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辨析与批判——第五章：如何应对“越共式”的背叛

第四章（人类命运共同体辨析与批判——第四章：多党并存下的主导权问题）讨论了多党并存下的主导权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共产党之间应该建立“行动协调”机制，在具体问题上寻求共识，在组织上保持独立，在行动中互相支援。

但这个结论有一个前提：参与协调的各方，都是真诚的革命力量。

如果其中一个党变质了呢?如果昨天的战友，今天变成了敌人呢?

这就是“越共问题”的核心。它不是理论上的假设，而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1975年越南统一后，黎笋集团迅速走上了地区扩张、排华反华、依附苏联的道路，最终导致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一个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需要“教训”的对象。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

(越南共产党党旗)

(左为胡志明，右为黎笋)

这个创伤至今没有愈合。它不仅仅是一场边境战争，更在左翼阵营内部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平息的大论战。一派力量，如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公开支持中国的行动，认为这是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和苏联扩张野心的正义反击。而另一派，如古巴共产党(当时追随苏联)，则严厉谴责中国，将之定性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卑鄙的背叛革命的例子”。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兄弟阋墙”的悲剧，被许多左翼知识分子视为列宁主义本身的一次深刻危机，因为它暴露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民族国家利益面前的脆弱性。

要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跳出“谁对谁错”的简单判定，回到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质?变质之后怎么办?

一、越南为什么会变质?

在研究“如何应对”之前，先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

越南的变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黎笋一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它是多种因素叠加的产物。

第一，战争胜利后的民族主义膨胀。

越南经历了三十年的战争——抗日、抗法、抗美。1975年统一时，越南是世界上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伤亡人数超过三百万。这种惨烈的牺牲，在越南领导层和民众中催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悲情”和“胜利者心态”。他们开始认为：越南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印度支那发挥领导作用。

这不是越南独有的现象。任何一个经过长期战争后获胜的国家，都可能产生这种心态。苏联在二战胜利后也有类似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问题在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没有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约束，反而被黎笋集团利用来为自己的扩张政策服务。

第二，中苏分裂的背景。

1970年代，中苏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越南在两国之间选择了苏联——不是因为苏联的路线更正确，而是因为苏联能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78年，越南与苏联签署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军事同盟。作为交换，越南允许苏联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并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经互会”。

这个选择的背后，是越南领导层的利益计算：苏联是超级大国，跟着苏联能获得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中国刚刚结束文革，经济困难，能给越南的东西有限。

这种选择本身是机会主义的——它不基于意识形态原则，而是基于利益计算。而机会主义的选择，必然导致机会主义的后果。

第三，黎笋集团的权力野心。

黎笋在胡志明去世后逐步掌握了最高权力。他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建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度支那联邦”，把老挝和柬埔寨纳入越南的控制之下。1978年12月，越南出动十几万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尽管红色高棉问题极大，但越南的入侵仍然是以“解放”为名的占领)。这个行动在国际上遭到了广泛谴责，但越南不为所动。

(越南入侵柬埔寨)

黎笋的野心，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毫无关系。它完全是民族沙文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的产物。

二、变质的信号是什么?

越南的变质不是没有预兆的。如果当时的中共能够更早地识别这些信号，也许能够更早地做出调整。

信号一：对“国际主义”的态度变化。

越南在抗法、抗美时期，确实是以国际主义为旗帜的。胡志明在中国、苏联都待过，他的革命视野是国际主义的。但到了黎笋时期，国际主义的旗帜虽然还挂着，内容却变了——它变成了要求其他国家“服从越南利益”的工具。这种从“国际主义”到“大国沙文主义”的转变，是一个关键信号。

信号二：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变化。

中越边界问题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但在抗美战争期间，双方都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对敌”的态度。战争结束后，越南突然在边界问题上变得强硬起来，不断制造武装冲突。这说明越南领导层已经不再把中国当作“同志加兄弟”，而是当作“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

信号三：对华侨的态度变化。

越南在19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排华，剥夺华侨财产，强制驱赶华侨出境。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信号——它表明越南政府已经不再把“阶级兄弟”当作自己人，而是用民族主义的逻辑来对待国内的非主体民族。

(越军驱赶华侨)

信号四：与苏联的军事捆绑。

越南与苏联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允许苏联使用金兰湾基地，这是把自己绑在了苏联的全球战略上。这不仅是外交选择，更是战略站队——它表明越南已经放弃了独立自主的立场，变成了苏联的附庸。

这四个信号，任何一个单独出现都不足以判定“变质”。但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就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三、如何预防?

识别变质信号，是为了预防。预防的措施，应该贯穿在支持革命的全过程。

第一，分阶段援助，保留“退出权”。

不能把所有筹码一次性押给一个党。援助应该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评估标准。如果对方的路线出现偏差，或者行为出现变质信号，就应该相应调整或暂停援助。

这不是“要挟”，而是“防范”。就像投资一样，你不会把所有钱都投给一个项目，然后祈祷它不会出问题。你会分散风险，保留退出权。

第二，多边监督，避免“单边依赖”。

如果你不是唯一的援助者，那么当对方变质时，你就有更多的回旋空间。多边援助体系可以让多个左翼力量共同参与、共同监督。如果一方发现了问题，可以联合其他各方共同施压或调整策略，而不是陷于“单边依赖”的困境。

第三，尊重主权，但不放弃批评权。

“尊重主权”不等于“放弃批评”。当一个党出现变质信号时，其他党有权利也有责任公开批评。这种批评不是为了干涉内政，而是为了维护国际共运的共同底线。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大规模排华之后，中国就开始公开批判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1979年1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不是批评的“开始”，而是批评的“升级”——是从论战升级为军事行动。这说明：批评本身并不能阻止一个已经变质的党继续走下去。批评是必要的，但它只是第一步。如果批评无效，如果对方继续沿着霸权主义的道路前进，那么更坚决的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选择。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最后批评”。它的教训不是“批评太晚了”，而是：光有批评是不够的。 批评必须与实际行动相结合，道义声援必须与物质力量相配合。如果只有批评没有行动，批评就会变成空话;如果只有行动没有批评，行动就会失去道义基础。两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应对方案。

第四，保持组织独立，防止“连带污染”。

与一个党关系密切，不等于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当对方变质时，保持组织独立可以让你更容易与之切割，而不至于因为“连带污染”而受到牵连。

第五，群众是最终的裁判。

一个党是否变质，最终要看它是否还在为群众的利益服务。如果它开始压迫群众、剥夺群众、屠杀群众，那它就已经变质了。这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更直接、更有力。

四、变质之后怎么办?

如果一个党已经变质，应该怎么办?

第一，公开批判，不留情面。

当一个党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党的领导、放弃了公有制、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国际主义——其他党有权利也有责任公开批判它。这种批判应该是彻底的、不留情面的。因为容忍变质，就是纵容背叛。

第二，切断关系，但不“开除”。

没有任何一个党有资格“开除”另一个党。国际共运没有“教皇”，没有“最高法庭”。但一个党有权利与变质的党切断关系，不再与其进行“行动协调”。

第三，在道义上支持被压迫的人民。

如果变质的党在本国压迫人民，其他党应该在道义上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这不是干涉内政，而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第四，防止“一棍子打死”。

一个党变质了，不等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变质了。越南共产党变质了，不等于越南人民变质了。当越南人民起来反抗压迫时，应该支持他们，而不是因为“越南曾是叛徒”就对他们的斗争视而不见。

第五，反思自己的责任。

当一个党变质时，支持过它的党也应该反思：我们的援助方式有没有问题?我们有没有及时发现信号?我们有没有在可以干预的时候进行干预?这不是自责，而是为了在未来避免同样的错误。

五、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变质”是可能的?

越南的变质，不是孤例。苏联在斯大林后期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走向解体。红色高棉从革命走向了种族灭绝。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共产党会变质?

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它存在于一个充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思想、民族主义的情绪、权力欲的腐蚀，都会渗透进党的肌体。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警告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些残余会催生新的特权阶层，会腐蚀党的干部，会改变党的性质。

所以，预防变质，不能只靠“外部监督”，更要靠“内部建设”。例如：党内民主——让党员有权利讨论路线、批评领导、参与决策;群众监督——让群众有渠道揭发干部的腐败和特权行为;干部轮换——防止任何人在一个位置上坐得太久，形成独立王国;干部参加劳动——防止干部脱离群众、变成新的特权阶层。这些措施不是万能的，但它们指向同一个方向：让权力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被少数人垄断。

毛泽东在晚年反复强调“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危险。但他采取的方式——发动群众运动——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说明：防止变质，既不能只靠“自上而下的运动”，也不能只靠“自下而上的民主”，而需要在制度设计上找到平衡点。

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案。但它是唯一的方案。

六、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越共问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是什么?

第一，共同体不可能建立在“信任”之上，必须建立在“制度”之上。

如果共同体的运行依赖于“相信某个党不会变质”，那它迟早会崩溃。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分阶段的协调机制、多边的制衡机制——这些是共同体能够持续的前提。

第二，共同体必须有“清理”的能力。

一个健康的共同体，不是没有分歧的共同体，而是能够在分歧出现时进行自我清理的共同体。如果一个党变质了，共同体应该有机制把它识别出来、批判它、与之切割。

第三，共同体必须扎根于群众。

一个脱离了群众的党，一个不再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党，变质只是时间问题。共同体应该鼓励各国党扎根群众，把群众的支持作为最高的合法性来源。

第四，国际主义不是“无原则的团结”。

列宁在《怎么办?》中有一句名言：“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国际主义不是“和稀泥”，不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它要求清晰的原则和明确的边界。只有划清界限，才知道谁是可以团结的，谁是需要批判的。

第五，背叛是可能的，但不能因为可能的背叛就放弃团结。

如果因为害怕“越共式”的背叛，就关闭国际主义的大门，那无异于因噎废食。背叛是可能的，但团结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机制，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背叛。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不管什么人，只要真正愿意抗日，我们就同他联合;只要他们愿意抗日，我们就同他们合作。”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共运：不管什么党，只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就联合它;如果它变质了，就批判它、与之切割。

这不是“天真”，这是“清醒”。清醒地知道团结的必要，也清醒地知道背叛的可能。

七、结论

“越共式”的背叛，是国际共运史上最沉重的一课。

它告诉我们：一个党会变质，一个战友会变成敌人，一种希望会变成失望。

但它也告诉我们：变质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信号、有过程、有规律。识别这些信号、掌握这些规律，就是预防背叛的最好方式。

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越南的教训，就是这种“反面教育”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际主义不是口号，而是一种需要制度保障、需要清晰边界、需要不断反思的实践。

只有承认背叛的可能，才能真正守护团结的价值。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