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辨析与批判——第八章：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共同体的阶级基础

近二十年来，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力量的崛起。金砖国家扩容、去美元化浪潮、非盟加入G20、全球南方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拒绝跟随西方立场——这些现象都在表明：一个不同于西方主导秩序的力量正在形成。

但这个力量是什么性质?它代表谁的利益?它能不能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期待的阶级基础?

不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全球南方”就可能被简化为“南方资产阶级 vs 北方资产阶级”的地缘政治叙事——而地缘政治叙事，恰恰是阶级分析要穿透的表象。

一、什么是“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地理上属于南半球，但在政治经济上属于“北方”。中国在地理上属于北半球，但在政治经济上被归为“南方”。

“全球南方”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它指的是那些在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有共同的历史遭遇——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债务陷阱、资源掠夺;它们有共同的现实处境——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缺乏话语权，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缺乏自主权。

但这不等于“全球南方”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它是一个高度分化的集合体，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

1.资源出口国：如沙特、阿联酋，人均收入极高，但经济结构单一，依赖石油出口。

2.制造业出口国：如越南、孟加拉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供应链，但处于价值链低端。

3.农业出口国：如巴西、阿根廷，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极大。

4.资源贫乏国：如尼泊尔、老挝，几乎没有可出口的资源，极度依赖外援。

5.区域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经济规模和政治影响力上远远超过其他南方国家。

把这些差异巨大的国家统称为“全球南方”，本身就有简化之嫌。但作为分析范畴，它仍然有效——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全球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辨析与批判——第八章：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共同体的阶级基础

二、全球南方的崛起：事实与限度

全球南方的崛起是一个客观事实。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

经济维度。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金砖国家扩容后，其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G7。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额在2025年达到23.6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9%。去美元化趋势加速，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

政治维度。全球南方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上升。金砖扩容、非盟加入G20、上海合作组织扩员——这些都是全球南方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标志。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拒绝跟随西方的立场，表现出独立的外交姿态。

制度维度。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急储备安排——这些新机构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虽然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还远不能与世界银行、IMF相比，但它们代表了一种方向：全球南方不再满足于在西方制定的规则内玩游戏，它开始尝试制定自己的规则。

但必须看到全球南方崛起的限度：

第一，经济上的依附仍然存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仍然依赖向北方国家出口原材料和低端制成品，依赖北方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美元霸权虽然受到挑战，但仍然是全球贸易和金融的主导货币。

第二，政治上的分化仍然严重。全球南方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印度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巴西与阿根廷在经济政策上分歧巨大，沙特与伊朗在中东争夺影响力。把这些国家统称为“全球南方”，掩盖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第三，内部阶级分化仍在加剧。全球南方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印度，GDP增速耀眼，但农民自杀率居高不下;在巴西，大豆出口创汇，但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被驱逐;在南非，少数黑人精英通过“黑人经济赋权”政策上升为新的小资产阶级，但底层黑人的失业率仍然超过30%。

全球南方的崛起，首先是全球南方资产阶级的崛起，不一定是全球南方无产阶级的崛起。

三、全球南方的阶级结构

要理解全球南方的阶级基础，必须深入分析它的内部结构。

第一，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帝国主义在全球南方的代理人。他们依赖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依赖向北方出口资源，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他们的利益与帝国主义体系捆绑在一起，他们不反对依附，他们只要求依附的份额更多一些。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全球南方最有动力推动独立工业化的阶级。他们希望建立本国工业，希望减少对北方国家的依赖，希望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竞争。他们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但也与无产阶级有矛盾。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但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

第三，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店主、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他们在全球南方的城市化进程中迅速膨胀，但他们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他们可能因为一次经济危机而破产，也可能因为一次机遇而上升。他们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

第四，无产阶级和农民。这是全球南方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在工厂里、在农田里、在贫民窟里，创造着全球南方的全部财富，却只得到其中最小的一份。他们是全球南方最革命的力量，但也是最缺乏组织、最缺乏话语权的力量。

全球南方的崛起，如果只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那它就只是“换一批人坐在谈判桌边”，而不是“改变谈判桌的规则”。只有当无产阶级和农民也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全球南方”才真正代表它的人民。

四、谁代表全球南方?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当西方媒体说“全球南方正在崛起”时，他们指的是什么?他们指的是印度、巴西、南非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指的是这些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指的是这些国家的精英在国际组织中占据更多席位。

但这不等于“全球南方的人民”在崛起。

当印度政府在G20上代表“全球南方”发言时，它代表的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印度农民的利益(而真正为印度农民和底层种姓说话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正在被印度国家机器以“反恐”的名义围剿和屠杀)。当巴西政府在金砖峰会上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时，它代表的是巴西大豆出口商的利益，不是亚马逊原住民的利益。当南非政府在联合国投票时，它代表的是南非矿业资本的利益，不是南非矿工的利益。

“全球南方”这个范畴，如果不加阶级分析，就会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收编。它会变成“南方资产阶级 vs 北方资产阶级”的叙事，而不是“南方人民 vs 全球资本”的叙事。

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警惕的陷阱。如果共同体只是把“全球南方”的政府请到一起开会，而不去追问这些政府代表谁的利益，那共同体就只是又一个“精英俱乐部”，而不是“劳动者的共同体”。

五、共同体的阶级基础：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

基于以上分析，共同体在全球南方的阶级基础应该明确如下：

第一，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这是全球南方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是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共同体应该支持他们的组织——工会、农会、合作社、进步政党。共同体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不是通过外交辞令，而是通过直接的、基层的联系。

第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的一面，也有剥削的一面。共同体应该与他们建立“有原则的团结”——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合作，但在涉及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上保持批判。这正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原则。

第三，反对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共同体的敌人。他们可能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但他们实际上是跨国资本的附庸。共同体应该揭露他们的本质，支持本国人民反对他们的斗争。

第四，区分“南方政府”与“南方人民”。一个全球南方的政府可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与共同体合作，但在国内压迫人民。共同体应该在具体问题上与该政府合作，但不应该放弃对该国人民斗争的声援。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六、结论：不浪漫化，也不贬低

全球南方的崛起，是一个有进步意义的现象。它打破了西方对国际事务的垄断，为建立更公正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

但不能把“全球南方”浪漫化。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进步的、反帝的集团。它是一个高度分化的集合体，内部有阶级矛盾、有地缘竞争、有利益冲突。

共同体在全球南方的阶级基础，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那些真正创造财富、真正受压迫、真正需要解放的人。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是反对的对象。这个阶级路线不清晰，“共同体”就会被南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叙事收编。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就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南方战略：谁是可以依靠的?谁是可以团结的?谁是必须反对的?

只有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共同体才不会变成又一个“大国俱乐部”。

(第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