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公正地看待葛兰西同志

引言：一场奇怪的“批斗”

2026年7月，中文互联网上围绕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从狱中伙食到理论立场，从人格到思想，几乎无所不包。有人用“大胃袋”这样的词汇羞辱一位在法西斯监狱中耗尽生命的革命者;有人截取他1917年文章的标题宣称他“反对《资本论》”;有人将他定性为“唯心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

坦率地说，这场争论的质量令人担忧。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时，不分析他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立场、对革命事业做的贡献，而是把目光聚焦于诸如“他在监狱里每天吃一公斤葡萄”等生活琐事，那这就不能叫一次严肃的“讨论”，甚至不配叫做吵架，而只能被称为一场低劣的人格污蔑。

当然，质量堪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这场争论一笑置之。这场争论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些人以“马列毛派”的名义攻击葛兰西时，他们究竟在攻击什么?他们捍卫的又是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还是一套可以被随时套用的、不容讨论的僵化公式?

本文无意对葛兰西进行“神化”或“圣徒化”。我们试图回到历史文本本身，结合《狱中书简》《葛兰西传》《狱中札记》三本书的原始材料，厘清基本史实，辨析核心理论问题，回应常见的误解与攻击，并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我们谈论“马列毛主义”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第一章：对葛兰西人格与经历的攻击

1.1“狱中优待”说

攻击的起点是一份葛兰西在狱中的伙食清单。让我们看看葛兰西自己是怎么说的。这段话出自1927年9月葛兰西从狱中发出的一封信：

“我的食物包括：300克面包、700克牛奶、大约200克黄油意面和2个生鸡蛋。这是医院提供的食物，因为我不能吃肉或番茄汤……即使这些食物很清淡，我也很难消化。”

攻击者凭他们敏锐的眼光(他们的眼光似乎只在这种场合敏锐)抓住这句话，大肆宣扬“葛兰西生活腐化”“葛兰西受法西斯政权优待”等谣言，试图从人格上“炮打葛兰西”。但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读一读这句话——甚至用不着联系上下文——谣言便不攻自破。

这段话里有三个被攻击者刻意忽略的关键信息：

第一，这是“医院提供的食物”——不是监狱的标准配给，而是病号餐。 葛兰西当时已经病重到无法消化常规监狱食物的地步。他长期遭受“可怕的监狱饮食和几乎不存在的医疗照顾”的折磨。一个连常规监狱食物都无法消化的人，被说成“享受特殊待遇”，这已经不是歪曲，而是公然颠倒黑白。

第二，“我很难消化”——一个连清淡食物都难以消化的人，被说成“大胃袋” 。有医学生分析指出，葛兰西的食谱中碳水化合物比例高、蛋白质摄入不足，是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下的权宜之计，绝非“养尊处优”。

第三，关于“一公斤葡萄”——攻击者将意大利的葡萄描述为“奢侈品” 。事实是：意大利长期以来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葡萄在意大利是常见水果。将丰收季节的常见水果描述为奢侈品，只能说明攻击者对基本历史地理常识的无知。

葛兰西的真正死因是什么?历史记录一致表明：他死于长期监禁导致的健康崩溃。1928年6月被判二十年徒刑后，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到1933年，他描述那是“我入狱后过得最糟的一年”。他长期遭受失眠折磨，有时感到“好象悬在空中一样，身体失去了平衡，就像患有头晕病或喝醉了酒一样”。1937年4月27日，他在罗马奎西萨纳诊所因脑溢血逝世，年仅46岁。讽刺的是，基于其恶劣健康状况的赦免令在他去世当天被签署。

将“病号餐”扭曲为“政治优待”，本质上是一种“先定性、后找证据”的猎巫式论证。这种方法预设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受苦受难”的道德剧本，然后用生活细节是否符合这个剧本作为评判标准。这与马克思主义“从事实出发”的方法论背道而驰。

1.2“拒绝交换”的指责

攻击者暗示：葛兰西如果真有骨气，为什么不拒绝一切“优待”?为什么不更激烈地抗议?

事实是：葛兰西从未申请过“悔过赦免”。按照法西斯法律，政治犯只要“公开悔过”并承诺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即可获释。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明确表示：

“我是个政治犯……我从未感到耻辱。因为说到底，从某种意义上，是我本人想要判刑和监禁的，因为我从不想改变自己的信念，为了它我准备献出生命，而不仅仅是遭遇牢狱之苦。”

1933年，当妻姐塔齐娅娜考虑为他申请恩赦时，他在信中坚决表示：

“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得到恩赐，而要取得恩赐，自然必须提出申请，说明自己改变了观点，承认了错误等等……我丝毫不想对任何人屈膝求荣，也丝毫不想改变我的操行。”

这些文字可不是对外“政治宣传”，这些文字是他在狱中写给最亲近的家人的私信。一个在私信中仍然拒绝以悔过换取自由的人，被说成“与法西斯勾结”——这种指控已经不是在讨论历史，而是在践踏历史，不仅是在践踏历史，更是在侮辱一位革命者。

1.3人格攻击的政治危害

将这类攻击上升到一个理论问题来分析——“道德政治化”的危害是什么?

第一，消解政治议题，将严肃的政治迫害转化为个人私德的讨论，使人们不再关注法西斯专政的本质，讨论的焦点自然就从“法西斯监狱为什么如此残酷”变成了“这个囚徒吃得怎么样”。

第二，制造犬儒主义氛围，暗示“所有英雄背后都有不堪”，消解牺牲行为的崇高感，让严肃的政治信念在无尽的“八卦”和“道德洁癖”中耗尽。

第三，切断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用个人生活的“猎奇化”替代对其思想的严肃讨论，这样，人们记住的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囚犯”，而不是一个“思考革命为何失败的革命家”。葛兰西本人曾在《狱中札记》中深刻批判过这种“人格问题”式的政治讨论方式。他指出，当政治斗争被化为一系列私人事务时，真正的力量分析和战略思考就被搁置了。拿着书信中的生活细节攻击葛兰西，实际上和走资派们污蔑的“23662.22元”没什么区别。

我们不妨反问一句：如果葛兰西真的“勾结”法西斯，为什么墨索里尼的检察官在宣判时要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必须让这颗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为什么法西斯政权要等到他濒临死亡才签署赦免令?这些事实，攻击者无法回答。

第二章：回应针对葛兰西思想体系的攻击

人格攻击之外，更“高级”的攻击是针对葛兰西的理论。这些攻击的核心手法是：断章取义——截取只言片语，脱离上下文，歪曲原意，然后贴上标签。

2.1“实践哲学反对物质第一性”

在这一方面，攻击者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定性为“唯心主义”或“实践一元论”，认为他用“实践”否定了“物质”的基础地位。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

“实在既不依靠自身而存在，也不存在于自身之中、为自身存在，而只存在于它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一种历史关系中。”

这句被频繁引用以证明其“唯心主义”的论述，恰恰需要放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脉络中来理解。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葛兰西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从客体或直观形式”去理解的旧唯物主义。他批判的是将物质视为脱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的形而上学观点。他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经济主义”——即那种将经济规律视为脱离人类活动的、自然科学式的宿命论。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分：

庸俗唯物主义 = 经济自动决定一切，人的意识只是经济基础的“机械反映”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 物质第一性是前提，但意识、上层建筑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 坚持物质第一性，但强调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物质世界才进入“历史”的范畴

攻击者混淆了前两者，然后将葛兰西对前者的批判误读为对整个唯物主义的否定。葛兰西是“本世纪根据正在变化的先进工业资本主义环境去继承马克思的首批思想家之一”。他不是在“反对”马克思，而是在“发展”马克思。

2.2“反对《资本论》”或“攻击十月革命”

攻击者最“得意”的论据是：葛兰西1917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看，他自己都承认“反对《资本论》”!

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葛兰西在1917年12月写道：

“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论证了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但是，已发生的事件战胜了意识形态。事件已经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俄国历史好象应该按照这一公式发展。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象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紧接着，葛兰西写道：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总之，这些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一种不朽的思想……”

现在问题清楚了：

葛兰西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打破了教条式地阅读《资本论》的刻板公式，而非反对《资本论》本身。 他赞美的是布尔什维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将其当作僵化的圣经。

1917年，关于俄国革命的准确信息极少。葛兰西写这篇文章，是为了驳斥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者——后者认为俄国因资本主义不发达、不具备“客观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葛兰西说的是：如果教条式地理解《资本论》，那么十月革命确实“违反”了它;但十月革命的胜利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科学，不是死的教条。

马克思本人曾表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为了反对将其学说教条化。恩格斯晚年多次强调，经济因素是“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而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葛兰西对十月革命的分析，正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的延续，而非背离。

攻击者截取标题、无视全文的做法，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2.3“文化霸权”与“阵地战”

攻击者认为“阵地战”理论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是“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理论。

让我们回到葛兰西的文本。葛兰西将革命策略区分为“运动战”(正面夺取国家政权)和“阵地战”(先在市民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这一区分的基础是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分析：

在俄国：市民社会薄弱，国家就是一切，因此“运动战”(正面进攻)是可能的。

在西方：市民社会结构坚固，形成了一个“巨型战壕”，因此必须先进行长期的“阵地战”，削弱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

关键是：葛兰西从未否定“运动战”的合法性或必要性。他只是在问：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敌人已经构建了强大的市民社会堡垒，“运动战”的条件是否成熟?如果不成熟，应该怎么办?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公式。他指出：

“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骨的领导权)。”

这个分析框架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有着深层的方法论相通性。毛泽东没有否定城市武装起义的重要性，但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农村力量薄弱、城市敌人强大)，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葛兰西的“阵地战”同样是在西方具体条件下的战略调整，而非对革命暴力本身的否定。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批评了那些不顾各国具体条件、机械套用俄国经验的“左派”教条主义者。将葛兰西对西欧特定条件的分析，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俄国或中国)的模式来否定，恰恰是列宁所批评的那种“幼稚病”的当代表现。

第三章：葛兰西与马列毛主义传统的深层联系

澄清了具体误解之后，我们需要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些以“马列毛”旗号攻击葛兰西的人，究竟了解他们自己所宣称的传统吗?

3.1与列宁的关系：继承而非背离

攻击者将葛兰西塑造成“反列宁”的形象。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直接继承自列宁。 列宁在《怎么办?》中已经阐述了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阶级的必要性。葛兰西所做的，是将这一概念系统化，并深入剖析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机制。

有学者指出：“在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在狱前与狱中时期都没有否认列宁对他直接而正面的影响”。将葛兰西与列宁对立起来，是后世某些学者的建构，而非历史事实本身。

葛兰西是列宁在共产国际中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肯定了葛兰西领导的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葛兰西是在列宁的敦促下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的，并在共产国际的框架内长期工作。

一个关键的反问：如果葛兰西是“反列宁”的，为什么列宁本人会肯定他的工作?为什么共产国际会将他派往维也纳主持联络工作?为什么在他被捕后，共产国际多次要求意大利政府释放他?

3.2与毛泽东思想：相通而非对立

攻击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葛兰西与毛泽东在多个维度上实现了方法论的共鸣。

第一，对文化(意识形态)战线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强调“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文化战线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系统论证了为什么文化战线如此重要，以及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文化领导权。

第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共同关切。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与工农分子“知识化”相结合的思想。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认为，每个社会集团都会“有机地”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仅是“专家”，更是“领导者”和“组织者”。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集体的知识分子”，“政党所有的成员都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

第三，对“机械唯物论”的共同批判。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批判了“机械唯物论”，强调在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同样反对“经济主义”，即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自动决定一切”的庸俗唯物主义。

葛兰西和毛泽东虽然身处完全不同的革命环境(西欧工业资本主义 vs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却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将葛兰西的理论探索斥为“异端”，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所代表的那个富有创造性和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背离。

3.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一种需要批判性审视的理论建构

攻击者最常用的标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但这个标签本身就需要批判性审视。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概念，是20世纪20年代后用来描述西欧不同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将葛兰西归入这一范畴，是某些西方学者(如梅洛-庞蒂)为了将他树立为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异端”而进行的建构。

问题是：这种“割裂论”准确吗?

有学者直接发文“为葛兰西一辩”，指出将葛兰西简单定性为“实践一元论”者是“一种误解”。也有学者批评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存在“逻辑矛盾”。

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开，实际上是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等同于“对列宁主义的否定”，这是逻辑上的跳跃。恩格斯晚年同样批判过将唯物史观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但不能因此说恩格斯“反马克思”。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吗? 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它只是一个地理或历史的概念，那么这个标签本身就不具有理论批判的价值。

我们不妨反问一句：一个在共产国际框架内工作、被列宁亲自肯定、终身以创建和发展共产党为使命的理论家，仅仅因为他对西欧革命道路进行了独立思考，就要被贴上“反列宁”的标签——这种做法本身，不正是对列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背叛吗?

第四章 方法的反思：攻击者犯了哪些方法论错误？

4.1脱离历史语境：以今度古的教条主义

攻击者用今天的理论标准去评判一百年前的具体策略选择，用俄国/中国革命模式作为唯一标准去套用葛兰西针对西欧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明确批评了那些不顾各国具体条件、机械套用俄国经验的“左派”教条主义者。将葛兰西对西欧特定条件的分析，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的模式来否定，恰恰是列宁所批评的那种“幼稚病”的当代表现。

4.2混淆不同层次的批判

攻击者将葛兰西对“经济主义”(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批判，等同于对“唯物主义”本身的否定;将葛兰西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等同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否定。

在“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的质的区别。前者是后者的庸俗化歪曲。批判前者不等于否定后者——恰恰相反，批判前者正是为了捍卫后者。

4.3脱离文本整体：断章取义的论证方法

攻击者截取“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的标题，无视全文的实际内容;摘取“实践哲学”中的个别论述，无视其哲学方法论的整体框架。

这是非学术、非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一例外地强调，对任何理论的理解都必须放在其完整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脱离语境的“选择性引用”，本质上不是理论分析，而是政治攻击的手段。

4.4人格攻击代替理论批判：政治讨论的庸俗化

攻击者用狱中生活“细节”(饮食、待遇)来否定葛兰西的理论贡献;用“生活作风”类话题代替对“文化霸权”“阵地战”等理论的严肃讨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论战，历来以说理和逻辑为基础。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到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再到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无不是建立在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将严肃的理论争论降低为人格攻击，这种论证方式本身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传统。

我们不妨反问一句：如果攻击者真的认为葛兰西的理论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去反驳他的“文化霸权”理论哪里错了、他的“阵地战”分析哪里不对，而要纠缠于“他每天吃多少克面包”?这种论证方式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严肃性的最大讽刺。

第五章 立场的阐明：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葛兰西的理论遗产？

5.1历史的评价标准

评价一个理论家，应当基于三个标准：

第一，他在自己时代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性?显然，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问题，是对列宁“领导权”理论的深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深远的分析价值。

第二，他对问题的分析是否在方法论上有创造性贡献?答案是，他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的辩证关系，是对革命战略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他的理论是否对后来的革命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不难发现，《狱中札记》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对文化研究、政治社会学和教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葛兰西无疑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5.2理论的开放性与教条主义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套封闭的、已经完成的教条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无一例外地强调：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非必须机械照搬的公式;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葛兰西的理论探索——尽管可能有争议、可能不完善——恰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诚努力。将他简单地定性为“异端”或“修正主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5.3“马列毛主义”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那些以“马列毛派”自居而攻击葛兰西的人，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当我们谈论“马列毛主义”时，我们继承的究竟是什么?

是一套可以随时套用的结论和口号?还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精神?

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种“马列毛主义”，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生所反对的，对社会主义实践危害极大的教条主义。如果是后者，那么葛兰西对意大利具体条件的分析，对“文化霸权”“阵地战”等概念的探索，正是对这种方法论和精神的具体运用。

那些攻击葛兰西的人，实际上陷入了列宁和毛泽东都曾深刻批判过的教条主义。他们用一种“机械套用”的方式“捍卫”他们想象中的马列毛，却偏离了马列毛最核心的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结语

葛兰西不是“神”，不需要被神化;他也不是“异端”，不应该被妖魔化。他是一位在法西斯监狱中坚持思考和写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位为意大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革命者。

对他的评价，应当回到文本、回到历史、回到理论本身，而不是基于断章取义的语录、脱离语境的演绎或人格攻击式的猎奇。

公正地看待葛兰西同志，不仅是尊重历史，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本身负责。 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回应新的历史问题、与各种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才得以保持其生命力的。

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当网络舆论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当“常识”和“共识”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形式，葛兰西的问题——“统治阶级如何赢得被统治者的同意”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对他的理论的任何简单否定，都意味着放弃了理解当代社会统治方式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不是简单重复“经典结论”，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葛兰西在狱中用生命写下的思考，正是这种担当的体现。

公正地看待他，就是公正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的本质。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个艰苦的事业，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只有那些在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能够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才配称为革命者。”

——安东尼奥·葛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