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四：“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读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接上文——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三：“马克思主义宿命论”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它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完美的社会，那里没有艰难，没有痛苦，没有暴力，也没有冲突。”

这便是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四，他们认为：

“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对抗、私利、占有、竞争或者不平等。人人平等，毫无贵贱之分。人不再需要工作，人和人之间和睦相处，物质财富源源不断。这种出奇幼稚的想法来源于对人性的轻信。它完全无视人性的险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生来就是自私、贪婪、好斗而富于竞争性的动物，而且任何社会变革都不能改变这一点。马克思对未来的天真想法反映了他整体政治思想的荒谬和不切实际。”

在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以上论述，是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十大观点”之四，“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将马克思主义斥为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幻梦，其实是西方反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具迷惑性的论调之一。它先把共产主义歪曲成消弭所有矛盾、人性全然至善的完美天国，再以‘人性本恶’的所谓常识，将共产主义社会贬为幼稚空想。那么，面对这个问题，作者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又是如何去应对的呢?

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伊格尔顿对此进行了较长篇幅的探讨，他没有停留在道德辩护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思想的本源处拆解了这一指责的双重虚构，即“乌托邦论”既歪曲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真实构想，也误解了人性和历史的辩证关系。

首先，伊格尔顿指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本人正是乌托邦社会主义最尖锐的批判者。和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精心设计理想社会的蓝图不同，马克思并不会对未来社会做细致入微的描画。在他看来，未来不是哲学家头脑里的发明，不是可以按图索骥的模板，而是资本主义现实矛盾运动的历史产物。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是向世界宣讲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而是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其自我否定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没有许诺一个天堂，只是指出了旧制度孕育新社会的客观逻辑。把马克思等同于空想家，本质上是把他毕生反对的东西扣在了他头上，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误，即先立一个虚假的靶子，再对着它开火。还有，耐人寻味的是，“乌托邦论”和上期视频所探讨的“宿命论”，本身就自相矛盾，如果历史铁律早已注定社会主义必然到来，那它就不可能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如果它只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那便谈不上什么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两种相互矛盾的指责能够同时流行，这本身就耐人寻味，它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两种论调都不是基于事实的学理判断，而更像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标签化攻击。

针对 “完美社会” 的指责，伊格尔顿进一步澄清：马克思没有幻想过一个没有痛苦、没有冲突、没有艰辛的世界。共产主义所要消灭的，是阶级剥削、异化压迫和系统性的社会不公，而不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马克思所追求的，是让人们不再受盲目的资本力量支配，不再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和尊严，让劳动从异化的谋生手段，变回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乌托邦论”虚构出一个 “全无冲突、物质无限、人人皆圣” 的共产主义幻影，再将其斥为幼稚，不过是在攻击一个马克思从未主张过的虚假目标。

最后，关于“人性本私本恶”的论调，伊格尔顿指出，将自私、贪婪、好斗视为人性永恒不变的本质，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的历史观。如果人性真的亘古不变，那么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历次社会变迁便无从解释。事实上，我们今天视为 “天性” 的自利、竞争和占有欲，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出来的人格形态，当整个社会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当生存竞争成为个体的基本存在方式，人自然会表现出逐利和排他的特征。

资产阶级把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性表现，夸大为普遍的人性铁律，不过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秩序，装扮成符合人性的永恒秩序。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人有自然欲望，但他始终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改变社会关系，就是在改变人性的历史呈现方式。

以上，是伊格尔顿在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所作的探讨。人文社科如果不加以思考，那么再大声的呐喊，也是无能的咆哮。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被理解，更在于被思考。下面，我和诸君交流我的思考，和大家一同探讨。

我认为，要更深一层理解“乌托邦论”的逻辑，还需要回到思想史和哲学的维度，重新辨析乌托邦的本质和马克思历史观的品格，以及人性论之争背后的意识形态分野。作为一种跨越两个世纪的思想指控，“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 的论调，其实没有真正击中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反而暴露了批评者自身的理论贫困和历史短视。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乌托邦”在思想史上本有双重内涵：它既是对现实的超越性想象，也暗含着 “脱离现实、无法实现” 的贬义。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乌托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有没有理想，而在于它的理想从何而来、如何实现。

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傅立叶的“法郎吉”，传统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从理性、正义、人性的抽象观念出发，在头脑中建构出一套完美的社会制度，再试图通过道德说教或小规模实验将其推广到现实中。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可不是抽象道德理想的产物，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运动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它不是从 “应该是什么” 出发，而是从 “是什么” 出发：

正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创造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也孕育出了否定自身的无产阶级力量;正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证明着其历史的暂时性。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之外的美好想象，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来的历史可能性，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必然结果。这种基于现实矛盾的历史判断，和凭空构想的乌托邦有着本质区别。

进一步看，关于“完美社会”的指责，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批评者用一种非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把社会形态当成要么完美、要么不完美的静态实体，以为马克思要建造一个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社会。但在马克思的辩证历史观中，从来没有什么终极的、完美的社会状态。

有一个大胆的说法，共产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 “人类史前史” 的终结，它结束了阶级对抗的史前时期，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开启了真正的人类历史。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依然会有矛盾、有冲突、有挑战，依然需要人们去创造、去解决新的问题，它不是完美的终点，而是更自由、更高级的发展起点。

那么，共产主义是否是人人无差别的绝对平等呢?马克思没有许诺过无差别的绝对平等，他所追求的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恰恰是以承认人的差异为前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和需求，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再以金钱和阶级地位为标尺，而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把共产主义歪曲为抹平一切差异的平均主义社会，再批判它不切实际，本质上是用低级的形而上学误解了辩证的历史观。

关于人性论的争论，是这场乌托邦指控的核心，也是最具迷惑性的地方。“人生来自私贪婪” 的论调，从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 到当代的理性人假设，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性根基。这种抽象人性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特定社会关系下的人的行为，当成了人的永恒自然本质。

事实上，利己和利他、竞争和合作，都是人性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不同呈现。原始社会的人以集体生存为根本，封建时代的人以等级身份为准则，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自利的个体才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马克思说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是否定人的自然属性，而是指出人的社会本质具有历史性和可塑性。

如果人性真的永恒不变，那么历史上众多的利他、团结、自我牺牲的壮举又是从何而来?如果人性真的永恒不变，人类就永远走不出原始部落;既然我们已经经历了数次社会形态的更迭，就证明人性从来不是束缚历史的枷锁。反过来看，相信人性永远自私、相信人类永远只能在弱肉强食中生存，这种灰暗的人性观，才是真正的精神牢笼，它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困境，夸大成了人类永恒的宿命。

最后，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将马克思主义污名为乌托邦，它的潜台词是：资本主义是唯一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任何超越它的尝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论调在苏东剧变后达到顶峰，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就是其最典型的表达。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短短几十年后，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便以更猛烈的方式“回馈”：贫富分化的加剧、生态危机的蔓延、全球治理的失效，都在不断证明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点。反而是那些曾经被斥为乌托邦的主张，如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等等，正越来越成为人类应对危机的共同主张。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重新找回超越现实的勇气，历史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正是由我们人民群众所改变的，人，也可以创造更合理的社会，一个我们所向往的、自由自在生活的社会，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恰恰因为这才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