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一章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矛盾都带有阶级的印记。正如工人运动中存在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样，妇女解放运动中也存在这样的分野。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就是这场运动中必须要被识别的那个角色。

伟大的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对此作了极其精辟的概括：

“资产阶级妇女对政治权利没有真正的兴趣，因为她们在社会中不发挥任何经济作用资产阶级妇女关于女性平等权利的要求，只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来自那些没有物质根基的群体，存在于男女对立的幻觉中。”

可以这么说，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目标只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触动资产阶级国家和私有制的问题。任何一个读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人都应该知道，父权制的根基是私有制。私有制使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同时也使妇女被排除在公共生产之外，沦为家庭的附属品。私有制既是阶级压迫的根源，也是性别压迫的根源。两者同源同构，不消灭前者，后者就不可能真正消除。

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好比是工联主义。工联主义只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却不触动私有制本身;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只要求改变某些社会观念和行为规范，却不要求推翻私有制。两者都是只追求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而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但有些人却刻意抹杀这种区别，只是反复重复“女性还在受压迫”之类的陈词滥调。他们自以为只要是争取妇女权利的都是正确的——这种可笑程度，好比说“只要是争取工人权利的，不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正确的”。这从根本上是反动的，因为它抹杀了改良与革命的区别。

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同样，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如果不同反对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不把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驳倒，无产阶级的妇女就不能有统一的力量，就不能打倒资本父权联合体——这是必然的。

但这并不是说，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参与者从本质上都是反动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可以争取的，但他们的思想必须被驳倒。

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们找到了几种方式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值得我们在下一章细细分析。

第二章 反驳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谬论

2.1驳“阶级不完全包括性别论”

资产阶级总是试图让妇女相信：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关系不大。她们的惯用话术是——受压迫的不是无产阶级妇女，而是抽象的整体“女性”;压迫女性的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抽象的整体“男性”;男女对立的根源不是私有制，而是生理差异或某种“永恒的父权”。

在本章中，我们将逐一辩驳。

有一点正常逻辑的人都知道，想要否定“阶级问题包含性别问题”，就得举出反例。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举了什么例子呢?凝视、生育焦虑、容貌焦虑——她们声称，女资本家也会被凝视，也会为生育焦虑，也会在意容貌——所以“阶级万能论”被战胜了。

那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凝视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男性因性冲动盯着女性看，使女性感到不自在。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性冲动是本能，女性也会看男性。那为什么女性被凝视时感到不自在，而男性被凝视时往往感到“自己被倾慕”甚至兴奋?这不是生理因素，而是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在私有制下，女性被当作生产工具，用来传宗接代、保持资本的家族式流通。为了确保后代是自己的，男性必须约束女性的身体，防止她被其他男性“夺走”。于是凝视成了一种权力宣示：你看，这是我的。这才是“不自在”的真正来源。而男性则被资产阶级思想塑造成“凝视的主体”，他认为被凝视是“被倾慕”。

那么，女资本家被凝视和女工人被凝视，是一样的吗?女资本家被人凝视，是因为“她好看”，还是因为“她是女强人”?工人被凝视，是因为“她属于那个地方”，是因为她必须在那里上班，不能躲。哪一个更接近“不自在”的本质，不言自明。

生育焦虑和容貌焦虑也是如此。女资本家可以花钱养孩子、请保姆、代孕、找人托管——生育对她是“选择”。女工人呢?怀了孕只能辞职，养不起只能放弃，或者硬撑着上班直到破水。容貌焦虑也一样：女资本家可以花钱整容、美肤、医美套餐随便选，女工人只能用廉价化妆品，抹一层粉底撑一天。她们都在焦虑，但一个是“怎么更好看”，一个是“怎么不被人说丑”。一个在焦虑中仍然掌握生活，一个在焦虑中逐渐失去生活。这能等同吗?

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她们想证明压迫“抽象女性”的是“抽象男性”，于是女资本家和女工人成了战友，共同反对男资本家和男工人。但这是资产阶级精心调配的毒药——用“性别同盟”覆盖“阶级对立”，让女工人忘记自己是被谁剥削的，让女资本家忘记自己是谁。女资本家的企业里有没有女工人?有没有降薪、裁员、996?有。那么女资本家的“战友”们，就在她自己的工厂里被剥削着。她们坐在一起谈凝视的时候很亲密，但下班后一个回到了别墅，一个回到了出租屋。

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还试图证明男女矛盾的根源是生理差异，而不是私有制。但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有过漫长的男女平等时期，甚至存在过女性地位更高的母系社会。如果生理差异是根源，那为什么在私有制出现之前没有“父权压迫”?为什么私有制一出现，男女平等就突然消失了?难道是在私有制出现的那一刻，生理差异才突然产生?显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私有制让女性变成了商品——婚姻是交易，生育是生产，身体是资本。只要私有制不被消灭，即使实现了同工同酬，也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女性和男性拿一样的工资，但女性仍然承担着无偿的家务劳动、生育代价和身体规训。同酬可以立法，但家务不付钱，资本不会付，法律也不会强制丈夫付。私有制还在，女性的身体就仍然是资本的附属品，只是价格变了，位置没变。

说到底，一切男女矛盾的根源不是“男人”，而是私有制。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绕着私有制走了一圈，找到了“男人”这个替罪羊，然后对着男人开枪。她们

的矛头指错了方向，所以才永远打不中目标。

2.2驳“妇女解放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论

“妇女解放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这种说法近来在一些自诩“最革命”的小组中颇为流行。她们把这个口号抬高到无以复加的位置，然后用来审判其他小组：你支持妇女解放，就是真马克思主义;你反对(或者只是没有按她们的标准来“支持”)，就是假马克思主义。于是，一个本来需要在具体斗争中检验的立场问题，被简化成了一道“你站不站队”的判断题。

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试金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作用是把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来——它必须是一个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的东西。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可以承认(他们承认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有斗争)，但无产阶级专政不行——那是资产阶级要消灭的东西。这才是试金石。

那么“妇女解放”能做到这一点吗?不能。因为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也“同意”妇女解放，自由派也“同意”妇女解放，连一些资产阶级政客也声称支持妇女权利。这些小组把“妇女解放”当成试金石，等于把审判权握在了自己手里——她们先把这个口号抬到最高处，然后自己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妇女解放”，谁来判定、标准是什么，都由她们说了算。符合她们标准的通过，不符合的淘汰，不需要论证，不需要分析。这些小组把这个口号抬到最高处，再把自己的解释权塞进去，然后站在底下喊：“你支持不支持?不支持你就是假的。”这恰恰是“试金石”的反面——列宁的试金石是客观的、实质性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些小组的“试金石”是一个可以被她们任意解释、任意伸缩的标签。真正能区分开来的，必须是资产阶级无法接受的：是否承认消灭私有制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妇女解放”不需要触动私有制——她们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女性CEO”“女性议员”。这些“解放”不仅不威胁资本主义，甚至可以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你看，我们也有女老板。而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则必须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一旦被消灭，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垮了。这就是那条真正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小组不敢面对的问题：她们举着“妇女解放”的旗帜，却回避“消灭私有制”的前提。没有私有制的消灭，就没有真正的妇女解放——但她们从不说这句话，因为说了就没法再拿来审判别人了。

这些小组抛出“试金石论”后，没有任何论证——没有说明“为什么妇女解放能当试金石”，没有解释“试金石的标准是什么”，更没有回答“如果妇女解放是试金石，那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她们只是反复重复这句话，仿佛重复多了就变成真理。这说明她们可能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很熟悉，但也仅此而已——她们知道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却不知道这句话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她们把恩格斯的结论当成了教条，把“妇女解放”当成了标签，把“试金石”当成了不需要论证的口号。

真正的区分不在于“是否支持妇女解放”，而在于“支持什么样的妇女解放”。是支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女性CEO”的解放，还是支持通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所有人的解放?前者是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幻想，后者才是无产阶级女权主义的立场。前者不需要消灭私有制，后者必须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这才是真正的试金石。不是“妇女解放”本身，而是“妇女解放与私有制的关系”。

第三章 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演变与收编

一切资产阶级引导的运动都必定会经历“进步—偏离革命—堕落成帮凶”的三步蜕变。它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它从不挑战私有制本身——它只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改良。当框架本身开始收缩时，改良的渠道被堵死，它无法自我更新，只能退化成纯粹的惩罚性操作，最终沦为资产阶级分裂工人阶级的工具。

这一步一步的退化，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看得尤其清楚。

第一步：进步。

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她以资产阶级的“理性”和“平等”为武器，呼吁男女教育平等——这本书没有触及私有制，但它深刻冲击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思想。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平等观引导下，1851年英国职业妇女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0%以上;1866年英国妇女开始正式提出投票权诉求。这些行为无疑是进步的——它们是资本主义对

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在打破束缚妇女的封建宗法枷锁。那时的女权运动还是历史进步的一部分。

第二步：偏离。

罗莎·卢森堡很早就预见到了这条路的终点：

“在反对男性特权中表现得像母狮一样的资产阶级女性，一旦有了选举权，就会像温顺的羊羔一样追随保守派和宗教反动派。”

资产阶级妇女追求的是“超阶级的纯粹意识形态”——成为议员、吹捧叶卡捷琳娜和维多利亚这样的女君主、要求女性成为资本家的职业伙伴。她们已经和统治阶级合流，只想分一杯羹。但这时平等的外壳还在——她们看起来仍然在追求平等，只是本质已经变质。

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打出了口号：“所有女人，不分阶级。”挑战“所有形式的男性宰制”。“不分阶级”这个口号本身就是偏离革命的信号——它把资产阶级女性和无产阶级女性的利益混为一谈。从这时起，女权运动从“要求制度改变”退化为“要求文化承认”，从分配正义滑向了认同政治。同工同酬被淡忘了，产假制度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改词、身份政治、性别对立。

第三步：堕落成帮凶。

21世纪，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以更加荒唐的面目出现。

在韩国，Megalia网络社区发表“别跟男的说话”“精子是病毒”等极端言论，甚至拍摄把菜刀架在自己父亲头上的图片。在这里，平等的本质和表象已经全部消失了——它不再是追求平等，而是发动性别战争。敌人不再是父权制或制度不公平，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男性。资产阶级非常喜爱这种局面：女权主义变成了反男主义，男工人自然被推到反女权主义阵营，女工人觉得“男人怎么都反对平等”——男女矛盾被凭空制造出来，工人阶级横向分裂，工人之间互相消耗，没有人去追问私有制。

在日本，极端女权思潮催生了“职场性骚扰举报恐惧症”——男同事多看女同事一眼就可能被举报，衣服不小心擦碰也可能被指控。企业被无休止的纠纷和飙升

的用工成本吓怕了，干脆缩减女性招聘。结果女性就业率出现断崖式下滑，形成了著名的“M型曲线”。

在中国，极端女权发展出了“小作文诬告公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情绪化指控，利用自媒体炒作，施压学校与司法系统，形成舆论审判。武大图书馆案就是典型。(某些小组们快看!居然有人想给武大案翻案!想要允许男性在大庭广众下抓痒!你们可以写一篇社论来论证所谓男权主义的无孔不入了。)极端女权已经不关心妇女解放，只关心如何利用“性骚扰”指控作为武器摧毁他人。这不是维权，这是私刑。

资产阶级喜闻乐见。这让女工人认为“男性都是潜在的施害者”，让男工人认为“女性可以诬告我而不受惩罚”。双方都忘了真正剥削他们的是私有制——不是男人，不是女人，是资本。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的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已经是完全反动的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男权主义者的恶劣，而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所以某些小组天天鼓吹的所谓“法西斯男权”也是完全不正确的——资产阶级就是希望你们把一切反对女权的人都认定为反动派。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可以改造的，应该这样分类：

男权主义分为封建男权和被动式男权。封建男权是反动的。被动式男权是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分为平权主义和极端女权主义。平权主义是改良的。极端女权主义是反动的。

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这个骗局，同时批判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男权思想，引导被动式男权主义者和平权主义者走出泥潭，而不是哇啦哇啦地大喊一些一无是处的口号。

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实现妇女解放的群众运动不仅仅是女性的工作，而是无产阶级男女共同的阶级关切。

补充材料

一、马克思主义论性侵害诬告——两种类型

关于性侵害诬告的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

第一种，过度自我防御型。这类人在主观上确实认为自己被侵害了，但客观上并没有发生侵害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长期灌输“男性原罪论”“男性是潜在加害者”等资产阶级思想，使很多女性被这种思想所控制，产生了过度的防御心理——自以为要“小心防备”，把每一个男性都当成潜在的加害者。武大图书馆案中的女方就是典型：别人只是在公共场所抓痒，她偏偏要把这当作“性骚扰”。这不是“大部分男性受色情思想毒害”造成的，恰恰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毒害造成的——她戴着“男性全是加害者”的眼镜看世界，所以看谁都像在侵害她。

第二种，流氓无产阶级行为。这类人在主观上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被侵害，但仍然选择诬告。为什么呢?为了私了获利。因为男性不愿背上“性侵嫌疑人”的污名，更不想进监狱，宁愿花钱消灾。于是诬告成了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勒索手段。这和那些碰瓷的流氓无产者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利用社会规则和社会舆论的漏洞，对特定群体进行敲诈勒索。这两种情况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后的认知扭曲，后者是流氓无产者的谋利手段。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可以矢口否认以上事实，然后吐出一堆阴谋论——这我并不在意。我是在分析问题，你们是在臆测。

二、马克思主义论武大图书馆事件

有些洞察能力“超强”的人扒出男方的祖父是资本家，然后得出结论：男方一定是颠倒黑白。真是胡说八道!按这个逻辑，是不是只要一个富二代涉嫌犯罪，就一定是他干的，原因仅仅因为他的某个亲戚是资本家?那无产阶级的儿子就一定清白，资产阶级的孙子就一定犯罪——这是阶级分析，还是血统论?

事实上，男方正是因为是有产阶级的子女，才有经济实力请律师、走法律程序、最终推翻诬告。如果换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女呢?请不起律师，找不到有效辩护，面对舆论审判和司法压力，只能去见缝纫机了。这就是所谓“极端女权主义”在现实中的实际杀伤力——它不指向资产阶级男性，因为资产阶级男性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和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它指向的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男性，因为他们没有同等的能力来自卫。那些高喊“父权制压迫所有女性”的人，在实际行动中恰恰只攻击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底层男性。至于真正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男性——他们是改良分子，他们不想对抗，也不敢对抗。

三、驳“反对极端讨薪”的类比

有人狡辩说：你反对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就好比支持工人讨薪却反对“极端讨薪”。这个类比非常可笑。

看清楚了。工人讨薪，不存在“资产阶级讨薪”和“无产阶级讨薪”的区别——讨薪就是争取被拖欠的工资，没有两条路线。而女权运动存在本质不同的两条路线：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女权主义，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改良的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把“反对极端女权”类比为“反对极端讨薪”，等于预先排除了“女权运动内部存在路线斗争”这个基本前提。

那我也来用讨薪做类比：

我反对个人恐怖主义——你是不是也要说“你支持工人讨薪，但反对极端讨薪”?荒谬。

我反对工联主义——你是不是也要说“你支持工人讨薪，但反对和平讨薪”?荒谬。

我反对无政府主义——你是不是也要说“你支持工人讨薪，但反对讨所有薪”?还是荒谬。

这三个类比用的是同一个句式、同一个对比项——“讨薪”——它们的荒谬就暴露无遗了。一个类比如果可以被任意套用而得出同样荒谬的结论，说明这个类比本身有问题。

这不是理论分析，这是修辞陷阱。先用“讨薪”这个没有路线分歧的行为来偷换“女权”这个存在路线分歧的领域，再用“极端”这个模糊词把所有批评者都打成“反对工人运动”，然后用“父权制存在”来为一切女权主张提供天然合法性。这套操作和他们在饮食、娱乐、性问题上的手法完全一致：先占领定义权，再宣布一切异议都是反革命的。

问题是：女权运动内部确实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不是谁“定义”出来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们的类比之所以荒谬，是因为他们试图用一个不存在路线分歧的例子(讨薪)来抹杀一个存在路线分歧的领域(女权)。讨薪就是讨薪，没什么路线斗争;妇女解放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个区别一天不承认，他们就一天没法做真正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