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从未失去自信

有评论家认为：“浩然晚年对《金光大道》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最初，浩然并没有特别表示对早期作品的认可，特别是对有争议、也与他的政治生命相关联的《金光大道》，他基本上不着一词。这当然有外在环境的压力，但更因为他有对自己未来作品的自信做底气。正因为如此，为写《苍生》，浩然付出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他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作品是最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对浩然这样经历过政治坎坷的人来说，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创作。他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而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但是，作品所获得的反响并不让浩然满意，而且，他也不会很满意作品实际所达到的高度——作为一个优秀的老作家，他对自己作品的认知能力是完全具备的。正是《苍生》的不如人意，让浩然失去了自信，于是他就将对自己的肯定寄托在往日的荣光上，转而非常高调地肯定起《金光大道》来。”(贺仲明《赵树理与浩然：农民审美的两种形态及命运》，《文艺争鸣》2022年第二期)

贺仲明教授的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发表和出版单行本后，深受读者和专家好评，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应该是众望所归的事情。但因为文艺界的派性斗争，以及文学评论界“权威人物”的粗暴干预，《苍生》最终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终评投票时只差了一票)。这件事，使浩然看透了某些人的嘴脸，意识到自己要想从他们那里讨得公正是不可能的，加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不再写新的作品，把精力转向校订和再版自己的旧作《金光大道》(第三、第四部不是再版，是尘封十六七年后于1994年首次面世)。

也就是说，不是浩然对自己的新作品失望了，而是对掌握话语权的文艺界某些人的胸怀和人品失望了。他明显地意识到，因为自己在“文革”时期一度“红”过，“改开”时期的某些文坛大佬就见不得他东山再起。

1986年，浩然在《农村青年》杂志披露过，长篇小说《苍生》之后，他还要创作《苍生》的姊妹篇《动变》。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写出，估计就与浩然的心境有关：既然这个时代不认可、不容纳我，那我就不再写这个时代，我要高调肯定为那个时代树碑立传的代表作——《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