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调查的社会主义运用

〔本篇原件未附标题与署名。就内容判断，这是潘齐耶里在《红色笔记》圈子内部一次研讨会上关于「调查的政治目标」的报告。Libcom上认为这篇报告是1965年产生的，然而这不太可能，因为Panzieri于1964年去世，年仅43岁。

要照亮「调查的政治目标」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场辩论。

这样做有一种危险，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论问题上、甚至也许无法有成效地处理它们;为了让这次研讨会有一个实践的目的——确定一份问卷，并组织和开始调查——我们应当努力避免这种危险。不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好处在于，它能帮我们勾出《红色笔记》的工作方法，而有些同志似乎至今对这个方法感到困惑。有些同志至今对社会学及其工具抱有戒心，这是没有道理的，其动机实质上是虚假意识的残余以及一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目标而使用社会学工具，必定会重新点燃这场讨论，因为革命行动的科学基础在历史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

让我简要过一下几个文献学上的点。成熟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社会学开始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不是一部社会学纲要，那又是什么？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建立在一项片面性的指控之上，这项指控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尽管并不总是充分或有说服力。这项指控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也在，而在这一点上，早期著作与《资本论》之间是有连续性的。政治经济学把工人还原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它之所以被看作有限度的而不是虚假的，是因为它自以为能把社会现实包纳进某种运作方式那个逼仄的框架里，然后又把这种方式当作最好的和自然的方式接受下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其他早期著作里，比较的参照点是异化的存在(「工人在自己的存在上受苦，资本家在自己死的财神的利润上受苦」)，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一种关于人与历史的历史哲学构想相连。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抛弃了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的眼光，后来的批判专门针对一个特定的处境即资本主义，不再自称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片面性的一种普遍的反批判。

完全可以说，一种把社会学当作政治科学的观念对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性的;如果要给马克思主义下一个笼统的定义，那可以是：一种被构想为政治科学、被构想为革命之科学的社会学。这门科学摆脱了神秘的指涉，由严格的观察与科学的分析所引导;这一点也适用于马克思的政治，不过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

与马克思同时，另一条线索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发展了起来，在我看来，它正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本身之不信任的来源。众所周知，这条线索要追溯到恩格斯的某些著作。在试图确立一种笼统的唯物主义和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辩证法时，恩格斯显然造出了一个远不忠实于马克思理论的体系。那种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辩证法的科学，显然是对作为一门特定科学的社会学的否定，并重新造出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与工人运动的相关程度，同它与青蛙和蝌蚪的相关程度是一样的。当一种关于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神秘观念从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统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里爬出来时，对社会学的不信任在原则上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版本，那么关于社会事实的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不过，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项特定特征，这项特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浮现出来，并标出工人阶级运动的社会学与那种不把这一要素考虑在内的社会学之间某种对立性的划界(尽管我认为在现阶段把后者称作「资产阶级的」会是错的)。这条划界或者说限度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的社会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勘察与观察中浮现出来的。这个社会根本上建立在一种二分之上，并且发展出了一门科学，即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它给出了现实的片面呈现，把另一面留在了外面。在马克思看来，把劳动力当作资本的一个单纯要素来处理，在理论上就造成了一种限度与一种扭曲，而这限度与扭曲内在于它所建构的那个体系。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分析理解为政治科学，因为它自认要克服这种片面性、要把社会现实作为整体来把握，同时对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给予专门的考虑。

我要强调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学特征：它拒绝把工人阶级与资本的运动等同起来，并且主张不可能自动地把对工人阶级的研究追溯回资本的运动。工人阶级需要一种完全独立的科学处理，因为它既作为一个冲突性的——因而是资本主义的——因素运作，也作为一个对抗性的——因而是反资本主义的——因素运作。从这个视角看，我相信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消亡，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退化的一个症候。

在过去二十年里，社会学大体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传统之外繁荣起来的，尽管被看作社会学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韦伯，显然认真考虑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在《红色笔记》上展开，因为我们需要清楚地辨认出它的不同面向。

在我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学已经推进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分析的科学水平如今高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语言冒险提出一个假设。当资本主义失去了自己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现代经济学与主观主义经济学的危机、以及那些或多或少失败了的回到古典经济理论传统的尝试，都证明了这一点)，它在社会学里找到了自己非庸俗的科学。这个假设使我们得以探究这一发展的客观根源：在早期阶段，资本主义首要地必须探究自身的运作;而成熟的资本主义则需要协调一种对社会共识、对其运作之反应的研究。对资本主义来说，这一点显然变得愈发迫切，因为随着它发展并演进到更进一步的阶段、即计划化的阶段，它也把自己从(作为决定性因素的)财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而它的稳定与权力越来越取决于积累的合理性的增长。

这丝毫不使社会学成为一门资产阶级的科学：事实上我们可以使用社会学，并像马克思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批判它的限度。我们打算进行的这种调查，已经具备了处在当代社会学框架之外的一些品质。社会学的发现大体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虚假的而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造成内部的扭曲。但社会学仍然保有马克思所界定的那种科学的性格，即一种建立在融贯的、科学的、逻辑的严格之上的自治。

我坚持认为，我们应当对这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不信任保持警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明，认真地与这一理论分支打交道，对革命的政治思想是必要的。不必说，斯大林主义政治使情况恶化了，因为斯大林主义理论那次伟大的苏联式神秘化，把社会学圈了起来，当作一项基本而不可缺少的卫生措施。在这一历史事实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这个问题，曾是青年列宁非常珍视的;他把马克思的著作当作一种社会学理论来处理：他明确这样说过，而我相信他在这一点上和在别的一些事情上一样是对的。

在转向当代社会学中另一个需要被严格而有力地批判的要素之前，我想提请注意在社会学调查的使用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可以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自《红色笔记》创办以来，我们从未真正严格地论证并展开过这一点，只是把它断言出来。

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社会的二分，要求对资本、以及对工人阶级这个冲突性的、并且潜在地是对抗性的决定性因素，作高水平的科学分析。

在这个框架里，调查的方法是我们政治上一个持久的参照点，它构成对这个或那个具体事实与考察之展示的底子。这个方法要求拒绝从对资本这一层次的调查中引出对工人阶级这一层次的分析。换句话说，我们想重申列宁的那个命题：工人运动是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之间的一次相遇。正如列宁用一个漂亮的形象所说明的，如果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没有与社会主义发生一次自愿的、科学的、自觉的相遇，那么占上风的就是阶级敌人的意识形态。调查的方法应当使我们得以抵抗一切关于工人运动的神秘观念。它应当始终保证对工人阶级意识水平的科学观察，同时也提供一条提高这一水平的道路。因此，在由严格而认真的标准所引导的社会学考察的环节与政治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确定的连续性：社会学调查是一种中介，它避开了那种——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完全没有根据地去构想工人的对抗与自觉之水平的风险。这对调查的政治目标有着重要的后果，我要说这就是调查本身的主要目标。

现在该面对另外两个问题了。

在我们对当代社会学工具的选择中，我们需要有效地批判某些研究实践，特别是微观社会学的那些实践。它们先验地设定的那些限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扭曲，因为它们无法看到那些一旦把它们的发现放进更宽的框架里就会显而易见的联系。微观社会学的研究常常带点人类学的味道，它挑选那些从更广的语境中孤立出来的主题，因而忽略了它们与这个语境的联系;这种最初的挑选导向一种真实的扭曲。事实上，微观社会学常常选择那些能够被重新整合进冲突解决之框架的主题，同时在原则上排除掉它所考察的社会关系与对体制加以颠覆的对抗性视角之间可能存在的那些联系。

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实践，要求依据这一基本假定底下的假设去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工具：既然冲突对一个被它们所推进的体制来说是功能性的，那么它们就可以被转化为对抗、不再对这个体制是功能性的。

因此，记住我们此前讨论的结果是极其重要的：调查需要在事情发生的当口、在现场进行，它必须考察一种巨大转变与冲突的处境，并在其中考察冲突与对抗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考察工人在正常情况下所表达的价值体系是以什么方式发生变化的，并探测出当关于替代方案的自觉出现时，哪些价值被替换掉、哪些消失了;因为工人在正常情况下所持有的一些价值，在阶级冲突的时刻是缺席的，反过来也一样。

特别是，我们需要考察工人团结的一切实例，以及工人团结与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拒绝之间的关系：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到，他们的团结也能够使对抗的社会形式出现？根本上说，我们需要确定：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到自己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面前索回一个平等者的社会，而既然这是在一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平等的要求，那么他们这一要求对整个社会来说有何等的重要性。

我们之所以坚持在现场调查(热调查)的重要性，依据的是一个基本假定：一个对抗性的社会永远不可能把自己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工人阶级——还原为同质。因此有必要去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具体地把握工人阶级从冲突走向对抗、并使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那种二分变得不稳定的背后的动力。我们在这些情况下所使用的问卷的纲要值得极大的注意，必须彻底地做出来。

调查必须把官僚化的过程考虑在内，这些过程是在资本主义朝计划化运动时深刻变化的背景上发生的，因为它们关涉财产关系相关性的下降，以及支撑着资本主义的积累的合理性之作用的增长。工人阶级的变化需要在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重新构型、以及新的角色与阶级构成之涌现的光照下去看待。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在斗争的处境中对这些关系的观察，另一方面是技术人员与工人阶级的「身份」变化所引起的意识水平的移动。

调查需要记录资本主义关系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即财富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倒转。在古典资本主义里，权力是通往财富的手段；而财富已经逐渐变得从属于权力、变成增加权力的手段。一切社会关系的结构里的重大变化，都从这个过程中生长出来。

这是调查的两个重要方面，但它们不能被看作调查的特定目标。调查的目标可以图式地概括如下：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工具性目标，它们出自调查作为一种与单个工人和成群的工人建立联系的、正确的、有效的、在政治上富有产出的方法这一性格。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目标：调查与建立政治关系这一劳动之间不只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缺口或矛盾，调查对这个过程还是根本性的。而且，调查所需要的工作，即同同志和工人进行理论讨论的劳动，是一种认真的政治训练，而调查是为此的一件出色的工具。

调查还应当以决定性地消除我们理论构造中持存的那些含混为目标，即《红色笔记》所阐发的那套理论中的含混；因为正如其他同志已经指出的，这份理论草案的许多方面都只是通过对立而得出的;它们是从对官方政策、对工人运动之理论发展的批判中引出的，却没有得到肯定性的奠基，也没有在阶级的层面上有经验的依据。

在无法进行一次完整的政治性勘察的情况下——那种勘察无论如何都需要考察上的严格，但显然会让我们面对宏观的结果与无可辩驳的文献证据——按这些原则进行的调查工作是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那种联系，而今天由于客观的原因，这种联系似乎在躲着我们。

这个持久的目标应当始终是我们的志向，并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根本方面。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是追求劳动的欧洲维度。通过在不同的欧洲环境中进行调查所作的比较工作，应当为我们、也为我们的法国与德国同志，提供重要的要素，以确立在欧洲层面上统一工人斗争的根据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