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吗？

编者按：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长期作为革命的两种极端被提起，当我们讨论激进自由主义的革命后果时，美国在结论上却总是反革命的。不过，比起某些恬不知耻的人对这个国家的毫无意义的攻击，我们更愿意在继承美国革命的潜流式的激进传统的基础上把美国作为必须被否定之物看待。

根据美国一则广为人知的轶事，查尔斯·康沃利斯勋爵(Lord Charles Cornwallis)的英国军团在约克镇战败后，奉乔治·华盛顿之命，演奏了英国保皇派的赞美诗《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这个故事虽然引人入胜，但极有可能是杜撰的。

按照传统，战败的军队应演奏与胜利方相关的(mit der Siegerseite verknüpft)旋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军队本应演奏一首美国或法国的歌曲。但据这个故事称，华盛顿拒绝了英军这种战争荣誉，并命令他们演奏一首自己国家的歌曲。于是，康沃利斯的手下演奏了这首创作于1646年(即更早的民众骚乱之后)的抗议歌曲。

关于这个故事的最早记载，见于1828年退役老兵亚历山大·加登(Alexander Garden)所著的《美国革命轶事》(Anecdot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不过作者本人也承认，他并未亲历约克镇战役。历史学家亨利·菲尔普斯·约翰斯顿(Henry Phelps Johnston)在其1881年出版的《约克镇战役与康沃利斯的投降》(The Yorktown Campaign and the Surrender of Cornwallis)一书中采用了这一说法，而该书随后又被音乐学家约翰·塔斯克·霍华德(John Tasker Howard)在其1931年的著作《乔治·华盛顿时代的音乐》(The Music of George Washington's Time)中所引用。

从这个故事到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那里只剩下几个再诠释的步骤(kleine, verklärende Schritte)——后者以这场历史性演出为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中一首特别惆怅的曲目命名。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其含义一目了然：演奏这首歌曲意味着一个时代正在结束，而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世界的确正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dass die Welt wortwörtlich auf den Kopf gestellt worden war)。

如今正值《独立宣言》250周年庆典，却恰逢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重要的问题不应是故事的真实性，而应是美国革命中究竟有多少的激进主义成分?无论《天翻地覆》是否曾被演奏：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世道难道最终不是依然如故吗(nicht letztlich unverändert geblieben)?

迄今为止，关于美国革命独一无二的说法，主要见于肯·伯恩斯(Ken Burns)的纪录片和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传记。而大多数研究18世纪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英国精英与新美国精英之间的内部争端。

根据普遍观点——至少在众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呈现中如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事件并非由1776年，而是由1789年，即法国大革命开启。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是这一“共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本人政治立场保守，曾于1953年在《美国政治的天才》(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中写道：“美国革命并非真正的革命(keine Revolution)，而仅仅是一场殖民地精英的反叛。”六年后，自由派历史学家卡尔·N·德格勒(Carl N. Degler)也称美国革命在本质上是“保守的”(grundsätzlich »konservativ«)。右翼哲学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将1776年之后的岁月描述为“一场未曾实现、被阻止了的革命”。近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杰拉德·霍恩(Gerald Horne)则论证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应对伦敦日益高涨的废奴主义情绪而战斗。

无论7月4日的神话化可能产生何种影响，这些解释早已是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的共识。一些人将美国革命视为历史反动派的胜利，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闹剧(als Farce)。早在18世纪，英国的批评者如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非常清楚地指出这场革命事业内在的矛盾性(woran die revolutionäre Sache innerlich krankte)：“我们怎么会听到来自奴隶主的最响亮的自由呼声?”哲学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也将美国的“温和”与法国的“激进”进行了对比。在当今的公共讨论中，人们更是一再指出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等革命者的虚伪——杰斐逊写下了歌颂平等的诗篇，同时却将600多人据为私有财产并加以侵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翻地覆》的演奏与其说预示了未来的曙光(prophetische Aussicht auf die anbrechende Zukunft)，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讽刺性的嘲弄(ironischer Spott)。

然而，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来自左翼的反驳声音(bemerkenswerte Gegenstimmen)。戈登·S·伍德(Gordon S. Wood)在其1991年获得普利策奖的著作《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写道：“共和主义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乌托邦运动(Die republikanische Revolution war die größte utopische Bewegung in der amerikanischen Geschichte.)。革命者所追求的，正是对美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与共识学派相反，伍德全力为美国革命辩护。他认为，这才是18世纪的革命的序曲——它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原型(eine Art Ur-Revolution)，为未来所有以解放为名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尝试提供了模板(die die Vorlage für künftige Versuche lieferte)。

对伍德而言，从1776年到1789年，再到1848年，甚至到1917年，都存在一条直接的传承脉络。伍德更关注的是那个时代大众的思想与文化变革，而非仅仅是开国元勋们个人做了什么。在他看来，真正使革命成为可能的不是那些伟人。他强调《独立宣言》的承诺，并将其视为一份彻底激进的，产生了实质影响的文件(ein durch und durch radikales Dokument mit entsprechenden materiellen Auswirkungen)。“平等主义正是革命所释放的最为激进、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他论证道，“其吸引力之巨大，远超任何一位革命领袖自身的意识。”换言之，无论开国元勋们最初的动机如何，通过签署《独立宣言》，他们都释放出了一种连自己也无力遏制的情感(eine gerechtfertigte Wut)：“它一旦被召唤出来，平等的理念便势不可挡，并很快以巨大的力量席卷了美国社会与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革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资产阶级叛乱，而美国的精英阶层也从中获得了许多经济利益——但是却绝非仅仅如此。同样真实的是，《独立宣言》中所宣告的平等主义与激进理想，代表着一种对导向1776年的大众革命的激进思想的表述与总结(eine neue Artikulation und Zusammenfassung)。这份文件将成为未来争取解放、正义、平等与自由的斗争的明星。

伍德向人们揭示，美国革命的理想与其实现方式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伍德展示了第一代共和主义者如何试图构建激进的社会与经济安排(radikalen gesellschaftlichen und ökonomischen Arrangements experimentierte)，以及后来的历史发展——包括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统治堡垒的形象诞生——绝非由革命本身所注定。

伍德远非第一位指出这种分裂的左翼历史学家。卡尔·马克思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在美国像在“温室”中一样发展，但他也将其革命视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前奏。1864年，马克思为亚伯拉罕·林肯再次当选，向这位美国总统致信。马克思在信中写道，自美国革命以来，“欧洲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是星条旗承载着他们阶级的命运(Arbeiter Europas instinktiv spürten, dass das star-spangled banner das Schicksal ihrer Klasse in sich trug)。”

伟大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于1901年在芝加哥对人群说：“我喜欢7月4日——它散发着革命的气息。”十七年后，苏联领导人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也热情洋溢地写道，现代美国的历史“是由一场真正革命性的解放战争开启的”，这场战争是“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掠夺者的战争”。1945年，当胡志明在河内登上讲台宣布越南独立时，他精心地选择了措辞，这写话语对美国听众来说是何等亲切：“人人生而平等，因为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列宁将美国革命描述为一场由美国人民而不仅仅是美国资产者进行的战争，这一点意义重大。对美国革命真正的考察如果仅仅关注开国元勋，那将是不完整且误导性的。当然，像这样错综复杂的事件(Ereignis)，总是包含着从保守派到自由派乃至激进派等相互矛盾的派别。列宁的措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正确地揭穿了传统的神话，并指出这场革命并非仅由乔治·华盛顿一人进行，而是由千千万万的士兵们，以及波士顿和费城家中的妇女们共同进行——妇女们对于革命理想的传播至关重要，并且常常提出最激进的提议。

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F·扬(Alfred F. Young)、加里·B·纳什(Gary B. Nash)和雷·拉斐尔(Ray Raphael)在他们的文集《革命的奠基者：国家形成中的反叛者、激进派与改革者》(Revolutionary Founders: Rebels, Radicals, and Reformers i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中，没有为开国元勋们再添一部圣徒传奇，而是相应地将学术焦点转向了那些被遗忘的革命士兵和女性活动家。尽管编者们承认，共识学派关于华盛顿、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的历史细节大体正确，但他们同样明确指出，“他们的许多同时代人希望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的不平等，并使社会结构变得更加激进。”换言之，在美国革命的参与者内部，激进主义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的奠基者》不仅描述了那些在华盛顿立有纪念碑或头像被印在钞票上的人物，还描述了来自工人阶级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波士顿的制鞋匠、反对《印花税法案》的埃比尼泽·麦金托什(Ebenezer Mackintosh)，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激进铁匠老兵蒂莫西·比奇洛(Timothy Bigelow)，以及在弗吉尼亚领导血腥起义反抗英国人的爱德华·赖特(Edward Wright)和詹姆斯·克利夫兰(James Cleveland)——他们使用的言辞，与一个多世纪前英国内战中激进的平等派(die radikalen Leveller des Englischen Bürgerkriegs)所使用的如出一辙。

《革命的奠基者》还挑战了美国革命完全由白人男性主导的形象，将非裔革命者如普林斯·霍尔(Prince Hall)和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以及后来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先驱如朱迪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和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纳入视野。编者们指出：“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把握美国革命的全貌(das Ausmaß der Amerikanischen Revolution)，…除非我们认真对待其最进步的参与者，并将他们纳入我们的历史叙事中。”

在这方面，杰迪戴亚·佩克(Jedediah Peck)的案例尤其引人注目。佩克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是一名磨坊工人出身的退伍老兵。他在纽约州竞选公职，并在该州学校制度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同时也反对《客籍法》和《煽动叛乱法》。佩克正是因他所抗议的《煽动叛乱法》条款而受到刑事处分。正如佩克常说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同心同德，一同宣告人民的主权(Lasst uns alle gemeinsam mit einer Stimme die Souveränität des Volkes verkünden.)。”

在《革命的奠基者》中，有一点是清楚的：早在革命期间，1776年的意义就已经存在争议(Die Bedeutung des Jahres 1776 war bereits während der Revolution umstritten)，甚至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当中也不例外。毫无疑问，革命者里既有保守的潮流，也有激进的潮流。必须将这两条线索分开讨论。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马克思主义的历险记》(Adventures in Marxism)中正是这样主张的。他构想了一种革命的美国政治，一种“杰斐逊式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密西西比河“由千百条溪流汇成”，美国工人阶级也由“来自各行各业，各色种族，所有阶级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男女群众”所组成。共识学派历史学家恰恰忽视了这样一点。

伍德正确地认识到，“民主平等的真正源泉”不仅存在于启蒙时代的沙龙和哲学著作中，更在于一种亲身被实践、共同被感受的平等(eine gelebte und gemeinsam empfundene Gleichheit)，“它远比单纯的洛克式的信条更有力。杰斐逊和其他诉诸平等主义的道德主张的人，当然几乎不知道它在民主方面实际上可以被推到多远。”革命的终点并非《独立宣言》的签署。其激进主义的遗产延伸之深远，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人的想象(reicht weiter und tiefer, als es sich die damaligen Anführer hätten vorstellen können)。

与此同时，如果说有一位国父属于革命人物的官方正典，那就是英国作家，宗教不服从者以及坚定的共和派与民主派——托马斯·潘恩。正如潘恩本人满怀激情地所言：“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在我们手中。”当主流历史学家声称，对于许多签署《独立宣言》(当然也包括后来签署宪法的人)的人来说，战争仅仅是确保其特定特权的一种手段时，潘恩恰恰与此相反。他展现了真正的、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以及用血汗重塑世界的意愿(die Welt mit Blut und Schweiß neu zu gestalten)。美国革命是否具有激进性质，这在史学界或许仍有争议，但对潘恩而言，这一点却毫无疑义。

正如《革命的奠基者》的作者们所强调的那样，这位曾被西奥多·罗斯福称为“肮脏的小无神论者”的梦想家，其诉求远不止于独立和不纳税。他致力于更高的东西：“社会平等、人民主权和福利国家——以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实现——不仅在美国，也在英国、法国及世界的任何地方”。潘恩是一位制造商的儿子，在英格兰东部朴素的乡村长大。他的哲学素养不仅来自对约翰·洛克的阅读，更源于其父母所属的贵格会等宗教异见者的传统。他为自己发展了一套立足于工人阶级的尊严与解放的哲学(eine Philosophie der Würde und Emanzipation der Arbeiterklasse)，同时也倡导一种其根源于工人阶级之中的世界观。

“血染的云从大西洋升起，化作巨大的红轮 / 在红色的云中，一个奇迹在大西洋上空升起”，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这样描写这场革命——他在同样激进的宗教环境中长大。在1793年的《美国：一部预言》(America: A Prophecy)中，布莱克写道，这场革命是“人类的火焰在剧烈燃烧，如同高炉中炽热的铁楔”，“英国的君王一向西眺望，就只会害怕的全身战栗。”布莱克用宗教的话语，将美国革命视为重塑世界的中介(ein Mittel zur Neugestaltung der Welt)。他甚至将潘恩与本杰明·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华盛顿并列为这一新世界秩序的“天使”。当然，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华盛顿最终伤透了布莱克的心——但有那么一刻，这位革命诗人从美国看到一个启示录般的未来。

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曾表示，随着法兰西共和国和苏维埃联盟的瓦解，激进主义的革命只剩下它最后的遗产(gebe es nur noch eine Revolution, die (noch) nicht gescheitert ist)：美国。这种看法却有其道理，尽管如今审视这个国家在其250周年之际的状况，就会发现它多少言过其实了。尽管如此，那些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至今仍然保留着某种政治诗意(eine gewisse politische Poesie)，并活在许多美国人心中。

彼时，人人都知道约翰·洛克近一个世纪前的经典表述：“生命、自由与财产。”然而，正是托马斯·杰斐逊将这位前辈的自由主义承诺，替换成了某种更具力量的东西——永恒的人类幸福而不是少数人的财产。杰斐逊自身的弱点和虚伪(见上文)与这一原则的真理性无关。“如同所有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哲学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写道，“杰斐逊非常清楚，革命事件——与过去的决裂及对旧制度的摧毁——并非革命的终结，而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开端。”美国革命是一场以人类幸福为中心的革命。人们指责它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但其创始文件中的“财产”一词却被删除了——这无疑具有特定的意涵。

这就是，这场革命许下了它的承诺。在这场革命中似乎有某种东西不那么容易被一笔勾销——某种东西仍在等待着浮出水面。也许，正如中国的政治家周恩来曾就法国大革命所言——现在判断美国革命的激进性质还为时过早。它的最终结局，尚由后来的革命者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