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失败吗？

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最后一座街垒陷落。这个存在了仅七十二天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被凡尔赛军队在普鲁士默许下血腥镇压。三万余公社战士被屠杀，数千人被流放。历史现场惨烈至此，理论问题却并未随硝烟散去——巴黎公社的失败，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失败?如果是，为什么恩格斯后来仍然称公社为“(对法国来说)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

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巴黎公社并不是一场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动和领导的革命。

一、谁在领导公社?——布朗基派、蒲鲁东派与“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1871年3月26日，巴黎举行了公社委员会选举，实际就职的委员共64人。从政治派别看，这些委员分属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及其追随者)、新雅各宾派和无党派人士。恩格斯在二十年后作出了一个至今被广为引用的分析——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

在64名委员中，蒲鲁东派及其追随者约占22人，即三分之一左右;其余三分之二为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和无党派人士。那么问题来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有没有代表在公社委员会中呢?有，但极少。有记载表明，在公社委员中，只有龙格一人算是马克思主义者。

龙格是谁?他就是沙尔·龙格(Charles Longuet,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女婿。此外，还有几位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人参与了公社事务，如匈牙利裔的弗兰克尔·列奥(Frankel Leó, 1844-1896)，担任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负责执行了废除面包工人夜班制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劳工法令;以及法国工人塞拉叶(Auguste Séraillier, 1840-1891)、诗人鲍狄埃(Eugène Pottier, 1816-1887)等。但他们均属少数派，在公社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

由此，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巴黎公社并不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它的失败也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失败。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领导过公社;相反，他们是在革命爆发后才开始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马克思放下正在写作的《资本论》，仅用两天时间就写就了《法兰西内战》一文，对公社进行理论总结——正因为公社不是他们“设计”和领导的，这次伟大的革命实践才成为一个检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契机，而非对理论本身的“证伪”。

既然如此，那主导公社的两大思想流派——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根本区别?这些区别又如何导致公社在实践中的致命错误?

二、两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何影响了公社实践

先看布朗基主义，其创立者是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 1805-1881)。他是一位传奇般的法国革命家，毕生大半时间在狱中度过，被称为“被囚禁的革命者”。布朗基主义的核心主张是：通过少数人的密谋暴动来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然后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听起来似乎接近革命激进主义，但布朗基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不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不主张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而是把革命视为少数职业革命家的“技术性行动”。当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中主掌军事事务时，面对拥有普鲁士支援的凡尔赛军队，缺乏群众基础的武装斗争只能走向失败的结局。

再看蒲鲁东主义，其创立者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以《什么是财产?》一书成名，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但蒲鲁东所反对的“财产”主要指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垄断性财产，对中小私有财产则持保留态度。他主张通过建立“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实行公平交换等改良方案来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强烈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两种思想在公社内部共存，但彼此对立。布朗基主义倾向于集中、专政、军事化;蒲鲁东主义则强调分权、自治、反对强制。问题是，公社恰恰把最需要集中统一的军事事务交给了布朗基派，把最需要用革命手段触动的经济命脉交给了蒲鲁东派。这两种思想在各自负责的领域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布朗基派的军事失误导致公社在战场上屡屡受挫，而蒲鲁东派的经济失误则让凡尔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所写的导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换句话说，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本身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蒲鲁东主义在革命条件下的破产——公社赖以支撑其经济政策的那一套“保护私有财产”的信条，在面对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变成了给敌人输血的自杀行为。

三、法兰西银行的教训——一场事关生死的“何不食肉糜”

恩格斯在1891年导言中提出了一个令后人唏嘘不已的问题：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它对法兰西银行所抱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

这个“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兰西银行是当时法国最大的银行，虽然名义上是私人银行，实际上承担着法国中央银行的职能。公社起义之前，该行拥有各类资产达30亿法郎，其中10亿法郎是现金。而这家银行的所在地，就在巴黎——就在公社武装力量的实际控制范围之内。

那么，公社对这座“金山”做了什么?基本是“什么也没做”——或者更准确地说，公社财政委员会的态度是：毕恭毕敬地向银行“借钱”，而不去“没收”。在公社存在的72天里，法兰西银行只给公社拨付了区区1600万法郎，却暗中向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输送了2.5亿法郎以上的巨额资金。

一边是公社前线战士们缺枪少弹、财政拮据;另一边是法兰西银行用十倍于拨款给公社的资金，资助了敌人的武装。公社用自己的钱去养活屠杀自己的人，这是何等的悲剧。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公社派驻法兰西银行的代表身上。这个人叫夏尔·贝雷(Charles Beslay, 1795-1878)——一位老资格的企业家，蒲鲁东的密友，公社委员，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兼驻法兰西银行代表。贝雷对法兰西银行采取的是一种近乎“保护”的姿态——不是保护公社的利益，而是保护银行本身不受革命的“侵犯”。公社失败后，贝雷正是在法兰西银行的协助下逃亡瑞士，并写下了《我的回忆》一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贝雷不是一个“叛徒”的故事，他代表的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信条在革命实践中的自毁逻辑。蒲鲁东主义者“迷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教，没有接受马克思必须‘剥夺剥夺者’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所以他们只是接管逃亡企业主所遗弃的工厂，不肯触犯法兰西银行，甚至在接管工厂时还保证给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马克思对这一错误有过极其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马克思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没收银行的资产。”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银行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而公社“不愿给人留下强盗、小偷的印象，在斗争的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

马克思在这里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公社的道德顾虑，在敌人不择手段的进攻面前，就是自杀。对于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言，掌握经济命脉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的必需条件。正如恩格斯后来总结的那样，没有掌控法兰西银行，就等于让敌人掌握了绞杀公社的财政杠杆。

列宁在总结这条教训时说得更直白：“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经济条件的不成熟，恰恰使得掌控银行这一“神经中枢”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对于这一点，列宁后来在十月革命中显然吸取了教训——十月革命第二天，苏维埃政权就迅速控制了国家银行。

四、缺乏政党领导的教训——从列宁回归马克思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掌握巴黎公社的政权?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从两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1871年的法国尚未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已经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但当时主要是在一小部分流亡革命者中传播，其组织载体——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创立于1864年，到1871年还不过七年时间。法国工人运动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后来的巴枯宁主义。这些思潮比马克思主义更早扎根法国，与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更为契合。马克思主义要从这些思想的“包围”中冲出来，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实践检验。

第二，公社缺乏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事后总结中最核心的教训之一。正如有的资料指出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建设缺乏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巴黎公社受蒲鲁东派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领导层软弱无力，社会主义派无法把控时局”。公社每逢开会，议而不决、派系扯皮，无法形成统一意志，更无法实行统一行动。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根本分歧——军事上要不要集中指挥?经济上要不要剥夺资产阶级?对待敌人要不要实行专政?这些分歧不是技术性的，而是路线性的。当敌人已经逼近城下的时候，公社委员会还在为要不要成立“救国委员会”而争论不休，这种局面本身就是没有政党领导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系统总结了公社的教训。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从公社经验中总结出的“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废除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常备军、官吏和警察，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性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列宁还特别指出了公社的两大错误：其一，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未能“剥夺剥夺者”，没有掌控诸如银行等关键机构;其二，对敌过于宽容，没有果断进攻凡尔赛，使得敌人获得了反扑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总结公社教训时使用的措辞是“错误”(ошибки)，而非“本质缺陷”或“制度缺陷”。这一措辞本身就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巴黎公社的失败被归因于领导层的具体政策失误和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而非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制度性质。如果公社本身就是错误的“模式”，那么列宁在1917年就不会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应继承和发展公社的原则——但列宁正是这样做的。

而针对没有“没收银行”的教训，列宁则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付诸了截然相反的实践——苏维埃政权在第二天就控制了国家银行。这一前一后两个“银行”的故事，比任何理论论证都更有力地说明了，公社失败中那条最惨烈的教训在历史中是如何被铭刻下来的。

结语

回到开篇的问题：巴黎公社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失败吗?答案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失败，因为公社从来就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实践。它是以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为主导的一场自发性的工人阶级起义，而它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两种思想的破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次失败中提炼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原理;列宁则从这一原理出发，在俄国1917年的革命中将其转化为成功的实践。马克思在1871年5月23日——公社仍在战斗的最后时刻——就对结局做出了预判：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恩格斯在公社十五周年时也写道：“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被认为永远消灭了的国际，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仍然活着，而且比1871年要更加强大二十倍。”

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它的失败不是理论的终审判决，而是理论的助产士——正如恩格斯所言，公社既是旧的法兰西式社会主义的坟墓，也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