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抨击“苏系”的现象及其错误

近年来，网络平台上频繁出现一种针对所谓“苏系”的抨击现象。在各类评论区与视频弹幕中，部分人动辄对历史人物进行贬抑，热衷于给交流对象贴上种种粗暴的标签。这一现象不仅仅关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更牵涉到历史认知的方法论原则，值得我们从逻辑与实证的角度作出严肃审视。

一、“苏系”概念的由来与标签化话术的剖析

“苏系”一词原为某些网络游戏社群中对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相关装备系的简称，意指装备装甲厚重、火炮威力强大、装填速度较慢的特性，本身属于中性描述。但在当下网络语境中，“苏系”一词已被某些自媒体和网络群体转化为了一个包含多重贬义的标签化话语工具。他们将“宏大叙事、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等概念打包捏合，把一切与当代美国政府立场不符的国家或政权通通装进这个筐子里，对其施以污名化处理。

与“苏系”标签相伴而生的，还有“黄俄孝子”“小粉红”等一系列针对特定群体的贬称。所谓“黄俄孝子”，是指网络中对支持俄罗斯或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人群的一种侮辱性称呼，意指其“无脑支持俄罗斯”、“认俄做爹”。至于“小粉红”，则常被用于贬抑表达朴素爱国情感的年轻网民。这些标签的实质功能，是预先剥夺被标签者表达合理观点的资格——一旦贴上标签，对方的任何论述都被预设为“不值一驳”，从而回避了实质性的思想交锋和说理过程。

从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这种标签化操作是后冷战时代反共产主义叙事在网络空间的延续与变异。有研究指出，后冷战时代的反共产主义叙事延续了冷战时期的“自由民主对抗共产主义极权”的零和叙事框架，将复杂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制度简化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这种话语体系通过将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选择简化为简单的道德标签，达成了某种政治动员与舆论引导的功能。

二、“苏系”标签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

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所谓“俄罗斯民族性”混为一谈，是此类叙事的常见操作手法。有人声称苏联“不过是套皮红罗罢了”，声称苏联的制度建构“根植于俄罗斯的民族性上”。这种论调的本质，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从事着“编造历史、肢解历史、碎片化历史”的工作。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总和的外在表现，而非某种抽象的民族性格所能单向决定的。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归结为“民族性”，恰恰抽空了制度分析所必需的社会经济基础维度，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值得注意的是，以“苏系”为靶向的攻击往往并非针对当下某一具体国家，而是意在否定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的整体历史合法性。有学者指出，部分人士“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试图从源头上动摇其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其基本手法之一即是将苏联社会主义的挫折与失误无限放大，并由此推导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本身。

三、作为话语武器的“历史修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其影响

要理解当下对“苏系”的攻击为何能够奏效，就必须回溯至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开启的对斯大林时期的系统性历史重写。正如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格雷弗·弗教授基于苏联解体后公开的大量原始档案所指出的，自20世纪20年代起，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历史就遭到了“歪曲、捏造与篡改”，而赫鲁晓夫及后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篡改内容被“传播得更为广泛且变得更具可信性”。弗教授通过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针对斯大林的61条指控逐条核查已公开的苏联原始档案，得出的结论令人深思——这61条指控中有多达60条可被论证为不实。

然而，这些未经严格检验的指控在冷战时期被西方反共作家大量引用、放大和重复，逐渐沉淀为西方公众乃至部分左翼人士的“常识性认知”。今天网络上对“苏系”的攻击话术，其基本叙事框架——将苏联社会主义描绘为“专制暴政”、将斯大林妖魔化为“嗜杀暴君”——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上述冷战叙事在数字时代的变体与延续。

这一叙事体系的构建并非偶然的学术偏差。1990年，戈尔巴乔夫曾让分管宣传的雅科夫列夫与苏军政治部主任整理苏联档案，并让他们决定哪些可以解密。据报道，有不少有利于列宁、斯大林和苏共的历史档案在这一过程中被销毁，而戈尔巴乔夫等人与美国交往的电报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美国，连个副本也不留下”。在苏联剧变前夕，苏联理论界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大搞“填补历史空白点”和“重新编写历史”活动，掀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

由此可见，当下网络流行的“苏系”叙事，其“原材料”本身就来历可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斗争中失势的一方选择性释放、由冷战对手精心筛选和放大、最终被简化为网络时代易于传播的标签和段落的产物。批判地审视这一谱系，并非是要求人们全盘接受另一种相反的叙事，而是提醒我们：当一种叙事的“证据基础”本身就经过了高度选择性的过滤和篡改，建立于其上的全部推论都应当接受更严格的方法论检验。

四、苏联修正主义：理论背叛与政治蜕变的历史标本

如果我们仅停留在反共叙事层面的分析，那么我们尚未完全把握苏联历史的辩证复杂性。有一个内在维度必须以理论上的诚实态度去面对：即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的蜕变，这一蜕变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正确指出的修正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对革命原则的系统性背离。

苏联修正主义并非凭空而降的理论抽象，而是一个有着清晰脉络的历史过程，其核心发端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下，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进而提出了一条系统性的修正主义路线。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中所指出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

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根本性修正，对十月革命及其所开辟道路的背叛，以及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的否定。

具体而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体现在以下理论背叛之中：

其一，“三和”路线——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叛。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所谓“三和”路线，宣称在核武器时代，帝国主义已经变得“爱好和平”，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无需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科学论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必然导致“侵略、兼并、战争和军国主义”。赫鲁晓夫以核武器改变了“时代性质”为由，放弃了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实际上是为与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开辟了理论道路。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先是“冒险主义”——将导弹秘密运往古巴而不敢公开声明其防御性质，后又“投降主义”——在肯尼迪的封锁压力下单方面宣布撤回导弹，却未征得古巴政府的同意。毛泽东当时明确批评苏共领导“先犯了一次冒险主义错误，以后又犯了一次投降主义错误”。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实践中的危害：对帝国主义既恐惧又冒险，最终出卖小国利益以自保。

其二，“两全”理论——对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背叛。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苏共从此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苏联国家成为“全民国家”。这种“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直接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反复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的“两全”理论，在理论上模糊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实践中为特权官僚阶层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打开了闸门。

事实上，“全民党”的幌子下孵化出的是一个日益脱离群众、享有特权的官僚特权阶层。前南斯拉夫领导人、《新阶级》一书作者吉拉斯曾深刻揭示这一阶层的特征：他们并不在法律上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凭借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这一阶层的腐化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披露，勃列日涅夫家族和亲信圈子在70年代已形成庞大的利益网络，其子女占据了外贸、文化等“油水丰厚”的部门要职，而这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后必然结出的恶果。

其三，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用主义态度。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外交路线上放弃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将对美缓和置于支持各国革命之上。1959年戴维营会谈后，赫鲁晓夫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声称美苏两国首脑“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苏联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日益带有大国沙文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将其作为与美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这完全背离了列宁关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国际主义原则。

其四，理论体系的全面蜕化。毫不夸张地说，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宣扬“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破坏计划经济，让逐利机制侵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哲学领域，他们鼓吹“意识形态和平共存”，放弃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在党建理论方面，“全民党”理论消除了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这种全面的堕落为戈尔巴乔夫统治下苏联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集中体现于“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从理论原则上讲是正确的。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否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还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是否应当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完全错误的，而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然而，修正主义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为我们在第三节中所讨论的“历史修正”提供了一个悲剧性的内在机制：正是因为苏共领导集团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滋生出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才使得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先是被歪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继而被彻底否定(戈尔巴乔夫时期)成为可能。右派攻击“苏系”时所使用的大量素材，恰恰是修正主义路线下苏联社会矛盾激化后暴露出来的负面现象，以及修正主义者在篡改历史时所散布的大量伪史料。右派将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混为一谈，用前者来否定后者，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逻辑混淆。

五、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底色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者“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遵循实事求是的唯物论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尊重历史事实，考虑历史传统，探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经典论述。1894年，列宁在其成名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针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深刻阐述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与“一般社会”论的根本对立。列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他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由此得出的理论“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米海洛夫斯基公开声称“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以先验的“人的本性”和主观“愿望”为尺度，去研究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一般社会”，寻找实现其“理想”的条件。

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根源所在——以臆造的“一般社会”为尺度去衡量一切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用抽象的“人性”“自由”等概念去裁判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制度选择和革命实践，将一切不符合其先验理想的社会形态统统斥为“专制”或“暴政”。

与之根本对立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社会”概念出发，而是通过对特定社会经济形态——首先是资本主义——的深入解剖，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言：“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评价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项制度选择，都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之中加以考察，而不能以某种超历史的“理想标准”进行裁判。

六、对苏联的抽象否定为何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

运用上述方法论立场审视网络上对“苏系”的抨击，其谬误便清晰可辨。

第一重谬误：以抽象标准裁判具体历史。抨击者以一个理想化的“自由民主”范本作为衡量一切社会制度的绝对尺度，对苏联在极其严酷的内外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做法恰如列宁所批判的米海洛夫斯基——从“空想”开始，以先验的“人性”和“自由”为标尺，审判一切不符合其主观理想的历史现实。他们无视苏联在短短几十年间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打败法西斯、推动全球去殖民化进程的客观事实，把“错误堆积”、“一无是处”的标签贴在整个历史阶段之上。

第二重谬误：脱离社会经济条件谈制度选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二者是“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而且过渡时期结束后也不可能立即实现马恩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一步登天，而必然是在现有经济文化条件下逐步推进的漫长过程。抨击“苏系”的论者恰恰忽视了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高级阶段的理想标准去要求低级阶段的实践，进而得出“社会主义行不通”的结论。

第三重谬误：回避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这一叙事体系的另一特征是，在狂热鞭挞所谓“苏式社会主义”的同时，系统性地回避和淡化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及其全球扩张过程中造成的深重人道灾难——从殖民主义到奴隶贸易，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延续至今的全球不平等格局。通过设置“苏系”这样一个高度“可见”的邪恶标靶，资本主义自身的系统性暴力被巧妙地隐入背景。

结语：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替代方案

针对“苏系”的网络抨击现象深刻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的蔓延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破除这种僵化叙事的关键途径，不在于简单地“为苏联辩护”，而在于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自觉：将历史现象置于其产生的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和时代语境中加以分析，以辩证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历史的成就与曲折。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采取辩证的方法，既不盲目全盘否定资产阶级自由派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否定，也不机械地固守立场，忽视苏联计划因修正主义而导致的真正退化。正确的立场应当是：肯定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经验，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则，同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批判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从中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只有将“什么是社会主义”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一并讲清楚，才能真正对抗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虚无主义叙事。

我们应当警惕的，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标签的谬误，更是其背后那种从抽象理念出发审判一切具体历史的唯心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历史上曾服务于各式各样的政治目的，而其最终效果，则是消解人们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知，瓦解人们追求社会进步的信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历史和现实，既是对学术良知的坚守，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认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