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老师反对郭松民老师——抛弃阶级叙事带来的悲喜剧

郭松民老师近期围绕两部电影发表了评论。一篇为《澎湖海战》高声喝彩(郭松民 | 从《彭湖海战》再次定档说起)，盛赞施琅为民族英雄，将清初的地主阶级统一战争奉为不可置疑的历史伟业，另一篇则对《给阿嬷的情书》进行冷峻剖析(郭松民 | 评《给阿嬷的情书》：南枝的“善良专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善良专制”的封建伦理陷阱，呼唤尊重个体权利与女性解放。两篇文章，单独看来，哎嘿，似乎都有那么一点道理，很有迷惑性。但放在一起对比一下，问题便很明显了：同一位评论者，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后，对待两部电影，其前后立场发生了无法调和的分裂。他在历史剧前是封建王朝统一叙事的歌颂者，在亲情文艺片前却又成了批判封建伦理、呼唤个体解放的急先锋。这种左右互搏，不可不谓是当下混乱的文艺观点的生动写照。

其根源，在于郭老师对两段历史都做了去阶级化的处理。

在评论《澎湖海战》时，他完全抽去了清初满清对明郑政权进行扩张战争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重组。他谈吴三桂，着力于其个人品德之卑劣与私欲之膨胀。谈南明小朝廷，聚焦于其横征暴敛与吏治腐败。这些批判诚然是事实，但问题在于，他由此推导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是既然明郑政权与南明诸政权已失去民心，那么清朝便自然拥有了代表中国的合法性，施琅的军事行动便占据了道德高地，便是不容置疑的统一。这一跳跃性的推导，恰恰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满清政权的阶级本质是什么?南明政权和明郑政权固然腐朽，难道同是地主阶级的满清政权就不腐朽了?满清政权为了迅速获得统治权，其对劳动人民的屠杀与压迫，更加血腥与残暴。在阶级上，满清政权同样是一个建立在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专政之上的封建王朝。在民族上，在施琅攻打台湾时，正处于明政权的抵抗力量仍然存在的时间节点上，两者间是一个外部侵略者和侵略抵抗者的关系。郭老师所谓“顺应历史潮流”，其具体内容在民族上是侵略者战胜了抵抗者，在阶级上，则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更强大的统治集团取代了那些更虚弱的集团，重新调整了剥削和压迫的秩序。康熙的更名田也好，减免三饷也罢，本质上是新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税源而采取的阶级统治术，与解放一词可以说是毫无关系。然而，郭老师完全忽略当时历史节点中满清政权的侵略者属性，将施琅歌颂为民族英雄，还将其功业与郑成功收复台湾相提并论，这不就是在把一个封建政权对另一个封建割据政权的军事征服，把侵略者对抵抗者的军事征服，混同于一个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并进而将封建地主阶级的领土扩张叙事，拿来为社会主义祖国统一的解放事业背书。这难道不荒谬吗?

更吊诡的是，正是这位在宏大历史叙事中毫不犹豫地拥护着封建王朝大一统的郭老师，一旦其将目光转向普通人的微观世界时，却又立刻化身为了对封建伦理最严厉的父亲。在评论《给阿嬷的情书》时，郭老师指出：南枝以善良之名，剥夺了淑柔的知情权与人生选择权，这是一种温柔的专制，是封建的“前现代人的有情有义”。他这样质疑南枝的行为：南枝凭什么代替淑柔做出决定?凭什么认定淑柔愿意无限期等下去?这些质问，指向封建宗法制下个人，尤其是女性，被物化、被安排的命运。他还引出了鲁迅、巴金、曹禺，呼唤以“尊重对方主体性”为基础的“现代人的有情有义”。可是，我不得不提醒一下郭老师，在这里，虽然他变成了一个呼唤个体解放、彻底清算封建父权与夫权的现代启蒙斗士，却似乎不小心忘记了自己对上一个封建叙事的拥护。这样一来，郭老师便亲手制造了一个无法缝合的矛盾：当施琅的舰队奉满清皇帝之命，以武力将台湾纳入版图时，郭老师为何没有丝毫以呼唤个体权利或反对封建伦理的视角进行审视呢?那些清军水师中的士兵，那些沿海被迁界禁海折磨的百姓，那些抵抗满清侵略的民众，难道不是一个个个体?满清封建王朝的大一统背后，同样是无数升斗小民被裹挟、被牺牲的命运。但此时，个体的苦难在封建统一的宏大目标面前，似乎又失去了被郭老师审视的资格。同样的逻辑内核——“你必须接受我为你安排好的命运”——用在封建王朝的统一战争上，郭老师赞其为伟业，而用在南疆侨乡女性的阶级互助上，他却痛斥其为专制。这种左右脑互博的双标操作说明，离开了阶级分析，郭老师似乎就只能在抽象的国家统一与抽象的个人自由这两种概念之间随风摇摆，变成机会主义的俘虏了。

郭老师的这种分裂，暴露了其文艺观的偏差。

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批评有明确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评判一切历史人物与事件，归根结底要看其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减轻了劳动人民身上的剥削与压迫，是否服务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审视施琅，我们就会明确他不过是清王朝这一地主阶级专政工具中的一名干将，其功业在于帮助新主子完成了对旧主子的权力接收。他既没有超越个人恩怨，也没有超越个人利益，其行为说到底还是汉族地主阶级分子为维护自身地位向满族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彻底归附，怎能拿来与当下的社会主义祖国统一的阶级性质相提并论?从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来看，一部描写施琅的电影，如果不揭露这场战争前后各阶级的生存状态，不表现普通士兵和百姓为此付出的血泪代价，而仅仅是打造一场视觉盛宴，去膜拜一个封建将领的“雄才大略”，那么它在思想上就是落后的，甚至是有害的。同样，在评价《给阿嬷的情书》时，郭老师虽然敏锐地批判了其“善良专制”，但他把解决问题的出路仅仅归结为抽象的“尊重个体权利”和“人的现代化”，这不是又掉入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话语陷阱了吗?他为什么不进一步追问：淑柔的悲剧，根源仅仅在于南枝的“善良专制”吗?不，其背后是旧中国和南洋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广大劳动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在宗法伦理上受压迫的系统性困境。其所谓“现代人的有情有义”，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经济基础的变革，离开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结合，就不过只是一句空洞的漂亮话而已。

郭老师反对郭老师，这不仅是其个人的认知失调，更是当前文化讨论中一股思潮的典型症状。这股思潮厌倦了尖锐的阶级分析，试图从儒家思想的大一统的“宝库”中寻找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粘合剂而完全不谈国家与民族的阶级本质，又试图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货架上拿来“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漂亮话语并还是不去谈人的阶级性，以为这样就能兼得秩序与自由，还不用触碰阶级矛盾，无比调和、无比圆满、皆大欢喜。然而，这可能吗?抽去了阶级分析，这两套话语根本就是互相拆台的。它们无法解释，为何压迫者发动的统一战争是正义的，而民间以所谓“前现代人情义”为名的“善良专制”却是需要被批判的?它们无法回答，究竟是那些在封建“康乾盛世”下挣扎求生的佃农更能代表中国，还是那些带着“落后”伦理但彼此保持着阶级同情与阶级守望的侨乡女性更能代表人民。这种理论上的贫困，导致了立场上的忽左忽右，最终陷入了这也可，那也可，这也批，那也批的相对主义泥淖。

走出这种左右互搏困局的唯一道路，就是重新拿起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

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我们才能清晰地分辨，历史上的一切所谓统一伟业，必须区分其是革命的、解放性质的统一，还是反动的、压迫性质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国所追求的祖国统一，是结束民族分裂、消灭剥削阶级、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事业，它与满清皇帝进行的封建王朝疆域扩张有着本质区别。同样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我们才能将个体的解放，特别是妇女的解放，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联系起来，而不是幻想在保留旧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靠着去“善良专制”化的“现代人的有情有义”这种抽象的道德说教来实现人的现代化解放。否则，我们就会像郭老师一样，在批判一种前现代封建“糟粕”的同时，又去拥抱一种更糟粕的前现代封建叙事，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为旧时代招魂的吹鼓手，却自以为是新时代的启蒙者。我想，这就是《郭老师反对郭老师》这出悲喜剧所能带给我们的警示。

附：一位女同胞@两边不着 短评“郭松民 | 评《给阿嬷的情书》：南枝的“善良专制””
续写烈女传……为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对另一个陌生女人包办了人生。这种包办被包办的人生，因为遮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感动了无数人。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对伦理的颠覆性毁坏，中国确实要进行“克己复礼”。但是这个“礼”应该是什么时期的礼，是怎样的礼？正常的中国人对于新中国以来的成就，常常感慨中国革命的彻底。中国革命的彻底难道不包括妇女从封建五权压迫下彻底解放吗？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在家庭、社会上的对平等的努力争取，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实成就都虚无了吗？不是资本主义就是封建主义，或两者杂合，这就是未来的走向吗？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贞洁烈女。和精致利己，唯我独尊的小资产阶级糜烂。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从现在来看，难道革命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