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 | 对307《龙餐馆》影评的商榷与补充

原编者按

近期本号刊发的影评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讨论和批评

在307编辑部关于《龙餐馆》的影评观点发布之后，许多朋友对文章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在这里，编辑部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二篇商榷或补充意见刊出，其中，原恰帕斯公众号认为文章虽然指出了影片东方主义的窠臼，但是仍然存在着部分自由主义式批评的错误；哈扎尔学会则在“犬儒主义”和“中国式边缘人物式的主角设计模式”对文章观点进行了补充。

文| 恰帕斯东风电囼、哈扎尔学会

编辑| 叁零柒计划编辑部

01

对307《龙餐馆》影评的商榷

“好好吃饭”一定是错的吗?

在文章的前半部分的批判中，舆论中的国家主义基本被表述为只会鼓吹“好好吃饭”的小市民和小农式的中庸哲学，又被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我认为这里犯了和典型的自由主义批评（例如豆瓣上流传较多的几篇批评）类似的错误，那就是把“好好吃饭”所代表的生存权问题完全视为去政治化的后果，从而将生存权利与政治参与、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

一个更好的处理态度是：承认基本生存权确实是贫困地区民众的关键政治权利，它在现实中也确实更容易产生有力政治动员，例如对一个饥饿的农民而言，土地、粮食、价格、灌溉、就业、住房、医疗，本身就是政治。但作为左派，更应当注意到的视角是：毛时代针对第三世界团结的援助话语中，把吃饭权和自力更生、摆脱对外依赖进行了非常有机的结合。

我们应当去比较，毛时代对于吃饭权的革命性定义，和《龙餐馆》影片中教化意味浓重的吃饭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又是如何可能被转化为了一种代表南方国家发声的自我中心主义。有意思的是，这套南南合作和多元主义的新国际秩序叙事真的仍在被一些南方国家买账，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都应当放到具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去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取消讲吃饭权的合理性;

徐福究竟是不是一位“犬儒主义”者?

文章很敏锐地指出影片如何借用西方人道主义的反战叙事，但这恰恰与将徐福表述为一个现代犬儒主义者(概念上应该和古典犬儒区分)形成了判断上的自相矛盾，因为人道主义要求一个积极道德主体，徐福是如何从一个“老中人”变成人道主义者的？这其实是很关键也是影片最有趣的处理，很可惜这篇评论却错失了这个问题。

它也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主流知识精英的观念如何参与影像中平民形象的塑造?通过一种高度提炼和升华的儒家式的推已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徐福才得以成为拯救者，这种关系型的普遍主义显然与西方人道主义那种康德式的道德主体(注：基于普遍主体的义务伦理学，你所遵循的道德义务，必须能同时为所有人立法)所代表的普遍主义有很大区别。但这类尝试摆脱西方霸权话语、将现代化进程进行本土化表述的新普世主义成功了吗？积极建构出来的新天下观是否真的与文化保守主义做出了足够的切分?

文章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自由主义的负面遗产

本篇文章低估了自由主义观念在中国思想市场上的持久影响力和负面后果，而更多将电影《龙餐馆》定位于国家主义的光谱之中。

当下自由主义叙事本身的吸引力下降，并不妨碍它继续扮演稳固的二元对立叙事格局里的另一极，就像磁铁，我们跳不出南和北。非常有意思的是，用人权、民主、解放等普遍主义话语来将战争合法化与道德正当化的自由帝国主义叙事(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以来已被屡次戳穿而屹立不倒)，仍然被很多知识群体所接受，这甚至与是否直接挺美或反美无关，而关乎谁定的规矩算数。即便是“好好吃饭”这类听上去非常老中的口号，它是否可能被嵌合到任何一种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话语中去，也未尝不可能。从这点上来说，“好好吃饭”这类老中口号其实也可以是非常普世的，尽管这很讽刺。

另一方面，毛时代那种反帝主义的革命政治，在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看来，反而妨碍了他们过小日子，这要求他们为自己所反感的宏大叙事牺牲太多，尽管这种宏大叙事是以第三世界受压迫民众的吃饭问题为基础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老派的自由主义者，其实90年代就开始提“好好吃饭”了，因为“好好吃饭”在那时恰恰代表了一种“告别革命”的姿态。其代表就是李泽厚的“吃饭哲学”。所以，当左派将电影设置在国家主义（犬儒/去政治化）框架下，但是对于去政治化的自由主义发端历史不去进行辨析的话，很容易陷入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化）-国家主义（去政治化）的二元对立。事实上正是自由主义推动了90年代的去政治化与告别革命历程。

实际上一个长期流行的自由主义观点就是，把一切对外援助的国家行为都批评为浪费纳税人的钱。免除非洲国家的债务则被单一地表述为天朝上国心态——这与批评政府决断以及国内民众缺乏足够的决策权和政治参与已经是两码事。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的吊诡之处。

作者：恰帕斯东风电囼

02

犬儒主义与《龙餐馆》中的边缘形象

本篇影评已指出，本片实际上将"极端主义者"以外的"抵抗组织"留白，这恰恰配合了"再生产"对"第三世界"(或至少"伊斯兰世界")刻板印象的机制，把这些地区对帝国主义及其所推行国际秩序的反抗，简化为"前现代"反噬的叙事。然而，对占领当局的反抗显然并不单一地来自"极端势力";事实上，在伊拉克，极端势力的全面膨胀是在美国军事占领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本片提供的图景，与其说是对好莱坞叙事的彻底颠覆，不如说是"好莱坞中国分坞";片中提出了(中国)"是否可以一直继续搭美国便车"的问题。也正因如此，本片不仅如影评所说带有宣扬"犬儒主义"的层次，实际上还暗示性地承认了这种"犬儒主义"的限度——它有效，但并不总是有效。而问题并不在于犬儒本身，而在于编导如何处置这一犬儒。电影并未径直地论证犬儒主义就是或者说，应当是一个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手段，而是通过剧情与叙事上的层层递进与一种“现实化处理”，传达出这样的一种观点：犬儒主义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在这一层的叙事之中，犬儒主义并不惧怕来自文化批判上的解构。恰恰相反，它所传达出的是，即便经过批判与层层解构之后，人们最终仍然不得不去接受犬儒主义。

另一个可资补充的点，是片中两位中国籍主人公身上暧昧的区域与族群身份。

正如许多相关报道所指出的，本片实际上糅合了两组在伊拉克经营中餐厅的原型。正如许多相关报道所指出的，本片实际上糅合了两组在伊拉克经营中餐厅的原型。其中一位在当地开高级饭店、做正宗中餐，和片中徐福的设定一样来自东北;但此人在八十年代于北京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并与驻伊中国机构和当地精英阶层均有联系。换言之，他并非以当下大众文化中"典型东北人"——"都市外乡人"或"下岗老父亲"——的形象活动;而徐福则恰恰被设定为这样一位一个无奈的父亲，在故乡遭遇经济困顿，被迫外出谋生。

片中的马俊生，演员用他本人的母语之一——广西普通话——进行表演;而在豆瓣上，有人据他的姓氏、与当地女性的亲密关系、对饮酒的拒绝，以及上世纪90年代学习阿拉伯语却又未曾尝试进入体制的选择，猜测他的民族身份。两人的明示出身，无论是东北还是广西，都已属国内边缘地区;而两个主人公各自意味深长的留白，则更是一种"诱惑"，鼓励观众进一步想象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形象代入各种成套模板，落进更具体的潜在边缘身份之中。

选择以边缘身份讲述“中国”人的中东经验，实际上为相关人物在当地的行动与信念赋予了伦理上的高合法性。而这份合法性恰恰建立在如下错位之上：另一位徐福的原型刘磊本是深圳一家IT公司的职员，2003年战火初起才奔赴伊拉克，他并不讳言此行是去"发战争财"，自觉地把“无立场”亦即"去政治化的政治"作为方法运用自如。也就是说，徐福把“被迫外出谋生”的“下岗父亲”与自觉谋求战争财的“冒险家”融于一身，将"无立场"漂白成既有手艺、又有良知的"好好吃饭"。于是，那道由帝国主义与资本共同规定、在“大下岗”与“战争财”两端间被挤压出来的具体犬儒，被去历史化、普遍化地审美化了——导演无意捍卫这种“犬儒主义”姿态之“真”，却选择努力书写其通达之“美”——“好好吃饭”因此也就通向“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作者：哈扎尔学会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