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配得上“马克思主义”之名的政治纲领，都必须将加速主义纳入其中

作者：马克・费舍（Mark Fishe）

翻译：赵丁琪

和《力比多经济学》一样，尼克·兰德的理论鲜有学界回应，更何况他本就无意维系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人脉。事实上，对学院左翼的憎恶，正是兰德思想重要的情感驱动力。

兰德在《机器欲望》中写道：

“因此，机器革命必然与社会主义的管控逻辑背道而驰。它推动社会领域不断瓦解，让市场逻辑彻底挣脱束缚。我们要沿着市场、解码和解域化的道路一往无前。‘解域化永无止境，真正的变革尚未到来。’”（引自《尖牙本体》，第341-342页；内部引文出自德勒兹、瓜塔里《反俄狄浦斯》）

兰德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尼采：他同样挑衅所谓的进步思潮，思想中混杂着复古倾向与未来主义；文风将十九世纪格言体重塑，被科德沃・埃顺称作“采样速率般的文字”。速度——无论是抽象层面的思维速度，还是精神层面的感官速度——是其理论的核心。他用简短凌厉、充满技术朋克风格的文字，取代了后结构主义欧陆哲学故作深沉、冗长晦涩的书写范式。后者似乎默认：行文越是艰涩痛苦，思考便越是深刻。

暂且不论兰德其他理论观点的得失（下文我会指出其核心谬误），他对学院左翼的尖锐抨击至今依旧一针见血。当下许多自诩“学院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不过是一群身处体制、拿着俸禄、满腹牢骚的资产阶级文人。这群汲汲于仕途的学者心照不宣：没人真正打算抛弃资产阶级的主体立场。一边品着美酒，一边堆砌批判文字，这便是他们的日常。所谓的阶级对抗沦为纸上文章，落笔之后便相约走进酒馆享乐。

兰德则截然不同。他严肃对待斯宾诺莎、尼采与马克思的共同主张，甚至走向极致：倘若一种理论仅仅停留在表象阐释的层面，便毫无价值。他将这一信念贯彻到底，直至近乎精神迷乱、自我分裂的境地。

那么，兰德的哲学究竟内核为何？

简言之：他剥离了德勒兹与瓜塔里“机器欲望”理论中所有柏格森式的生命主义底色，将其与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叔本华的意志学说相融合。继而，他把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机制，植入这套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虚无主义框架之中：盲目的、自发的意志不再原地循环，而是转化为一股持续向前的驱力。在某种准目的论的人工智能引力牵引下，人类文明不断跨越一道道强度阈值。这一进程并无终极救赎的终点，唯有当物质载体彻底耗尽时，才会偶然走向终结。

这是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倒置：资本最终不会被揭露为剥削劳动力的工具；恰恰相反，人类只是资本操控的血肉傀儡，人的身份认同与自我认知，不过是终将被抛弃的虚拟幻象。

再援引两段原文，进一步梳理其理论脉络：

“全球商业体系接连摧毁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大陆体系、第二与第三帝国、苏维埃国际体系，在一轮轮剧烈的动荡中，加剧世界秩序的失范。放松管制与国家军备竞赛，一同将人类推向赛博空间。”（引自《熔毁》，《尖牙本体》，第441页）

“如今，问题早已不再是我们如何看待技术，因为技术正在不断实现自我思考。人工智能全面超越生物智能或许还需数十年，但认为人类会永久主导地球文明，纯属迷信，更遑论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永恒统治。通往思想前沿的道路，不再依赖人类认知的深化，而是认知走向非人化：意识脱离人类躯体，汇入正在形成的全球技术感知场域，涌入‘去人性化的景观……空旷的空间’。人类文明终将在此消解。”（引自《电路》，《尖牙本体》，第293页）

兰德刻意将理论书写成赛博朋克小说：德勒兹与瓜塔里将资本定义为潜伏在一切旧有社会形态背后、难以名状的虚拟存在，兰德把这一概念，与《终结者》系列的时空颠覆叙事深度结合。正如他在《机器欲望》中所言：“在人类眼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实则是人工智能从未来发起的入侵，而它必须利用敌人的一切资源完成自我建构。”

资本即是终极的死亡驱力，便是《终结者》里的杀戮机器：无法谈判、无法说服，毫无怜悯、悔恨与恐惧，永不停歇。兰德大量化用《终结者》《银翼杀手》《铁血战士》等影视文本，使其理论成为一股思潮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加速主义赛博文化。在数字音乐创作中，人们直面并拥抱非人化的未来，而非加以排斥。

兰德充满诗性的机器理论，与九十年代丛林舞曲、科技舞曲、末日硬核音乐的极致表达彼此呼应。这些音乐同样大量采样上述影视片段，甚至预言：“人类行将灭绝的前景，终将成为舞池之上的寻常体验。”（《尖牙本体》，第398页）

这一切又与左翼有何关联？首先，兰德正是左翼需要直面的对手。兰德的赛博未来主义看似已然过时，但其过时的逻辑，和丛林舞曲、科技舞曲如出一辙：并非被全新的未来思潮取代，而是因为未来本身已然沦为怀旧的附庸。

现实中的近未来，并未出现资本撕去伪装、展露机器死亡本质的图景。现实恰恰相反：“新真诚”思潮兴起，苹果公司用甜俗的流行文化包装产品。兰德未能预判到拼贴复古、循环怀旧，以及过度俄狄浦斯化的神经质个人主义会成为主流文化，这并非偶然的判断失误，而是源于他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根本性误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倒退回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旧范式，或是不断复刻1968年五月运动的失败逻辑——这些旧思路，早已无法适配当下的政治格局与欲望形态。

尽管兰德用赛博哥特风格重构德勒兹与瓜塔里的理论，在诸多层面颇具新意，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解读存在致命缺陷。兰德将资本主义简单等同于德勒兹与瓜塔里所说的精神分裂状态，完全忽略了二人最核心的洞见：资本主义始终并行着解域化与再域化两种相反运动。

资本的“人性外衣”并非可以随意脱去的附属外壳。资本发起的解码与抽象化进程，必须依靠各种复古保守的形态加以约束，否则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便会走向崩塌。同理，市场或许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曼努埃尔・德兰达所言，是自组织的网络系统，但当下被微软、沃尔玛等准垄断巨头掌控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市场的体系。比尔・盖茨宣称“思想与商业同速”，可现实却是：商业裹挟着思想全速前进。所谓创新与变革，不过是掩盖停滞与僵化的假象。

正因如此，加速主义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策略。它并非唯一的抗争路径，但任何配得上“马克思主义”之名的政治纲领，都必须将加速主义纳入其中。资本主义如今深陷增长幻象与滞胀困境，这也让加速主义具备了亚历克斯・威廉姆斯所说的“威慑力”。

我们所倡导的加速，绝非平庸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臆想的、单纯加剧剥削的模式。正如利奥塔所言，倘若左翼一味陷入道德批判，便是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面向未来的本质，是无可救药的背叛。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有《作为乌托邦的沃尔玛》）提出，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跳脱善恶二元对立，而这份答案，恰恰藏在《共产党宣言》之中。詹姆逊写道：“《宣言》将资本主义视作历史上生产力最强、破坏力也最大的阶段，并提出一项要求：必须同时审视善与恶，认清二者在当下时代中密不可分、无法割裂。这种超越善恶的思路，远比许多人解读的尼采式犬儒与无底线放纵更具建设性。”（《辩证法的诸种面向》，第551页）

资本已然主动放弃未来，因为它无力兑现未来。可当代左翼一味效仿卡努特式的逆流抵抗，反倒变相坐实了资本的霸权叙事——仿佛资本就是人类唯一的归宿。

本文为2010年9月14日马克・费舍（Mark Fishe）在高史密斯学院加速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