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走廊|韩毓海：机械体系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

机械体系

一、“美丽新世界”

Geoffrey E. Hinton(杰佛瑞·辛顿)因为发明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玻尔兹曼机，推动了AI技术的兴起，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后，在接受《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采访时，杰佛瑞·辛顿认为，这一技术对于人类的影响可与工业革命相比拟，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工业革命造成的“机器体系”的历史发展，不但使机器可以在“体力”上超越人类，更能够使机器在“智力”上超越人类。

辛顿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既是人类的重大机遇，也是重大风险与挑战，因为这项发明造成的总体后果是，比我们聪明的“机器体系”不但将取代人类的体力劳动，且将取代人的智力劳动、脑力劳动，而这种情况，在未来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出现。

自那时起20年后，就是2044年，那时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辛顿没有作出描述，而深刻地描述那时的世界状况的，是一本社会科学著作，题为《贤能政治的崛起》。

这部著作出版于1958年，作者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该书将故事设定为2034年，也就是辛顿获奖的10年后。该书的上半部分，采用未来或者乌托邦叙事的方式，描述了21世纪初期的英国，描述了旧世界的垮台。在那个旧世界里，资本与财富以阶级固化的方式传承，有钱人将社会地位传承给子弟，在旧世界，亲属、财产关系凌驾于技能、知识之上。

该书随之描述了这个以资本和财富为基础、任人唯亲的资产阶级旧秩序的崩溃，一场全面争取社会平等的运动彻底推翻了两极分化、阶级固化的旧世界。

但是，消灭财产阶级的社会平等运动，却导致了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造成一个财富为全社会所共同拥有的平等社会(或者马克思所说的消灭了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反而造成了新的种姓制度。

该书后半部分则描述了新的社会等级体系的出现，在那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阶级制度，被作者所提出的“贤能政治”所取代，这里，“贤能政治”被理解为I+E=M公式产生的东西，意思是“智商+努力=功绩”。其中智商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上层由掌握了最先进科学技术的高智商者垄断，而社会底层则由从前的富人和从前的穷人的子弟联合构成，而这些底层的共同特点是智术低劣，且不爱学习，喜好娱乐消费，因此极为愚蠢。如果借用当今社会学术语，他们就是“被学习型社会排斥的人”。

在这个贤能社会里，因为学习能力和智商随着年龄自然下降，一个人在到了四五十岁后其职业生涯就走下坡路了，于是，未来社会存在买卖聪明宝贝(智商充电器)的猖獗黑市。在这个新世界里，对于“聪明宝贝”的买卖与投机，代替了资本和阶级社会里的货币和证券投机。

《贤能政治的崛起》书稿完成后，曾经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只有一个出版商答应出版，但前提是把这部学术著作修改为小说。具体说就是，出版商希望作者按照赫胥黎(Aldous Huxley)《美丽新世界》的风格，把学术著作写成科幻穿越小说，杨确实照做了，可惜小说改编版本最终还是没有出版，最终，《贤能政治的崛起》还是作为社会学著作侥幸出版，未料，却一举成为英国畅销书。

这本著作形象地说明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空前威力，这种威力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和人文著作，其魅力也远远超过了小说。

出版商要求迈克尔·杨模仿的那位小说家赫胥黎出生于1894年，是《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在19世纪的英国，有两个著名的赫胥黎，还有一个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出生于1825年，他是《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作者。

托马斯·赫胥黎的书，被严复翻译为《天演论》，他认为：未来社会是掌握资本与技术的人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同时，这个进化过程也是消灭伦理的人的过程。

而第二个赫胥黎认为，未来世界是机器智能人和生命工程造就的基因人胜出。

《美丽新世界》写的是2532年的事。它写的是500年之后的社会，在那里，生育和繁殖将依靠生命工程完成，基因将被培养、改造，通过生命工程和基因技术改造，一部分人生来就是劳动者，还有一部分人生来就是领导和统治者，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基因都将被修正，正如衰老和疾病的基因将被修正一样，在未来世界，体力劳动主要由机器人承担，于是，那里没有生老病死，没有衣食之忧，当然，由于人不再从事生育与繁殖的社会活动，便也没有家庭、社会、国家，那里也有人，但那里的人没有情绪、个性、自由、道德、信仰、快乐、幸福意识。

阿道斯·赫胥黎认为：未来社会没有饥寒交迫，没有生老病死，当然没有物质短缺，那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乃至过剩的社会，但那也是没有自由、个性、尊严、道德、情绪、情感与热情的社会，因为痛苦感已经被药物治愈，所以，那里的人不理解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剥削，什么是痛苦与烦恼，人的一切伦理性将被消灭，机器、智能和基因人统治人类，从而导致伦理的人全面丧失。

二、“机器体系”

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机器体系”的范畴，并预言了把所有的机器联系在一起的机器网络体系(互联网)之诞生：“机器体系”的意思，不是指单个的机器，而是指把机器联合为一个体系——正是这种互联网络，作为机器体系的智能器官，形成了机器体系的大脑，因为机器有了头脑，所以，工人就沦为了机器体系无足轻重的肢体。

马克思这样说：资本主义劳动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接着，马克思预言了机器互联网时代的劳动场景——在联合起来的机器体系面前，经济学所描述的劳动过程已经被完全改写了，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将变得日益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因此，劳动主体性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必须重新定义：

“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5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没有把机器体系的诞生、机器体系对于劳动的取代，理解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理解为资本积累的结果，或者说，是资本对于科学技术垄断造成的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技术的发明，乃至机器的发明，在全世界各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曾经出现过，但机器体系只有在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在资本的支持下，才可能产生。

与单纯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不同，人的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这种生产过程中，他们不但生产出产品，也生产出特定的社会关系，正如工业革命生产出机器一样，他们也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于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支配人的劳动的似乎是机器体系、是电脑，但是，支配电脑和机器体系的则是资本——这原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是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62页)

在人工智能和“电脑”的时代，人可以是没有头脑的，但是，电脑自己却是有头脑的，因为它的头脑就是钱，就是资本。

马克思以诙谐的语气写道：

“我是没有头脑的，但是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占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说，它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颇有头脑的人，它不是比颇有头脑者更有头脑吗?既然我有能力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渴望的一切，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机器体系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劳动的最后形态，这意味着：那些发明机器体系的人，类似于辛顿一样的科学家们，他们一旦被资本雇佣，掌握资本的资本家，则会因为能支配哈佛、耶鲁、北大最顶尖的科学家，支配他们的智力的产物——机器体系，从而变得无所不能。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将毫无意义，劳动价值论将走向破产，劳动者将彻底丧失历史主动性和主体性。

这就是为什么，辛顿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竟然说：他对自己的发明感到“后悔”。因为这一技术完全被资本所垄断，其结果就是彻底贬低人类劳动，彻底改造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直至取消人类劳动的主体性。因此，他呼吁，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研究AI技术的安全问题，而不是通过这个技术追求利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不应被理解为自然科学“发明奖”，而是自然科学发明“控制奖”。众所周知，诺贝尔发明了硝化甘油控制技术，其实是为了使爆破工人的工作更加安全，而不是为了炸毁这个世界。他说，自己最伟大的发明，并不是黄色炸药，而是对于炸药爆炸的控制方法。爆炸只是一个物质现象，而对于爆炸的控制，才是人的意识。他明确地说：“我不是在制造毁灭，而是在寻找让危险变得可控的方法。”为此，他才设立了诺贝尔奖。

可见，设置诺贝尔奖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鼓励科学发明，恰恰相反，它是为了控制这种发明所造成的危机和后果，这就好比原子弹被生产发明出来，并不是为了毁灭人类，而是为了控制和消灭战争，而机器体系被人发明出来，当然也不是为了消灭劳动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性。

这就是设立诺贝尔奖的初心，但却并非每一个获奖者都具备这样的初心。

三、“科学的反革命”

人们一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正如智商高是一种优点，但卢梭在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之后，他的结论是否定的。在《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利于使风俗淳朴》这篇发人深思的论文中(发表于1750年，可能是18世纪最为特立独行的文献)，他指出：发展科学与艺术之动力，就来自人类炫耀智力聪明的冲动，而这基于人喜好攀比的恶德，人希望自己比别人聪明，希望在智力上压倒别人，这根源于人性深处的不平等意识。于是，他的结论是，科学与学术的发展，不但深深基于人类不平等意识，而且更造成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

对于科学技术之滥用进行最露骨的咒骂的人，是哈耶克，这见诸他的名著的标题——《科学的反革命》。哈耶克的论述极为抽象，但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客观对象有其规律，一旦掌握了其客观规律，自然世界就会像机器一样自动运行。但是，人类社会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生自发秩序”，所谓“自生自发秩序”，是指人类在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自觉遵守的秩序，这种自生自发秩序不是机器所能理解，也不是机器程序所能代替的，用制造机器的思维去改造社会，只能摧毁社会。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秉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反革命”思维，他们企图像设计机器一样去设计未来社会，其结果就是全面摧毁了社会。

尽管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秩序”究竟是指什么，但哈耶克本人对这一点却说得非常清楚，他指出，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就是指逻辑、语法和市场交换法则，这些法则都是人类自发形成、自觉遵守的秩序，当然，与其说它是“自生自发”的，还不如说它是约定俗成的更好理解，而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当然就不是客观的对象。

《天演论》

哈耶克相当正确地指出，科学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漫长的18—19世纪，科学方才逐步地从哲学和人类知识中分离出来，并逐渐取得支配的地位，同时，他还极为独到地指出，法国大革命对于科学霸权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的第二部分，揭示了法国大革命如何摧毁了古典的知识体系，以一套称为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机构来代替它，但是，尽管如此，科学的唯一霸权依然没有确立，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依然是两个，而不是一个。

在新的知识体系建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个机构，一个是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其目标是研究物质世界、进行技术应用教育和制造机器，另一个机构则是医学院系统，它研究的是人类的“脑力劳动”或者脑力活动。这个系统围绕着逻辑学、语法学和经济学，建立了“意识形态学”。

简而言之，法国大革命后，在古典知识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知识体系，依然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技术工程，这就是被巴黎综合工科学院院长德·布罗斯称为“拜物教”的对物质世界的研究(他发明的“拜物教”这个词被马克思继承下来)，一个则是意识形态学，其主要学科是经济学(交换法则)以及逻辑学和语法学，它是由一批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建立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是孔狄亚克和德斯蒂·德·特拉西。这门学问同样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并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著名(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2012年，121页)。

在哈耶克看来，意识形态学捍卫的就是人类社会的法则，这种法则就是“自生自发秩序”，而语法、逻辑和交换法则，都不属于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规律，而是在人类社会中自发形成的法则，因此是物质的世界不能理解而只有人才能理解的东西，当然，也是只有人才能学会的东西，而自然科学、物质机器不能理解这种法则，当然也根本学不会这样的法则。

哈耶克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捍卫者。对哈耶克来说，一个文明社会的教育，不仅是指科学技术教育，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教育就是社会法则教育，而最能体现文明社会的法则，就是“自生自发秩序”，而最能体现“自生自发秩序”的，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虽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于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秩序之含义所知甚少，但长期以来，他们正是运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这个范畴，去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当然也批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在哈耶克那里，科学社会主义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空想，是“理性之滥用”，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么计划经济就植根于“科学的反革命”。

哈耶克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计算问题，从而全面否定了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并因此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演说，进而质疑了“经济学应该追求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这一命题，而哈耶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物质世界的造物不能理解人类社会的法则，机器不可能理解并掌握人类社会法则的复杂性和随机性，计算机不能理解市场行为和市场法则，简而言之，机器不可能像人一样说话，像人一样思维，像人一样理解市场交换。

但是，今天，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无论在语法、逻辑还是交换法则各方面，人工智能都展示出巨大的学习能力，其复杂的学习能力和随机性，正日益瓦解了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秩序”的前提。

当然，如果哈耶克还活着，他依然会把人工智能的革命称为“科学的反革命”，但是，在人工智能革命已经是大势所趋的现实面前，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是否还一定要把经济学奖授予这样一个露骨的“反革命”，或许会是一个问题。

四、“意识形态学”

当然，使哈耶克在冷战的关键时刻获得诺贝尔奖的真正理由，就在于他对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捍卫，就在于他反复强调，西方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教育，什么是意识形态教育?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社会法则的教育，捍卫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捍卫该社会之社会法则，如果丧失了意识形态教育，那就是丧失了社会法则，这个社会就丧失了其合法性。而一个社会的合法性，不可能由科学技术话语来提供，正如人类社会不能由机器来控制。

研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学之关系的人当然不仅是哈耶克，最深入地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是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讨论的就是古典知识、社会形态学和科学的关系，并在这种讨论中展开了对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之诞生。

意识形态当然是社会法则，但与哈耶克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法则不是什么“自生自发秩序”，而是在训练、规训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定社会的统治秩序、支配秩序，这些法则为特定社会的统治势力所制定，其目标就是对人进行训练和规训。至于哈耶克反复强调的意识形态教育，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便对此作了简要概括：“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这句闪电般的断喝，不仅揭发了“自生自发秩序”的实质，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它不禁令人想到杰佛瑞·辛顿所发明的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玻尔兹曼机，因为这种机器训练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意识。因此，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训练人的意识的统治机器。这就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对《共产党宣言》里那句话的解读。

马克思的伟大学术贡献在于：他全面地追溯了西方古典知识的传统，并清晰地刻画了它向着科学、意识形态学转变的历史轨迹。

西方古典知识传统向着现代转变之关键在于：一方面，是把人仅仅理解为思维着的人，同时，把思维方法，仅仅理解为思维的逻辑方法乃至计算的方法，另一方面，作为西方知识内核的辩证法，把这种理性的人，转变为物质的人(机器体系)，这种物质的人(机器体系)只不过是思维着、计算着的人的物质的外壳，并与肉体的人、劳动的人相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为资产者所批判地发扬起来的所有的西方知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人训练成机器”，语法学、逻辑学、市场交换的法则，也包括被资产阶级哲学视为基石的辩证法。其历史与现实的作用，无非是对人的精神与意识加以训练和规训。

什么是辩证法?柏拉图对辩证法最精辟的概括是这样一句话：“人身上最明亮的东西被转向而看见可见物质世界中最明亮的东西。”(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02页)

什么是人身上最明亮的东西?是人的能力，即人的智力和体力;从可见的物质世界中最明亮的东西中，看到人身上最明亮的东西，就是掌握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人，从物质世界的能力中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的基础。

按照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一个人从桎梏里解放出来，首先看到的是具体的物体，然后看到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而在太阳下看到太阳系里面星球的联系，最终认识到宇宙万物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的灵魂与宇宙之间的联系，或者，从宇宙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中，认识到一切知识之间的联系。这个过程，是辩证法。

什么是逻辑学?

把辩证法等于认识论，把人类的能力等于思维的能力，这原本是阿拉伯人对于古希腊知识的解读，这起初不过是一种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法则，在中古时代的阿拉伯学者那里，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法，它体现为逻辑学，辩证法就是思维的方法，思维的方法是逻辑——这种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后来被黑格尔所继承。而黑格尔很正确地指出：这是一种教士和学者制定的社会法则，即它不是什么“自生自发秩序”，而是阿拉伯人制定的秩序，如果没有阿拉伯人，西方人丝毫也不会理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什么是语言学、语法学?什么是语言的艺术?

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这个学科，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才被发现的，正如荷马史诗和罗马修辞学是被文艺复兴发现的一样，这种发现意味着：从事语言艺术的人，可以为语言制定法则，因此高人一等。这就是卢梭所谓，孩子还没学会说话，就学会了背诵谁也听不懂的诗歌，这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尚，而正是这种时尚，使语言文学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重要学科。

与其说，语言和语法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还不如说，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呈现，马克思指出：意识如果不能转化为物质，它就无法呈现自己，它就是四大皆空的虚空和虚无。

《德意志意识形态》首创性地论述了：作为意识的物质呈现的语言活动，为什么可以转化为思维的秩序、社会的秩序：

“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即语言。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在这里，马克思叹息着：“精神”很倒霉，从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这句话诙谐地说明：精神要驾驭物质，它首先就不得不变成物质，人要驾驭自然力，首先要掌握与自己对立的自然力，这就好比你要说服别人，首先得“发声”，使你真正成为一个存在的，不是在那里独自无声的思想，而首先是成为一个“声音”被别人听到，是作为一种“物质力量”被别人感受到。

简而言之，语言正如意识和精神一样，不能自生自发地存在，人的智力要驾驭自然，首先要把自己转化为自然力才行。如果没有人听得懂柏拉图、黑格尔啰嗦，那就等于柏拉图和黑格尔就没有语言能力，如果他们的智力、意识不转化为书籍，那么他们的智力就等于零。

什么是市场交换的法则?

尼采说，这是在买卖活动中，在市场活动中产生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实质是“博弈”，买卖就是博弈，正是在买卖活动中，产生出理性人和计算的人，也正是从这里，产生了人与人对抗，人欺诈人，自觉占人便宜的意识，市场的法则把理性理解为计算，而并非什么自生自发秩序，因为就是商人主导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法则。

市场的法则，交换的法则，不是什么自生自发形成的秩序，而是一个商业社会的社会法则，是一种社会强制的结果，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价值规律其实是极为抽象的东西，人们根本不能理解它，但作为社会强制的结果，人们虽然不能理解它，却必须按照这种法则去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却这样做了。价值不曾在额头上写明它是什么。它是把每一种劳动生产物化成一种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才想到要说明这个象形文字的意义。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生产物，就是在这个秘密后面出现的，使用价值被当作价值规定，本来就像语言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哈耶克在经济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把“自生自发秩序”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等同起来，并为“看不见的手”这一形象的说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哈耶克的论述本身是极为抽象的，他只是使“看不见的手”更加晦涩难解，更加神秘。

也许只有马克思回答了什么是“看不见的手”，以及为什么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支配的。

实际上，《国富论》中只有一次提到过“看不见的手”，在更多的地方，斯密采用的说法是：市场是“匿名的”，至于市场交易为什么必须是匿名的，这正是问题所在。

《资本论》指出：所谓“看不见的手”，无非就是说市场是匿名的，市场之所以“匿名”，这是基于两个原因：

一，市场是基于个人的自利的合作，而只有在匿名的状态下，才可以把人的自私自利发展到极致。换句话说，只有在“看不见”社会关系，或者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化解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情况下，人类才会彻底放下“面子”，为所欲为，从而把自私自利发展到极致。

二，只有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只有在真正的所有者、获益者匿名的状态下，资本才可以自由流动，投机才有可能。具体说来，就是只有把一切固定资产和货币转化为不具名的证券、股票和债券，资本的投机才是有可能的，而在实名制的条件下，资本的投机和自由流动都是有限制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因此，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说清楚了什么是“看不见的手”。于是，在看不见的手，即匿名的市场里，真实的社会关系、私有制形式、获利者身份，都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白手套”、中间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生产、货币交换，构成了完全自成体系的逻辑，那里只有商品与货币，没有人，只有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没有人的关系。

正是斯密所谓“匿名化”，使市场关系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它把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全部人类历史都“匿名化”了。实际上，不但人完全被抽象了，在《国富论》的视野里，家庭、社会、国家都是不需要的，如果说，国家与国际秩序在市民社会的初期还是必要的的话，那么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他们都将被取消。这也就是康德关于“世界大同”的构想——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和商品的全球化，一个全球市民社会将建立起来。

全球市场是一架庞大的机器，而资本是它的头脑，市场机器的法则是由资本的收益率制定的，从这个角度说，它是按照资本收益率最大化的法则而被计划出来的，在资本收益率面前，没有任何自生自发秩序存在的可能性。

什么是机器?马克思一语中的地说：“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但机器从来不是人类智力和知识的一般的产物，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产物，即它是产业革命时代的产物：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198页)

市场意识，不是一种无意识，不是一种本能，不是人之天性，恰恰相反，它是对人的意识进行训练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学就是这样一种对于人的意识和精神的训练。

或者说，进行这种训练就是意识形态学的任务，首先是人的能力、自由意志被狭窄化为人的“智力”，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意志”，被狭窄化为人的“意识”，而人的意识，又被狭窄化为人的计算能力。

用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就是：能力=智力=计算。

那么，语言等于什么?黑格尔认为，语言等于逻辑。而逻辑等于什么?逻辑等于计算。

于是，用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就是：语言=逻辑=算法。

机器人、人工智能与人的区别，就在于，机器人、人工智能是一种按照纯粹逻辑进行思维、计算的理性人。因此，机器体系就是意识形态学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说，意识形态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把人训练成机器，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意思其实是——意识形态学的最高成就，就是机器体系的产生，人类最高的“智能”，无非就是把自己的智力对象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机器体系。

哈耶克说，意识形态学是人学，是机器不能取代的，现在，机器有了意识，这是辩证法的几乎必然的发展，人的智力和体力，就体现在机器人的身上，这是物质世界最明亮的东西，人从机器人身上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这就是辩证法的完成。

辩证法发展的结果是：人最终在机器人身上发现了人的本质，机器劳动最终替代人类实践。

五、大逆转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句名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历史上，统治阶级总是精神劳动者，是意识形态的守护者，是社会法则的维护者，与之相对，被统治者是体力劳动者，是意识形态的盲从者，是把社会统治秩序乃至社会压迫制度，理解为自然的、“自生自发秩序”的顺民。

而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与对立，是西方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分离、对立发生于中世纪后期，首先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对立，表现为市民与农村贵族之间的斗争。

与农村不同，在城市里，精神劳动、脑力劳动占主导地位。卢梭所说的那种风气——发展智力和炫耀聪明，以科学与艺术为风尚，这乃是城市的风俗，这种风俗的扩展，驱动着城乡的不平等。

而马克思对于卢梭的重要补充是——资本是在城市商业活动中完成初步积累的，资本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代表着商业与农业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资本天然是亲脑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贬低肉体和肉体劳动。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人类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深刻地体现在资本的偏好上，而这种偏好，尤其体现为资本明确支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当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与“禁欲”和理性化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表达了马克思这种历史性的看法。

文艺复兴是在城市里发生的，它把希腊的文明成就完全归结为脑力劳动的成就——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从而完全忽略了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而在随后的启蒙运动中，语法学、逻辑学和市场交换的法则，则构成了“意识形态学”的基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西方文明进一步偏向脑力劳动而鄙视肉体和体力劳动，进一步切断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资本主义是以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资本主义酷爱不平等，特别是物质劳动、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脑力劳动的不平等，在这方面，它是唯心主义的，它排斥压榨肉体的人、以肉体劳动谋生的人，在这一点上，韦伯认为它是新教的，是禁欲主义的。

于是，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意识形态工作者，就是这样上升为社会的统治者，这里的原因是，前者掌握着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后者掌握着人类社会的法则。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前者的工作是把自然训练为机器，后者则是把人训练为机器。

但是，西方历史的发展，与其说植根于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偏好，不如说是植根于资本的偏好，而马克思说，资本偏好的是机器，不是人，如果机器能带来剩余价值，那么，最好取消一切人类活动。于是，当机器体系产生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首先是机器劳动代替了人类的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者降低为无产者。《共产党宣言》说：“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

接下来，几乎是必然的，机器体系将代替意识形态和精神劳动，因为机器学会了说话、思考和支配市场交换。

正是这必然的一步，把科技工作者、意识形态工作者、精神劳动者——把知识分子——由曾经的社会统治者、社会精英，变成了无产者，变成了知识无产者和知识民工，使他们感到了加入了失业大军的威胁。

只有到了这一步，历史之大逆转才真正开始，或者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方才具有了现实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用极为精炼的话概括这种石破天惊的大逆转：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页)

简单地说，这就是机器体系对于精神和意识活动的替代，而机器体系的诞生，恰恰是对人类意识活动的长期驯化的一个必须结果，它的结果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这就意味着，当机器体系全面替代了科技工作者和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活动，这就是把他们全部踢到了可有可无的无产阶级的群体中。

马克思说，这一结果不是消极的，而恰恰是积极的，它造成的是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结合，而“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即他们可以反过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帮助无产阶级发展科学技术和进行意识形态动员。

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科学的胜利，当科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从空想变成了现实。

但这并非马克思的观点，哈耶克说，这依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是对的。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精神劳动者被资本支配的机器体系替代之后，只有当科技工作者、意识形态工作者与体力劳动者一样被机器体系替代之后，只有当他们加入到无产者的队伍中之后，只有当他们起码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才会帮助无产者发展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只有当这样的条件具备之后，我们才会谈到存在一种“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和意识形态工作者”，由于这样的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才能真正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就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上的解体。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18页)

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指出：德国人是在康德、黑格尔的思想熏陶下成长的，德国唯心主义代表了西方抽象的智力发展的一个高度，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一智力转化为自然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指出：如果说，西方唯心主义乃至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集中地表现为人类的智力发展对象化为机器体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并夺取这个机器体系，以使其免于匿名的、盲目的、投机的资本所控制。

于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类的未来就不是取决于匿名的、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市场竞争，而是两个旗帜鲜明的阶级，围绕着人类智力的最高成果——机器体系为代表的生产资料——而进行的斗争。

马克思用一句话概括了未来世界的前景：

“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作用物。……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9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中，那些颇有头脑、站在人类智力高端的人，那些有能力把人类的智力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人，起着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对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而言，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都是力量，作为力量，它必然是政治性的。虽然自然科学奖总是颁发给没有真正倾向的科学家，但是，诺贝尔奖设置的初衷，就是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而这个倾向就是反对战争，维护创造性劳动的权利。

杰佛瑞不是辛顿家族第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也不是第一个对自己掌握的伟大发明感到“后悔”的人。对智力转化为“物质生产力”这一过程进行反思，对于实践进行反思，原本是这个家族的传统。

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他的姑姑Joan Hinton，琼·辛顿，1921年10月20日生于芝加哥，2010年6月8日逝世于中国北京。

琼是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她的中国名字是寒春，她和她的丈夫阳早，被称为长期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际主义战士。她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出于对原子弹的反思，她于1948年从美国到延安后，与丈夫阳早一起，赶着牛转战陕北，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进入北京，从此在北京郊区养牛。与控诉牛棚的季羡林先生完全不同，他们的学问从曼哈顿回到中国的牛棚，回到大地，为了大地上的学问，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彻底决裂，她为了解决中国儿童牛奶的问题，奋斗了一生。

她是一个象征，也是一面旗帜。她是马克思迟到的预言，是思想的闪电，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他们就会解放为人。