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毁掉中国文物的，不是“那十年”！

在过去几十年的主流媒体构建和所谓“伤痕文学”的反复洗脑下，我们的大脑里被强行植入了一种极其刻板的历史叙事：那场席卷全国的“十年风暴”，是一场针对中国传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末日浩劫”。在那种叙事里，仿佛只要是沾点历史底蕴的青砖绿瓦、古籍字画，统统都在狂热的口号声中化为灰烬。

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公知们粗糙的笔触要复杂、冰冷且刺骨得多。

我国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老先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曾掷地有声地抛出过一个让无数主流文人破防的论断：

“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这句话宛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直接切开了那层被刻意缝合的历史伪装。

一

要戳破“十年毁弃一切”的谎言，我们首先必须直面一个被长期扁平化、甚至妖魔化的历史群体：红卫兵。

在后来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红卫兵被塑造成了一群面目模糊、只知道“打砸抢”的狂热暴徒。但实际上，只要稍微深入历史的肌理就会发现，当时的群众组织内部存在着极其尖锐的路线分歧与阶级对立。

我们以1966年秋天的杭州灵隐寺事件为例。

当时，企图对千年古刹灵隐寺发起大规模毁坏行动的，是所谓杭州四中等学校的“保皇派”红卫兵。这批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当时部分高干子弟。他们为什么要砸文物?因为在运动初期，当斗争的矛头原本指向党内走资派时，这股力量为了转移视线、保护既得利益，刻意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曲解成了物理层面上的“砸烂一切旧东西”。他们试图用破坏文物的极端行为，来掩盖其实质上的政治保守。

而站出来誓死保卫灵隐寺的，是谁?

是浙江大学的红卫兵，是杭州钢铁厂闻讯后分乘八辆卡车火速赶来支援的产业工人!

浙大红卫兵甚至在全市散发了《告全市人民书》，明确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与破坏分子作斗争，保卫国家文物。最终，在主席和总理的直接干预下，保皇派撤退，灵隐寺完好无损。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破坏文物的，往往是那些企图搅浑水、转移阶级斗争视线的人;而真正用血肉之躯去保护国家财产的，恰恰是那些被后世叙事污名化最深的最广大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

二

不仅是底层的自发保护，在国家机器与上层建筑层面，那十年同样是中国考古史和文物保护史上极其辉煌、不容抹杀的时期。

早在1967年5月，中央就专门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xxxxx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197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我国在xxxxx中发掘出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的重磅通讯稿。

请注意老人家定下的这个核心基调：古为今用。

在无产阶级的叙事逻辑里，文物不是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把玩的奢侈品，更不是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文物，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教育的铁证。

正是在这种国家力量的强力背书和严密组织下，那十年间，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1974年被发现并开始保护性发掘的;

震惊中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1971年底发掘的;

出土了金缕玉衣的满城汉墓，是1968年由解放军在施工中发现，并由周总理亲自批示周密发掘的;

还有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马踏飞燕)、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

如果那十年真的是“见寺庙就砸，见文物就烧”，这些深埋地下两千年的国宝，怎么可能在国家力量的组织下，毫发无损地重见天日，并被妥善安置在属于全体人民的博物馆里?

三

那么，真正的文物浩劫，究竟发生在哪里?

正如谢辰生老先生痛心疾首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摧毁，发生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剧烈转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当“一切向钱看”成为社会的潜规则，当私有化的狂潮开始冲击固有的道德与法律堤坝，当社会秩序在“宽松软”的借口下出现大面积真空时，最可怕的异化出现了：历史与文化，被彻底资本化、商品化了。

在那十年里，老百姓即便家里藏着古董，或者在田间地头挖出了文物，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上交国家”，因为那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里，没有把老祖宗的遗产换成个人存折的土壤。

但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文物走私通道的打通，随着香港和西方拍卖行里中国文物拍出的天价数字传回国内，潘多拉的魔盒被彻底打开了。

大规模的、集团化、甚至是军阀式的武装盗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疯狂蔓延。洛阳的铲子、西安装满文物的卡车、南方边境线上的走私暗网，形成了一条滴着血的黑色产业链。

无数在地下沉睡了千年的古墓被炸药野蛮炸开，精美的壁画被电锯切割，完好的瓷器因为分赃不均被当场砸碎，数不清的国宝被装进集装箱，永远地流失到了海外私人藏家的保险柜里。

这是什么?

这不是什么“政治狂热”带来的破坏，这是资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而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的必然结果！

是新自由主义幽灵在文化遗产领域进行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圈地运动”!

四

但最令人感到悲哀和愤怒的，是话语权被篡改后的历史嫁祸。

进入新世纪后，那些掌握了笔杆子和镜头的人，那些在八九十年代的野蛮生长中分得一杯羹的既得利益群体，开始玩弄一种极其阴险的时间魔术。

他们在写回忆录、拍纪录片、撰写所谓“反思文学”时，故意隐去文物遭到毁灭性盗掘和破坏的具体年份(八九十年代)。他们用一种极其暧昧、笼统的笔法，将所有断壁残垣、所有流失海外的国宝、所有被资本市场绞碎的文化遗产，统统打包，一股脑儿地算到了“那十年”的头上。

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洗白。

通过这种历史嫁祸，他们不仅将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原罪洗刷得一干二净，更反向解构了老人家那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护国家财产的历史功绩。

他们把因为“贪婪”和“私欲”导致的犯罪，包装成了“体制”和“运动”的锅。

这就好比，一个强盗为了卖钱把你的祖屋拆了，然后他指着地上的废墟对你说：看，这都是当年那个要求大家大扫除的居委会主任干的。

跋

文物，从来都不是超脱于阶级之外的死物。

它在无产阶级手里，是国家和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证明“劳动创造世界”的公共财富;

而一旦落入资本的逻辑，它就只能沦为少数人洗钱的工具、炫耀阶层地位的玩具，以及拍卖行账本上的一串冰冷数字。

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里，隔着防弹玻璃惊叹于兵马俑的阵列、马王堆的帛画时，我们应该在心里默默感谢那个将“古为今用”、将文物收归人民所有的伟大时代，感谢那些誓死保卫国家财产的普通工人和青年。

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极其清醒的阶级警惕，戳破那些用“伤痕”做伪装的历史虚无主义谎言。

只有看清了是谁在守护，是谁在出卖，我们才能真正守住这个民族的根基与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