人文主义和反民主的极右翼政治内核与晦涩哲学外壳，只保留技术资本加速的核心逻辑，用技术乐观主义话语和热力学叙事重新包装，因而更加适配硅谷主流的商业语境，并成为右翼加速主义思想进入主流政治的跳板。

五、科技右翼的崛起与右翼加速主义的政治化

在人工智能浪潮兴起的同时，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崛起重塑了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反建制情绪、对代议制机构的不信任，以及对“国家—技术—民族”联结的重新想象，为加速主义提供了可接入的政治载体。它对民主制度的批判与民粹主义的反精英叙事形成内在同构，让原本处于地下边缘位置的激进思想得以进入主流政治话语。

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是右翼加速主义在民间与政坛之间的桥梁。作为柯蒂斯・雅文的资助者与门徒，蒂尔将反民主、“技术寡头治理”等激进思想从边缘圈层带入共和党高层。蒂尔曾公开承认自己是雅文的“忠实追随者”，声称“柯蒂斯·雅文的思想，是我重新思考民主与权力关系的起点”。他长期为雅文提供稳定的经济援助，资助雅文发起的各类极右翼项目和理论刊物。

2016年，蒂尔顶住了硅谷145名大佬联名反对的巨大压力，成为当时整个硅谷唯一公开支持特朗普的重量级科技人物。蒂尔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支持特朗普的演讲，并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款125万美元，打破了硅谷科技精英对共和党及特朗普的集体排斥，为后续马斯克、大卫·萨克斯等其他科技右翼人物公开支持特朗普铺平了道路。

2024年特朗普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后，蒂尔的“PayPal黑帮”成员大规模进入特朗普的内阁，形成覆盖科技、经济、国家安全的“超级权力圈层”。马斯克曾一度执掌“政府效率部”，以“特别政府雇员”身份绕过常规官僚体系与国会监督，主导联邦机构精简、预算重组与行政流程改造;大卫・萨克斯被任命为“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直接主导科技政策制定;雅各布・赫尔伯格出任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

除此之外，蒂尔还是特朗普的副总统J.D.万斯的“人生导师”，在他发迹和从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22年，当J.D.万斯竞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时，彼得·蒂尔为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入了高达1500万美元的巨资，帮助万斯脱颖而出，赢得了参议员席位。2024年7月，在共和党大会前，蒂尔联合马斯克、安德森等硅谷科技右翼大佬，强力游说特朗普选择万斯为副手。

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技术右翼政治上的崛起，使得右翼加速主义有了政治上落地的可能。这些技术寡头进入政府后，正在系统性地将右翼加速主义的纲领转化为现实政策。

他们一方面推动特朗普政府大规模放松对科技行业的管制，特别是对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加密货币等前沿领域的监管，为技术-资本的加速扩张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主张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解散环保、劳工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监管机构，摧毁“行政国家”的权力，并攻击和削弱传统媒体、大学、司法机构等“大教堂”的支柱，为技术寡头的权力垄断扫清道路。

与此同时，科技寡头还试图在世界各地攫取土地并建立私人管控区域，打造由科技资本直接掌控的“私人城市”。2025年5月，埃隆・马斯克在得州南部美墨边境，正式建立了一座名为“星舰基地”的私人城市。这是一座法律承认、私人掌控、企业自治的“公司城”，拥有地方治安、建筑许可以及土地规划、税收权，形成独立于传统公共权力之外的私人主权空间。

此外，由马克・安德森、萨姆・奥尔特曼、彼得・蒂尔联合投资的Praxis公司，正计划在格陵兰岛从零建造一座由科技寡头直接掌控、超越传统国家主权的“网络国家”式私人城市，该城市实行完全的“企业自治”，不受丹麦/格陵兰政府管辖;库币(Coinbase)公司CEO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公开敦促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在美国联邦土地上建造十座由加密与科技企业主导、脱离常规监管的“自由之城”(Freedom Cities)。

在这些“私人城市”中，民主机制被彻底废除，技术寡头掌控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一切。这是雅文和兰德所设想的“技术CEO君主制”的落地版。一个由技术寡头掌控的“科技君主国”正在来临。

六、“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

右翼加速主义的理论体系虽然包裹着未来主义、后人类主义等时髦的哲学外衣，但从本质上来看，其不过是资本拜物教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表达。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刻揭示了资本拜物教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它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物化的世界中，资本看起来是一种可以自我运转、自我增殖的神秘物，具有一种无限扩张的神奇魔力。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客观颠倒的意识和假象，科学的任务就是要穿透这种物的外壳，揭示出背后被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

而在兰德这里，这种假象被直接宣布为真理，被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资本-技术不再是需要被揭示其秘密的物化社会关系，而是真正的主体，是来自未来的入侵机器，是自我运动、自我增殖的“绝对精神”。人类只不过是这种资本-技术所赖以实现自身的工具，终将在硅基智能时代来临之后被抛弃。技术不再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反而成为了统治人类的主体;资本不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反而成为了超越历史的绝对存在。这种颠倒正是资本拜物教的典型特征：“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右翼加速主义就是为这个着了魔的倒立世界高唱赞歌的意识形态。

兰德关于所谓“硅基智能”替代“碳基智能”的末日式预言，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价值被无限贬低这一现实的理论表达。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命题：“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剥夺和贬低人的价值。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被机器褫夺，从而“把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

而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看似能够脱离人类劳动自行运转、自行增殖的庞大技术体系。在技术精英的视角中，普通劳动者已经沦为对社会发展毫无用处的“无用阶级”。而他们作为先进的“硅基智能”的代言人，理应摆脱各种“民主”制度的约束，以“科技CEO君主制”的方式统治人类。

右翼加速主义的真正本质，就是要为这种技术垄断资本的专制统治开辟道路。这种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不仅是对民主的蔑视，而且是对人类本身的蔑视。这种蔑视正与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各种形态的极端思潮混在在一起 ，发展为一种技术法西斯主义，并在不久的将来释放出它真正的政治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