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的社会主义政权为什么会出现？

当今世界的红色左翼正翘首以盼着一次“十月革命”式的突破性胜利。然而，胜利之路究竟该如何开辟?它既要取决于我们主观上付出的极大努力，更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客观物质条件的渐趋成熟。那么，革命究竟需要怎样的客观条件?客观条件既离不开世界体系剧烈震荡所提供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外因“外因”，更离不开革命队伍自身组织韧性的锻造，以及革命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积累的“内因”，而这个“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回叩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许多国家在彼时可能已经满足了革命的“外因”条件，但最终只有中国与苏联等几国成功了，这是为什么?而关键就是“为什么”——这是历史的经验，解释革命如何成功的经验。

20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亚洲民族解放浪潮此起彼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两次大战与大萧条中几近崩裂——若仅以“外因”论，具备革命条件的国家远不止中苏两家。但是，德国十一月革命功败垂成，匈牙利苏维埃只存活了133天，印度独立运动最终走向了“分治”而非“解放”，印尼八月革命则在革命后迅速蜕变为精英政治。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便外因再剧烈，倘若“内因”不够成熟，革命无非就是少数人凭一腔热血的打砸或牺牲，既不彻底更不先进。那么，所谓“内因”究竟是什么?所谓“内因”是发源自内在的，独属于一些本质原因。它发源于特定社会形态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经由阶级意识的觉醒与组织化表达，最终才凝结为具有历史主动性的政治实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为“革命内因”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即任何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归根结底必须到既定的、现实的历史前提中去寻找，而非从外部输入的意识形态或偶然的危机事件中推导。中俄的革命内因，依我看是这么几条：其一，自19世纪中后期起，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思想界，以及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了对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与解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物与陈独秀、鲁迅等先驱，为进步思想清扫了地基，提供了“思想解绑”的前提。其二，两国均拥有因农奴制残余或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极度尖锐化的阶级矛盾，且这一矛盾长期积累、持续爆发，在客观上锻造了革命最强大的社会同盟军——农民群众。其三，两国均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中间环节”——既遭受列强的直接威胁与瓜分，又未被彻底殖民地化，这种地缘政治处境在激化民族矛盾的同时，也迫使进步知识分子寻求最为彻底的解决方案，同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从根本上动摇了既有统治秩序的合法性与物质基础。其四，以布尔什维克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对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予以了恰当的引导与吸纳，使其服务于阶级革命的总目标。

我们先从第一条开始讲吧。中俄两国之所以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跨越，在于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叶，率先完成了对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与解构。这一“思想解放”的历史环节，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进步思潮提供了扎根的理论地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屠格涅夫等人的创作与论著，从不同侧面撕开了沙皇专制与农奴制残余的外衣，将“解放”的议题从贵族的沙龙推向了全社会的精神中心。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新青年》为阵地，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先驱，对儒家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与军阀政治进行了全面的价值重估，将“打倒孔家店”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引入相贯通，实现了对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一次系统性的大爆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历史环节的完成具有两个决定性的特征。其一，这一思想解绑运动具有全民性、底层性而非囿于知识精英的孤芳自赏。俄国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与鲁迅的“杂文”，均以大众能够感知的语言形式，将抽象的封建批判转化为可感的日常经验，且主要参与者就是脱胎于劳动者的作家而非精英——前者通过对“多余的人”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塑造唤起社会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意识，后者通过对“吃人的礼教”与“阿Q精神”的犀利解剖激发民族的自省与阶级的觉醒。其二，这一解绑运动具有彻底性而非妥协性。我们举个反例，德日两国的资产阶级启蒙确实在学理层面同样具有批判色彩，但其知识分子最终被纳入君主立宪或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之中——德国知识分子服务于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文化国家”建构，比如海德格尔尼采一众，日本知识分子则沦为“脱亚入欧”与天皇崇拜的意识形态供应商，比如北一辉等政治家与武者小路实笃等文学家，他们不出意外地经历了思想的“右转”。与之相对的是中俄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完成封建批判后并未被主流权力体系所吸纳，反而因其批判的彻底性和传统意识形态的特性而遭到上层的排挤与边缘化，其理论目光因而被迫从庙堂转向民间、从都市转向乡村，从统治阶级转向被统治阶级。正是这种“向下看”的被迫性与自觉性的统一，为接下来的阶级理论本土化转译——将马克思主义语言注入底层社会的动员叙事——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准备。列宁导师在著名的《怎么办?》中指出，社会主义意识不可能从工人运动的自发状态中产生，必须由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但这一“灌输”，得以有效的历史前提，我们可以说，恰恰需要相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成对旧意识形态权威的解构与扬弃，从而才能在理论层面为“新意识”的进驻清扫了地基，这也能跟我们证明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先扫清屋子，才能翻新屋子。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过：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正是因为“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启蒙为随后阶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精神武装。中苏两国的经验共同表明：思想解绑的彻底性，构成了革命内因的第一块理论基石与第一个群众基础。意识形态工作的宣传就是革命的先锋军。

当然，虽然有了意识形态——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不够的，倘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迅速建立而大行其道，那么便会蹈德日的覆辙，这点我们刚刚说过了，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建立——这正是中俄两国所不具备的客观条件。中俄两国均拥有因农奴制残余或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极度尖锐化的阶级矛盾，且这一矛盾长期积累、持续爆发，并且客观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反向的阶级调和，因此在客观上锻造了革命最强大的社会同盟军——农民群众。思想解绑为革命提供了认识论前提，但认识论前提本身并不能转化为革命实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无论意识形态的批判多么彻底，若没有承载这一批判的社会阶级，革命便只能停留于理论层面。中俄两国的阶级矛盾不仅尖锐，而且具有高度的历史集中性。俄国的农奴制虽然在1861年改革中获得了法律上的废除，但改革以赎买方式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地主，农民不仅未能摆脱依附地位，反而背负了沉重的赎金债务。至20世纪初，俄国农村的土地分配极不平均，地主阶级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可耕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仅能租种零散份地维持生存。更为关键的是，俄国农民以村社——米尔——为基本组织单位，传统的共同体形态虽然承载着沉重的赋税压力，却为社会动员提供了现成的地理纽带与集体行动的经验，形成了革命前的基层的有机组织。中国的情形与此具有结构上的同构性。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则处于无地或少地的状态。高额的小农经济地租加上横暴的资本主义高利贷、以及封建王朝、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构成了叠加的高压的压迫结构。中国农民以宗族聚居的自然村落为基本单位，同一县域、同一宗族的农民面临相同的地租率与借贷条件，这同样为阶级意识的形成与集体行动的组织提供了天然的有机的组织土壤。与中俄形成对照的是印度与菲律宾的案例。印度的农业社会虽然同样承受着殖民主义与封建残余的双重压迫，但其阶级矛盾始终未能转化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根源在于种姓制度将同一村庄内的农民按照等级身份横向切割。高种姓农民与低种姓农民之间的身份壁垒，在大多数情况下强于其作为佃农或雇农的阶级同一性，殖民时期与独立后多次爆发的农民暴动，无一例外地被身份政治上的教派冲突或种姓冲突所覆盖。菲律宾的情况则受制于其分散的岛屿地理结构，吕宋、米沙鄢、棉兰老等主要岛屿之间的交通阻隔，使任何区域性的农民暴动均难以扩展为全国性的统一运动，地方豪强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庇护关系进一步削弱了农民阶级的横向联合能力。这些反例从反面印证了阶级矛盾“集中性”而非仅仅“尖锐性”的决定意义——尖锐是强度的表征，集中则是组织化的前提。中俄两国的农民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最强大的同盟军，不仅因为其受压迫的程度足够深、人数足够广大，更因为其受压迫的形态具有地理与文化上的可组织性——中国以宗族-村落为单位的聚居形态与俄国以村社为单位的共同体传统使阶级意识的灌输与集体行动的发起具有较低的组织成本。这些组织化条件，为随后革命政党将土地问题纳入民族解放斗争的总体战略提供了阶级载体。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决心与觉醒是火种，人民群众的困难与苦难是火药桶，那么一个引线对于革命的爆发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引线”就是地缘政治的矛盾。彼时，中俄两国均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中间环节”——既遭受列强的直接威胁与瓜分，又未被彻底殖民地化，这种地缘政治处境是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在地域上的体现，其在激化民族矛盾的同时，也迫使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与无产阶级进步分子共同寻求一种最为彻底的解决方案，因为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改良”客观地在两国破产了。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均处于这样一种地缘政治状态：它们不是纯粹的殖民地，却又无法保持完全的主权独立。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在日俄战争中败于日本，在巴尔干问题上被德奥不断挤压;中国则在鸦片战争后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领土被列强划分为势力范围。列强在这两个国家激烈争夺——不是为了将其变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为了争夺其市场、资源与战略通道的控制权。这种“被争夺而不被独占”的拧巴状态构成了中俄两国地缘政治的特征，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革命客观条件。这一处境产生了三个革命性的后果。第一重后果关乎统治阶级。旧政权既丧失了自主决策的能力，又无法通过全面投靠某一列强来获得稳定支持。沙皇俄国在英法与德奥之间摇摆不定，既想西进扩张，又担心后方不稳;清政府则在“以夷制夷”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间反复，最终两头落空。这种双重依附状态使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包括其旧的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陷入了根本性的困境——对外无法抵御侵略，对内无法维持秩序。当一战使俄国前线崩溃、当抗日战争使国民党统治区沦丧，这种合法性便彻底坍塌。第二重后果关乎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外来压迫是切身的感受，这使中俄知识分子无法像德日同行那样被舒服地吸纳进看似伟大的国家机器——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觉醒，不能做“走狗”，也无法像纯粹殖民地——如印尼、印度——的知识分子那样仅提出改良性的民族自治诉求——他们还尚存一丝自信的希望。中俄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亡国灭种”或“国家解体”的生存危机。俄国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目睹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与克里米亚失败的屈辱后，转向了“村社社会主义”的激进构想，进而造就普列汉诺夫以及列宁的出现;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会的屈辱中，对威尔逊的“十四点”彻底幻灭，转而接受了列宁的“反帝”理论。极端压力迫使他们的理论取向不断左转，最终倒向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这个理论许诺的不是修补苟延残喘的旧世界，而是彻底推翻它。第三重后果关乎阶级结构。中俄两国在遭受列强经济渗透的过程中，均产生了具有一定规模且刚刚脱离小农经济的产业工人阶级。俄国的彼得堡、莫斯科工业区，中国的上海、武汉、天津等通商口岸，构成了工人阶级相对集中的地理空间。这一阶级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大多来自破产农民，与农村土地问题保持着直接的血缘与地缘联系。因而他们能够成为将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村农民战争联结起来的桥梁;同时，工业无产阶级又是具有先进性的。纯粹的殖民地——如印尼、菲律宾——虽然也有产业工人，但其规模过小且集中于港口城市，缺乏深入农村腹地的组织能力;而列强核心国家——如德日——的工人阶级则因本国处于剥削链条顶端而分享了部分殖民红利，其革命性大大削弱，反而使其工人组织接纳了社民主义的改良口号。地缘政治条件有时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外部变量，而是一种重要的催化因素与必要的联络要素，它让旧的统治阶级产生崩溃的可能。没有这一地缘政治上的“引线”，思想解绑与阶级载体的火药桶或许仍将存在，却未必能够在时间窗口内被点燃。

当然，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属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内容不仅不会消失，甚至可以被辩证地利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之一：民族主义，不过，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并不会简单地消失或被全盘否定。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必须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视角出发加以处理。关键不在于民族主义本身，而在于哪一个阶级掌握了民族主义的内涵界定与动员方向——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可以被辩证地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框架。正是这一认识，将我们引向革命的又一个关键环节：民族解放与阶级革命的辩证关系。中俄两国都是多民族大国，且均处于被列强瓜分与压迫的半边缘地位，其革命运动天然面对双重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控制，对内推翻封建地主与买办阶级的统治。这两重任务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直接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方向与最终成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民族压迫不是独立于阶级压迫之外的另一种压迫形式，而是阶级压迫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延伸。帝国主义通过输出资本、控制市场、划分势力范围、扶植代理人，将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转化为对弱小民族的系统性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即是反抗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列宁在1914年发表的《论民族自决权》中说：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本质上是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的政治含义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天然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因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力量加以利用。然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并非天然的进步力量。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级手中承担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功能。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动员群众、建立民族国家、扫除封建割据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并转向帝国主义阶段后，民族主义便逐渐沦为统治阶级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对外推行扩张政策的意识形态工具。德国容克地主与资产阶级联盟所宣扬的“民族精神”与日本明治体制所构建的“家族国家”观念属于这一类型。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兼有双重属性——它既可能通向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也可能通向地方自治或民族分离，这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了它的定义权与动员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对待民族主义的基本方法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辩证的利用与改造。列宁导师与毛主席在这一问题上提供的历史方案具有相同的结构：将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捆绑销售，在纲领上将“反帝”与“反封建”表述为同一场斗争的两个侧面。俄国革命对此的验证最为直接。列宁在1917年“四月提纲”中将“和平、土地、面包”与“民族自决权”整合为统一的革命纲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颁布的《土地法令》与《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在同一天问世——前者解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土地诉求，后者宣布了一切民族平等和独立建国的权利。这一缝合的关键机制在于：它通过“反帝国主义”这一中介，将“反对地主”与“反对沙皇”转化为同一场斗争的两个侧面——因为地主和沙皇是帝国主义在俄国内部的代理人，推翻他们同时意味着切断帝国主义对俄国资源的控制链条。在国内战争期间，白军将领高尔察克、邓尼金始终无法提出一套能够吸引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乌克兰、高加索和突厥语各族——的纲领，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口号在这些地区获得了广泛响应，这成为红军最终取胜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革命对这一“缝合术”的运用则体现出不同的历史条件与路径。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民族矛盾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局势之下的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外部民族矛盾，另一方面是历史遗留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西藏、新疆各族——之间的内部民族矛盾。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这两重矛盾作出了理论上精准的区分与处理：对外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政治载体，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部分开明地主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民族目标之下，以此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对内则坚持民族平等与区域自治的原则，在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将土地改革作为吸引少数民族贫苦群众参与革命的物质杠杆。这一战略的核心成就在于完成了“阶级敌人等于民族敌人”这一正确论断——日本帝国主义既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又是中国地主阶级的庇护者与买办资产阶级的主子，打倒帝国主义与推翻封建势力因而获得了实践层面的统一性。与中俄形成对照的是德国、印度、伊朗的案例。德国十一月革命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以“保卫祖国”为名支持本国政府参加一战，将阶级利益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战争目标，最终使工人运动被民族主义浪潮所淹没。印度国大党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将阶级矛盾消解于道德感化之中，独立后尼赫鲁政府以议会民主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但印巴分治方案恰恰证明了国大党无力以阶级视角解决教派冲突与民族矛盾，最终将一场民族解放运动退化为两个民族国家的分治。伊朗1953年摩萨台运动在石油国有化过程中同样面对英美干预，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同样面对双重的矛盾，但是伊朗人民党在两次斗争中都因未能将民族主义诉求与土地革命和工人组织相结合而在孤立无援中淡出历史舞台。

以上这四点构成了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体系，也是任何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内在根据。然而，客观条件的具备并不等于革命的现实发生。无论阶级矛盾如何尖锐、地缘压力如何迫切、战略方向如何明确，若缺乏一支能够将这些条件整合为统一政治行动的先锋队组织，革命便只能停留在可能性层面，而无法转化为历史的现实。因此，在上述诸内因之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是“人的因素”这一事物的内因——即先锋队政党的主观能动性、战略判断力与组织执行力。历史证明，只有当客观条件与先锋队的自觉实践达成统一，革命才能完成从潜在到现实的飞跃。一切客观条件的整合，需要一支发挥主观能动性、工作正确、纪律严明的先锋队政党，这支先锋队的创生起因是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环境是矛盾的爆发处，而他们的实践会反作用地改造上述事实。

无论是思想解绑所提供认识论前提，阶级载体所提供的物质基础，地缘政治所提供的持续外部压力，还是民族缝合所提供的战略方向，其本身并不具备自动转化为革命实践的能力。客观条件只能规定“革命在何种范围内是可能的”，却无法规定“革命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现实地发生”。从可能到现实之间的桥梁，正是先锋队政党的自觉实践。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客观条件划定了历史发展的“可能区间”，但在这个区间内向何处运动、以何种方式运动、在哪个时间窗口完成突破，则取决于主观力量的整合与运用。列宁在《怎么办?》中则将这一原理具体化为先锋队理论的核心命题：社会主义意识不可能从工人运动的自发过程中产生，必须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从外部“灌输”进去。这一“灌输”是简单的宣传教育吗?不是，它是包含了对阶级意识的系统培育、对组织架构的精心设计、以及对战略时机的准确判断在内的综合性的社会实践。中苏两国的革命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正面的历史验证。在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中，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激进口号，这一判断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尚属少数派，却恰恰是抓住了历史窗口的准确决断。随后七月的示威失败迫使列宁转入地下，他在此期间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中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为布尔什维克的十月武装起义提供了思想准备。十月起义的发动、冬宫的夺取、以及随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每一步都依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战略决断与各级组织的严格执行——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组织化实践中才转化为“现实性”。中国革命的历程则更为漫长，也更为充分地展现了先锋队政党的“反脆弱性”结构。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与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主观上则暴露出党在幼年时期对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这些客观条件的认识不足。此后十年间，党在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步积累了土地革命的经验，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方针。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完成了对军事路线与领导核心的调整——这种自我的纠错机制正是先锋队政党区别于一般群众组织的关键特征——此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与组织上的完整性，在抗战胜利后准确判断了内战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最终在1949年完成了全国政权的夺取。这一过程中，客观条件的每一次变化——日本侵略的加深、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战后国际格局的重组——都经由党的战略判断与组织动员而被转化为革命力量壮大的契机。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在真刀真枪的战斗中是必须需要的，因为面对统一的威胁，需要一个统一的大脑，这个大脑不仅要长出眼睛，还要指挥双手。先锋队政党的核心功能在于将客观条件的“偶然性”在现实斗争中兑现为“必然性”——不是在等待历史，而是在塑造历史。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结果上是必然的，但在过程中是偶然的。必然性并不抽象地悬浮于偶然性之上，而是通过具体的、偶然的历史事件来实现自己。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是必然的;但它在具体国家的实现时间、实现路径与实现形式，则取决于无数偶然因素的复合作用。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最终以‘偶然中的必然’的形式完成历史性的呈现。中苏两国在特定的历史窗口期内完成了一种其他国家和地区未能复制的结构性整合。这种整合的实质，是客观历史进程与革命主体自觉实践的辩证统一——前者提供了变革的必然性依据，后者提供了将必然性转化为现实的历史主动精神。正是这种统一，构成了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留给我们的最为根本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