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辨析与批判——绪论：一个需要被解剖的概念

一、写在前面

这组文章，是我对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概念的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至今已有十多年。它被写进联合国决议，被载入中国外交文件，被无数篇论文和报道反复阐释。官方定义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充满善意、无可挑剔的理念。

但一个概念被广泛接受，不等于被真正理解。更准确地说，当一个概念被广泛接受的时候，恰恰是最需要追问它的时候。

我写这组文章，不是为了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向。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共同体”这个概念太重要了，才不能让它停留在抽象的道义呼吁层面。它必须被追问：谁和谁联系在一起？以什么方式联系在一起？内部谁说了算？为谁服务？

这些问题不回答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只是一句好听的话。好听的话，可以温暖人心，也可以掩盖真相。

二、为什么现在需要解剖这个概念

要理解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被解剖，先要看清它诞生的背景。

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被锁在国境线内的全球化。它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生产网络，但也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阶级结构：一边是跨国流动的资本，一边是被国境线锁在原地的劳动者。

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超过45%的财富，而最贫困的50%人口仅拥有不到1%。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它的背后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菲律宾的贫民窟里，一家人挤在铁皮棚里，而隔壁的工业园里，跨国公司的流水线昼夜不停；孟加拉的服装厂里，女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为欧洲的消费者缝制十几美元一件的衬衫，她们自己拿到的工资不到一美元。

与此同时，资本的力量正在以新的形式组织起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资本流动的壁垒被逐层拆除，国际贸易协定、双边投资条约、自由贸易区——这些制度的核心功能，是让资本可以自由选择生产地点，而劳动者无法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一个跨国公司可以在一个月内把工厂从东莞搬到越南，再到埃塞俄比亚；但一个越南工人想来中国打工，难如登天。

资本的全球化是有组织的，而劳动者的“全球化”是碎片化的。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提出时面对的基本格局。

在这个格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要做什么？是要为资本的全球化打一个补丁，让它看起来更“公平”一些？还是要改变这个格局本身，让劳动者的利益成为全球秩序的核心？

如果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空的。

三、一个危险的前车之鉴

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看一个历史教训。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

这个命题听起来跟“人类命运共同体”很像。它强调“全人类”，强调“共同利益”，强调超越阶级对立。但它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苏联在“全人类价值”的旗帜下自我解除了武装。苏联放弃了对国际共运的支持，放弃了对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镇压，放弃了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抗。理由是：不能用暴力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破坏“全人类和平”。

短短四年之后，红旗落地，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6日夜，红旗落地）

我提这个教训，不是为了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善意，而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在阶级社会里，抽象地谈“全人类利益”，如果不加阶级分析，就会滑向对资产阶级的投降。

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不在于他讲了“全人类”——问题在于他只讲了“全人类”，而不讲“谁的‘全人类’”。他假设“全人类”是一个同质的、无差别的整体，仿佛资本家和无产者、帝国主义者和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假设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是自杀性的。

列宁早说过：“谈一般的‘人类利益’，而不谈具体的阶级利益，就是欺骗。”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我在后面的文章中会展开分析。但在绪论中，我必须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一个概念不追问“谁主导”“为谁服务”，它就可能被任何力量收编——包括那些与它初衷完全相反的力量。

四、这组文章要做什么

基于以上背景，这组文章要做三件事：

第一，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抽象性。这个概念在当前的话语中太光滑了，光滑到没有棱角。我要把它重新放回具体的历史和阶级结构中，看它到底在说什么、在为谁说话。

第二，回答“谁主导”的问题。共同体必须由谁主导？大资产阶级能不能进来？中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应该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问题不回答，共同体就是没有方向盘的船。

第三，讨论“怎么办”的问题。共同体应该做什么？它应该是一个“维稳”现有秩序的组织，还是一个支持各国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的组织？它应该以什么方式支持革命？支持革命的边界在哪里？如果被支持的党变质了怎么办？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认真对待“共同体”概念的人都不能回避的。

这组文章的结构大致如下：

第一部分（本文之后的几篇文章），解剖“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什么。它不能是“普世价值”的翻版，不能是“全球治理”的乌托邦，不能是“文明对话”的茶话会。

第二部分，正面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什么”。它应该由无产阶级主导，应该支持革命，应该分阶段推进，应该有自己的纪律和边界。

第三部分，处理几个具体问题：国际无产阶级大联合的路径、多党并存下的主导权问题（部分国家存在多个共产党，如俄罗斯、美国等）、如何避免“越共”式的背叛等。

第四部分，回应来自西方和来自左翼内部的批评，给出一个基于阶级分析的回应框架。

五、我的立场

写这组文章，我有几个基本的立场，先说清楚。

第一，我不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向。但我反对把它讲成一个无害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口头禅。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概念，往往意味着它什么都没有说。

第二，我坚持阶级分析。这不是教条，而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前提。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政治概念——包括“和平”“发展”“安全”“文明”——都有它的阶级属性。不追问这个属性，就是在回避问题的核心。

第三，我不认为“共同体”会自动到来。它需要被斗争出来。不是靠呼吁，不是靠谈判，不是靠道德感化。它是弱者联合起来之后，迫使强者不得不接受的和平。

第四，我对这个概念有期待，但我不天真。我知道它可能被收编，可能被架空，可能变成又一套全球统治的修辞。但我认为，正因为它有被收编的危险，才更需要有人把它往另一个方向推。

六、文章的语气和边界

最后，说几句关于文章语气的话。

我不会用论文腔写这些文章。我不会在每一段后面堆砌注释和引用，不会用“综上所述”来收尾，不会把活生生的思考塞进学术规范的格子里。

我也不会用外交辞令。我不会说“一方面……另一方面……”来回避结论，不会用“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逃避判断。

我会用一个普通人读得懂的语言，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某个地方讲得尖锐了，那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尖锐。如果某个地方讲得直接了，那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容不得含糊。

最后，有一个边界必须说清楚：这组文章批判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在当前话语中被抽象化、被无害化、被剥离阶级内涵的现象。这不是否定中国的外交努力，也不是否定任何一个真诚希望世界变得更好的人的善意。它针对的是一种思维方式——那种把“人类”当成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回避阶级矛盾、拒绝追问“谁的共同体”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在善意的人那里，会导致天真；在别有用心的人那里，会成为收编进步话语的工具。无论哪一种，都需要被解剖。

（绪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