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意义上，性别对立同阶级对立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解释了物质生产条件对于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成过程。单个人的劳作产生了市民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占有，而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分工则让劳动的具体环节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分担，个人的劳动在此时就具有了社会性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便得以产生。这种分工大致可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与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生产资料或剩余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人从必要劳动中独立出去，而这一部分人的生活资料也就需要从他人手中获取，从而产生交换关系与财产制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具体地展开了私有制的形成过程，它产生于对偶制的家庭形式中：“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而妻子则保留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即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即奴隶的所有者”。我们看到，私有制来源于对家庭财产的权力支配，家庭在此时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当然，社会形式的变迁不涉及潜在内容的无中生有，那么矛盾就不是在过渡时期完成之后才出现，而是在过渡期间就出现痕迹，只是有待上升为形式。阶级社会并非在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与财产私有制的形成之后突然出现，而是从家庭产生之初就存在着氏族制度与私人家庭制的矛盾。

1.性别分工的形成

人作为一种动物在最初是作为单个个体而存在的，这也就导致了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即“群婚”，“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此时的性关系就是非常简单的男女对立关系。就人类世代的再生产由女性来承担而言，在群婚家庭下谁是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如果我们将生育视作某种劳动的话，那么整个世系便是母亲的“所有物”，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母权制”。个体的劳动占有意味着他对所有物有着权力支配，那么家庭组织的第一个形式便是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以宣示自己的权力，或者按照黑格尔的神秘主义说法，“通过子女亦即一个他者才获得现实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这种母权制在世代沿袭中也就体现在了兄弟姊妹的分离上，女性对于男性的权力地位也就在这种制度下得以维持。既然孩子的母亲在此时是唯一确定的，那么女性所欲望的男性就不是单个男性，而是一个“普遍男性”，“对于姊妹来说，兄弟是一般意义上的静止的、相同的本质，她对兄弟是一种纯粹的承认，没有掺杂进任何自然关联”。在这里引入“承认”概念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这涉及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权，而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这一概念。但这种理论处理有助于我们理解母权制的运作，因为“普遍男性”意味着个别男性在此时是“自由的”，也是排除在原有母系氏族之外的：兄弟姊妹逐渐形成互不通婚的习惯，姊妹的丈夫、兄弟的妻子来自不同的世系，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氏族。

在十九世纪，普遍认为这种排除了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的变化是由于人类逐渐认识到近亲婚配的不利影响。但这种生物学知识无法解释这种制度的形成和巩固，它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排除特定亲属之间通婚的规则会如此严格地在不同氏族中普遍确立，更不能解释性别权力关系的转换是如何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变迁同步推进的。真正的原因其实植根于生产活动的组织变化：早期采集狩猎社会需要靠劳动力的增加来提高获取生活资料的数量，而随着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复杂化，单靠氏族内部成员不足以满足生产需求，而通过不同氏族之间成员的通婚可以增加劳动人口，从而使得合作范围扩大。

而当我们从单纯生物学的视角转向生产的视角，母系氏族的占有就不仅仅是人口，还有土地、住房、工具等等。这是一种女性亲属集团的共产主义，在那里劳动工具与产品由女性亲属组织共同占有，劳动也是集体进行。此时的女性就不单单是自然性别，更是氏族的象征，她摆脱了自然状态而成为了一个概念，体现为生活资料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往复即共同体自身无剩余的再生产(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之后涉及女性的讨论中，不单指女性个体实存，而讨论的是分工位置)。而相较于相对固定的母系氏族，男性则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与自由度，也就相比于女性更具有个体性，我们在此时就已经看到了氏族与私人所有制矛盾的萌芽。我们已经知道，男性在氏族之间的流动是为了更大范围的分工生产，而分工协作意味着氏族内部与外部已经存在了产品交换，这也就意味着个体生产的产品远远超过自己消费的产品，即出现了剩余劳动与剩余产品，以及不同氏族之间财富数量的不均，这是奴隶制形成的条件。

同时在另一方面，分工使得个体的劳动具有社会性质，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体现的抽象劳动在这里产生了萌芽，劳动本身可以脱离具体的共同体而存在，尽管与资本主义不同，此时对于劳动力的获取是纯粹暴力的，通过直接占有劳动力、土地和财富，把原本分离的共同体纳入同一生产体系。但无论如何，这里涉及的同样是财富积累，“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家庭私有并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矛盾在此时当然是以男女冲突而表现出来的，因为在自然经济下劳动分工更多以自然能力为参照，因此丈夫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男性都具有支配财富的权力地位，男性奴隶与女性在此时具有同样的弱势地位。如果更有生理优势的是女性，这一过程依旧会重演，因此这里的矛盾的本质恰恰不在于性别，而在于剩余，“问题在于个体家庭逐渐确立了对氏族的优势”(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个体以牺牲氏族利益为代价获得财产，此行为是出于他们自身和其所属的氏族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占有权与利益冲突。

回顾整个过程，不难看出矛盾并不在于性别差异，而在于分工所导致的社会二重性——社会化生产与私人所有制的矛盾，这一矛盾“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2.父亲的死亡与永生

父权制的确立不仅在于对剩余劳动的占有，还在于维持一种由分工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而财富只是这种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因此，长子继承制所要继承的并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位置。而另一方面，女性由于失去了生产资料而不得不总是嫁到别的家庭里去，她的劳动便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此时是女性获得了财富的流动性——私有制下的个体婚制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又同阶级对立一道造成了相对的退步，因为在发生学意义上，女性的被压迫现状同无产阶级一致，即通过一些人的普遍贫困实现另一些人的富有。

既然女性在此时被异化为了财产，那么婚姻便更加依照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具体来说，是考虑女性对于继承权的使用价值。当然，这里对于谁的继承权会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而不同：在一开始当然是对于父系家族的继承，随后则变成了对于某一整体观念的再生产，最后则是为了资本积累的目的。但尽管内容不同，但形式则存在着共同之处，即社会化生产与私人所有制的矛盾，这被黑格尔以厌女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共同体只有通过破坏家庭幸福并将自我意识消解在普遍意识中才能获得持存，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为自己招致了一个内在的敌人，亦即女性，后者一方面遭受共同体的压迫，另一方面对共同体来说又是事关本质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以资本主义为例，资本要想得到积累，需要剩余劳动，因此对于资本积累而言劳动是必要的;而劳动自身也需要再生产即消费必要劳动，但由于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仅包含用于自身消费的必要劳动，还要包括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劳动，“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而同时，由于劳动力所有权掌握在货币购买者手中，因此他不关心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关心投放在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能够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于剩余而言，由于它具有社会属性，所以它必须通过破坏个体领域、压抑再生产劳动才能获得持存与积累。这种压抑取决于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的多少：随着生产转移到不受父权控制的工厂，父权得到了减弱，甚至其工资可能无法养活全家人。此时，无论男女都规定了价格，规定了可变资本的再生产成本。

由于无论男女，个体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从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异化为物化劳动，专偶制的婚姻形式便不关心其中的具体内容，不关心其中的男性和女性是哪两位具体的人，而只关心男性与女性这两个位置本身。这也就意味着，剩余也不再关心继承它的人是谁，而只要是能够用于其积累的相对剩余人口即可。但无论如何，就现在而言承担再生产劳动的人只能是女性，因此婚姻的淫乱状态便表现为“一方面是专偶制，另一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存在的角色不仅仅是出轨的丈夫与卖淫女，还有妻子的情人与无能的丈夫。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便能以更为科学的方式考察围绕性关系的各种精神结构。

3.精神病、神经症与倒错

各种心理治疗方法试图在心理原因与症状结果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稳定的因果逻辑，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的却是多重原因，构成某一症状的意指性元素涉及的是能指选择的相对随机性。沉溺于诊断分类对于考察一个相对普遍的规律没有任何帮助，它本身也不过是将人们在分工中占据的不同位置标记为“疾病”，只有锚定我们已经梳理出的性别分工与财产占有这一核心脉络，才能把握不同精神结构背后真正的社会动因，它们导致了个体不得不以一定的结构去处理自己的欲望。

将各种精神结构指认为母亲、父亲、孩子之间相互的欲望围绕着阳具而产生的冲突没有问题，但也陷入到了抽象讨论之中，因为这里整个象征秩序本身就是建立在父权对母系氏族的取代之上，所以尽管父权制意味着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但这也是根植于女性甚至是全体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阳具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具体的生理器官，而是私有制下对剩余劳动的欲求，用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说则是指向母亲的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拉康所讨论的三种基本主体结构——精神病、神经症与倒错——便不应被理解为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心理类型，而是主体在既定社会关系中处理欲望与法则的不同方式。当父权制以法律、婚姻、继承制度等形式确立了“父之名”的象征权威之后，个体进入象征秩序所面对的便不再是自然性的亲属关系，而是以私有财产和社会分工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法则。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讨论了需要和要求微妙的辩证法，一方面是被大他者所阉割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维持大他者的要求。由于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所以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而放弃享乐从事劳动，同样对于资本家而言，剩余价值也在竞争的中介下不得不从资本家的享受中转移到对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上，这就表现为了资本主义的禁欲精神。总之，劳动力成为了商品，人们只能通过牺牲自己的劳动并节制消费来赚取货币，最终朝向了一个欲望客体的外部维度。在这里，节制与贪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丧失的必然性使得主体牺牲自己而不是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东西，即对异化的否认，从而让能指保留下来。

这一悖论体现在“肛门性欲”之中。在“粪便=金钱”这一公式中，精神分析从欲望的层面揭示了货币的功能：面对对乱伦的禁令，孩子将自己的欲望移置到了粪便上，因为虽然粪便没有生殖特征但它与生殖区域近距离接触。但另一方面，粪便的“肮脏性”使得孩子不能任意排泄自己的粪便，此时粪便就成为了一种“特别的投资”：如果他在母亲希望的时候排便，它就会被认为聪明、干净等;如果他在不被期望时排便，他就会受到质疑。此时通过玩弄自己的粪便，孩子发现自己对父母的掌控力，为了在排泄时增加兴奋感而保留粪便，使因这种保留(retention)而产生的对父母的掌控感所带来的快感加倍。排泄本身是个体的需要，但在被阉割的状态下，粪便则被视为阳具、视为取悦母亲的礼物。因此这一意识来自缺失，而缺失所缺失的便是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致富的快感都表现为保留某种最终注定要放弃的东西的快感，也就是说货币囤积的目的是投资;而因保留粪便/金钱而产生的权力感意味着将这个客体，即这种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里粪便也就体现了货币的二重性：既是与外部世界交换的客体，又是私人财富的客体。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教育，而父母又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因此父母财富的多少以及获取财富的方式也就影响了孩子的价值观。这就强调，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最终要落回到经济分析上。

就肛门性欲的二重性而言，精神结构分为了拒绝进入规则的精神病在规则之内运行的神经症，而作为对二者的“扬弃”，不断试图僭越的倒错反映了大他者自身矛盾性的运行过程。

精神病拒绝进入象征秩序，因此也就代表着前象征秩序的完满幻象，在那里主体可以直接满足其欲望/需要。显然精神病主体对于象征秩序来说是一种例外，但这种例外恰恰构成了欲望的自动主体的目的。

尽管神经症被区分为了强迫症与癔症，但整体的结构相同。强迫症主体反复确认符号规则的有效性，反复检查行为是否越界，这种软弱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的牺牲，让自己陷入受支配的角色之中，成为大他者享乐的客体，因此强迫症越是试图成为他者的一切，越是显示出自己什么也不是;而癔症主体则相反，他是通过不断展示自己来主动放弃自己的欲望，不让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无论如何，面对缺失，神经症都将欲望构建为一种不可能、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虽然男性与女性都存在癔症，但就癔症最初被视为女性位置的典型结构而言，两种神经症结构反而揭示了在社会分工体系下的两个功能位：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女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自身被异化为财产的一部分，只能通过吸引男性占有自身来获得生存资源，但反过来她也是主人，其女性性通过使自己的欲望不被满足，一定程度上作为缺失维持了欲望结构;而强迫症则承担了欲望的流动，通过试图控制一切的行动使得客体被摆在了一个安全的位置，在这里强迫症的策略在于占有一个活着的客体(活劳动)，以便把它变成死去的客体(死劳动)，在持续存在的竞争面前确保对这个客体的想象所有权。如果说癔症是将自己变为缺失，那么强迫症就是为缺失创造空间，二者共同维护了欲望结构。

倒错面对的是整个欲望结构，一方面是禁令统治的公共场景(缺失)，另一方面是母亲和孩子统治的私人场景(满足)。而倒错则试图废弃这一对立，否认整个结构的现实，否认律法的中介，并通过一个现实的客体来具象化缺失并占有。倒错想成为阳具，或者说将阳具归属于母亲，这种暴力的同一让他不具有欲望的权利(只有存在缺失才能有欲望的权利)，而是固着在盲目性的行动模式上。也恰恰是倒错，揭示了欲望律法的矛盾：倒错通过不断僭越律法让自己确信律法一直都在，且自己还可以掌控，在这里律法的维持恰恰需要蔑视与僭越它;然而这也意味着将象征父亲无效化，因此这个过程本身又带着毁灭性与革命性。最终，恋物癖/拜物教指示了中介自身的限度，客体不仅仅是对欲望的维持，更意味着对秩序的破坏，因为它提供了在所有先于它存在的物体中选择或拒绝这个或那个的自由，那么它也就有权利颠覆整个欲望结构。而作为当代最典型的倒错，货币拜物教也就存在着埋葬自己的可能性。货币不仅仅是代表社会必要劳动的一般等价物，它还是满足自己欲望的标志，将人类进行交换的原则转变为对肉体的经济占有。如此一来，货币本身就是对交换的背离，将自身固着/贮藏在资本积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