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的革命逻辑与当代思考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把它打碎。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理。这一论断并非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马克思在系统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判断，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走向成熟。恩格斯从国家的阶级本质、异化特征和最终消亡的历史必然性等理论视角，与马克思共同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的建构;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一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思想武器。但是，在现实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实践中，对这一理论完整而严密的革命内涵和逻辑，却存在着种种简单化的误读，甚至是蓄意的扭曲。20世纪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重新发生国家权力异化，产生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最终导致革命成果丧失、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没有能切实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继续践行马克思主义打碎旧国家机器原理，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此，深入认识这一理论的内在革命内涵和逻辑，厘清理论渊源、实践要求与价值旨归，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复兴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引言

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国家始终是理解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历史运动的一个核心范畴。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国家观念以现实的城邦为载体，认为国家的本质是正义的共同体，是人的自然共同体与理性秩序的统一，是国家秩序与公民责任的统一。

古代中国是东方典型的农耕文明社会，最初的国家形态也产生于部落联盟的演进过程中，国家观念随着国家形态的形成而产生。根据出土的建城实物文献记载，在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38年，周成王五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已有了“国”的概念。不同于古希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国家观念的阐释，更注重于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如何发挥国家的职能，而且由于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有着不同的主张和思想。儒家主张建立礼教等级制的国家秩序，形成以民为本、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系统;法家主张君主要善于运用法律制度和政治权术统治臣民，国家只是君主实行集权统治的工具，发展军事和农耕是国家强盛之本;而道家则主张建立小国寡民的自然共同体，否定政治国家存在的合理性。

进入近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的产生和确立，关于国家的思想和学说便逐渐具有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鲜明色彩。自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降，近代政治哲学逐步将国家塑造为秩序的提供者、冲突的调停者与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神圣的共同体，强调国家权力至上;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保守主义强调国家权威对社会秩序的基础性意义;改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则进一步将国家理解为可被渐进改造、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中性工具。在这些思想传统中，国家本身的阶级性、压迫性、寄生性与历史暂时性通常被遮蔽，国家被赋予超历史、超阶级的普遍形式。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实现了根本性范式转换。马克思、恩格斯不再从抽象理性、自然权利或社会契约出发理解国家，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揭示：国家并非是社会公正的天然代表，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施压迫与剥削的政治统治机关，有着一套特定结构的暴力统治工具。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得出了一个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颠覆性的结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而且必须将现成的国家机器摧毁、打碎，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使国家最终走向消亡。

所谓国家机器(Staatsmaschine / State Apparatus)，是国家范畴中的一个专属概念，是国家为执行自身职能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化、系统化的强制性权力机构与制度体系。将其称为机器，是一种政治隐喻。

16世纪末、17世纪初，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序幕开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7世纪中叶，以古希腊原子论为源头的机械论哲学思维勃然兴起。宇宙、万物、人以至社会，都被隐喻类比为机器。1651年，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将国家比作人造机械巨兽，以力学模型解释国家权力运转，是一种自由主义政治隐喻。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问世，他在著作中用“制衡机器”比喻三权分立，强调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构性制衡，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标志性成就。

自从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掌握现成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打碎的理论命题后，“打碎旧国家机器”就逐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常用术语。

一百多年来，“打碎旧国家机器”这一革命性的理论命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正确认识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政治实践。遗憾的是，在后续阐释与运用过程中，“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频繁遭遇扭曲与庸俗化。扭曲和误读不仅造成理论混乱，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带来了深刻教训。

因此，当下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二、“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对现代国家本质和结构的长期观察与革命实践的反复总结中逐步形成的。

1843年，马克思用半年时间写就了一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在马克思生前也没有正式出版，但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马克思在书中颠倒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起点。

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联手写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也是一部在马恩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著作，直到1932年全书才正式出版问世。在这部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中，马恩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分析国家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时，马恩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马恩针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强调：“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它是资产阶级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所以无产阶级是与现代国家相对立的，必须推翻这种国家组织形式。马恩的这些论述，为其后提出“打碎旧国家机器”命题奠定了理论逻辑基础。

1848年，马恩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发表。《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恩在《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将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但是马恩在《宣言》中还没有直接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打碎现成国家机器的理论命题。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必须打碎现成国家机器的思想成熟，和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直接提出，经历了两个关键历史节点：1848年欧洲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引发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应如何对待现存国家机器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对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欧洲政治传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在其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提出了新的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理论命题。

1852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政治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历史社会分析。他揭示出一条重要规律：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历次政治动荡与政权更迭并未摧毁国家机器，反而使其不断集中化、官僚化、军事化。无论是君主制、复辟王朝还是七月王朝，无论是共和派还是秩序党，每一次权力转移都以强化国家机器为结果。马克思指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拥有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物看作胜利者应该独占的战利品。”这一判断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局限在于：它只完成了统治阶级的替换，却继承并强化了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集权国家结构。军队、警察、官僚、税务系统、司法机构构成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压迫性国家机器，是必须摧毁的，而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评价道：“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1871年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三世战败被俘，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马克思为革命欢欣鼓舞。4月12日，马克思致信第一国际德国支部成员路德维希·库格曼，在信中写道：“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这一表述是马克思第一次对旧国家机器明确使用“打碎”的提法，标志着马克思“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命题的确立。将“打碎旧国家机器”上升为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实现了从历史经验总结到普遍革命原理的升华，严格划清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机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旧国家机器的转手，是剥削阶级社会变革的政治逻辑;打碎旧国家机器，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的根本要求。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为了及时总结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件和经验教训，马克思撰写了其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战士们的英勇业绩和伟大创举，并根据公社第一次尝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指出：“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改变国家机器，而是打碎它、摧毁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论断，宣示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任务不是单纯为了掌握国家权力，而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也要最终消灭国家本身。所以必须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打碎旧的寄生性、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在制度和结构层面建立新型的适应无产阶级和劳动解放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72天，却在实践中践行了“打碎现成国家机器”的革命，以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革命举措，树立了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的光辉典范和永恒原则。巴黎公社的实践与马克思的理论建树，在现实中形成了深度的互证，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历史的生命力。

1872年，马恩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撰写序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作为对《宣言》基本原理的一项重大补充和修改，被写入了序言。马恩在序言中说，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恩对《宣言》原理的这一重大补充和修改，意味着“打碎旧国家机器”不再是针对法国革命的具体历史结论，而是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普遍原理，正式纳入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提出“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命题的过程中，恩格斯始终与马克思共同研讨，相互协作，为这一理论命题的建构做出了他自身的贡献。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的遗愿，从国家起源、历史命运、阶级本质和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建构原则等方面，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体系。

1884年，恩格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用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从国家的起源、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和终将消亡的历史规律出发，对国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发。恩格斯再次重申了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著名论断：“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恩格斯的论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系统地论证了国家的起源、本质与消亡规律，将“打碎旧国家机器”从革命的策略提升为历史的必然。

1891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第三版出版，恩格斯为其撰写导言。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出了新的拓展和深化，特别是根据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二十年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对公社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和教训作了新的总结概括。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和深刻的论断：“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祸害”一词，并非是一种道义的贬损，而是对争取统治斗争取得胜利以后的无产阶级严肃而科学的政治警示。即使对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而言，国家仍然是一种不得不继承下来的’、带有压迫性基因的权力形式。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破除对国家的崇拜，，立即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和方式除去国家这个祸害最坏的方面。而且这个历史任务不是夺取了政权胜利的这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最终要把国家这个废物完全抛掉的历史任务，需要由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完成——这是何等深邃的历史远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评价恩格斯在导言中所阐述的国家思想“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三、马克思主义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的革命内涵与逻辑

“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原理，有着鲜明而严密的革命内涵和逻辑。但是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着对这个原理革命逻辑的反对、扭曲或简单化误读。

因此，在理清理论脉络的基础上，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性质和对象，任务和手段，主体和目标等方面，深入而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的革命内涵和逻辑，对吸取历史教训，推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有着现实的政治和理论意义。

(一)革命性质与革命对象

无产阶级打碎现成国家机器的历史行动，从本质上看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政治革命。与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旧式革命不同，以往革命只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革命的目的是占据原有国家机器、延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而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社会变革，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要为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清理和重建政治地基，是整个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剥削制度与阶级压迫革命的先决条件和基本组成部分。

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对象。从宏观层面而言，资产阶级及其所维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对象，但落实到“打碎现成国家机器”这一具体历史任务上，其直接革命对象是具有顽固压迫属性的剥削阶级国家机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公社革命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

现成的国家机器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有着特定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不是一种谁掌握了它就可以简单地为谁服务的中性的政治工具，而是资产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物质载体与制度依托。

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有一套结构严密、功能完备的压迫体系，是由人员、制度、运行机制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军警与官僚集团是旧国家机器的核心要件。常备军、警察是资产阶级对内镇压无产阶级反抗、对外争夺资本利益的暴力支柱，庞大的官僚队伍则依托层级化的行政体系掌控社会管理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除了军警与行政官僚体系外，法律机构、税收部门、意识形态与文化教育体系共同构成了旧国家机器的支撑系统。资产阶级法律和执法机构，本质上是维护私有制、保障资本权益的规则体系和暴力执行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和税务机关有着特殊的强制力，承担着搜刮社会财富、维系资产阶级国家运转的经济功能。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的国家职能愈发凸显，资产阶级通过教育体系、舆论宣传、价值灌输等方式，用个人主义、消费主义配合改良性的社会福利政策，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将阶级压迫包装为“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成为巩固其统治的软性工具。

葛兰西提出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对无产阶级革命有着特殊的消解和制约功能;毛泽东坚持要在社会主义时期，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都是清醒地看到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特殊组成部分，对社会的经济制度、阶级关系以致对人的社会性塑造和集体行为方式的引导，都有着极其强大的能动性反作用力。因此，“打碎旧国家机器”革命的对象，必须是包括了有形的制度、结构和无形的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旧国家机器。

(二)革命的任务与手段

革命的具体任务是由革命的性质和对象确定的。从革命进程来看，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但是，夺取国家政权、消灭反革命武装、清除旧官僚队伍，仅仅是打碎现成国家机器的第一步，属于阶段性的任务。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不仅要摧毁旧国家机器的人员组织与暴力机构，更要破除依附其上的腐朽制度、运行规则与权力逻辑。

同时，马克思主义告诫人们，“打碎旧国家机器”不等于彻底取消一切公共权力。国家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在阶级尚未完全消灭、旧社会残余依旧存在的历史阶段，社会仍然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半国家来镇压和打败国内外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之后，必须立即着手重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这是打碎行动的延续，也是完成整体革命任务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重建新政权必须严格遵循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马克思高度肯定巴黎公社的革命创举，认为公社最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以实际行动“打碎旧国家机器”，尝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了资产阶级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废除了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的等级授责制和官僚集团享有的特权制度，实行所有公职人员都由普选产生、随时可以罢免，推行公职人员薪金与普通工人持平的制度;废除了脱离民众的旧议会，建立起兼具立法与行政职能的公社委员会，实行工人阶级的社会自治，由工人阶级自主管理社会生产。

是否确实遵循马克思所提炼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典范，将国家权力机关从压迫人民的主人转变为服务社会的公仆。这是区分新旧政权阶级性质的根本标志，也是评判打碎旧国家机器历史任务完成进程的核心标准。

列宁在领导俄国10月革命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革命的思想。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系统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后指出：“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列宁在这里以最彻底的革命辩证法，解析了巴黎公社伟大创举的精髓和要义。公社用以取代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的各项举措的根本内核，概括起来就是实行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民主;当民主实行到最完全最彻底的时候，就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实现了这种具有根本政治和阶级属性的飞跃和转化，才能使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新生政权这两大类性质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得到胜利的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才能获得最强大的力量和有效的实行。无产阶级完成“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历史任务，才能一步一步地得到推进。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列宁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认同和实行。苏联和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现象，权力高度集中，甚至是领导人个人专权, 将权力集中于自己一身。民主流于形式，自上而下的等级授职制和对应的官员等级待遇制，是通用模式，对官员的行为和财产状况，人民群众则根本无法监督。一些当权的领导者和公开的理论宣传中往往这片面引用列宁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欺骗性的论述，认为民主只是一种形式和工作作风问题，巴黎公社“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举措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甚至声称巴黎公社的举措只是一种农民意识的乌托邦。不理解列宁所论述的民主从量变到质变、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须，也是历史的必然。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这里既有理论认识的不足，也有运动自身的不成熟，还有一种正在逐渐形成的，新的阶层意识和利益机智的表达。

然而，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是否完全彻底地实行人民民主，是关乎社会主义命运和新生政权的阶级属性的政治内核和原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政治变量，而是判断一个政权真实阶级本质的政治标尺，也是防止新生政权腐化变质的根本保障。践行巴黎公社的经验，具体形式是需要探索和创造的，但是基本原则是不能背离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已反复告诉人们：推翻旧体系是前提，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国家消亡才是归宿。塑造服务于人民的彻底民主化的公共权力机构，与摧毁寄生性、压迫性的旧国家机器，二者共同构成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完整革命任务。而认识这一点，则关乎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自身解放的命运.。

要完成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正确的革命手段和策略。无产阶级“打碎现成国家机器”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手段则是彻底打碎。绝不是接收、改良和利用旧国家机器，而是对其进行彻底摧毁与瓦解。这一手段选择，根植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旧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从人员结构到制度设置，在整体上都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革命目标不存在阶级通约性，无产阶级不可能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同时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和教训得出的明确结论，并为巴黎公社后一百多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所证明。旧机器的压迫性结构，旧官僚体系特权制度，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运作方式，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和体质性再生能力。即使更换了政权表面上的掌控者，如果保留原有制度架构，权力异化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最终必然导致革命成果被旧体制的逻辑所吞噬。

因此，工人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逐渐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就必须根据革命的形势和条件，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消灭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暴力机关，彻底废除旧国家机器的压迫性、寄生性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人民政权和公共服务机构。

显然，这里的“打碎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消灭，重建更不能是对旧制度的简单复刻，而是以巴黎公社原则为根本遵循，实现国家权力阶级属性、功能定位、运行方式的全方位革命与创新。因此，更多地需要运用人民民主的方式，通过组织、动员、教育和自我革命等手段，创造性地建设新的人类政治文明，让政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朝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从而全面完成“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历史任务。

(三)革命主体与最终目标

“打碎现成国家机器”是一场深刻的人民革命，其革命主体并非局限于少数革命精英或先锋队，而是全体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必然需要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参与。

革命先锋队作为革命阶级和群众的组织者、引领者，发挥着凝聚力量、指明方向的核心作用，但无法独自完成“打碎旧国家机器”、建设新政权的历史使命;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共权力机构，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级觉醒，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这既是一个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历史主体作用发挥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作为新生国家和自己命运主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实现的过程.

：先锋队在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必须能切实地充分依靠和尊重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作为革命第一主体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最广泛地组织和引导劳动群众和各社会阶层行使民主权利，建立社会公仆型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社会监督体系，创造性地建构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参与通道和机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制度化的完善，以及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完成国家管理由少数人向绝大多数人的主体性转换。没有这种转换，旧国家机器就不可能被彻底打碎，甚至会借尸还魂，

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举措和确立的原则?其实只是打碎旧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历史主体性的起步，远不是终点，在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基础上，持续地创造性地发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历史主体的作用，不断的推进国家和社会由少数人管理向绝大多数人管理的主体性转换，才是无产阶级打碎旧国家机器革命的真谛和最强大的历史动力. 当绝大多数人，以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时，公社所创建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共和国，便具有了更高级的形态.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建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实践中，对如何从巴黎公社出发?建设更高级形态的工人社会共和国是有过构想的，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同时，列宁认为，只有建立了所有人都能轮流参加国家管理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新生政权的退化变质。他说：“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建立起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的例外，将受到迅速而严厉的处罚，从而，遵守一切必要的公共生活准则很快就会成为习惯。”

列宁的这种构想是基于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必然要实现的深刻认知。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普通劳动者轮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彻底终结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是打碎旧国家机器革命任务的内在要求和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防止新政权异化为压迫工具的根本保障。

可惜的是列宁去世较早，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强调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思想的认同程度较低，而俄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却有着相当的影响。考察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建立的政治体制?可以说连巴黎公社原则的门槛都没有跨入，更谈不上实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将轮流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构想。反而是官僚特权再度滋生，新生政权逐渐异化，最终在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十月革命成果付之东流，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复辟。苏联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在革命胜利后，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继续完成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历史任务，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因。

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与政权建设实践，

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他的名言。他认为只有让全体人民都起来负责和监督，无产阶级的政权才能跳出兴亡交替的历史周期律。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最根本的权利是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1945年，在延安窑洞中回答黄炎培如何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时，毛泽东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页)“人人起来负责”精准点明了“打碎旧国家机器”、建设新政权的主体要求：人民不仅是革命的参与者，更是国家的主人、权力的监督者与社会的管理者。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带领一个“读书小组”，集体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教科书的内容结合实际作了一系列批注，并发表评论。他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强调：“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权利内涵的本质，并尖锐地揭示了20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人民对国家管理权虚位的严重弊端，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发展。

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人民对国家管理权的虚位化，没有了广大人民在国家管理中的担当与全面监督，新生政权就会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就会滋生，“打碎旧国家机器”的革命成果也会付诸东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的实现，是保证“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的实现?以打碎旧国家机器历史任务最终目标的达成是互为条件的。从革命的长远视域来看，“打碎现成国家机器”有着层次递进的最终目标。短期直接目标，是摧毁资产阶级压迫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消灭国家机器本身，实现国家的完全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

无产阶级“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要永久保留国家这一暴力机关，而是要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当阶级彻底消亡之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将随之自行消亡。

显然，国家的消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断革命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这一历史任务需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的思想觉悟全面提升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成，这是一个比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要艰难复杂千万倍的历史过程。不仅要依靠客观历史条件的巨大改变，而且要依靠历史主体的巨大成长，需要依靠如恩格斯所期盼的，在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新人的接续奋斗。这一过程，既是持续改造旧社会、建设全新的自由社会的过程，也是不断改造革命者自身、提升全体社会成员思想境界与综合素养、造就出一代又一代更具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新人的过程。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是最终完成打碎旧国家机器历史任务的条件，而在打碎旧国家机器进程中，不断进步发展的社会环境又是造就一代又一代新人的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就是从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这里，消灭阶级、使国家最终消亡的目标，与实现全社会成员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只有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确实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时，整个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结语

马克思主义“打碎现成国家机器”的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实践为现实依托，构建起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革命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明确了党碎旧国家机器” 的性质，是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组成部分，革命矛头直指整套剥削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经过革命夺取了政权，并不意味着就完成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历史任务，只是整个革命进程的第一步。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典范，摧毁压迫性、寄生性的国家组织结构、特权制度和运行机制，建立公仆型的社会权力机构和公共服务体系，才是“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中心环节。“

打碎旧国家机器”、消灭阶级、使国家最终消亡，是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伟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完成这一伟业的第一历史主体和根本的力量源泉。在“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也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对国家、军队、企业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权，既要有打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图谋复辟的能力，又要有防止自己队伍中出现权力异化的自觉，从而保障革命的航船始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行。

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指引国际无产阶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为实现无产阶级从被压迫阶级到统治阶级的历史转变提供了理论武器。

但是，如果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后，不能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铲除滋生新官僚主义者阶层的温床，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可能蜕变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专政，历史就会走回头路。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就是现实的惨痛教训。

在当代，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国家治理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打碎旧国家机器”理论所蕴含的革命立场、人民立场、政权建设原则依然具有强大的时代价值。深刻把握其内在革命逻辑，坚守政权的人民属性，防范权力异化，坚持人民监督与全面参与国家治理，始终保持国家权力的公仆本色，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推进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