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何破解悖论逻辑？——对赵汀阳的一点批评

赵汀阳在《方法论、历史观与未来世界》说：

中国思维里没有先验论的理想化维度，不受先验论的影响，因此中国式的经验主义十分单纯，从来没有产生类似集合论悖论之类的思维困境，更不会产生哥德尔反思。实际上老子、庄子、公孙龙的思想以及后世的禅宗里都隐含某些悖论性的洞见，但只是被视为智慧或巧智之言，属于说完就完了的“棒喝”，让人若有所思，却没有形成深入反思。单纯的经验主义本来就没有对理想化的普遍必然性的想象，矛盾、悖论甚至自相矛盾都被视为正常，这一点也不算错误，因为真实世界和生活本来就充满自相矛盾。简单地说，单纯的经验主义里根本就没有普遍必然的真理概念。事实如此，中国思想里没有真理的概念，也就不会去追求绝对真理，而是追求在复杂动态中的最优关系。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互相配合所产生的最大效率，就是最优关系。这是经验主义关于复杂性的一种直观知识，相当于对整体性“涌现”的一种直观知识，是对事物的极其重要的理解，但不是普遍必然的真理。(公众号：斯文在线

https://mp.weixin.qq.com/s/78cNZRQkNoZR9HQRiDIeMw)

————————

查了下，所谓的集合悖论是：其典型代表为1901年罗素提出的罗素悖论。该悖论通过构造集合S(由一切不包含自身的集合组成)，引发S是否属于自身的两难困境，导致数学基础理论的逻辑矛盾。

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都不是资本家创造的——也就是都不是资本家自身的，也不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因为无产阶级使用的生产资料不归自己所有，但是这个财富的总和却是归资本家的。由于资本是循环的，这些不归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事实上也是无产阶级创造的，按道理是该给他们的，只是因为资本掌握着社会的领导权而强行霸占走的。最终的结果是那些财富都不是资本家的，可是资本家却占有了他们。特别是初期的投资完全是用银行的资本家，特别是那些通过巧取豪夺贪污财产成为的资本家就更是这样，他们什么都没有付出，但是别人非他自己的劳动成果却归他了!我特别强调下，可见，集合悖论如果是纯数学确实不好办，但是如果用到现实中，那么，就很好解决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劳动创造价值来说应该归属于工人，可是从实际控制权上来说却不是工人阶级的，这样，劳动产品就处于既是归工人又不归工人，既是归资本家所有又不归资本家所有这样的双重的既肯定又否定的状态比上面的集合悖论还复杂，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资本家理所当然地全都拿走了。如果说开办企业的钱是贪污的，盗窃，或者赖账而来，那么，这就完全符合上面的集合悖论了，但是结果也就出来了，完全不是他的东西，结果却是他的——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但是这就是现实。

从这个解释来看，罗素的这个悖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剥夺工人阶级的逻辑反应。

其实就是现代系统论也早就看出，一对元素的集合必然发生变化。比如水是氢原子和氧原子结合而成的，最终却可以喝，但是单独的氢原子，氧原子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罗素的悖论只是形式逻辑，就是没有变化，他的元素的总和也不发生变化，但是这是与现实不符合的。应该说但是从学理上发源于现代西方的系统论也就解决了罗素的集合悖论了。

其实形式逻辑的一个要义是必须本身的要素不能变化，比如集合里的数是不能变的，1就是1，2就是2。可是这在现实中不是这样的。但是恩格斯曾经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过正确的评价，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说：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38]。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有最惊人的遭遇。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现象，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另一种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

实际上1是1，2是2这样的观点如果仔细去思考也是不对的，我记得黑格尔就曾经这么解释过，你刚写了一个A，再写一个A，这第二个就不是第一个了。两者不是一个东西了。你的思维已经运动过了，思考过了，计算过了，第二个并不是第一个A了。我们把1是1，2是2看做是对的，这只是在大约的基础上，不是那么较真的基础上才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他们是不相等的。也就是说按照黑格尔的提法，写十个阿拉伯数字组成一个集合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在变化的。比如随着岁月的流失，你写的墨色变浅了，那么，也说明你写的这些数字发生了变化，或者干脆模糊、残缺、消失了。我们说写个十个数字的集合是不考虑他们变化的，特别是它们实际的变化。一旦考虑，就搞不成了。

还有个非常普及的例子：1919年提出的理发师悖论：理发师宣称只给不为自己理发者理发时的自相矛盾。

这个例子，难倒了很多人，但是如果放在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时候还会解决不了吗?按照理发师悖论，理发师自己是很难理发的，必然长出长头发，怎么办?清兵一刀下去，问题就解决了。很难吗?

赵汀阳说中国没有逻辑悖论，这是极为肤浅无知的提法，或者说是污蔑性的提法，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就明确记录了中国的逻辑悖论问题：

《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四五，全晋文卷一一一》三联版第四册：

陶侃《答慕容廆書》："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

按本《韓非子。難一》，《難勢》兩篇所謂："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陶侃若曰：勝算利器，悉操吾手，敵之盾不堪禦吾矛，敵之矛勿克穿吾盾，敵安能當我哉!名學之論，經點化而成游説之詞令，亦復言之成理。《晋書.赫連勃勃載記》："又造五兵之器，精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則名學之"兩刀論法"(dilemma)，真如刀鑕之可以殺人矣!《孟子.公孫丑》："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於韓非子所謂"不可世而立"之旨，已明而未融;王符《潜夫論.釋難》曾駁韓非子堯舜矛盾之論。

逻辑矛盾也并不都是纯思维中的数学问题，也是现实的两难处境，但是现实的矛盾就有现实的解决办法，这里赫连勃勃大王就是用砍头的办法，交相促进弓箭和铠甲的发展。当然这脑袋不能无限砍下去，只要入上面陶侃所说比敌人都强那就可以了。

赵汀阳提到了禅宗，我们来看看我国佛教徒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在《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记载：

相传云，释道钦住径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尝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予读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盖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人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可见，中国人的思维是远比罗素的思想更进一步，不是用思维来解决思维问题，而是用实践来解决，行比思考要重要。行才是思的对立面，这也就是说真正解决思维的问题的，乃是实践。所以，马克思说传统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改造世界。

这种用实践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史记.儒林传.申公传》：

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

用行动来解决难题，而不是在思想中打转、找办法，这是中国人的思想真正杰出值得我们继承的地方，也是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契合的地方。

要知道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来源于实践，而不是来自于思想。

在逻辑中，有一种以无穷数为元素的集合，比如如整数的集合、宇宙中星体的集合等，这种集合称为无穷集合。这让我想到了西游记中孙悟空用他的假葫芦装天骗小妖宝葫芦和玉净瓶的情节，孙悟空并没有真的把天装了，而是让天上的神灵用法术把天给遮了起来，让天变黑了而已，在两个无知的小妖看起来似乎是被装起来。这里说明什么呢?把无穷的作为集合实际是假的，是做不到的，无穷数的集合者只能是头脑中的幻想的产物，是对现实的抽象的结果。

据康托尔集合理论，任何性质都可以决定一个集合，这样所有的集合又可以组成一个集合，即"所有集合的集合"(大全集)。显然，此集合应该是最大的集合了，因此其基数也应是最大的，然而其子集的集合的基数按"康托尔定理"又必然是更大的，那么，"所有集合的集合"就不成其为"所有集合的集合"，这就是"康托尔悖论"。对这一悖论，康托尔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通过反证法恰恰证明没有"所有集合的集合"或者说"最大的集合"，当然也没有"最大的基数"。

他实际上推翻了自己。

马克思曾经说过最大的概念是不能被定义的，比如物质，自然，上帝这些最顶级的概念是不能被定义的。那种让上帝自己搬起自己搬不动的石头的悖论，就是在对上帝定义。按照无所不能的至上的地位来说，上帝是不能被定义的，一旦定义，上帝就不能是至上的了。比如我们的玉皇大帝就不是至上的，虽然我们感觉似乎他坐在天宫里该是至上的，但是不是至上的，因为西游记里说玉帝经历‌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这一设定出自原著第七回如来佛祖之口。按此计算，玉帝修行总时长约2.268亿年 。原著第七回如来佛祖与孙悟空的对话 。这就是在对他定义。

我们常通俗的给物质下定义为客观存在，可以为人类反应，这就意味着依据种差加属概念的定义方法在这里是说存在比物质还大，但是存在则只是物质的一个方面，数量，质量，能量等等的方面都是物质的特点，而不能用存在定义了。

我们并不否定现代数学在集合论方面的价值，但是我们得看到这个集合论绝不是完满的，这不是在贬低它，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这种客观矛盾反应到人们对数学的思考中也必然充满矛盾。

另外，赵汀阳说中国古代没有产生集合悖论的这种思想，实在是强人所难，因为欧洲古代也没有产生，现代数学是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产生需要才有的。你不能让不产生现代数学的时代来产生数学。在他的心目中，似乎现代数学这样的人类成果可以在任何时候产生，完全不拘于现实条件，所以，中国人没有产生，中国人就笨啊，西方人聪明。

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这些软骨病的知识分子啊，真是不可救药!

恩格斯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三位大师圣西门、傅里叶、欧文这种思维的方式时说道：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看，我们的赵汀阳先生和恩格斯的批判的三位大师的思维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非历史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点产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而不是那个时候，完全是偶然!这样，他就把科学的产生神秘化了。当然有一点没有神秘化，就是中国人笨，中国人不行这点他是说的赤裸裸的。

赵汀阳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是却缺乏历史观，和历史感，因为历史是变化的，而他的思维是不变的，这样，历史在他这里就是静止的，就是死的，历史是不变化的。他在同一篇文章后面的部分直接坦白的说：

至于权力、资本和技术，自古以来都是规定和决定所有人生活的力量，没有别的力量能够改变这个格局。你提到的“阶层焦虑”当然是个问题，不过是个有点奢侈的问题。在百年前，甚至在几十年前，大部分的人口还在为下一顿饭着急。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各有各的烦恼。通常想象的古代的悠闲田园生活属于有钱人，劳动人民虽然生活在田园里，但田园生活不属于劳动人民。

可见，他认为资本，权力，技术三者都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试问什么是资本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自我增殖的价值，而价值的存在必须是资本主义普遍发展的时候才能构成存在。本质上资本就是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可是，雇佣劳动这种社会关系难道自古以来就有吗?当然不是，这是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请问原始社会也有吗?肯定没有啊。那怎么说是自古就有呢?包括权力也是这样的。当原始社会还在母系的时候，怎么会有权力?什么是权力?那是暴力作为后盾的控制其他人的力量。本质上说权力只能是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就是技术说是自古以来的也说不通，最早的古猿变人的时候，用的木棒，折的树枝当然不能叫做技术。马克思在讽刺这种将资本的关系看做是自古就有的观点的时候，其《资本论》第一卷有个非常辛辣的小注：

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

赵汀阳似乎有种特点：说话不过脑子，他用的概念，他并不知道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社科院居然有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