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卡尔·马克思遇见奈杰尔·法拉奇——对移民/难民问题的思考

2025年1月，位于科隆的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LPD)总部，面对大西洋彼岸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的消息，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MLPD国际主义事务秘书莫妮卡·加特纳-恩格尔(Monika Gärtner-Engel)称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在语气和内容上都是法西斯式的”，而他在就职首日便签署的近200项行政令，构成了“一项全面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纲领”——首当其冲便是“对数百万移民的无情驱逐”。事实上，特朗普宣誓后不到半小时，美国南部边境的庇护申请通道便被即时关闭，一场以“保卫边境安全”为名、被称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正式拉开帷幕。在2025财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共驱逐超过44.2万人，较上一财年增加约17.1万。

与此同时，在北海对岸的英国，改革党在2026年2月公布了被多家媒体描述为“激进”的移民政策方案——承诺若上台将效仿美国ICE建立“遣返指挥部”(Deportation Command)，声称每年可驱逐多达28.8万人，甚至威胁退出国际人权条约以实现大规模驱逐的目标。仅2025年一年，就有逾41472名寻求庇护者乘坐小型船只抵达英国，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

而在德国本土，形势同样堪忧。2026年5月，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下简称萨安州)9月州选举前夕，一项Infratest dimap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已攀升至41%，创下该党在德国任何一个联邦州首次突破40%门槛的纪录，大幅领先默茨总理领导的基民盟(CDU)达15个百分点。

这是2026年留给我们的政治图景：移民问题已然成为撕裂西方政治的头号议题。面对此情此景，现代马克思主义左派应当说些什么?说得出口吗?

一、马克思没有写过移民“应不应该来”

让我们先从源头说起。

翻开《资本论》第一卷，在第二十三章讨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第3节)

这里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产业后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它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失业人口”那么简单。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本身会不断制造出一支随时可以投入劳动、随时可以被抛弃的过剩人口。这支后备军的存在，是资本对在业工人施加压力的永动杠杆——你不接受降薪?门外有的是人愿意干。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此做了更生动的阐发。他专门用了一章讨论爱尔兰移民，开篇便直言不讳：

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

恩格斯笔下的爱尔兰移民，处境与今天西欧的难民有许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他们“从小就受惯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愿意接受任何“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而他们得到的工资却“只够他买土豆就行”。更耐人寻味的是，恩格斯引用了当时英国文人和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对爱尔兰移民的抱怨：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长处，而是凭着自己的短处把本地的英格兰人排挤出去”。爱尔兰人的到来，压低了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的工资标准——“每从爱尔兰新来一只轮船，就向这个水平靠近一步”。

但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不容混淆。在引用了卡莱尔这段话后，恩格斯紧接着写下了自己的判断：“如果撇开对爱尔兰民族性格的过分的和片面的责备不谈，那末卡莱尔在这里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75-378页)换言之，恩格斯认可卡莱尔对经济现实的描述——爱尔兰移民确实被资本当作压低本地工人工资的工具；但他明确拒绝卡莱尔对爱尔兰民族性格的贬损和责备。这一区分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移民分析的方法论基石，也是恩格斯区别于今天极右翼话语的关键所在。

不知各位读到这里是什么感受。这种语言，这种逻辑，与今天西欧对难民的抱怨简直如出一辙。区别只在于：当年的爱尔兰人，今天换成了叙利亚人、阿富汗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简单地谴责英国工人的排外情绪，也没有止于呼吁“开放边界”。他们做的事情远比这更深刻——他们把爱尔兰移民问题放入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动态过程之中来分析。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移民“来没来”，而在于资本如何利用移民与非移民工人之间的分化、如何通过制造劳动力市场的分层来强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控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相对过剩人口区分为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三种形式，并将赤贫者视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沉淀”。而在讨论产业后备军的具体构成时，他将“现役劳动军”与这四种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并置，实际上将工人阶级划分为五个组成部分：现役劳动军、流动后备军、停滞后备军、潜在后备军和赤贫者。马克思主义学者玛丽-克里斯汀·杜根(Marie Christine Duggan)在《全球人类移民百科全书》所收录的“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migration”(劳动后备军与移民)一文中，对马克思这一理论框架做了系统整理，并指出19世纪的爱尔兰移民正被“困在停滞后备军的不稳定工作之中”。更重要的是，这批移民在法律地位上并不完整——他们缺少充分的政治权利，而这恰恰使他们成为资本更理想的剥削对象。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主义对移民问题的经典分析框架，那就是：移民首先不是“文化问题”，而是阶级问题；不是“谁来谁走”的身份政治，而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劳动力市场、制造分化、压低工资的积累策略。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揭示的是资本积累本身制造过剩人口的结构性机制，而非移民与本地工人之间的零和博弈。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移民对本地工人工资的总体影响有限甚至为正——移民不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也增加了消费需求、创业活动和对各类服务的需求。即使在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资本积累也会通过自动化、技术升级、外包、灵活用工等方式持续制造产业后备军，并对在业工人施加压力。移民只是资本可利用的工具之一，而绝非问题的根源。将工资停滞完全或主要归因于移民，恰恰是极右翼话语的简化逻辑，马克思主义分析必须警惕与这一逻辑产生共振。

二、当他们说“再移民”时，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框架，我们就能用一种全然不同的眼光来审视当下欧洲极右翼的移民话语。

德国选择党(AfD)在2026年萨安州选举前夕提出了详细的竞选纲领，在150页的政策文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个词是“Remigration”(再移民)。据CNN当时的报道，该词“带有纳粹涵义”——它源自认同主义运动的语汇库，指向的不仅是遣返非法移民，更是要求将已在德国定居的“外国人”送回“原籍国”，哪怕他们是合法公民；乌克兰难民也在其列。与传统的“遣返”不同，“Remigration”所隐含的意图是将移民身份永久性地标记为“外来的”、可撤销的——即使已经入籍。这种话语策略在理论上是传统种族主义在当代条件下的重构表达：它不直接诉诸生物种族主义，而是通过“文明归属”和“文化不相容”的话语，重新划定“谁属于民族”的边界。(参看CNN 2026年对AfD竞选纲领的报道分析及WSWS(World Socialist Web Site，托派)对“Remigration”概念法西斯话语谱系的阐述)

英国改革党走得更远。2026年2月，该党公布了其迄今为止最详细的移民政策方案，承诺引入“非法移民大规模驱逐法案”，以合法地迫使政府驱逐非法移民，并阻止法官干预。改革党内政事务发言人齐亚·优素福(Muhammad Ziauddin Yusuf，穆罕默德·齐亚乌丁·优素福)称，每年可通过“遣返指挥部”驱逐多达28.8万人。而到了2026年5月，优素福更进一步宣称，改革党若上台，将优先在绿党控制的议会选区设立移民拘留中心，并保证“在改革党控制的选区附近不会有拘留中心”——这已经不是政策辩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

与此同时，在整个欧洲大陆，极右翼政党已“从边缘力量转为关键政治变量”。截至2025年底，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已占据约四分之一席位，成为欧盟决策中难以被排除的力量。新华社在2025年底的一篇分析中总结道：“极右翼抬头，是经济、民生、移民、安全等问题压力增大，民众对传统政党信任赤字累积的结果。”

这倒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诊断。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止步于描述现象，而必须追问：是什么生产了这种“信任赤字”?民众对移民的愤怒，又是什么经济现实在意识形态上的折射?

三、移民反对移民?

加拿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启示性的案例。在特鲁多执政后期，加拿大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断崖式的转变。根据加拿大移民部2025年委托进行的年度民调，在被明确告知当年永久居民目标已下调至39.5万人后，仍有52%的受访者认为这一数量“仍然太多”，仅37%认为合适。即便被告知这一数字比去年减少了约20%，仍有44%的人认为太多。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同年9月的调查进一步显示，55%的加拿大人认为国家接收了过多的临时外国工人申请者，52%对临时外国工人计划持负面看法。更令人玩味的是，反对移民的人群中，移民群体本身的立场与本土出生的加拿大人几乎完全一致——在某些族裔中，反对进一步增加移民的比例甚至略高于白人。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如果移民问题只是一个“排外”或“种族主义”的问题，那么移民自己为什么会反对移民?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共产主义革命》(Communist Revolution)在2025年10月发表了一篇长文，对此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文章指出，加拿大的临时外国工人数量已显著增长——2025年临时居民总数约为3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1%，其中临时外国工人约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近19%。而这些临时工人的引入，恰恰是资本家压低工资、规避劳动权益的手段——就连曾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于2025年当选总理的马克·卡尼(Mark Carney)也公开承诺将“外籍临时劳工占比从当前的7%降至5%”，以回应民众对劳动力市场的担忧。

文章一针见血地写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一些工人把移民视为精英阶层摧毁他们生活条件的阴谋，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威力所在。当左派简单地以“种族主义”来标签化工人的反移民情绪时，他们实际上回避了问题的经济根源。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025年9月的调查显示，58%的受访者认同“临时外国工人被不公平地指责为他们并未造成的经济问题承担了骂名”；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及Environics研究所的多年追踪数据同时表明，加拿大人普遍认同年轻人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环境中成长的积极意义，且对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认同的贡献持正面评价——一如Environics研究所2025年秋季调查中81%的受访者仍认为“海外出生者同样可能成为好公民”。这不是一群被种族仇恨吞噬的人，这是一群在经济困境中摸索答案的人——只是他们找到的答案是错的。

四、左派的双重困境：空心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抽象化的身份政治

这恰恰是现代左派——尤其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派左翼——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困境的第一个维度，是齐泽克早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高潮时就尖锐指出的。在发表于《伦敦书评》的著名文章中，齐泽克将自由主义左翼对移民的态度描述为“伪善”——“他们非常清楚这绝不会发生，因为这将立即在欧洲触发民粹主义的反抗。”而对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来说，他们同样清楚，“如果对难民不管不顾，那些非洲与中东的人根本无法解决本国的问题”。于是，双方各取所需——自由派左翼可以展示人道主义姿态而不必承担后果，民粹主义者可以煽动恐惧而无需提供解决方案——谁也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根源。

齐泽克的结论是激进的，也是深刻的：“必须进行激进的经济变革，废除创造难民的条件。”他认为，如果不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只在“开放边界”还是“关闭边界”之间做选择题，那么左派就将永远在两个错误的选项中来回摇摆。

齐泽克的批判直接指向了左派困境的第二个维度——也是最致命的维度：当代左派在移民问题上失去了阶级分析的武器，转而诉诸抽象的道德主义和身份政治。他们呼吁“多元包容”，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会对移民感到焦虑；他们高呼“难民欢迎”，却对难民产生的经济根源避而不谈；他们把反移民情绪简单归结为“愚昧”和“种族主义”，却拒绝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下，移民劳工确实被资本用作压低工资、削弱工会、分化工人阶级的工具。

加拿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章对此评价道：“左派的一大失败，在于未能为危机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提供清晰的解释。左派常常与大资本及其政党站在一边，这让他们在普通工人眼中显得完全脱离现实。”

MLPD在特朗普就职当天的声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不同的示范。该党将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定性为法西斯式的、族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它没有止步于道德谴责。MLPD同时指出，特朗普的政策本质上是在为“垄断资本专政”服务——他以“感谢黑人、拉丁裔、汽车工人和钢铁工人”的民粹辞令包装，实则“是工人和工会的敌人”。这种分析路径恰恰是把移民问题还原为阶级问题，而不是让移民问题遮蔽了阶级问题。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对移民问题的态度，不能简化为“支持开放边界”或“反对排外主义”这样的口号。它的核心立场在于：移民问题必须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框架中来理解，而解决移民问题的出路不在于在“边界”这个表层次上左右摇摆，而在于揭露和反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劳动力市场、制造工人阶级内部分化的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简单地站在“移民”一边或“本地工人”一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爱尔兰移民的描写没有回避一个残酷的事实：爱尔兰人的到来确实“把本地的英格兰人排挤出去”，确实压低了当地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但恩格斯没有因此把爱尔兰移民视为敌人——他既没有回避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没有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移民本身。在认可卡莱尔对经济现实的描述时，他明确撇开了其中对爱尔兰民族性格的偏见与责备。他把真正的批判矛头指向了那个利用爱尔兰移民来“替工业服务”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

这正是马克思那句名言在移民问题上最直接的应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的每一层含义都值得玩味。它说的不是“全世界公民，开放边界”，也不是“本国工人，保卫家园”。它说的是：无产者——无论国籍、无论种族、无论移民身份——你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那个把你们统统变成“劳动力后备军”、随时可以被抛弃、随时可以被替换的制度。

五、反移民情绪的阶级本质

然而，在今天的政治现实中，这句口号听起来更像一个遥远的历史回声，而非一个有效的政治动员口号。摆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左派面前的难题，恰恰就在这里。

当一个加拿大工人阶级选民对移民感到愤怒时，他感受到的经济压力是真实的——房价飙升、工资停滞、公共服务萎缩——只不过他将这些问题的原因错误地归结到了移民身上。当一个德国东部地区的工人投票给选择党时，他表达的是对两德统一后长期经济边缘化的不满——2015年德国向近百万难民敞开大门所带来的社会冲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正是极右翼的狡猾之处：它们精准地抓住了民众真实的痛苦，却把这痛苦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改革党要“保护本国工人”，却只字不提资本如何利用移民劳动力压低工资；选择党高呼“遣返”，却对德国垄断资本在全球化中获利的事实保持沉默。新华社2025年底的分析也指出：极右翼势力利用三种情绪动员民众——经济与民生焦虑、移民与安全忧虑、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务不是简单地谴责反移民情绪，更不是居高临下地以“拥抱多元”来回应民众的愤怒。就如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文章结尾所写的：“在反移民的关切之下，是真实的经济焦虑和深刻的阶级愤怒——尽管它的表达方式是混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真正倾听人们的声音，与他们的愤怒建立连接，把积极的东西与消极的东西区分开来，提供具体的答案，并逐步帮助工人和年轻人把矛头对准真正的苦难之源——资本主义。”

这就是说：左派既不应像自由派那样回避阶级矛盾、空谈“包容”；也不应在移民问题上向右转、与排外主义“争夺话语权”；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分析方法——把移民问题还原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工人阶级团结而非民族国家边界的角度出发，提出真正替代性的方案。

结语：不必在错误的选项之间做选择

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左派应当如何看待移民或难民”这个问题，本文尝试给出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左派不应当在“开放边界”和“关闭边界”之间做选择。这两个选项都是自由主义框架内部的争论——一个代表自由至上主义的全球市场逻辑，一个代表民族保护主义的本土防御逻辑。二者分享着同一个未曾言明的前提：工人是民族的工人，国家是阶级中立的保护者。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则要求我们走出这个框架。它告诉我们：移民问题的根源不是移民，而是制造了移民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通过战争(叙利亚、乌克兰、刚果)、掠夺(非洲的资源被外国资本代理人争夺)、和剥削(临时工人计划)创造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然后又将这些流动的人口当作威胁，用以恐吓本国的工人阶级，为极右翼的崛起输送弹药。

齐泽克在他的文章中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打破这一僵局的唯一方法是超越单纯的宽容。我们除了尊重难民，还要有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的愿景。因为今天的难民问题，是我们共同的问题。”他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是激进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当代条件下的必然延伸：废除创造难民的条件本身——这意味着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包括终结帝国主义战争、废除新殖民主义经济掠夺、建立真正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左派在移民问题上需要同时做两件事：在短期政策层面，推动具体的劳动权益保护机制——例如规定移民工人与本地工人同工同酬同权、严厉打击利用无证移民身份进行超经济剥削的雇主、建立跨国的工会协调机制以防止资本利用劳动力市场的国别差异分化工人；在长期变革层面，以废除创造难民的条件为战略目标——推动终结帝国主义战争、废除新殖民主义经济掠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公平的财富分配。

是的，共同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伊拉克战争制造了难民——那是美国和英国发动的战争。叙利亚难民涌向欧洲——那是全球大国代理人战争的后果。拉丁美洲移民涌向北美——那是数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摧毁了当地农业和小工业的结果。资本主义制造了难民，然后假装难民是外部世界的偶然性灾难，最后拿难民来吓唬本国的工人——这就是整套游戏。

而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任务，就是揭穿这套游戏——并且，在这个游戏被揭穿之后，为那些被游戏规则所困的人提供一条真正能够走出来的路。

如果你也是左派，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请不要忘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句话——它不只是关于移民，却比任何移民政策辩论都更切中要害：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不是某个民族的某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