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法非法？—对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唯物主义法学批判

*本文为专栏《唯物主义法学》首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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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式的诞生

二战结束后的德国是一片被占领的废墟。四个占领区分别由美、英、法、苏军事当局管辖，德国本土不存在主权政府，法律秩序处于真空与重建的交界地带。纽伦堡审判正在进行，各占领区法院同时面对数以万计的纳粹时期的人权侵犯案件。这些案件的被告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依法行事”作为抗辩理由。

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提出，首先是对这一具体司法困境的回应，也即——如何在不触犯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前提下，否定纳粹主义法律的合理性?但如果我们追问得更深——为什么战后的资产阶级法学界需要这样一个公式?

答曰：纽伦堡审判的法理基础极为薄弱。国际军事法庭适用的“反人类罪”“侵略罪”等罪名，在纳粹实施相关行为时并不存在于任何成文法典中。这构成了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不溯及既往”两个资产阶级法治基本原则的公然违反。战胜国需要一套理论来弥合这一裂缝，使追诉行为获得法哲学层面的正当性。拉德布鲁赫公式恰好提供了这一功能：它宣称纳粹法律“自始非法”，从而将追诉行为从溯及既往的指控中解脱出来。

纽伦堡审判的开庭陈述

于是，拉德布鲁赫于1946年撰写的《制定法的不法与超制定法的法》提出：

(1)实在的、受到立法与权力保障的法具有优先地位，为维护法的安定性不能随意否定其效力;

(2)实在的制定法应当具有合目的性和正义性;

(3)当实定法与正义的矛盾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正义根本不被追求，正义的理念如平等、公正被有意否定，实定法就失去了其法律有效性，缺乏法的性质，不能再为法官所适用、为人民所遵守。

参见：雷磊主编《法理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第1版，第136页。

此处对拉德布鲁赫公式的三部分式划分为国内学者尹超在参与《法理学原理》编写时提出。此公式的另一常见组成为两部分，即不可承受公式与否定公式。

关于此公式不同层次的理解，另见博罗夫斯基著，冯威译《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载《剑桥法律实证主义指南》，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第1版，第662-663页。

拉德布鲁赫公式将法的实际的权威效力和法的伦理性效力看做其效力依据，尤其为后者赋予了决定性的地位，决定着法的社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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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该公式的判例

(一)拉德布鲁赫在文中援引的两个案例。

一：威斯巴登州初级法院宣布剥夺犹太人财产的纳粹法律无效，依据是这些法律“与自然法矛盾”。判决结果是将被纳粹没收的犹太人财产归还原主或其继承人。从阶级构成看，纳粹时期被没收大量财产的犹太人，相当一部分属于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一判决在客观上恢复的是资产阶级财产权秩序。法院援引“自然法”来否定纳粹法律，其物质基础是战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重建需要。

水晶之夜后，犹太人的店铺被毁坏

二：图林根刑事陪审庭对前纳粹司法官普特法尔肯的审判。总检察官指控纳粹司法“不是根据法律上的界限，不是为了查明真相，寻求公正的判决，而是任意专断的”。这一指控的逻辑预设是：存在一种“正常的”、“非任意专断的”司法，纳粹司法是对这种正常状态的偏离。但唯物主义法学必须追问：所谓“正常的”资产阶级司法，其“非任意性”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非任意”?

唯物主义法学认为，当代的法律形式本身是从商品交换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法律主体之间的“平等”，是商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互承认的镜像。资产阶级司法的“非任意性”，实质是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在法律领域的投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表达。纳粹法制的“任意性”，与其说是对某种永恒正义的背离，不如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在特定危机条件下对自由竞争时期法律形式的突破。

(二)柏林墙射手案

公式真正暴露其阶级本质的时刻，是它在冷战终结后的第二次复活——这一次，它被用于清算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法律遗产。

1991年至1996年间，统一后的德国法院对民主德国边境士兵发起系列追诉。案件的核心事实是：1984年，东德士兵英格·亨里希依照《国家边境法》第27条的授权，向试图翻越柏林墙的克里斯·格夫罗伊开枪，格夫罗伊中弹身亡。诉愿人英格·亨里希于1972年2月14日至15日夜担任哨长时，与另一名同案被告共同组成边界巡逻队，于柏林市帝国议会河岸边至Rudower大街之间执勤，该区域系沿着Spree河岸与西柏林为界。29岁的来自柏林的克里斯·格夫罗伊于大约22时30分左右悄悄到达Spree河旁，试图游向对岸的西德。当亨里希及同案被告发现格夫罗伊时，他已经游至河中央，且对于两名边界警卫的制止均无反应。亨里希及同案被告没有事先告知格夫罗伊，就同时从大约40公尺远的距离接近他，并使用机枪持续射击。英格·亨里希及其同案被告各自射击三发及两发子弹，且都放任格夫罗伊因重伤而死亡后果的发生。格夫罗伊被射中头部并因此淹死。但是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一位边界警卫发射的子弹造成了死亡后果。两名警卫于次日受到工作成绩表彰，获得150元马克的奖金。遇难者格夫罗伊的遗孀直到事件发生后四周才被通知格夫罗伊因自杀而死亡;遗体已遭火化。

等待柏林墙临时开放的人们

受理该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某地方法院认为，依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第112条与第113条，英格·亨里希及同案被告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此外，1968年生效的《德意志人民警察任务及权限法》第17条第2项不构成阻却违法事由。英格·亨里希及同案分别提起上诉，认为上述判决违反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规定的禁止溯及既往原则。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应的上诉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并且认为：“[阻却违法事由]除非违反了更高位阶的法律，方能排除适用，也就是以明显重大的方式违反了正义与人性的基本思想;这种违反必须严重到违反所有国家共同以法律确认的人之价值与尊严。实证的制定法与正义之间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当该制定法已经违背正义而被视为‘不正确的法’时，方能不适用该制定法。这个被称为拉德布鲁赫公式(Radbruch’sche Formel)的标准，是为了应对判处最严重的民族社会主义之暴力犯罪而生，同样也适用于两德边界上的杀人事件，尽管其无法与纳粹的大屠杀相提并论。

这也是著名的“枪口抬高一厘米”、“一厘米主权”之辩的出处。

参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集，第95卷，第96页：“柏林墙边防警卫案”(BVerfGE 95, 96 – Mauerschützen);另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九)》，吴志光译，第1-54页;[德]阿列克西(2003)：“柏林墙边防警卫案：论法、道德与可罚性之关系”(一译“柏林墙射手案”)，雷磊编译：《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中国法制出版社，第382-422页。

转引自公众号“哲人路的法学家”：《宪法与法理学案例 | 柏林墙边防警卫案(Mauerschützen)》，《冯威|阿列克西《法概念与法效力》新版研读课》

唯物主义法学的追问必须从这里开始——谁的法院，在什么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标准，判定什么是“不能容忍的不正义”?

首先，执行判决的是西德法院——准确说，是统一后由西德法律体系主导的联邦德国法院。这个法院本身是冷战胜利者的司法机器。它对东德法律的否定，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正义主体对历史罪行的中立裁判，而是一个特定国家机器对另一个已被消灭的国家机器的法律清算。法律判决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作出的，它是特定阶级力量对比的产物。

其次，公式的选择性在这里暴露无遗。东德《国家边境法》第27条授权使用武器阻止越境，这条法律被认定为“极端不正义”。但同一时期，西德《基本法》第14条保护私有财产权，西德劳动法允许雇主在特定条件下解雇工人，西德警察法授权警察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致命武力——这些法律从未被任何法院援引拉德布鲁赫公式加以否定。为什么?因为这些法律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表达，是商品交换形式平等的制度化保障。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正义”标准，能够识别出对生命权的赤裸侵犯，却对日常的、制度化的、以“平等”外观呈现的阶级剥削视而不见。

这种选择性是公式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平等”这个概念在资产阶级法学传统中的具体内容，恰恰是商品交换的形式平等。它能否定种族歧视法(因为种族歧视破坏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平等)，能否定射杀越境者的命令(因为这赤裸地剥夺了生命)，却永远不会否定将工人锁定在雇佣劳动关系中的法律体系——因为后者正是它所理解的“正义”的物质基础。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资产阶级无法想象资产阶级平等的灭亡。因为那就意味着对他们来说的平等的灭亡。

(三)东德法官审判案。

1990年代，多名民主德国时期的法官因其在任期间的判决被追诉，理由是这些判决“极端违反正义”。联邦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同样援引了拉德布鲁赫公式的精神，认定某些东德判决因其政治动机而“缺乏法律性质”。

这个案例比射手案更能说明问题。东德法官依据东德法律作出判决，这些判决在东德法律体系内是有效的。统一后的西德法院宣告这些判决“自始无效”，实质上是宣告整个东德法律体系在道德上不具有正当性。这是一个国家机器对另一个国家机器的全面否定——显然，这绝对不是基于超历史的正义标准，而是基于冷战胜利者的意识形态立场。

如果我们把同样的逻辑应用于西德历史，结论会是什么?西德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大量前纳粹法官和检察官继续在联邦德国司法体系中任职，他们在纳粹时期作出的判决从未被系统性地援引拉德布鲁赫公式加以否定。弗里茨·鲍尔等人推动的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在西德司法体系内遭遇了系统性的阻力。公式在这里的沉默，与它在清算东德法律遗产时的高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不需要额外的论证——它本身就是公式阶级性质的最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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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阶级法学的论争

围绕拉德布鲁赫公式，法理学各主要派别形成了不同的回应。

法律实证主义反对公式的核心主张。哈特在《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1958年)中承认纳粹法律在道德上是邪恶的，但坚持认为这不影响其作为“法律”的描述性地位。哈特主张将“法律是什么”与“法律应当是什么”严格分开，认为拉德布鲁赫公式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哈特的替代方案是：承认纳粹法律是有效的法律，但通过事后立法(溯及既往的立法)来追诉纳粹罪行，同时坦率承认这种溯及既往立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拉德布鲁赫在纽伦堡法庭

哈特方案的优点在于理论上的诚实：它不掩饰追诉行为中包含的溯及既往因素。但其局限同样明显：它将法律的有效性完全还原为社会事实，回避了法律形式本身的社会根源问题。法律实证主义把法律当作一个自足的规范体系来描述，却不追问这个体系为什么呈现出这样的形式、服务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自然法学派基本支持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方向，但试图为其提供更系统的自然法基础。菲尼斯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1980年)中论证了若干“基本善”(生命、知识、游戏、审美体验、社交、实践理性、宗教)，认为法律的权威性最终依赖于其对这些基本善的促进。严重违背基本善的法律丧失其道德约束力。

自然法学派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基本善”或“正义”概念的非历史性。它将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价值判断提升为超历史的永恒真理，从而掩盖了这些价值判断的社会根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批判在此完全适用：“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法律领域的“正义”观念同样如此。古罗马法学家认为奴隶制合乎自然法，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认为封建等级制合乎自然法，近代自然法学家认为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合乎自然法。每一个时代的“自然法”都不过是该时代的某个阶级之利益的理论化表达。

德沃金的“整全法”理论试图超越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二元对立。德沃金认为法律不仅包括规则，还包括原则，而原则的识别需要对法律实践进行“最佳道德解释”。在德沃金的框架中，拉德布鲁赫公式可以被理解为：纳粹法律无法通过任何合理的道德解释被整合进一个融贯的法律体系，因此不构成“法律”。

德沃金理论的问题在于其“理想化”预设。他假定存在一个“赫拉克勒斯法官”，能够对全部法律材料作出最佳的道德解释。这一假定抹杀了法律解释活动中的权力维度：在现实中，对法律的“最佳解释”总是由占据特定社会位置的人作出的，而这些人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其阶级立场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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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唯物主义法学的立场

唯物主义法学对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批判，在于揭示其论证路径的意识形态功能。

第一，公式预设了法律形式的中立性。它假定存在一种“正常的”法律状态，纳粹法制是对这种正常状态的偏离。唯物主义法学则指出：资产阶级法律形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和保障。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资产阶级法律的“正常”运行，本身就包含着对无产阶级的系统性剥夺。纳粹法制与“正常”资产阶级法制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前者以赤裸的行政暴力取代了后者以商品交换形式为中介的隐蔽暴力。

第二，公式的“正义”标准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利益。拉德布鲁赫将“平等”确立为正义的核心。但资产阶级法律中的“平等”，从来都是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哥达纲领批判》早已指出：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它默认地以不平等的劳动为尺度，默认地承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也就是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拉德布鲁赫公式所捍卫的“平等”，归根结底是商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互承认的那种形式平等。它能够否定纳粹的种族歧视法(因为种族歧视破坏了商品交换所需的形式平等)，却永远不会否定保护私有制、维系雇佣劳动剥削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恰恰是形式平等的制度化表达)。

第三，公式回避了国家与法的阶级本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国家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拉德布鲁赫公式试图在不触动国家阶级本质的前提下，通过引入“超法律的法”来限制国家权力的极端滥用。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国家本身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那么由这个国家的法官来判定何为“不能容忍的不正义”，与短跑运动员为自己吹哨有何区别?其结果必然受制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边界。

第四，对法的批判不能停留在“恶法非法”的层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对法律压迫的真正克服，唯一的路径是改变产生恶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改造的方向，是在建设过程中限制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最终消灭法律形式本身。当阶级消亡、国家消亡之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法律也将随之消亡。在那之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法制不追求“法的安定性”这一资产阶级法治理想，而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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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显然，拉德布鲁赫公式是资产阶级法学在面对自身制度危机时的一次理论修补。它的历史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为追诉纳粹罪行提供了法理依据，并作为法制转型的先驱启发后世，另一方面保护了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一般权威性不受根本质疑。它通过设定一个极高的门槛——“不能容忍的程度”，实际上保护了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一般权威性不受动摇。中国学者对该公式的三段式表述中，公式的第一条“法的安定性优先公式”恰恰暴露了这一点。它的潜台词是：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否定实定法，日常的阶级压迫之立法仍然有效。

它承认并提出了实定法可能丧失正当性的问题，在资产阶级法学内部确实构成了对纯粹法律实证主义的一种突破。“法律就是法律，不问善恶”为任何暴政提供了无条件的合法性外衣。公式至少承认了法律本身与它所宣称的自己之间的这一矛盾裂隙，尽管它对这一裂隙的填补方式是无意义的先验道德，且对此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被其狭隘的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任何试图在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内寻找“超越阶级的正义标准”的努力，都不得不必然地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利益，并在实践中表现出系统性的选择性。拉德布鲁赫公式试图在实在法之外寻找一个道德性的效力来源，以此否定“极端不正义”的法律。然而，法律形式本身是历史性的。唯物主义法学从不认为存在任何超历史的正义。法律的社会效力来源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一个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一个阶级有能力通过国家机器强制实施它;一个法律规范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支撑它的阶级力量已经瓦解或被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法律效力问题从道德的空中楼阁拉回到客观现实的人间，从而使我们能够准确地分析法律变革的真实动力。

我们再谈谈公式的“启发性”。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建立在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之上——作为资产阶级法学的产物，它能且仅能追问“法律是否‘正义’”。而我们追问的问题是——“这个法律服务于哪个阶级的利益、建立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之上、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消亡”。对普罗列塔利亚来说，建立、巩固和保卫普罗列塔利亚民主专政的法律是唯一正义的法律。而在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土地上，法律的唯一正义性仅在于它是否在缩小商品交换关系的领域、是否在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说，是否在为法律形式的最终消亡创造物质条件。

如图所示，劳动人民是这样废除民国法律的

唯物主义法学并不否认追诉纳粹罪行的正当性，但它拒绝接受拉德布鲁赫公式所提供的正当化路径。追诉纳粹罪行的真正依据，仅仅只在于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法西斯暴政的历史权利。这种权利不需要任何法哲学公式的授权，它直接来源于阶级斗争的物质现实。反抗的正当性不是由法学教授在书斋中论证出来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在斗争实践中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