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拜物教：当国家成为我们时代的新“神”

一、从“商品拜物教”说起：人如何崇拜自己创造的东西

要理解“国家拜物教”，必须先回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商品本来是人的劳动产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却获得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仿佛商品本身拥有支配人的能力。马克思写道，商品世界“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人们崇拜金钱、崇拜资本，如同原始人崇拜神像——而事实上，这些“神”恰恰是人自己创造的。

马克思进一步解释道，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重点剖析的是商品拜物教。至于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则更多是后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卢卡奇等)在发挥马克思拜物教批判逻辑时所作的系统性划分，马克思本人并未以截然并列的形式明确提出这三种类型。但无论如何，拜物教批判的实质是清晰的：人把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误认为是物本身固有的属性。金钱之所以有力量，不是因为纸张或金属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它承载了整个社会的交换关系。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思考最早可追溯至1842年。他在《波恩笔记》中摘录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1709—1777)的《论物神崇拜》，并关注到拜物教的三个特征：信徒从自然物中选择神灵;直接崇拜自己创造的对象;当物神失效时便加以破坏或抛弃。

二、什么是“国家拜物教”?——拜物教逻辑的政治延伸

“国家拜物教”(State Fetishism)正是将上述逻辑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的产物。这个概念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是“国家拜物教”概念的重要阐发者。他批判黑格尔(G.W.F. Hegel，1770—1831)的国家观时指出，黑格尔把国家神化，宣扬国家高于社会和个人，企图用抽象的“国家主权”取代“人民主权”。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正是“国家拜物教”的典型表现——将国家这一历史性的、社会性的产物，打扮成一种神圣的、超越的存在。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1940—)则从另一路径深化了这一主题。陶西格在其著作《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1980)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等概念，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资本主义物化生产模式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拜物教”不仅涉及欺骗，还与政治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往往产生深刻的物质性后果。陶西格虽然并未以系统化的方式“创立”国家拜物教理论，但其理论阐述中深刻涉及并包含了对“国家拜物教”(state fetishism)的分析——国家被赋予了一种超越其实际社会关系的神秘力量，人们对国家权力产生了类似对魔法物品的崇拜。

三、国家拜物教的核心特征

综合上述理论资源，“国家拜物教”主要包含以下特征：

第一，国家的“神化”。国家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超越的地位，仿佛它独立于社会之外，是社会的主宰而非社会的产物。

第二，权力的神秘化。国家的统治权力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作为特定社会关系产物的本质被掩盖。

第三，“主权”对“人民”的替代。抽象的“国家主权”被用来取代具体的“人民主权”，国家由此凌驾于社会和个人之上。

第四，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这种对国家力量的盲目崇拜，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1873—1928)在1908年就曾敏锐地指出：“一切法和道德的生活都是在偶像即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作用下进行的，这些规范不是被人们看作他们自身的现实关系的反映，而是看作一种不依赖于他们的、对人们施加压力并要求人们绝对服从的力量。”这段话精准地揭示了国家拜物教的心理机制——人们把自己创造的法律和制度，误认为是外在于自己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力量。

四、拜物教的延伸：批判逻辑的后续展开

在后续马克思主义及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中，拜物教的分析框架被进一步延伸至更多领域(以下这些并非马克思本人的经典术语，而多是后世学者的理论应用)：

法律拜物教：将法律和法治视为不容置疑的教义，掩盖法律背后的阶级意志和社会关系。

权力拜物教：将权力本身当作崇拜对象，其实质是“权力转化为货币，权力崇拜的目的是财富崇拜”。

发展拜物教：迷信国家是推动发展的唯一主体，将发展本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

GDP拜物教：盲目追求GDP增长数字，将其当作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忽视了增长背后的社会成本和分配问题。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在理论气质上都与拜物教批判深度相通。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曾指出，在资产阶级文明中，“神话已经世俗化了，拜物教就是世俗化的最大神话”。拜物教不再是原始部落的迷信，而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五、结语：祛魅与超越

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写道：“拜物教远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国家拜物教同样如此——它不是让人超越现实，而是让人在现实中陷入更深的迷误。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最终指向一个根本目标：揭示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商品拜物教批判要揭示的是：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是人创造的，而非物固有的属性。国家拜物教批判同样要揭示：国家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才是国家的真实本质。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经济思想武器”。理论只有关照现实才能展现出自身的生命力。

“国家拜物教”提醒我们：国家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当我们把国家当作神来崇拜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崇拜自己创造的东西——而这恰恰是最大的迷误。祛除这种迷魅，不是要否定国家的必要功能，而是要以清醒的眼光看待国家的本质：它是我们的创造物，而非我们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