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正茂】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序言：一个被神圣化的伪命题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句话在今天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从官方文件到学术论文，从党校课堂到媒体评论，这一命题被反复援引、层层加码，最终被塑造成社会主义本质的同义语。似乎只要高举这面旗帜，一切关于生产关系、分配正义、劳动尊严的追问都可以被搁置;似乎只要GDP在增长、发电量在攀升，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就自动得到了证明。

但我们要追问：这个命题真的正确吗?它在历史上曾经正确过吗?它在今天还适用吗?

这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究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评价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何处去。如果我们对这一命题的理论根基和历史适用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就可能在“发展生产力”的旗帜下，一步步滑向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深渊。

本文的目的，就是彻底祛除这一命题的神圣光环，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理论逻辑中，进行一场不留情面的解剖。

第一章：理论溯源——马克思的“目的论”与“手段论”之辩

一、回到马克思：人的解放是唯一目的

要评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命题，我们首先必须回到它的理论源头——马克思那里去看看，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究竟是怎么说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本质：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就变得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异化劳动使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使工人的活动“不是自愿的活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马克思追问：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异化?答案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把劳动从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明了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他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只有当生产力的进步转化为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劳动强度的降低、劳动异化的消除时，它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义。

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他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阶段，“平等的权利”仍然“按照权利来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因为按劳分配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但“它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深刻说明，社会主义的使命绝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更根本的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变革生产关系，逐步消除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异化。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解读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一个辩证的、双向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单向的、机械的线性决定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请注意马克思的措辞：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就到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变革生产关系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核心环节。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抽离出来，孤立地作为“根本任务”，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粗暴简化——它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降格为一种“生产力单向决定一切”的庸俗经济决定论。

列宁在《怎么办?》中尖锐批判了这种简化。他痛斥“经济派”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为“工联主义的政治观”，强调“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因为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推翻旧制度、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三、“根本任务论”的生成语境

那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命题究竟从何而来?我们不得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落后国家的“生存理性转化”，而非理论必然。

当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马克思所预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俄国、中国取得胜利时，这些新生政权面临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围堵和封锁。为了生存，它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在这种压力下，“发展生产力”从手段被拔高为“根本任务”，从条件被升格为“目的”。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就深刻体现了这种“生存理性”。1921年的苏俄，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生产力彻底崩溃——粮食产量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农民暴动频发，城市工业几乎停摆。列宁被迫“退却”，允许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不是因为他信奉“市场中性论”，而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生产力的恢复，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

但这种“生存理性”一旦被理论化、教条化，就产生了危险的后果。当“发展生产力”被包装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时，它就从一个具体的、阶段性的策略选择，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永恒的“规律”。这个“规律”被用来论证一切为了增长——无论这种增长以什么为代价，无论这种增长服务于谁的利益。

我们必须要问：这种“生存理性”的转化，在逻辑上站得住脚吗?一个为了生存而采取的临时策略，能够被永恒化为“根本任务”吗?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权宜之计，能够被抽象为超越一切时空的“规律”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二章：历史实践——两条道路、两种逻辑

理论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看看“根本任务论”究竟在哪个历史阶段“适用”过。

一、前三十年的历史铁证：阶级斗争引领下的工业化奇迹

1949年的中国，是什么状况?

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3243万吨，原油12万吨，发电设备容量185万千瓦，发电量43亿度。人均发电量8度，连非洲的肯尼亚都有人均十几度电。这是一个被战火反复蹂躏的工业废墟，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的烂摊子。

但就是在这个烂摊子上，前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工业化奇迹。

到197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52年的20.8%跃升至44.1%。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12.9%。1952年至1978年，工业增加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5.9倍。全国职工总数从1949年的800多万人增长到1978年的1.18亿人，增长了近14倍。1949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为809万人，到1978年增加到1.23亿人，29年间净增加1.15亿人。东北三省1958年的发电量、钢产量、水泥产量中，83%以上都是在1949年至1958年之间完成的，远远超过建国前近百年总和。

更令人震撼的是民生领域的飞跃。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跃升至1978年的68岁，29年增长了33岁——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健康奇迹”。一个被西方讥讽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在短短三十年间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公费医疗体系(工人免费、家属半费)、普及了小学教育(净入学率从25%跃升至90%以上)、建立了国家分配的福利住房制度。

这些成就是在什么指导思想下取得的?

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下取得的。这不是否定发展生产力，而是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清除旧制度和旧思想的阻碍，才能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发生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1950年代。如果按照“生产力决定论”的机械逻辑，这些变革应该等到生产力“自然发展”到足够高度之后再进行。但历史证明，正是通过政治动员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落后的生产力才获得了跨越式发展的动力。

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工人阶级不仅获得了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的全方位保障，更获得了参与企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政治权利。劳动者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这个工厂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的每一步前进都凝结着自己的汗水、也回报着自己的尊严。

将此阶段描述为“生产力优先”或为此后的市场转向提供“合理性”基础，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 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恰恰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是政治动员和劳动者主人翁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它雄辩地证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正确路线的产物，而绝非所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孤立口号所能概括。

二、1978年：在坚实的工业基础上开启的“转向”

我们必须坚决驳斥一种流传甚广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1978年前的中国是绝对贫困甚至‘石器时代’”。

1978年的中国是什么?是一个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两弹一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核大国和航天大国的行列。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南京长江大桥——这些重大工程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更锻造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性最强的产业工人队伍。

1978年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68岁，小学净入学率超过90%，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网络。一个“石器时代”的社会，能够做到这些吗?

1978年的“转向”，不是从“生产力极端落后”出发的求生之举，而是一个路径选择——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推动的社会主义内部矛盾解决路径，转向了引入市场机制、允许资本要素发展的混合路径。这个转向的“合理性”本身就需要被审视、被批判，而不是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历史前提。

三、后四十年的现实悖论：生产力的增长与劳动者的失落

我们承认后四十年在发电量、GDP总量、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的巨大增长。但我们要问：这种增长以什么为代价?它服务于谁的利益?它带来了劳动者的解放还是更深重的异化?

让我们看看事实。

劳资关系方面：2020年，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221.8万件。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425.7万件，年增长40.7万件，增幅达10.6%。案件数量在短短四年间几乎翻倍，这难道不是劳动关系日益紧张的明确信号吗?

劳动报酬方面：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2005年以后的20年间，这一比重又进一步下降了约十几个百分点。2024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仅为1.7%，非私营单位为2.8%，均显著低于同期5%的GDP增速。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多地流向了资本端，劳动者自己得到的份额却在持续萎缩。

劳动形态方面：“996”成为互联网行业的“福报”，“35岁危机”成为无数打工人的集体焦虑，农民工群体在户籍、社保、子女教育上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自己就越贫穷——正在以一种“现代化”的面貌重新上演。

贫富分化方面：202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仍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这一水平接近拉美国家——而拉美正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个宣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其贫富差距竟然与拉美国家相当，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

说明“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命题指导下的后四十年实践，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并未自动带来劳动者的解放，反而加剧了雇佣劳动的异化、恶化了劳资力量的对比、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恰恰宣告了“根本任务论”在实践中指导作用的彻底破产。

当增长以加剧剥削和分化来实现时，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解放”，而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力增殖”。在“发展生产力”的旗帜下，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积累空间，而劳动者却承担了增长的全部代价。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更隐蔽的剥削形式吗?

四、本章小结：两条道路的定性

第三章：理论透视——“根本任务论”在逻辑上的全面破产

一、目的与手段的彻底颠倒

马克思的原旨清晰明确：发展生产力是手段，人的解放是目的。

但在“根本任务论”的指导下，后四十年的实践将这一关系彻底倒置。目的(人的解放)被无限期悬置、无限期推迟——“先发展起来再说”、“等蛋糕做大了再分”——而手段(生产力增长)则成了不容置疑的绝对命令、压倒一切的最高律令。

这不是辩证法。这是赤裸裸的目的工具化。人(劳动者)不再是被解放的主体，而是沦为“增长引擎”和“人力资本”。劳动者的福利、尊严、健康、家庭生活、精神世界——一切的一切，都须为“保增长”让路。当“保增长”与“保劳动权益”发生冲突时，被牺牲的永远是后者。

这种颠倒，在哲学上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人变成了物，主体变成了客体，目的变成了手段。

二、“解放生产力”还是“解放资本”？

“解放生产力”与“解放生产者”——这两个概念有着天壤之别，却常常被混为一谈。

“根本任务论”下的“解放生产力”，其真实内涵是什么?是“解放资本增殖的枷锁” 。释放土地、劳动力、金融等要素，使其自由流入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利润空间——这一切的受益者是谁?是资本端(包括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而不是劳动者端。

当“劳动力”作为一种“要素”被“释放”时，劳动者本人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更灵活的劳动契约、更长的劳动时间、更不稳定的就业保障、更低的议价能力。所谓的“解放生产力”，在实践中就是“解放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能力”。

这种“解放”强化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而非消除它。它使劳动者更加彻底地依附于资本逻辑，更加无力抵抗资本的侵蚀。这难道不是一种反向的解放——解放了资本，却进一步禁锢了劳动者?

三、“根本任务论”在中国从未有过“历史合理性”

让我们说得更直白一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命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适用”过。

前三十年不适用。 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是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清除旧制度和旧思想的阻碍而实现的。如果当时遵循“根本任务论”而淡化阶级斗争、搁置生产关系变革，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奇迹——就不可能从15.8万吨钢发展到3100多万吨钢，就不可能从43亿度电发展到2500多亿度电。前三十年的历史恰恰证明：变革生产关系才是解放生产力的核心密码，而不是反过来。

后四十年更不适用。 后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是以生产关系向资本逻辑大规模退让为代价的。雇佣劳动关系的复活、劳动力商品化的深化、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性侵蚀。如果这种增长模式可以被冠以“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之名，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声称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了——因为它们也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所谓“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为资本复辟提供的理论遮羞布。它将资本积累的规律偷换为社会主义的规律，通过“历史合理性”的伪论证，为剥削和异化提供合法性。这是一种精致的理论欺骗。

四、纳粹德国的警示：所有制不是“护身符”

有人会辩称：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所以即使引入市场、允许雇佣劳动，也还是社会主义。

纳粹德国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纳粹德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企业高度国有化，国家强力干预经济。按照“公有制=社会主义”的逻辑，纳粹德国岂不是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指出：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国有化”不过是“把资本家集团的国家机器拿到手”，它改变的只是管理形式，并未改变剩余价值被剥削的本质。纳粹的“国有化”服务于战争和垄断资本的利益，工人依然是被统治和压榨的对象。

这面镜子足以照出：仅凭“生产力发展”或“公有制”形式，无法区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只有在生产关系上真正实现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实现劳动者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才是社会主义的底线。

第四章：历史回响——相似案例的警示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非孤立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一系列与其在逻辑、目标和实践上高度相似的案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论家族”，都试图以生产力的发展来定义或置换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目标。

一、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时曾说，到了共产主义，大家就能经常吃到“古拉希”(一种土豆炖牛肉)。这个玩笑话被翻译为“土豆烧牛肉”后，在随后的中苏论战中，被中国方面用作批判的靶子。

它与“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逻辑如出一辙——都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实现，极度简化并等同于物质产品的丰裕。正如当时批判所指出的，这种观点将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庸俗化”，变成了“只是为了用一盘土豆烧牛肉来填饱肚子”。

这是一种庸俗的“福利共产主义”，它抽掉了社会主义运动中阶级斗争、国际主义等核心政治与理想内涵，将人的解放降格为“通过胃来感觉的‘共产主义’”。

二、俄国的“经济派”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他们鼓吹工人阶级只需进行经济斗争(如罢工争取加薪)，而应放弃政治斗争(如推翻沙皇制度)。

“经济派”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论”在策略上的直接体现。他们迷信经济活动的自发性，认为只要经济状况改善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与“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从而政治与生产关系问题可以暂缓的逻辑完全一致。

列宁在《怎么办?》中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这种观点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简单化”，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观”。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推翻旧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

三、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布哈林是苏联早期的重要理论家。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通过发展农村生产力来带动工业，并认为富农可以通过合作社等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布哈林的思路与“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一脉相承。他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自然地、和平地解决阶级矛盾，从而淡化甚至取消阶级斗争。

布哈林的观点后来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认为他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对富农阶级采取了妥协态度。斯大林等人坚持通过强制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来解决农业问题，这与布哈林“等待生产力自然发展”的思路形成了尖锐对立。

四、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斯大林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明确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这个表述将“发展生产力”(手段)与“满足人民需要”(目的)用“是……来…… ”的句式结构在了一起。在理论层面看似统一，但在现实压力下，这个公式极易滑向“为生产而生产”。手段(发展生产力)被赋予了决定性地位，目的(满足需要)反而成了次要的、派生性的东西。

后来的批判者认为，斯大林此处的论述回避了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变成了一个“单纯表达手段与目的间抽象规律”的公式，为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共同的特征

从“土豆烧牛肉”到“经济派”，从布哈林到斯大林，这些历史案例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命题共享着相同的理论基因：它们都倾向于将复杂的社会主义实践，简化为一个线性的、以生产力发展为单一指向的过程。

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面貌出现：

在策略上，体现为“经济派”那种放弃政治斗争的工联主义。

在理论上，体现为布哈林那种淡化阶级矛盾的“和平长入”论。

在目标上，体现为赫鲁晓夫那种将共产主义庸俗化的“土豆烧牛肉”。

在体制上，体现为斯大林那种将手段与目的倒置的“基本经济规律”。

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规律：当“发展生产力”从一个根本条件被拔高为“唯一”或“至高无上”的根本任务时，它就极易成为一种新的教条，用以回避或压制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分配正义等更为根本的政治问题。

第五章：当代挑战与范式革命

一、“根本任务论”在当代的彻底失效

21世纪的今天，全球生产力已进入自动化、人工智能时代。在物质生产领域，人类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

在这样的条件下，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生产不足”转向“分配不公”和“劳动异化”。

继续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承认：目的可以永远为手段牺牲，解放可以永远为增长让路。

这在道义上站得住脚吗?劳动者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在写字楼里“996”地透支生命，在工地上顶着酷暑严寒挣着微薄的工资——而与此同时，GDP在增长、发电量在攀升、富豪榜在刷新。生产力的增长与劳动者的解放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深的裂痕。

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已经足够养活所有人，却仍然有人不得不在生存线上挣扎;当一个社会的科技水平已经可以大大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却仍然有人在“35岁”被当作“耗材”淘汰——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究竟解放了谁?

继续坚持“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就等于默认这种状况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就等于承认劳动者的牺牲是“必要的代价”。 这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是对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背叛。

二、从“解放生产力”到“解放生产者”——新范式的确立

我们必须进行一场理论的范式革命。

在生产力已具备相当规模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转向。这个转向的核心，就是从 “解放生产力”转向“解放生产者” 。

新的根本任务应当包含以下核心内涵：

第一，缩短法定劳动时间。 将科技进步转化为全民自由时间的增加，而非资本的利润。马克思明确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如果生产力的进步只带来资本的增殖而不带来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这种进步就不是解放，而是新的枷锁。

第二，变革雇佣劳动关系。 逐步消除劳动力商品化，推动劳动者参与企业治理与剩余分配。劳动者的劳动不应再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而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打破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绝对控制，建立劳动者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机制。

第三，消灭三大差距。 真正实现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打破阶层固化与城乡壁垒。共同富裕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落实为每一个人都能享有的基本权利——无论他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

三、判断社会性质的终极标尺

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确立一个不可动摇的判断标准：

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不是看GDP增速，不是看发电量，甚至不是看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是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看劳动时间能否被持续压缩为自由发展的空间，看劳动者是否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纳粹德国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等于社会主义。只有当国家不再作为“总资本家”统治劳动者，只有当劳动者真正掌握了生产过程，只有当劳动从“谋生手段”变成“生活需要”，社会主义才名副其实。

如果“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攫取，如果劳动者的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如果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劳动强度越来越大、劳动尊严越来越低——那么无论GDP多高、发电量多大，这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

结语：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我们做完了我们的理论工作。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命题送上了审判台，我们从理论溯源、历史实践、逻辑结构、历史比较、当代挑战五个维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不留情面的批判。

我们的结论是明确的：这个命题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粗暴扭曲，是将“手段”偷换为“目的”的理论诈骗;在实践中，是资本逻辑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僭越，是劳动者被降格为“增长燃料”的制度性安排;在历史上，它在中国从未“正确”过——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后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是以生产关系向资本退让为代价的。它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帮凶，其虚伪性和危害性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彻底揭露。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这个伪命题，将社会主义的重心坚定地置于 “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劳动者” 之上。

有人会说：你们这是空谈理想，不顾现实。我们的回答是：恰恰是你们，把“现实”当作了永恒的枷锁，把“理想”当作了可以无限期延期的空头支票。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批判“根本任务论”，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改变——改变那个把劳动者当作燃料的“增长机器”，改变那个把基尼系数推高到警戒线上的分配体制，改变那个让996成为常态、让35岁成为危机的劳动制度。

历史不是一条直线。当手段已经成为新的大山时，只有重新把“人的解放”请回王座，社会主义才名副其实。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的这篇文章，就是要把这个理论——这个关于“根本任务论”如何虚伪、如何有害、如何必须被抛弃的理论——交给群众。让群众去判断，让群众去选择，让群众去改变。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从来就不应该是“发展生产力”——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口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始终应该是、也只能是：解放劳动者，消灭雇佣劳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除此之外，都是修正主义。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