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压迫到自我剥削，资产阶级最阴的一招：去政治化

一个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在电脑屏幕前灌下苦涩的咖啡，告诉自己再拼几年，等退休就解放;一个外卖骑手在马路上飞驰，闯过第二个红灯，心里却仍想着快点，再快点;一个高中生躺在床上，一边刷着鬼畜短视频，一边为今天的摆烂陷入深深的自责。在这个“公平”且“文明”的时代，不会再有人拿鞭子站在他们身后，而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根鞭子，狠狠抽打着自己。现在的人活的很累，却不知道是谁造成了这一切。

退回到一百多年前，工人农民还能清楚的看见造成苦难的压迫者：那个压低工人工资，叫来警察镇压罢工的工厂主，那个手握皮鞭，成天在城堡里吃喝玩乐的地主，那时的压迫与剥削来自一张张具体的面孔，愤怒与仇恨也有具体的方向。但现在资本的统治已经学会了隐身，他将自己藏在“多劳多得”的口号里，藏在“人人平等”的承诺里，藏在“自己不努力怪什么社会”的主流观念里。它不再需要警察来驱赶仇恨，因为它让人相信：苦难是弱者的报应，躺平是失败者的托词，只有反思自己、“继续努力”才是唯一的正道。

那么资产阶级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们又是怎么把阶级压迫这件最为政治化的事情改造成一件个人化的事情，并让每个人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监工的呢?

当下，成熟期的资本主义为了高效的获取利润，免受群众运动的冲击，就需要一群乖乖听话的“顺民”。而制造“顺民”的核心机制就是“去政治化”，简单来说就是愚民政策：把阶级矛盾从公众视野中抹去，置换为市场、能力、选择、付出等非政治话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强调：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政治问题的本质，就是阶级问题。而“去政治化”，恰恰就是要把压迫关系伪装成自然秩序，给尖锐的阶级矛盾套上一层令人致幻的包装。

第一重包装出现在经济交换领域。资本主义让每个劳动者相信，自己与资本家存在平等的契约关系。工人“自由的”选择工作，“自由的”签订合同，“自由的”出卖劳动力。在这个关系里，似乎人人都在平等的交换，不存在谁压迫谁，一切都是那么公平合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看穿了这一幻想：“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哪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就会看到我们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可见流通领域的“平等”，不过是掩盖剥削关系的华丽帷幔。劳动者在市场上看似自由，但实际上是除了出卖自己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可大多数劳动者没有能力识破这一层伪装，他们只会把出卖劳动力看作自我实现的方式，把与资本家的交易看作公平的竞争。而血淋淋的剥削却被悄然隐藏。

如果说经济领域的“公平”让阶级矛盾变得不可见。那么政治领域的“民主”则让积极同志变得合法合理。西方国家的普选制、议会制与“普适”的法律，这些制度以“人民主权”的名义运行，似乎每个人都能通过投票和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列宁明确指出这种民主形式恰恰是“资产阶级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一旦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的确立自己的权利……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民主”的政治游戏，其规则本身就是由资本制定，无论选谁上台，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那么这套规则就只能是维护这种占有的机关。然而这套规则制造了一个幻觉：无产者在投票箱前觉得自己是主人，在法庭上相信法律会保护自己，在选举中期待哪个候选人上台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阶级压迫第二次被掩盖，被剥削者不再去追问“谁掌握权力”，而只是在本质上与自己无关的选举中获得几分虚无的“政治参与感”。

然而仅有制度层面的伪装还不够。为了防止底层不安与愤怒的苗头被催化成为能够撼动统治的熊熊烈火，资产阶级就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控制来使人从内心深处认同资本逻辑。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资产阶级支配着社会中的“精神生产资料”，即媒体、学校、流行文化，让他们不断重复同一套叙事——社会公平，机会均等，成功源于努力。当一个工人相信“月薪过万靠自己拼”的时候，他就不再去想为什么自己的劳动产出远远大于所得的工资;当一个失业者责怪自己能力不行时，他就不会认识到失业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他们在资本的欺骗下逐渐变得浅薄和自私，成为发展中的一个个牺牲品。

这三种伪装将阶级斗争在公众面前彻底雪藏，成功完成了“去政治化”。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被阉割，压迫者失去了用来解释苦难的共同政治话语。只能任由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逻辑不断渗透。于是无数底层人民开始相互“厮杀”，在学校，在工厂，底层湖海变得随处可见。而实际上，每个个体都难以摆脱被剥削的命运，但又无法认识到剥削的存在。于是只能在“要努力”和“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的反复撕扯中替资本完成最后的规训。这便是去政治化造成的恶果：它给每个被压迫的人两条鞭子，一条向着同为底层的别人，叫“内卷”;另一条向着自己，叫“内耗”。这恰恰符合市场的逻辑：资源有限，所以必须争取;别人努力，你应该更努力。但这本身就是个谎言，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充分证明，问题从来不在于资源总量的不足，而在于私人占有制下扭曲的分配方式。一边是堆积成山的资本，一边是没有购买力的劳动者。“内卷”与“内耗”的真相，从不是“僧多粥少”，而是“粥”被少数人垄断后，大多数人在一个被刻意制造的稀缺幻觉中相互踩踏。

然而去政治化的统治术再高明，也终究难以抹去一个基本事实：底层的痛苦是真实的;无论资产阶级如何以“公平”的幌子掩盖剥削，底层的疲惫、焦虑、绝望仍然在那里。劳动人民只是没有认识到痛苦的来源和解决痛苦的路径。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应当“在一切阶级和阶层，一切政治领域进行政治揭露”。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就是要把每一个劳动者具体的痛苦与反抗，同整个资产阶级统治联系起来，让被压迫着手中的鞭子不再指向自己，而是一个全体劳动者共同的敌人。我们要做的，正是揭开切断这个联系的屏障，让人们看清：那些被内化成“个人失败”的伤痕，本质上都是阶级压迫在我们意识上的投影。而认识了这一点，恰恰是一切政治觉醒与自觉反抗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