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民主理论」在今天有价值吗？

原编者按

每当我们试图在马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式的议会斗争之间寻求某种第三道路时，委员会共产主义总是第一个沿着历史渊源检索到的想法。它同样不满对议会斗争的幻想，但是也同样警惕马列主义对革命话语权的独断。如果粗略来看，委员会共产主义简直是一个“理应怎么做”的范本。但是，如果对列宁的实践及其在历史上的成功缺乏理解，或者说，如果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仅限于诉诸革命道德，那么委员会共产主义也只是一个在道德上成功的主义。

本文详细讨论了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历史渊源、思想主张及历史影响。其中，委员会共产主义关于“民主”的认识，不仅可能只是一种那个时代下已有的共识，更大的问题是，它并没有取得为社会革命这一实践上的成功。实际上，当今低迷的实践现状并没有确认出某种历史主线，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任何一种历史思潮是特殊的——它们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所以，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价值或许不在一种行动上的参考，而它为今天的我们带来的思想张力，应该从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视角，也即它所反对的主张，等同地去理解。

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民主理论

一.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本文的方法

一切政治思想只有在政治实践的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念尤其如此。「空想的政治设计」只是一种伦理学;而一旦思想在政治行动中被使用、物质化为博弈的规则或团结的基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反映就展开了，而思想也就成为了「政治的思想」。

正因如此，当我们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史，不可不追问、探讨思想所活跃的时代背景。比如：谁是在何种背景之下提出了这种理念、这种理念如何塑造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且最终的成效如何?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者最有指导意义的时候，许多时候不是最理想的政治理念——如果一种制度设计所需要的社会条件过于苛刻，这更多是一种伦理学上的思想实验——而是真正在政治的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政治理念。

即使对于一名支持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迷航的经历也是极其丰厚的教训。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可以从列宁的政治文本之中知道：是否有一些策略与制度是必须避免的。

由这一角度来考察「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民主理论，我们或许可以对这种思想的重要性给出很高的评价。它的确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被寄予厚望的一种策略，而它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也可以给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提出许多的经验与教训。

二.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

委员会共产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是源自第二国际的思想。不过其真正成型之时，则是在一战之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决裂的时刻。其最核心的思想家之一潘涅科克，虽然最早的思想活动是在荷兰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中，但其最终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旬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其思想也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中派与右派的论战之中锻造而生的。

具体来说，潘涅科克与卢森堡同样属于左派，因此，二人分享着一些基本的共同观点：一方面是对于政党—议会斗争路线的不信任，即官僚化的政党与议会精英最终会无法满足无产阶级的革命需求;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无产阶级民主的看重，即「工人自发的政治参与」是阶级意识与自为性的活火。这一点上卢森堡、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乃至于苏俄时期的工人反对派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卢森堡与潘涅科克的分歧，一方面在于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也在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一战期间，卢森堡想要争取社会民主党使之激进化;而潘涅科克已经走上了寻求「第三个国际」的道路。

一战之后中东欧地区的动荡一方面孕育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另一方面，最终摧毁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翼之后，自觉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诞生在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缝隙之间。而其建立之初的「二重反对」气质，一方面影响了其政治行动，一方面也影响了其思想。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反对已经失败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因此，排斥现有的工会与政党认为其最终会体制化，以至于阻碍工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也反对已经暴露阴暗面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主张当一群官僚控制的国家经济之时，一方面意味着第二国际的失败会在更宏观的层面发生，因为工人的自发性会被摧毁;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委员会共产主义对于苏俄的定性——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点之后，「委员会共产主义」在自诞生到最终边缘化的十年间的政治策略。拒绝传统的政党与议会斗争、同时拒绝第三国际的指导，坚持形成一种革命性的、兼具政治性与经济性的「工人组织」。而这一基本的姿态可以追溯到「西欧第二国际左翼的基本观点」——「工人自发的政治参与」是革命的活火。

不过本文章更多是聚焦于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的民主理论，且探讨其理论与实践对于当今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参考价值。而上文中谈到的委员会共产主义所诞生的历史时空：一战之后社民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立、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环境、第三国际对于欧洲左翼所形成的巨大的组织与思想影响力，实质上构成了「委员会共产主义民主理论」与其他理论所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寻找一种革命性且以工人自发斗争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与策略。

三.委员会民主理论：一种早期激进民主理论

简而言之，若说第二国际的中派与右派所寻求的「革命主体」是议会之中的选举型政党;第三国际所寻求的革命主体是「先锋队政党」与追随之的无产阶级;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主张采取一种工厂委员会联盟的革命主体与后革命的政治主体。这一「工人委员会联盟」的特点可以总结成以下四点：

主张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合一：工人委员会要同时承担工会的经济斗争任务——比如罢工等等;以及政党所承担的政治斗争的任务;

葛兰西意义上的运动战组织：工人委员会联盟不考虑在革命低潮时期的生存，主要的实践目的是：革命的高潮期间结成强大的政治斗争力量;

主张相对于国家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独立性：工人委员会联盟不参与工会斗争与政党选举，坚持主张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第二国家策略。

主张以委员会民主来取代议会民主：「委员会民主」可以被视为是对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之中所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的发展，是对一九零零年的俄国革命、一战之后俄国与德国的革命实践之中工人一些自发组织逻辑的理论化。

而正如上文之中反复提到的，这一革命背景之下「工人自发的政治组织」是要解决委员会共产主义所面对的历史问题。而其中这篇文章格外关心的「委员会民主」，可称之为委员会共产主义的组织理论。简单来说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一种明确的对于间接民主或者代表制度的激进主义改造，更加强调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增强选民对于代表的控制——比如随时罢免、要求代表传达选民意见等等;

其次，这种理论反对职业政治家以及专业化政治组织的出现——即潜在的官僚阶级，这里既包括第二国际式的政党工会干部，也包括第三国际模式的国家官僚——要求代表与工人待遇一致且非专业化;

再次，更加宏观的组织层面，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采用的是一种多层间接选举模式，也就是类似于许多工会组织的下级委员会选举上级委员会的模式。

最后，委员会共产主义对于一般工人的政治参与热情有着很乐观的估计，其整个政治制度的设计建立在工人有着非常高的政治参与热情的基础之上，这与 1920 年代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对于革命的乐观估计是一致的。

若将上述委员会民主的理论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史之中，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许多特质其实是由马克思到第二国际左派的理论共识;另外一些则是当时工人政治实践的现实经验。比如第一点，其对于一战前后代议制民主的激烈批判源自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之中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其中随时罢免、代表与工人的待遇一致等等，虽然最多只是只言片语，但依然可以被视为是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一种理论化的总结。而对于「罢免」的强调，同样存在于卢森堡以及列宁这些典型的第二国际左派的理论论述之中。而去除代表的专业性与特权这一观点，一方面见于卢森堡的论述之中，另外一方面也在苏俄时期的工人反对派延续着——科伦泰等人明确要求所有的干部每年必须轮岗三个月到一线参与生产。

前两个观点是自卢梭到马克思到第二国际左派思潮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对整个十九世纪高度寡头化的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理论性批判;而后两个观点可以说是来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与俄国、德国革命之中工人自发斗争的经验，即对第二国际议会斗争路线的实践性批判。一方面，非革命时期工人自发的野猫罢工以及自组织对于潘涅科克与第二国际左翼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其革命性与僵化的政党政治是泾渭分明;另一方面，组织架构上的「多层间接选举」的确是工人自发政治之中，由原地方团体走向联合时经常采用的策略。「多层间接选举」也就是由下级代表选举上层代表，基层的工人对于顶层的代表没有直接的民主权利。这样的组织架构广泛存在于各种工会与合作社网络之中：德国一战之后的自由工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与印度的阿穆尔合作社，都是典型的例子。一九零五的俄国革命之中孕育的苏维埃、一战之后，德国一系列工人起义之中形成的各种委员会，制度上都与之类似，且甚至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自觉：工人委员会是一种更加先进的民主策略。而且这一点委员会共产主义也是在一个这样整体的思潮背景之中，以「委员会民主」为一种明确的替代性理论。

最后一点的高度热情的政治参与，同样也是当时时代背景所留下的产物。这可以说是委员会民主理论基本的外界要求，因为高度频繁的罢免选举、对于代表的控制等等，只会发生在革命高潮时期，而在革命更低潮的时期，工人之中更多体现为政治冷感。而且当时，一战之后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文本之中，时常包含着一种对于宏观环境的乐观判断：系统性的危机即将到来，工人即将走向高度政治化，而这时委员会共产主义所需要的高度政治参与也就有可能了。

四.委员会民主理论教会了我们什么?

我们可以说委员会共产主义失败了，它消散在了魏玛共和国的中后期。它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改良思潮与第三国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并失败了。比起许多未曾实践过的政治理论，它能教给我们更多。它能告诉我们：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采取某种特征的策略，是不能够成功的。具体来说，即在革命低潮期将「革命策略」寄托在高度热情的政治参与与充分的政治空间上，是危险的。

委员会共产主义的许多策略，其实与第一期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它一方面要求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也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的缝隙，即国家机器无力镇压的空间。而这一高度政治化的无政府主义实践——比如早期南欧的共产主义实践与二十世纪下半的罗贾瓦与萨帕塔的实践——或需要国家机器的失能，或是需要革命或者是国家及其崩溃之后的空白。其中可以说前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而后者是委员会共产主义渴望的空间。政治学的现实之中容不下革命的浪漫剧：革命的条件一般不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冲突，而是国家内部政治精英的冲突为「社会」重新夺取「国家」创造了空间。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中存在着革命者自身的无力控制的外生变量，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它首先体现为经济上的周期性萧条、随后会在社会的薄弱点中引发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一般是革命发生的前提——路易十六召开三级议会引发的精英分裂了法国大革命;一战后期俄国军事失败所引发的精英分裂引发了俄国的革命。这一政治危机所创造的革命空间自然是革命者最理想的舞台，但问题在于危机总是阵发的，而更常见的是漫长的冬季。而很明显，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与稳定意味着政治之季节的终结，而且革命不曾发生的平稳年代社会主义者需要寻找到积攒自身力量的方式。而且葛兰西所分析的「西欧社会」之中，一方面国家机器更为稳固、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则政党之政治斗争与工会之经济斗争自然也就成为在和平年代积攒力量的空间。问题在于，委员会共产主义没有为这种新时代下的新问题提出有效的策略。政党政治的胜利与工会组织的发展的确可以切实地帮助工人;而只是用于革命热潮时期的「工人委员会」自然缺乏和平年代的吸引力了。这恐怕是委员会共产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而本文关注的另一个具体问题是委员会共产主义民主理论在今天的价值。不得不说，一方面，委员会共产主义在实践上的局限性，其提出的民主理论之光芒也黯淡了许多。而另一方面，一旦我们展开在此之后的民主理论史，即会发现：委员会共产主义所提出的许多民主理论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其自身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

我们可以将「自觉的政治参与是工人阶级的灵魂」这一观点称之为「卢森堡传统」。这一传统在相当程度上孕育了二战之后的参与民主理论与共和主义。「参与民主理论」在政治哲学上的辩护者阿伦特受到了卢森堡的重大影响，这一传统将政治参与本身视为民主重要的内核，政治参与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而与之相对，更加传统的自由民主理论更强调民主本身的功能性：只要存在竞争性的选举，能够保护社会的自由即可，政治参与反而可能是危险的。可以说，日后共和主义将「共同体的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事实上与卢森堡传统如出一辙，或者说是对其去激进化之后的进一步发展。

自六十年代普遍兴起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潮流称之为「激进民主主义」与委员会民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一方面，两者共享这一种可以追溯到卢梭乃至于更古老的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第二国际时期的社民主义左翼乃至于同期的工人委员会实践都是这两种民主理论的思想资源。只不过「激进民主主义」已经走的比委员会民主远太多了，特别是在政治科学的实践上。其三大支流可以总结为「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一方面都已在一战之后的社会各个层面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另一方面也积攒了大量的理论发展：

「直接民主理论」一般包括公民倡议权(citizen petition)、罢免选举(recall election)、全民公决、公民制宪等等，一方面在政治哲学上得到了更多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推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与东欧国家威权主义政府解体之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中的国家普遍引入了更多的直接民主策略。目前马克思意义上的巴黎公社罢免选举原则在二十八个民主国家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而全民公决、公民倡议等也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之中得到了实践。

「协商民主理论」可以说是民主理论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其一般来说包含着抽签产生代表、协商达成共识两个环节。其中的「协商」与委员会民主理论无关——它在政治哲学上源自哈贝马斯传统;而在实践上则是一种政府咨询民意方式的不断发展——但是「抽签选举」是委员会民主「将代表制民主化」的进一步深入。若由一般选民高度控制的代表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参议员更加民主的代表，那么抽签的代表作已经在平等性上走到了尽头。它所实现的一种「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ve)实际上在某些领域能够更好地代表一般成员的偏好。而这一方面，「协商民主的实验」在今天也已经有了重大成果——有记录显示，目前已经有一百八十余例「抽签产生、有效协商、且真实对政治产生影响」的协商民主活动。而在波兰、比利时、西班牙的一些城市之中，「抽签协商的民主」已经写入了正式制度。

「参与民主理论」这可以说同样是委员会民主的内核一致，「政治参与」本身保障了政治的良性发展。委员会民主更多是将「政治参与」局限在工人团体之中，同时将其目标聚焦在阶级意识的塑造之上——即将参与民主里的用于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而以普特南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参与民主理论更多指出：「基层直接的民主参与有利于资本主义民主充分的发展」。不过，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不同动机的参与民主实践都让我们见证了大量现实经验案例——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工人合作社与资本主义国家职工委员会中的参与民主，皆积攒了大量的经验。

上面这些对于民主理论的发展，不是想说明「激进民主理论」本身已经是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了。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尝试服务于社会革命这一历史使命。而社会革命与激进民主之间的分离，实质上让这些理论不需要去面对社会革命之中一些更加残酷的问题。比如，巨大的外部压力与阶级斗争的极化之下，协商民主所需要的从容是否不复存在了?这是需要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去思考的问题。事实上，需要的是将激进民主理论再次激进化，以使之服务于社会革命这样的使命。

但本文想谈到的事实是，委员会民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本身在今天很显然已经过时了。政治学理论已经又发展了一百年，「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的多层间接选举被证明是一种比代议制更不民主的制度。一些委员会民主诞生之际不存在的政党结构与民主工具已经诞生，比如抽签协商民主事实上建立在概率论与数学的发展之上，而在当时委员会共产主义时期，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或许不再需要去参考「委员会民主」对于民主不足的批判——毕竟，激进民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能够将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策略库。而委员会共产主义今天的价值实际上在于：它是少数真的试图在社会革命的年代、一边保持革命性一边同时试图捍卫民主的政治势力之一。而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有着极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