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翻修正】赋值过渡／过渡价值：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

作者：皮纳尔·东梅兹(Pinar Donmez)， 迈阿·帕尔(Maïa Pal)， 亚历克斯·萨顿(Alex Sutton)

DOI: 10.1177/03098168261459868

摘要：本文以资本主义的起源为切入点，审视针对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旨在推动这两种并非那么遥远的进路展开更深入的对话，并提升双方各自的解释力与批判力。首先，我们讨论阶级关系对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双方的核心地位。其次，我们指出，开放马克思主义因未能提供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系统性论述、以及分析上将阶级斗争从属于价值形式而遭到批评，这使得开放马克思主义容易被定性为一种商业化模型——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循环叙事，未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多元且复杂的起源。第三，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路聚焦于过渡的具体案例研究，这导致该进路被批评为特殊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对此，我们讨论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与局限，尤其是全球价值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开放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变革关注的不足，可以借助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案例研究方法来补充，从而使其形式分析的理论建构获得更为具体的历史根基。另一方面，政治马克思主义案例研究方法中的本体论化倾向及其物化风险，则可通过汲取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分析理论加以制衡和规避。

1.引言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起源，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编纂学中反复争论和争议的主题。对其行动者与驱动力的审视，来自多种各异的出发点，催生了众多相互对立的诠释以及不同视角之间的分歧。如何理解起源/过渡的论辩，会影响我们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概念化与分析方式，并为设想未来的社会过渡以及新型社会关系形式的起源提供思想、理论与政治的开口。这在当前关于“技术封建主义”——据称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宣告向某种更糟糕之物的转变——的论辩语境中尤具相关性。此外，我们的讨论也为以“国家/价值”而非传统“国家/市场”的框架重新思考“国家/全球”问题打开了空间。因此，我们认为，重返这一论辩对批判性社会理论与实践作为整体，以及对本专辑所审视的两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而言，均具有更广泛的价值。

开放马克思主义(OM)与政治马克思主义(PM)两种进路，各自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对1970年代既有的马克思主义进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以及关于资本主义过渡的商业化模型——展开了批判。在本文中，我们以推动这两个流派展开更深层次的互动以及各自进一步发展为目标，突出其共同点；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不应低估它们在评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方面各自不同的分析、方法论与政治出发点。因此，我们提出的不是一种化约性的综合，而是呼吁一种知情的对话与互动，承认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之间以及内部的多样性、细微差别与差异。

开放马克思主义流派涉足起源/过渡论辩的程度，在于它有助于其倡导者从历史层面奠定对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动态与变革的批判性评估，这些动态涉及若干决定性发展，如从凯恩斯主义向货币主义的转变、1980年代英国国家的重组、1990年代的经济管理，以及后苏联俄国的转型。开放马克思主义对当下及日常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部运作的这种分析与经验侧重，是其对这些关系历史起源关注有限的根本原因之一。

政治马克思主义虽不可化约于此，但最广为人知的是其以罗伯特·布伦纳和艾伦·梅克辛斯·伍德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颇具影响力的案例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创性探索。

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都收到了各自份额的批评。开放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被定性为过于抽象、化约主义、缺乏历史意识；政治马克思主义则被指控为唯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特殊主义。在批判性地审视这两种进路的同时，我们聚焦于政治马克思主义案例研究进路的方法论局限，这将有助于解释(但在我们看来无法辩护)针对它的欧洲中心主义指控。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介入开放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的论述，对“价值过渡”的问题展开思考，并指出对这一论辩的有限参与使其面临滑入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商业化预设的风险。在凸显两种进路共同出发点的同时，我们揭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并呼吁在本专辑的精神下深化两者之间的互动，以应对各自的弱点与批评。将这两个传统拉近的核心论点，在于强调阶级斗争如何依然是理解向价值过渡——作为界定资本积累内在危机特征的关键形式过程——的共同建构性因素。

承认价值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此前已被作为通过聚焦阶级斗争与异化来弥合理论与历史之间鸿沟的一种方式提出。对我们而言，这同时意味着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诸多拜物化表象的必要性，例如国家形式，以及性别、性别认同、种族与能力等其他构成性维度的偶然却又逐步形式化的整合。与此同时，这绝不能以推导出一种基于价值逻辑的形式全球化或以市场为基础的扩张、或其他因素来描述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为代价。尽管价值对其结果加以拜物化，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扩张就其如何被特定阶级斗争——这正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社会财产关系概念的核心——所生产的方式而言，依然是偶然性的过程。换言之，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为起源与扩张的问题带来了不同但互补的方法与分析贡献，以阶级斗争作为关键驱动力的共同预设进行研究，意味着承认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不同的方法。

第一，本文概述了价值形式理论的一些近期论辩，以此为本文理论—历史关系这一论点提供背景。价值形式理论不能被专属地与开放马克思主义等同或混同。然而我们所关心的，是两者在将价值置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这一共同强调上，以及由此引发的批评。我们从这一论辩中得出结论：其关键贡献在于表明，对于某些开放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阶级关系是价值的形式化的历史前提。

第二，我们更直接地深入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并论证：尽管开放马克思主义进路是多元的，它们总体上一直不愿参与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起源的历史性论辩。我们还揭示，鉴于其对避免物化、特殊主义和历史分期的专注，开放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关系与阶级形成过程的理论建构相当有限。

第三，我们概述政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进路，并以对政治马克思主义案例研究方法的特别强调，识别这一论述中的特殊主义批评。该方法是政治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关系偶然性与深入特殊性分析之必要性的核心优势之一，这些分析通常以具有行政自治的国家或地区为单位。对政治马克思主义案例研究进路的这一聚焦，使我们得以突出资本主义国家为何采取“民族”形式这一问题——这本身就引发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看似更为有限的方法形式。我们论证，正是在这里，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可以在开启一种联合探究方面尤具成效：全球价值为何需要民族国家，以及或许这种需要还将持续多久。然而，我们也论证，对这些分析单位的决定因素的解释与追问，可以得到更多的强调。单位选择中的“民族问题”，导致今天的批评者将案例研究的内在主义与例外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相联系，从而不公正地给政治马克思主义扣上欧洲中心主义的帽子。此外，这种方法还使政治马克思主义面临另一批评：如果种族和性别等其他构成性因素未能被整合进社会关系(从而是阶级斗争)的偶然性中，它就淡化了这些因素的作用。

2.价值形式理论及其当代不满：阶级斗争与价值

在本节中，我们关注一个对价值形式理论处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进路具有特别共鸣的近期批评。这一批评，尤其是针对开放马克思主义关键倡导者维尔纳·博纳菲尔德的批评，与针对开放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探究模式及阶级关系理论建构方面参与有限的批评具有相关性与平行性，我们将在下一节进一步展开。索伦·毛(Søren Mau)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定性为：解释“个体劳动行为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社会验证并被纳入社会生产体系”。然而，毛也对价值形式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将阶级关系从属于价值的非人格化支配。毛在专门批评波斯通犯有这一错误的同时，认为赖歇尔特、巴克豪斯、亚普和库尔茨等价值形式理论作者均容易受到这一批评。在毛看来，这些作者将阶级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次要特征，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定性为以价值的至高无上为特征。毛在表示博纳菲尔德不那么容易受到这一批评的同时，认为博纳菲尔德对社会关系的论述是抽象而模糊的。就此而言，在毛看来，博纳菲尔德只是“在价值与阶级的联系上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但归根结底，他的分析首先将资本主义呈现为一个扭曲的体系，在那里，经济事物荒诞的运动支配着所有人”。尽管将阶级重新带入了价值形式进路，博纳菲尔德因而同样难辞其咎。

对毛而言，价值形式理论将阶级支配从属于价值。在这一解读中，价值形式理论将价值视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局限的东西，因为它在根本上并未系于构成它的历史特殊性社会关系。由此隐含地，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是从价值的非人格化支配而非阶级的人格化支配的角度加以理解的——的出现，是价值权力增长的结果。

毛还提出了关于价值与资本主义独特阶级关系之间因果关系的难题。毛以假设性口吻论证说，两者并不一定相互推导。如此一来，如果我们在分析上将价值置于阶级关系之上，我们便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定生产性阶级关系的涌现。这为各种形式的不自由的、契约性的和无偿劳动提供了能够生产价值的可能，从而剥夺了价值形式理论识别资本积累主要逻辑的解释潜力。如我们随后将要表明的，毛有理由论证：价值形式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并未明确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鸡(价值)在先，还是蛋(阶级关系)在先？

因此，价值形式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隐含论述，与商业化模型具有相似之处，因为它将价值视为一个脱离社会关系的超历史概念。这种将主要重点放在价值而非首先凸显构成价值的社会关系的进路，面临被伍德对科恩和政治经济学家的批评所击中的风险：“通过将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从其特定的社会决定性中抽象出来”，它使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成为无差别的、预先决定的和普遍的东西。

然而，对价值形式理论的开放马克思主义倡导者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科普利沿循普殊同的思路，反对将价值视为超历史现象的观点。在科普利对价值形式理论的论述中，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才是理解价值涌现的核心：

为了生存，人们被迫进入市场，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相互往来。然而，这种人类社会化的形式，意外地释放出一种强大的经济竞争逻辑，迫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Copley J (2022) Governing financialization: The tangled politic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Britain

贝斯特(Best)也呼应了这一观点，指出价值最初如何从变化的社会关系中涌现，以及这一过程与资本再生产的不同之处。博纳菲尔德同样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即价值对所有社会关系的支配——是“双重自由”的工人的产生及其再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后果：

以剥削为基础的积累，以作为依附性剩余价值生产者的自由劳动者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自由劳动者隶属于资本的概念。自由劳动者的“造就”“不可能从资本的行动中产生”，因为自由劳动者是其出现的前提，也是其再生产的持续结果。——Best B (2024) The Automatic Fetish: The Law of Value in Marx’s Capital

与此类似，对霍洛威与皮乔托而言，“资本是一种剥削的社会关系，而资本积累是阶级斗争在再创造、发展或摧毁这一关系方面所采取的形式”。因此，对这些学者而言，重点在于首先凸显特定阶级关系的历史涌现，而价值与积累的偶然性涌现是这些关系(矛盾性的)再生产的结果。

换言之，在涉入价值形式理论的开放马克思主义——以及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存在一条清晰的线索：价值并非作为一种推动原始积累的超历史现象而存在，恰恰相反。尽管这表明了开放马克思主义在如何宏观理解资本主义起源方面的分析优先性，并因此回应了毛的批评，但它并未解决价值形式理论/开放马克思主义中被感知到的对起源进行持续分析的空缺。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以开放马克思主义为具体参照，对这一问题加以审视。

3.开放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种勉强的参与

本节探讨开放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对资本主义起源作深入研究的相关性与重要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特定地理和民族节点中阶级关系历史特殊性变革方面。这进一步为我们的核心论点奠定了基础：对开放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马克思主义而言，阶级关系是价值形式的基础。我们进一步审视毛此前所提指控的证据，并在倡导一种非化约主义、非特殊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论述的同时，为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更深层次互动的必要性确立依据。

开放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70年代的危机与变革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内部的论辩背景之中，但绝非代表了对这些问题的单一、同质的立场。它同时针对主流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倡导回到马克思自身的著作，以此为一种非化约主义、非目的论的形式分析奠定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识别开放马克思主义思想计划中五个关键目标与动机，这些目标和动机促成了其对过渡/起源论辩的介入方式：

(1)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发生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涌现；(2)通过突出社会关系与阶级斗争的首要性，挑战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述中对资本主义动态的物性范畴/概念及规律性解释；(3)挑战“封闭式马克思主义”(如赫希、德国国家衍生理论家等)在解释资本主义起源之必然性方面的目的论、因果决定论和功能主义；(4)与第三点相关，挑战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5)强调资本关系自其诞生之初的全球性特征与展现(即并非仅仅是近期全球化浪潮的产物)。

由此，博纳菲尔德和霍洛威等开放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多地涉足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及其“一再重复”的特征，而非“过渡”。这或许源于他们所批评并刻意回避的后者概念化中所隐含的历史分期倾向和目的论色彩。尽管历史进路的价值普遍得到承认，并隐含地支撑着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形式分析与历史分析之间的统一仍居于核心。

在开放马克思主义对过渡性国家形式的分析中，尤其是在它们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对过渡的评估相互作用时，可以识别出若干张力。一个关键争议点是绝对主义/重商主义国家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一些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国家在保留其非资产阶级形式的同时，却以资产阶级国家的方式运作；另一些人则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指出“形式与功能都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第一个时刻，尚不完善”。为了回避非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方式行动这一悖论，霍洛威与皮乔托最终倾向于一种商业化模型——他们认为“商品关系”的扩张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这一早期时刻，但支配社会关系的是“强制”而非平等交换，“直到商品生产……完全确立”。然而，这一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回避了上述悖论，尚不明确，并造成了其他严重的理论漏洞，尤其是将资本主义国家呈现为可臻完善的，以及在过渡问题上采用了商业化进路。

其他开放马克思主义作者仅以外围方式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起源，将其作为当代议题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性介入的理论与历史背景的一部分。在这些贡献中，主要的经验侧重在别处，过渡仅被简短触及，以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相较于封建主义——在后者那里，剥削与支配保留着人格化的直接特征——所具有的非人格化、抽象特征以及支配模式。

尽管如此，开放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仍可发现对政治马克思主义洞见的承认以及与其关键倡导者思想的密切互动，这尤其体现于双方对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更广泛地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贸易中心解释所共享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开放马克思主义寻求在全球与国家、抽象—理论与历史解释模式之间取得平衡。例如，伯纳姆指出：

资本主义特有的国家形式，不是从一种“国内”分析中推导出来，然后再将“外部”决定因素事后附加上去的。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国家形式，是从马克思对封建主义瓦解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根本变革的分析中推导出来的。这一分析层次(与《资本论》的大部分内容一样)既非“纯粹历史性的”，也非“纯粹抽象的”，而是采用辩证法的进路来近似逼近具体。——Burnham P (1996) Capital, crisi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system

此外，还有一种持续的努力，旨在提出关于“资本整合电路”(integrated circuit of capital)的论述，以挑战那些“仅由生产或流通领域的阶级斗争进程所决定的积累与危机”的简单化论述——这类论述未能看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流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霍洛威看来，还存在一种对将阶级斗争人格化为处于不同集群中的个体之间的斗争(资本家对工人)的反感，对诸如“英国”、“日本”和“墨西哥”之类的民族聚类和范畴也同样抱有同等程度的戒惕。

总之，开放马克思主义对过渡/起源并无同质或一贯的处理方式。然而，一些开放马克思主义学者确实更为实质性地探讨了这些问题，并阐发了类似政治马克思主义聚焦于调查生产性社会关系实际历史变迁以理解资本主义起源的评估模式，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一问题。然而，这种承认与参与在开放马克思主义中虽然存在，却未得到明确表述或系统发展，仍处于边缘位置。

4.政治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过渡：混同与案例研究的问题

本节呈现政治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的关键贡献，以及方法与描述相混同的问题。这一问题最初由政治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对抗其原初对手，并在近期以欧洲中心主义指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批评中依然构成问题。以下最后几节将通过进一步介入开放马克思主义，表明政治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厘清其方法并回应这些指控。

根据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理论家布伦纳和伍德的论点，1970年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进路以更为结构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方式来界定资本主义并对其进行历史化。布伦纳论证说，大多数学术研究未能解释西欧与东欧为何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是什么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特别新型的剥削与剥夺形式。他进一步发展了英格兰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并论证经济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把握特定“社会财产关系”在决定向资本主义过渡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说社会财产关系可以与生产关系相联系，主要指向等级化的或垂直的阶级关系，那么布伦纳使用这一术语也是为了强调所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横向阶级关系。最重要的是，布伦纳的研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必须被分解为过渡的具体案例。这与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比，后者强调资本主义历史作为一个总体性过程，根据依附的基本关系和范畴来构建世界经济。

换言之，在主导性进路中，资本主义通过一种南北——或核心—外围——依附关系的粗糙分析框架被历史化，这一框架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过程的商业叙事而获得了合理性。因此，分析的方法和单位——例如核心与外围等范畴——是由1970年代所审视的社会过程的截面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界定，由一种基于市场与商人扩张以及其所产生的关键性不平等结构关系来追踪的所有其他生产方式的扩张与整合的历史发展叙事所决定。这产生了一种“因果不确定性”，在其中，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所有因素都被赋予了同等价值和权重，从而构成了一种描述性而非解释性的框架。此外，在这一框架中，资本主义(潜在地)无处不在，并在允许商业活动蓬勃发展的地方便可被发现。

布伦纳、伍德以及此后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者，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眼中钉，因为他们反对了过程与分析之间的这种方法论混同——在其中，解释项与被解释项难以区分。通过这种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化，建立在其自身历史后果的描述性过程之上。这促使布伦纳，尤其是伍德，指控马克思主义者是后果主义历史学家，他们根据结果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理解其最初的、并在17世纪英格兰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涌现的特殊性。

至关重要的是，政治马克思主义有意将资本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权力形式——即一种具有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如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社会关系集合——而非一种抽象的经济逻辑。政治马克思主义聚焦于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识别为一个质的而非量的过程。因此，它强调需要聚焦于资本主义如何是社会动态的历史断裂和社会权力的变革，而非仅仅是市场交换漫长而渐进的延伸物。换言之，资本主义不应与重商主义的兴起和绝对剩余价值的商业形式相等同或混同。这需要解释特定的英格兰案例，并将其与法国相区分——法国最初代表了对布伦纳过渡命题最重要的反例。

如果法国并非资本主义，其革命何以对现代自由主义制度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传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回开放马克思主义此前提出的关于国家与国家体系的问题——即解释国家如何同时履行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功能。政治马克思主义通过论证法国直到19世纪晚期才经历资本主义农业过渡或工业过渡，为此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因此，18世纪各种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可以被理解为按照王朝间地缘政治运作，直到英国通过其“蓝水政策”(即防御性的欧洲大陆进路与进攻性的海外海军主义)在1713年后开始改变这一秩序。这一转变显示了开始塑造欧洲国家的国际社会变革，从而解释了下一个世纪新兴的国际法律秩序——它既与英国的资本主义/扩张主义和权力平衡进路竞争，又对其加以再生产——而无需将现代国家抽象地解释为矛盾性的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的。这种二元思维也受到了开放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质疑，尽管如前一节所指出的，并不全面也不令人满意。由于国家形式对政治马克思主义和开放马克思主义双方而言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在最后一节进一步讨论这一例证。

如果布伦纳和伍德在荷兰案例上存在分歧，后来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发展并运用这一方法探索其他过渡案例，以一部关于“案例研究”的专题编辑文集为代表，其中包括关于法国、日本、美国、加泰罗尼亚、加拿大、土耳其、台湾和巴西的研究。我们在本文中的关注点，在于通过积累各种民族政治实体的案例研究来扩展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定方法，以及它所引发的关于何构成有效过渡案例的本体论问题。原则上，任何案例都可以作为过渡案例加以探索，一旦承认“起源”案例是英格兰，以及在这次“原初显现之后，资本主义再未以同样方式在其他地区涌现”。事实上，政治马克思主义要求理解每个被审视案例中社会变革的特定配置，“就阶级关系以及使剩余占有成为可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质的转变而言”。拉弗朗斯与普殊同详细呈现了上述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优势，但他们未能更深入地探讨选择“不同国家与地区”案例研究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论选择所带来的问题与局限。

此外，除这一方法问题外，政治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回避自其与依附理论家和世界体系理论家的早期争论以来一直困扰它的特殊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指控？尽管这场论辩有多波浪潮和众多主角，但可以将其概括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如何将英格兰案例本质化，从而剥夺世界其他地区在资本主义——以及默认地，反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能动性。政治马克思主义被认为犯有若干罪行：歪曲或伪造资本主义历史，再生产一种西方或英裔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形式，并通过剥夺非西方、殖民地或底层社会的历史能动性而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革命性实践。

承认批评者所提出的、集中体现在欧洲中心主义指控中的特殊主义、抽象/理想类型与内在主义的严肃问题，至关重要。在沃勒斯坦著名介入之后二十年，阿涅瓦斯与尼萨恩乔格鲁发展了对政治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迄今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此后班纳吉的商业资本主义概念以及他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产生了显著影响。不均衡与综合发展理论——由阿涅瓦斯与尼萨恩乔格鲁发展——以及阿里吉的系统性积累周期进路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至今仍是强有力的替代选择，它们强调长时段解释和对资本主义商业扩张的关注。阿涅瓦斯与尼萨恩乔格鲁在指控中还添加了使用抽象的或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界定以及使用内在主义分析方法的问题，他们认为这导致了英裔或欧洲中心主义。

里乌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在他看来，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一个因“对资本主义的结构主义和非历史性界定”而导致的方法论问题。他论证说，政治马克思主义将经济与政治相分离(如区分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提供了一种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愿景，这为将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非工资劳动形式纳入其中(如解释奴隶制为何依然存在)制造了严重问题，并且在“内部”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决定论式的理解(如布伦纳作为历史性而非超历史性的新斯密主义者)。

我们无法在此对所有这些论辩一一公正。但我们确实接受了里乌的主张，即其中存在一个方法论问题。我们聚焦于政治马克思主义中批评者尚未深入探讨的一个方面，即案例研究方法的问题，具体而言，现有的大多数案例研究是如何由国家来决定的——以固定政治实体的边界为界，通常是民族或国家，如英格兰、法国、荷兰等。然而，我们也追问这一问题是否更深层地与“民族问题”相关。我们将在下文通过介入开放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分析表明，这一问题如何能够更具建设性地开启并推进关于政治马克思主义与开放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论辩。

5.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形式分析与阶级斗争

在前几节所评估的优势与弱点的背景下，以及至少某些开放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阶级关系支撑价值之重要性的承认下，我们的目标是探索两个流派可以更紧密互动并支持彼此平行发展、以有效应对各自批评的领域。我们论证，通过对历史/理论二元对立以及开放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马克思主义批评中隐含的分析层次/抽象问题加以审视，这两种进路之间的对话可以得到深化——在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中亦然。我们在下文表明，这些批评与张力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应对：需要相互独立但互补的分析方法；将更广泛的社会因素整合进资本主义偶然性涌现中；以及将拜物化与形式分析的承认，作为更好解释“国家/全球”和“国家/价值”难题的潜在路径。

尽管开放马克思主义内部观点多元纷繁，但存在一种共同的强调：提供对生产与流通的整合性理解，以避免任何一个领域在分析上压倒另一个。同样强烈强调的是：在调查国家或国内动态(即阶级关系的民族处理过程)的同时，不失去对全球尺度(即“世界市场”的规训作用)的关注。一方面，这些强调可以被视为优势，尤其是在丰富政治马克思主义方面。然而，它们同样可以被诠释为试图通过一种对阶级(及其与性别、性别认同、种族与种族化、本土性、殖民主义、边界与移民、能力、空间不均衡发展的复杂纠缠)的欠发展概念来解释复杂的具体历史变革过程，而这种概念被化约为生产关系，几位批评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汲取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洞见，可以帮助开放马克思主义在不危及其对资本电路统一理解的前提下回应批评，以挑战结构主义、目的论论述。将过渡/起源建立在社会财产关系具体变革的更深入历史之上，不会与开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关系和价值形式被持续再生产和争议性强加的强调相矛盾，而会对其加以补充。通过重新阐发社会财产关系概念，开放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一种不那么僵化的阶级概念化中获益。

反过来，我们论证，政治马克思主义案例研究方法所缺失的，是对开放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形式分析的整合，我们在下文对此加以阐发。总结上文的讨论：政治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方法(或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在分析上将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与其本体论的或经验性的/描述性的展开和结果——以其全球扩张为代表——相分离。这是对布伦纳和伍德批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将方法与描述相混同的回应。这种分离的弊端在于：政治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制造了一个分析层次问题，并使自身容易受到特殊主义、抽象主义和内在主义的指控。这些指控往往预设或将政治马克思主义案例研究进路的方法论选择视为本体论的既定事实——即将其本体论化。它们因此从方法中推导出关于资本主义因果发展和必要决定因素/性质的论证，仿佛案例研究决定了理想类型。换言之，批评者将政治马克思主义假设为特殊主义的、抽象的或内在主义的，从而将英格兰案例本质化并非历史性地理想化，因为它使用了一种运用了上述某些技巧的方法。换言之，政治马克思主义正在回应的那种原初混同问题，今天以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理论进路和其更广泛的经验描述/过程(历史)相混同的批评者的形式重新出现。政治马克思主义与其对手之间的鸿沟，因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案例研究方法——或更确切地说，因对其目标与局限的误解——而被扩大而非消弭。

这种误解在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将案例研究方法——即其内在主义、抽象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技巧——与其描述和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发展与扩张的方式相分离。使用案例研究方法来把握资本主义起源，对政治马克思主义而言，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此后仅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独立孤岛中发展，从而导致英格兰例外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使用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抽象练习，不应被“本体论化”，仅具有有限的方法论用途。不应从中对其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得出狭隘和混同的本体论结论。事实上，对政治马克思主义而言，如前所见，这类混同导向后果主义，即过度强调社会过程的结果而非其起源。由于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对资本主义历史持后果主义的、结构性的和扩张驱动的论述，将资本主义的主要结果和决定因素与用于分析其历史的方法相融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马克思主义中得出错误本体论结论的风险。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性论点因此是：政治马克思主义需要做额外的工作，解释如何避免这些结论，并承认其作为其方法潜在缺陷与局限的属性。

避免这些结论的一种方式，是从历史上解开案例研究方法为何必然被民族国家形式所驱动这一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国家为何以压倒性的“民族”形式存在，尽管价值的运作是全球性的？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路，不应阻止政治马克思主义追问这个问题，以及反对国家形式所问题性地产生的内部/外部分析二元对立。我们在此提出的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使我们能够更辩证地思考“国家/全球”和“国家/价值”的难题。通过以“国家/价值”取代经典的“国家/市场”二元对立，我们提议超越商业化叙事，转而聚焦于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通过各种阶级斗争变革生产(而非仅仅是流通)的方式。由此，国家与全球之间表观矛盾的问题，或民族国家形式的拜物化，是通过生产的变革而非更一般和非历史性的市场概念来加以调解的。第二，资本主义的扩张为何是不均衡的，并往往在“民族”或“地区”基础上推进？同样，案例研究方法并不对这个问题作出抽象的先验预设，即孤立具体案例研究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按照这种碎片化或切片化的过程发生。它只意味着孤立某些社会过程以更好地理解起源以及扩张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起源与扩张并非同一事物，因此可能需要不同的分析方法与过程。

这种额外工作的另一部分，是政治马克思主义解释如何从将“国家与地区”作为分析框架进行抽象，走向更好地将其他行动者、观念和制度——如性别、种族、非工资劳动形式、性别认同、能力，以及其他政治共同体和地理社区——整合为以复杂方式与资本主义涌现相交织的因素、立场和现象。例如，维尔迪(Virdee)论证说，为了把握“种族主义对这一涌现有多重要”，我们需要“对欧洲内部以及外部的种族主义以弯曲的、关系性的方式帮助产生我们今天共同生活于其中的霸权性和种族化的结构、不平等与认同的方式保持更高警觉”。换言之，问题不在于案例研究方法本身，或其内在主义，而在于多元化因素是否以及如何被纳入其中。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整体地理解资本主义，这些因素对拜物化的贡献更多地与形式分析方法相整合，而非与案例研究方法相整合。因此，政治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明确整合形式分析，以辩证的方式把握这些因素，同时避免其同质化。

总之，尽管政治马克思主义仍需在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扩张与发展的全球进程方面做更多工作——也许是通过转向某些人所论证的“地缘政治政治马克思主义”——但此处向其批评者强调的关键点在于：这一过程与其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需要不同的分析进路。此外，对拜物化的探讨和形式分析的运用，可以补充政治马克思主义，以说明资本主义起源与扩张中的其他因素，并回避持续的本质主义、特殊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指控。

在这一方向上，我们提议引入开放马克思主义所发展的形式分析。霍洛威与皮乔托强调形式分析在克服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时政治与经济之间区分方面的价值。形式分析使我们能够整体地理解资本主义，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奇幻的和拜物化的性质。然而，他们同时强调，形式分析的一个要求是它建立于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一要求源自阶级斗争的开放性。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和矛盾的性质，显示了形式分析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是奇幻的，表现为有别于其本身的东西。这种表象遮蔽了基本社会关系，且自身只有通过对基本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才能被把握。因此，形式分析使我们能够将这种奇幻表象不是理解为上层建筑，而是理解为那些矛盾性的、异化关系的表现。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活生生的人类发挥作用，仿佛它们与人类以及社会独立地存在着。沿循博纳菲尔德的思路，形式分析使人能够批判构成整体社会的活生生的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单纯表象。人类行为的矛盾性和近乎不可理解性，只有参照那些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形式分析允许我们看到那些社会关系如何采取奇幻的和拜物化的表象，以及反过来，看到那些社会形式具有建构它们的社会关系。

如上所述，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制造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分析层次问题，以避免欧洲中心主义指控核心处的方法与描述之间的混同。形式分析可以从以下方面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第一，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英国发展特定“宏大战略”而兴起的分析，提供一种有用的理论背景。置于这一背景下，国家作为社会关系的形式，可以被看作在拜物化的地缘政治尺度上催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第二，它凸显了资本主义起源不应必然与其全球扩张相混同，而可以聚焦于涵纳了其他产生等级制或剥削与压迫形式的因素的偶然性阶级斗争。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化，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难以就此达成共识，也难以超越有用但化约性的对国家内部与外部维度的分析。政治马克思主义为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贡献——通过例如泰施克对英国在1713年后塑造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的分析——在历史上是详尽的，并具体到外交官和议会辩论等关键行动者和制度的作用。为了从理论上理解这一点，可以采用形式分析并论证：国际不是国内政治的一种次要效应，而是构成了一种使相互矛盾或相互竞争的体系或实践看似具有逻辑性和自然性的拜物化的秩序化过程。

例如，欧洲国家在整个18和19世纪围绕欧洲和海外领土展开了激烈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竞争，沿循英国的“进攻性海军主义”。然而，这需要同时与以下事实相理解：它们通过英国主导的欧洲大陆均势机制，在如何组织欧洲事务运作上形成同盟与合作。19世纪末和20世纪确立国际法律秩序与国际国家社会——作为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基石——的各种会议和大会，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奇幻形式，由国际体系法律主体之间主权平等的幻象所维系。政治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秩序中关键转变和社会变革的案例研究进路解释是根本性的，但它需要再迈出一步，来解释国家如何形成关于自身的这些幻象性叙事，并整合特定的制度和实践。

第二，关于形式分析对混同方法论问题的应用：商业化模型将资本主义的扩张视为一波通过商业与殖民主义的发展将其道路上的一切纳入囊中、被决定的和同质性的浪潮，它在许多方面是奇幻的或“有别于其本身的”。与此类似，通过案例研究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同样是奇幻的和“有别于其本身的”，因为它构成了一种方法论抽象，是对理解特定社会关系及其变革性影响之重要性的因素和变量的必要孤立。换言之，形式分析是一种分析方法，使我们能够追问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维度。它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辩证方法，在其中我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工具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赖于知识物质条件的变化。

具体而言，布伦纳论辩以及此后对不同背景下资本主义涌现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对各种阶级斗争——以及其他行动者、观念和制度——如何具体塑造作为社会权力或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更为分层的和细颗粒度理解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依赖于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宏大的、同质性的和总体化的过程。这只能走这么远。相反，我们必须对阶级斗争的开放性特征以及历史分析的重要性保持敏感。对英格兰和其他案例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分析不应被视为独有的或理想类型的，而应被视为变革了的阶级关系被确立并释放出价值的时刻与地点。换言之，政治马克思主义与开放马克思主义共享的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作为理解资本主义起源的手段，解释了是什么使价值支配了社会。与此同时，政治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于其案例研究方法，需要更好地承认其局限性以及其他方法——如形式分析——的潜在互补性，正如我们在此所尝试表明的那样。

6.结论

本文以开放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马克思主义为具体参照，重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过渡的论辩。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回顾两种进路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特别强调它们各自对理论与历史探究模式的参与及优先化方式。

文章承认了文献中针对两种进路的批评(开放马克思主义过度抽象、化约主义和缺乏历史意识；政治马克思主义内在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特殊主义)。我们具体聚焦于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开放马克思主义因专注于当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对历史起源/过渡论辩参与有限；第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案例研究进路对过渡动态的探索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还承认了两种进路的共同优势(对阶级斗争的关注)和各自贡献(分别是形式分析理论建构与扎根历史探究)，并指出这些共同要素需要在现有学术论辩中得到更强的认可。我们论证，这些优势如果嵌入建设性对话与互动的精神之中，有潜力应对各自进路的个别短板与批评，同时重建理论—历史与国家—全球的平衡。

一方面，开放马克思主义对导致资本主义在特定地理节点出现的历史变革的关注相对有限(尽管并非完全缺席)，可以借助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案例研究方法来加以补充，从而使其形式分析理论建构获得更为具体的历史根基。另一方面，政治马克思主义案例研究方法中的物化风险与本体论化倾向，则可通过汲取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分析理论加以制衡和规避。

这种相互互动与学习，以两种进路对阶级斗争在展示价值如何得以主导社会关系方面的建构性作用的共同理解为基础。因此，如果政治马克思主义允许我们对价值进行“过渡”处理，但产生了分析层次问题，那么开放马克思主义可以通过赋予过渡以“价值”来回应，提供一种辩证框架，允许其他社会因素和权力形式在过渡的分析层次中或跨越该层次而加以分层。

两种进路学者之间在这种精神下未来的合作研究，可以证明对微调各自进路的解释力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是富有成效的。例如，通过“国家/价值”的二元框架推进“民族问题”，有助于看到国家形式拜物化的特定地缘政治背景。这一探讨还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与目标——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指出的——为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作出贡献，以把握未来可能的社会过渡的动态与前提条件，以及有潜力挑战资本主义现状的新型社会关系形式的涌现。我们希望两种进路及其倡导者之间未来的思想对话在这种精神与方向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